王 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清代是杜诗学发展的集大成时期。这一阶段，名家辈出，盛况空前。清初是杜诗学史上继两宋之后掀起的第二股研究热潮，涌现出的杜诗学著述不仅数量甚多，而且质量亦佳。甚至“可以说清代杜诗学的主要成就基本集中在清初”[1]3。王士禛是清代早期颇负盛誉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许多作品蕴藉自然、清远冲淡，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价值。其评诗力主“妙悟”，倡导“神韵说”，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主盟康熙朝诗坛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代文宗”，王士禛对杜诗学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曾发表过大量关于杜甫、杜诗的言论。这些独到的看法构成了清初杜诗学除杜诗注本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刘濬《杜诗集评》是诞生于清中叶的一部带有见解汇总性质的杜诗批点本专著。该书共辑录了15家涉杜言论，其中绝大多数为清代早期知名学者的相关评点，王士禛的批语自然也位列其中。是著保存了王氏不少精辟的论杜见解。而王士禛对老杜作品的态度问题，三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因此，我们很难笼统地以“喜”或“不喜”去对其进行武断界定。20世纪80年代迄今，关于王士禛对杜甫诗歌评价的探讨不断升温。然而，多数研究者或因囿于门户之见，或因未能对王氏全部涉杜言论作细致考察，导致他们以偏概全地认为王士禛贬低甚至诋毁老杜作品。这些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刘濬《杜诗集评》所录王士禛的相关评语为观照对象，通过深入考察具体内容，以小见大，力求准确把握是著的编纂情况与作者的诗学主张。

一、刘濬《杜诗集评》所录王士禛评语的来源

王士禛毕生好学不倦、成果颇丰①关于王士禛撰述的具体情况，骆伟曾指出：“学界至今尚众说纷纭，有说百十种，有说二百余种，更有说五百余种，莫衷一是。”参见骆伟《清初王士禛著述考评》，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古夫于亭杂录跋》称：“渔洋先生，一代宗工，总持风雅。生平著作，侈侈隆富，久矣风行海内，传播艺林。”[2]146王士禛的著述大致可分成两类：其一是他本人撰作，其二是他所选评者②此处分类借鉴台湾学人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一书对王士禛著作情况进行整理时的说法。参见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第51页，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前者较为复杂，主要包括王氏的诗文集，如《带经堂全集》92卷、《渔洋山人精华录》10卷等；诗话，如《渔洋诗话》3卷、《带经堂诗话》30卷、《五代诗话》12卷等；笔记，如《池北偶谈》26卷、《居易录》34卷、《香祖笔记》12卷、《古夫于亭杂录》6卷、《分甘余话》4卷等。后者多为诗集，主要包括《古诗选》32卷、《唐贤三昧集》3卷、《唐人万首绝句选》7卷、《十种唐诗选》17卷，等等。

在王士禛众多作品当中，诗话类、笔记类、选本类、序跋类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些文献是考察王氏诗论体系的重要依据。以他批杜为例，从上列四类著述中可寻绎出大量相关材料。“有评论杜诗思想内容的，有分析杜诗艺术技巧的，有考证杜诗版本、人事、字句、音韵、名物制度的，有演述诗源流继承关系的，有记载杜甫行踪遗迹和逸闻逸事的，有批评杜甫之缺失的，抉幽显微，摘瑕辨伪，范围是很广泛的。”[3]足见，王士禛对老杜作品用力甚深。正因为他常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与评价标准去观照杜甫、衡量杜诗，并屡屡提出不俗的看法，才使得其能在清初杜诗学界占有重要一席。

刘濬《杜诗集评》搜罗了不少王士禛评点老杜作品的见解。遍检是著，同时与王氏的撰述(主要还是诗话、笔记、选本、序跋这四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刘濬《杜诗集评》所收王士禛的相关言论多数都来自于清人张宗楠所攒的《带经堂诗话》[注]《带经堂诗话》30卷，王士禛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张宗楠编。全书共分8门、64类。作为一部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诗话体专著，《带经堂诗话》纂辑了王士禛生平多种论诗作品以及笔记、杂记中的思想观点，全面反映了他的诗歌观念与诗评主张。一书。张著条理秩然、资料丰富。“它包罗了现在可以看到的绝大部分(除几种论格律的专著之外)王士禛论诗的言论”[4]603，集中体现了王氏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张宗楠在纂辑《带经堂诗话》时，将是书卷三十专门划分为“评杜类”，共辑得83则[注]其中80则乃王士禛对老杜作品的见解，还有3则(篇名分别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画鹰》)，系他引用兄长王士禄的对应看法。这些意见虽非王士禛本人之言，但却是他认可的。因此，张宗楠在汇辑王士禛的相关言论时，也将此一并吸收进来。相关评语。他于本卷开篇即自注道：“宗楠附识：山人评杜惜未睹其全，只就传本录存，中间有激赏其至者，有直斥其非者，著语无多，必中肯綮，手眼故不犹人也。”[5]855精研这些材料，可知张氏所言非虚。

张宗楠《带经堂诗话》评点杜诗条目(83则)按照老杜作品的内容主要可分为如下五类：酬赠交游(30则)、抒情咏怀(27则)、摹景状物(14则)、忧国恤民(5则)、批判现实(7则)。显而易见，王士禛对杜甫酬赠交游、抒情咏怀、摹景状物这三类诗作关注良多。

首先，酬赠交游类杜诗是王士禛批点时格外重视的一类。在83则相关评语中，此类有30则，所占比例约为36%。众所周知，杜甫一生迎来送往、阅历丰富。他的集子中自然不乏大量酬赠交游类作品。就王氏评论所涉及的老杜诗歌而言，主要包括：寄寓问候的，如《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等；描绘欢聚的，如《病后遇王倚饮赠歌》《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等；记录离别的，如《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等。

其次，抒情咏怀类杜诗亦是王士禛批点时甚为属意的一类。针对这类作品的见解共27则，约占所有相关评语(83则)的33%。通常认为，杜甫是一位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伟大作家。他渴望出将入相、建功立业，却偏又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因此，很多时候诗人就会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老杜此类作品异常丰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王氏评论所论来看，基本包括如下两种情况：其一是直接型，即标题具有明确指向性。如《上水遣怀》《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其二是间接型，即内容具有突出针对性。如《醉时歌》中“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6]60《岁晏行》中“万国城头尽吹角，此曲哀悲何时终？”[7]951等。

最后，摹景状物类杜诗也是王士禛批点时相当关注的一类。此类的看法有14则，在83则涉杜言论中约占17%的比重。万口一词，杜甫博学多识、情趣高雅。作为一位颇富创造性的诗人，他有极强的体察和感悟能力。其现存集子中有不少摹景状物类作品。通过逼真而细腻的描绘，展现了高超而精湛的造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摹景状物诗源远流长。从先秦《诗经》《楚辞》中的寓情于景、托物言志，到汉魏六朝时期谢朓、陶渊明等的审美自觉，再经唐代张若虚、孟浩然、王维等的积极探索，这种题材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又至杜甫笔下，其虽然不以摹景状物诗著称，但是他的这类作品无论是艺术技巧的纯熟，还是思想意蕴的丰富，均足以与前代的翘楚巨擘分庭抗礼。通观王氏所论老杜诗作，不难发现：既有劲健疏放的一面，又有柔婉谨严的一面。前者如《天育骠骑歌》《望岳》等；后者如《山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等。

刘濬《杜诗集评》继承了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中绝大部分内容。除此之外，《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一诗刘濬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而未采纳王士禛的意见。还有《送李校书二十六韵》《遣兴五首》(其五)《冬狩行》《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对雪》这五首作品，亦无从晓得刘氏为何同样没有吸收王氏的相应看法。笔者就此作出大胆猜测：刘濬在编撰《杜诗集评》前，或许曾经看到过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中对王士禛评点老杜作品言论的逐条辨证。翁氏声称上举篇目中对应的评语并非王士禛的，而系其兄王士禄的。刘氏对此深表赞同，故舍弃不录。总而言之，刘濬《杜诗集评》对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刘氏通过爬梳剔抉，借此确保自己作品的准确性与纯粹性。正是撰者这种严谨审慎、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才使得此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大的研究意义。

由此可知，刘濬《杜诗集评》所收王士禛评语多数出自张宗楠的《带经堂诗话》。这些褒贬分明、言简意赅的见解可谓价值颇丰，不仅为探讨王士禛的诗学主张和诗论宗旨贡献了充足的材料，而且为深入考察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刘濬《杜诗集评》对王士禛评语的改造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后学张宗楠广采王士禛《渔洋文》14卷、《蜀道驿程记》2卷、《古诗选·凡例》、《皇华纪闻》4卷、《南来志》1卷、《北归志》1卷、《广州游览小志》1卷、《池北偶谈》26卷、《蚕尾文》8卷、《蚕尾续文》20卷、《秦蜀道驿程后记》2卷、《陇蜀余闻》1卷、《居易录》34卷、《香祖笔记》12卷、《渔洋诗话》3卷、《古夫于亭杂录》5卷、《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分甘余话》4卷这18种著作中的相关诗论，编著成《带经堂诗话》一书。据其《纂例》交代：“汇集十有八种，类以经之，年以纬之。顾年月后先，互有参错。”[8]纂例2可见，是书取材宏博、网罗齐备、结构明晰、设计精审。作为清代一部理论性与系统性均较强的专著，张宗楠《带经堂诗话》提出了大量宝贵的诗评主张和不少精彩的诗论见解，对当时及后世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诚如翁方纲所言：“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洋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颇皆问诗学于此书。”[9]卷六230全著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窥一斑。同时，鉴于王士禛在诗界声望久隆，故此书的分量是不容小觑的。

关于《带经堂诗话》之汇辑，张宗楠称：“(王士禛)平生绪言，只手纂《渔洋诗话》一册，其他散见诸书，无虑二千余条。愚分类汇钞，都为一集，于以启前贤之扃鐍，作后学之津梁，未必非艺林一快也。”[8]纂例1此处，张氏不仅回顾了是著成书过程的简况，而且指明了自己编撰这部作品的缘起。然而，据笔者粗略统计，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事实上辑录了王士禛散见于各部著作当中的评诗之语多达一千六百余条，内容涵盖诗歌创作与批评鉴赏等诸多方面，称得上是集王氏诗论之大成。其中，张著有83则评语涉及对杜诗音节(比如，“《剑门》：(‘高视见霸王’抹‘王’字)平声。”[5]857)、字句(比如，“《饮中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句全抹)不成句。”[5]856)、内容(比如，“《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已下)乱离事只叙得两句，‘清渭’以下以唱叹出之，笔力高不可攀，乐天《长恨歌》便觉相去万里。即两句亦是唱叹，不足实叙。”[5]856)、技巧(比如，“《巳上人茅斋》：‘岱宗夫如何’，及此诗‘可以’字，皆是少陵句法。”[5]859)等的考评，确实于“论杜”倾心尤深、着力甚勤。然而，这些批语并非全系王士禛的看法，而是掺和了少量其兄长王士禄的对应言论(有些虽非王士禛本人的原话，但也是他赞同的。比如，“《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卓氏近新寡’已下)西樵(注：王士禛之兄王士禄的号)云：忽入此一段，不伦不理，无端之甚。(‘空中右白虎’二句抹)如呓语。(‘襄王薄行迹’已下)此段又不伦。”[5]858)对此，刘濬《杜诗集评》在收录王士禛的相关批点时，通过理性审视、甄别择弃之后，方才从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中遴取出77条王士禛的论杜见解。不仅颇具文献辑存价值，而且不乏理论探究意义。

由于王士禛既没有杜诗笺注类的专著问世，又缺乏自成体系的杜诗学研究成果，故刘濬《杜诗集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虽然是书纂辑的王氏言论集中来源于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但是当从刘著中将王士禛的批语单独提取出来，并与张著所辑进行细致比对，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并非完全一致。

1.字句变更。在34则论杜评语中有22则，约占65%。此比例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刘氏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做法。譬如，《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一诗，张宗楠《带经堂诗话》卷三十云：“《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柱史晨征憩’)趁韵。(‘后汉更列帝’)唐虽遭乱，然非灭而更兴，不得以后汉为比。”[5]857而刘濬《杜诗集评》卷一云：“王云：‘唐虽遭乱，然非灭而更兴，不得以后汉为比。’”[10]210例如，《哀王孙》，张宗楠《带经堂诗话》卷三十云：“《哀王孙》：此等自是老杜独绝，他人一字不敢道矣。”[5]856而刘濬《杜诗集评》卷五：“王云：‘此等自是老杜独绝，他人一字不能道矣。’”[10]473。等等。

2.位置变换。在34则论杜评语中有12则，约占35%。这个比例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比如，《岁晏行》一诗，张宗楠《带经堂诗话》卷三十云：“《岁晏行》：(‘岁云暮矣多北风’四句)喜其气老，只在参错中。(已上古体诗)”[5]858而刘濬《杜诗集评》卷六云：“王云：‘喜其气老，只在参错中。’”[10]564再比如，《谒先主庙》一诗，张宗楠《带经堂诗话》卷三十云：“《谒先主庙》：(‘力侔分社稷’二句)包举得大。”[5]860而刘濬《杜诗集评》卷十三云：“王云：‘包举得大。’”[11]105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刘濬《杜诗集评》之所以会改动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中的内容，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可能是编者无心造成的失误。如脱字、讹字等，有时的确很难避免；也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大概是刘濬为追求用语精当、阐述准确的表达效果而特地予以订正。至于第二种方式，刘氏或许是出于慎重考虑，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理解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安排；或许他压根并未意识到这样的处理有什么不妥。客观地讲，对阅者其实没有带来任何不便。

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不仅体大思精、别具一格，而且对诗歌创作与评论均有较大的贡献。是书曾于卷三十特辟“评杜类”一门，专收王士禛的相关言论，总共辑得83则。刘濬《杜诗集评》在既继承又变革的基础上，批判地汲取了其中的77则。从中可见刘氏治学是如此的求真务实与追求臻善尽美。

三、刘濬《杜诗集评》对王士禛评杜的立场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成就斐然的一代名家。“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以‘神韵说’为标志的诗歌美学理论颇成系统，而且在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和总结、对历代诗家、诗作的评价方面也用力甚多。”[12]然而，其对杜诗却“态度暧昧”[注]徐国能认为：“王士禛对杜诗的态度相当暧昧，一些称美中表现了他的敬仰；但诸多批评与否定，也的确不同于以往的杜诗评家。”参见徐国能《王士禛杜诗批评析辨》，载《汉学研究》2006年第24卷第1期。。鉴于清代早期对老杜作品的研究已经掀起了新的高潮，加之一直以来王士禛在诗界久负盛名，因此他的杜诗见解势必会给后学带来诸多有益的启迪。由是观之，无论是就清代诗学而言，还是对清初杜诗学来讲，王士禛的涉杜言论都具备独特的考察价值。

由于王士禛对老杜作品的看法褒贬不一、迥异前贤，故历来诗评家们多以他不喜杜诗为定论。如果说赵执信宿怨王士禛[注]赵执信曰：“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参见赵执信著，陈迩冬校点《谈龙录》第10-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袁枚嗤诋王士禛[注]袁枚讲：“要知唐之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于少陵亦时有微词，况元、白乎？”参见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三(上册)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的观点未必公正，那么李重华看到王士禛“批抹杜集”[注]李重华道：“近见阮亭批抹杜集，知今人去古，分量大是悬绝，有多少矮人观场处，乃正昌黎所称不自量也。”参见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册)第9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就作为他不喜杜诗的物证，近人普遍通过援引王士禛指斥老杜作品的评语，进而得出他一味否定杜诗的结论[注]武润婷就曾提出：“今天的研究者也多认为王渔洋名为学李、杜，实则崇尚王、孟，并认为他不喜杜诗的原因，在于他反对杜诗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引导人们寄情山水，以适应清初统治者的需要。”参见武润婷《论王渔洋评杜》，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这些看法都是有失允妥，不符合事实的。客观地说，王士禛批点杜诗的言论堪称丰富。其中既包括对老杜作品优长的肯定。有从整体上加以褒赏的，如《香祖笔记》云：“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13]246他称赞杜诗具有“诗史”地位和“诚实”品格。有从局部进行推扬的，如《然灯记闻》云：“为诗须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数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总是起结血脉要通；否则痿痹不仁，且近攒凑也。句法杜老最妙。字法要炼，然不可如王觉斯之炼字，反觉俗气可厌。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蒸’字、‘撼’字，何等响，何等确，何等警拔也！”[14]121他由衷地钦服杜诗精湛的艺术技法，又涵盖对其缺陷的批判，主要是立足于特定作品，针对具体弊病加以指摘。如他曾以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中“红绽雨肥梅”一句为例，批评杜诗炼字之拙劣。如《师友诗传录》云：“问：‘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阮亭答：‘凡粗字、纤字、俗字，皆不可用。词曲字面尤忌。即如杜子美诗：‘红绽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14]138。他虽然赞赏杜诗的佳作，但是并非溢美之辞；即使批驳杜诗的败笔，也绝无贬损之意。王氏尽量以己之独立思考去公正、理性地对待老杜作品，从而矫正了学界数百年来对杜诗盲目推尊而造成的流弊。

刘濬《杜诗集评》从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中抄录出的相关批语共77则，其中绝大部分言论王士禛的态度都是肯定的，只有少数见解坦陈瑕疵。虽然“这些批评语气强烈且颇带主观色彩，难免使人感觉王士禛有刻意否定杜诗之嫌”[15]，但是王氏的这些看法无不与他潜心研磨、悉心剖析密切相关，同时亦展现了其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因此独具手眼、颇见特色。

比如，其对《八哀诗》就曾直言不讳地攻讦它的句子存在繁缛冗杂的毛病。刘濬《杜诗集评》云：“王云：‘《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称之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其中累句，须痛刊之方善。石林叶氏之言，其识胜崔德符多矣，余《居易录》中详之。’‘《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啽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10]367今日看来，王士禛的说法是颇中肯綮的。《八哀诗》确实有语意重复、铺叙拖沓的缺陷。

再比如，曹慕樊曾高度评价《醉时歌》中“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二句道：“此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人不觉。此联要与首段连起来看，便会觉得‘衮衮诸公’可耻。岂不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吗？由此便见得这篇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激烈的郁结而出之以蕴藉，尤为难能。”[16]449实系精辟的论述。然而，王士禛却并不看好这一联。刘濬《杜诗集评》云：“王云：‘‘相如’二句应删。’”[10]458他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该作前半已述尽郑广文之冷落，此番比喻只为重申诗旨。不仅未能增添新意，反而太过浅白直露，甚至近于酸腐牢骚。这与王氏一贯倡导的诗歌应含蓄蕴藉、意境深远的主张相背离，因此他才会认为这一联尽可谫除。

王士禛对老杜作品的指摘，有些是公允的，而有些则是偏颇的，甚至还有些是意气用事的。例如，杜甫《冬日有怀李白》一诗寄托了自己对李白真切的思念。其中“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二句，更是借《左传》典故表明他们两人不时有作品相互赠答，体现了李、杜之间的深情厚谊。然而，王士禛却对这一联评价颇低。刘濬《杜诗集评》云：“王云：‘‘更寻’二语竟难通。’”[11]583实在是有些苛责过甚。此类相当极端的批驳，有时难免令人无法接受。譬如，王士禛特别欣赏杜集中空灵婉转、韵味无穷的诗作，故而他对《洞房》《宿昔》等素来不为学人们所重视的篇目却偏爱有加。刘濬《杜诗集评》云：“王云：‘《洞房》《宿昔》诸诗，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绝作。’”[11]771只因这类作品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王氏就刻意拔高。此处，他的观点显然欠妥，故难以获得广泛认可。

刘濬《杜诗集评》摭取了张宗楠《带经堂诗话》中绝大多数论杜见解。整体而言，王士禛对老杜作品是尊崇的。虽然他的批评偶有偏颇，但是也并非都没有道理。即使不免失误，也还态度诚恳。由于王氏能够辩证看待和理性评论杜诗，“他的褒扬也罢，指摘也罢，多是从自己的研究中获得的，多是从自己的文学经验中提升出来的”[17]170。又鉴于他不怵名家、不畏世俗，且敢于直陈己见，因此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综上所述，清代杜诗学研究在整个杜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清初杜诗学研究又在整个清代杜诗学研究中呈现出独占鳌头之势。作为清代早期诗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王士禛亦对杜诗学的发展贡献颇巨。在由其门人张宗楠纂集的《带经堂诗话》中，就存录了他不少有价值的涉杜见解。刘濬《杜诗集评》又对此进行精心甄选与审慎加工，保留了王氏大部分见解。从刘著所辑的情况来看，肯定老杜作品者居多，另有少量否定意见。刘濬认为，王士禛对杜诗的看法既有中肯的，又有失当的，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需要客观审视之后才能作出公正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