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工皎

改革开放前，我曾经先后拥有过三只半导体收音机。请年轻的读者朋友们注意，我使用了“拥有”这个词。因为，在那个并不很遥远的年代，有一只收音机是件足以引起轰动和羡慕的大事。

第一只收音机，是在文钰叔叔的悉心指导下，我用时三个多月装配的。1969年春，我告别生活了十六年的故乡赴南通农场（时称建设兵团24团）工作时，这只半导体收音机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行装中最贵重的奢侈品。别看它其貌不扬，却给我们知青的小屋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和莫名的激情。下班后，七八个知青躺在芦苇铺就的床上，听着高亢的《打虎上山》，劳动的疲惫似乎消失了；而“苏丹总统尼迈里挫败阿塔少将的政变、智利阿连德总统血洒总统府以身殉职”的消息使我们确信，尽管在长江之滨，但是，因为有这只收音机，我们并不闭塞，真可谓“脚踩污泥，胸怀全球”。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初囊中羞涩，收音机的零部件，大部分都是我廉价买回的等外品，加上装配技术不行，没过多久，收音机就开始出现故障了，拍一拍，响一响，不拍不响，接下来，往床上摔一摔，响一响，不摔不响，再后来，死猪不怕开水烫，任你打任你摔，就是“哑口无言”。第一只收音机就这样在一片啧啧声中寿终正寝了。

第二只收音机，是文敏婶婶送的。听说我和知青们都喜欢听音乐，听时事，她把自己的收音机托人给我捎来了。那是只巴掌大的袖珍单管机，很漂亮，质量上乘，美中不足的是单管机必须戴耳机听，只能一个人听，许多国际最新消息，必须由我听过后，火线贩卖给知青哥们儿。当然，我不听的时候，马上会有其他人接着听，可想而知，这只小小的半导体，工作负荷有多大呀。欢乐持续了没多久。一天，一位南京知青约我到河边“说句话”。他姓罗，虽长我五岁，却显得饱经世故。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听说你有一架只能一个人听的收音机，听什么内容只有自己清楚。我说是，我以为他要问我借收音机。他说他不想借，只是给我一个忠告，说如果有人告发你一个人在听敌台，该如何解释？谁为你证明？跳到黄河也说不清！言之有理！我虽然属龙，但在那个年代，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兔子胆。当天晚上，我和哥们儿一商量，立马把收音机打入冷宫。当年国庆节，一对贫下中农喜结良缘，我把收音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当然，我不担心他俩会听敌台，因为，首先，从主观上分析，他们根红苗壮，阶级觉悟比我们这帮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青高；其次，从客观上分析，两人 A、B、C、D 都不懂，就算从收音机里收得到美国之音或BBC，也无法听懂叽哩呱拉的外国话，绝对不会被帝修反拉下水，更不可能里通外国。

又过了两年，我略有积蓄了，专程到南通市最繁华的百货大楼买了只很时髦的“红灯”牌七管收音机，花了40多元钱，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买收音机的目的，不光光是为了听新闻、听音乐，最主要的是为了学外语。其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我邮购了书籍，每天跟着广播讲座学英语。广播讲座每天播好几次，即中午12时，晚上6时、8时、10时。我一般中午听一次，晚上听一到两次。建设兵团的农田十分广袤，田和田之间，有一长条林带。中午和晚上，树林里没人，是我学外语的最好课堂。我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跟着素不见面的老师肆无忌惮地大声朗读，常常自我陶醉其中，其乐趣只有我知、收音机知。

也许是因为我太招摇，那朗朗的英语声终于引来了一号首长——连队指导员。“扎根兵团干一辈子革命，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他板着脸吼道，“学英语，还不是想跳出‘农’门？告诉你，英语学得再好，海关、南通港、天生港也还不会要你这号人！”天哪，他只知道海关港口才讲英语，以为我学英语，是为了去海关或港口。我听得十分纳闷。见我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以为我已经在“斗私批修”、反思认错了。再由于学英语仅仅是小错误，尚属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于是，他的语调变缓和了，他说我一贯要求上进，最近又向党组织呈递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我是肯定的；还说我的学习热情是好的，只是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错了。我又一次纳闷，我学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授的英语，又不是美国之音教的英语！如果想学习的话，他要求我学农机、学植保、学畜牧。最后他送我一段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指导员批评得对，学英语的动机确实有跳出农门的嫌疑。这是小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革命动摇性在作怪。”现在再看这段日记，不禁脸红耳赤，从小学到初中，才读了七年书，我能算小知识分子吗？

学农机、学植保、学畜牧，只要买本书就行，再用不着收音机了。为了表示我再不学习英语的坚强决心，我毅然“断臂”，托人把收音机带回了苏州家中。

从此，我再也没买过任何收音机。不过，在南通拥有过三只收音机的故事却常常在脑海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