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1年，中共中央高层曾经接受爱国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议，并委派李一平，代表中央邀请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生活。此事一直以传闻的方式出现在各类研究成果中，始终缺乏最可靠的原始证据。近期披露的李一平1951年10月9日写给陈铭枢的一封信，足以填补长期以来的一大空白。在这封信里，李一平简要地提到了迎请陈寅恪居庐山的进展情况，言词虽短，却有力地证实了此事确曾发生。相比于各类传闻和口述资料，当事人李一平的这封信堪称迄今为止最原始、最重要的直接证据。

[关键词]中共中央高层;陈寅恪;庐山;李一平;陈铭枢;未刊信札

[作者简介]张求会（1969-），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广州 510050）。

前 言

1951年，中共中央高层曾经接受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议，准备将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广州迎请至庐山讲学、生活。此后多年，这件事一直作为小道消息在知识界传播。

1979年10月7日，陈寅恪逝世十周年之际，其弟子王永兴撰文回忆：“党和国家对寅恪先生十分关怀。广州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派一位同志到广州看望寅恪先生。这位同志转达了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期待：希望他不要离开中国大陆，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祖国;他居住的地方由自己选定，在广州，在北京，在庐山都可以，如果他愿意住在庐山，政府可以把他老家在牯岭的旧居加以修理;在研究上，如果需要经费和其它条件，政府都可满足他的要求。寅恪先生向这位同志表示，他感谢总理对他的关心，他不会离开中国大陆;住在广州就很好，不回庐山了，请政府不要费心去修理牯岭的房子。在研究工作上，现有的条件已经足够，不需要政府再给经费。”见王永兴：《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12页。1997年，《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出版，增订本恢复了1981年初版本“因种种原因”而删节的文字，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首，“出版说明”。其中就包括了吴宓日记对此事的记载。

1951年，中央高层接受李一平的建议，并派他迎请陈寅恪居庐山研究、讲学，未果。1953年，中央高层决定邀请陈寅恪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曾经担任陈寅恪助教的北京大学副教授汪篯携带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份邀请信，南下劝说陈寅恪北返，依然未果。蒋天枢撰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误将二事一并系于1954年，按语则云：“吴氏日记所记派李一平迎陈先生北返，与前言汪篯迎陈先生北返事，是一是二，待考。”同样因为研究条件的制约，蒋著初版本、增订本先后两次将吴宓记载此事的日期错为“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实为1961年8月30日）。吴宓当天日记之内容，蒋著初版本刊作：“吴宓日记：‘政府派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增订本则恢复了蒋氏书稿的原貌：“吴宓日记：‘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复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请迁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政府派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询问也。”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7-148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輯（增订本）》，第157-158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95-125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0-119页。

2006年，《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1961-1962）》面世，首次完整披露了陈寅恪1961年8月30日对于此事的忆述（详后）。吴宓是陈寅恪的终生挚友，他的记录源自陈氏本人的口述，自然真实可信。然而，作为建议者和执行者的李一平，是否留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长期以来从未听闻。2019年7月，李一平的外孙朱邈向笔者提供了一封其外祖写给陈铭枢的未刊信札，李一平在这封信里明确谈及此事的进展情况。至此，中央高层有意迎请陈寅恪居庐山研究、讲学一事，总算出现了第一份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证据。

一

朱邈提供的这封李一平致陈铭枢未刊信札，

陈铭枢与李一平等人往来之信札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经朱邈牵线，已由陈铭枢后人捐赠某科研单位，尚待整理、公布。以毛笔书写于白色便笺上，一共五页，每页八行，间有涂改。正文如下：

证兄如晤：

弟于前月底回宁，顷又来沪，日内即返宁北行，大约本月廿日以前可以抵京。

日前得秋一兄函，谓江津自九月份起，月从县府领米一千五百斤，楚君实可感激，亦了一段心事也。

庐山之计，顷陈封怀君自北京归来，知一切已如仲揆计划办理。请兄即迅为查明政院“江西农业厅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封怀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庐山工作站主任”之令文已否到部。如已到部，望即速为转令江西农业厅，以便陈君回省即可赴庐山工作，并请令江西省府在牯岭拨一较大房屋，以为办公之用。陈君积学笃行，在山备历艰苦，守死不去，以有今日成绩，将来此一工作站对中南区必有甚大贡献。一切俟兄十一月入京，又为面罄。

如今年弟不返滇，会后当偕兄一作庐山之游。家康如同意，即介去庐山工作，俾从此事畜得所。日内回京，即与商决。

寅恪先生是否回山，将视弟是否回山以为定。如此，则京中朋友望弟住京中者，又不能不从长计议。此皆待兄回京又商。而毓德则以举家人人有业安土重迁之感（崇如父女俱当选本届市代表）。居素决卖屋回国，即赴庐山从事著述。弟则如兄所知，实应有一清静环境读书数年，但以目前情形而论，则一年半载以内恐尚无此清福耳。奈何！

耑上，敬颂双安！诸侄快乐！

广生有许多像片带京。

弟平上言

十月九日

原信未分段、无标点，现据文意分为若干段，并添加新式标点。

二

这封信的内容颇为丰富，除了调陈封怀回庐山工作、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以外，还涉及其他人和其他事。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加清楚，也为了尽可能凸显这封信的重要文献价值，有必要宕开一笔，先对写信人李一平的生平以及他和相关人物的关系梳理一番。

李一平（1904-1991），名玉衡，以字行，云南大姚人，爱国民主人士。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追求光明、追求民主。1924年，考入东南大学文科。1925年，参与领导南京“五卅运动”。此后，在广州经陈铭枢介绍，结识廖仲恺，并于1926年参与广东革命政府关于出师北伐的策划工作。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科科长、第十一军政治宣传队队长，借助陈铭枢的关系，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呼吁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30年，痛感无回天之力，遂称病脱离国民党军政界，在庐山创办“交芦精舍学堂”，实践教育救国的志愿。1938年，回到家乡大姚县，创办大姚中学。1942年，应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赴昆明共商局势及抗日谋略。1947年，旧政协移至南京后，李一平作为龙云的代表长住南京，为国共和谈奔走。其后，协助龙云策划滇军起義和云南起义。1949年夏，李一平到北平向中共中央请示云南起义事宜，并与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共商起义的具体部署，为滇军起义和云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云南起义后，他陪同龙云从香港回到北京。1950年，李一平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并以教育界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会后，受周恩来委托，再次赴港从事统战工作。嗣因朝鲜战争爆发，局势发生变化，即返回北京。1950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

据《李一平传略》，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147页;何虎生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71-172页。按：本文涉及人物较多，且生平经历复杂者不在少数，为省篇幅，现仅撷取与本文讨论问题相关联之片段，敬希读者察而谅之。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别署证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国民党爱国将领。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2年，支持所部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与李济深等于福州组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称“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和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48年，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副部长，后转任部长。

据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27页;《陈铭枢简谱》，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01、204、206页;何虎生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增订本）》，第169页。

李一平与陈铭枢相识相交多年，在不少重大历史关头并肩作战，交谊之深笃可想而知，故而这封信无论谈及公事或者私事，都能直言无忌。李一平写这封信时（详后），陈铭枢已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部长，因此，李才会请他查明陈封怀之调令是否已经“到部”，并“转令江西农业厅”“请令江西省府”协同办理——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行使中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人民政府工作”。

源清：《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成立纪实》，《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5期。

“秋一”，即吕澂（1896-1989），字秋逸，又作秋一，江苏丹阳人，佛学家。1914年，吕澂入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师事欧阳竟无。1918年，欧阳竟无发起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澂应召协助。1922年，内学院在宁正式开办，吕澂任学务处主任。1937年，抗战不利，南京形势紧张，内学院西迁四川，吕澂携家随往。次年，内学院在江津成立蜀院，仍以讲学与刻经并举。1943年，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去世，在川同学组织院友会维持院务，推举王恩洋、陈铭枢、吕澂等七人为理事，由吕澂摄理院长职务。1947年，吕澂返回南京，筹划恢复内学院，未果。1950年，四川解放，院中一切无恙。此时，吕澂仍有意将内学院迁回南京，然苦于并无“好多办法”，“而张澜等已为蜀院请得西南文教部的经常补助，在川续办不成问题”。吕澂遂于同年11月回到四川，改内学院蜀院为中国内学院，组织院董会，王恩洋、杨鹤庆、李一平、陈铭枢、吕澂等五人为董事，推陈为主席。1951年10月，吕澂在京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归后感觉内学院在川办理困难，而国家对学术研究已有全盘规划和措施，更无私人办理之必要，遂于1952年结束院务。

吕澂著，高山杉整理：《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1959年秋，吕澂曾经写过一份自述材料，其中谈到了陈铭枢、李一平等人与内学院的关系：陈铭枢的老师桂念祖是欧阳竟无的好友，1915年陈铭枢曾在南京向欧阳问学，1926年又曾短暂住内学院研究，抗战时期在重庆又时常来院问学。李一平则于1926年由内学院中云南同学介绍，来院旁听，此后时有往还。陈、李二人同为内学院院友会理事、董事会理事，皆对内学院竭力维护。

吕澂著，高山杉整理：《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楚君”，应指楚图南（1899-1994），

“楚君”应该是楚图南，此承李春年（李一平长子）提示，朱邈2019年8月11日以微信转告。云南文山人，作家、翻译家、书法家，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以教员身份参加地下工作，为民盟领导人之一。1949年岁末，楚图南以民盟西南特派员的身份从北京南下重庆，次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文教部部长，负责大西南文化教育工作。

吴向北：《楚图南与西南文委（上、下）》，《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4期。吕澂自述所云1950年“张澜等已为蜀院请得西南文教部的经常补助”，以情理推测，应该与此次获得江津县政府补贴大米类似，同样得力于楚图南的扶助。

“陈封怀”（1900-1993），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植物学家。其曾祖陈宝箴、祖父陈三立、父亲陈衡恪、六叔陈寅恪等皆有名，世称“义宁陈氏”。1931年，陈封怀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曾参与该所与江西农业院共同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活动。1934年，植物园成立，陈封怀赴英国留学。1936年，返回庐山，任植物园副主任兼技师。抗战期间，植物园受战火摧残，人员被迫撤离。1946年，陈封怀被聘为植物园主任，在随后数年复建期内勉力支撑，甚至用自己在南昌中正大学任教的工资贴补植物园经费之不足，生活十分艰苦。1949年，庐山解放前夕，庐山管理局局长（兼庐山防卫团团长）要求陈封怀随其撤逃，陈不为所动，坚持不走，保护了植物园。

劉经富：《义宁陈氏与庐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44-153页。按：熊耀国（陈封怀同事）撰有《忆庐山森林植物园》，其第四节《陈封怀先生及张梦庄师母》内有文字忆及1949年遭遇土匪入室抢劫事。详胡宗刚编：《庐山植物园八十春秋纪念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5页。

“仲揆”，即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四光（其时正准备自海外返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次年3月到京就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12、40页。1950年，庐山森林植物园收归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领导，改名“庐山植物园”。身为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四光，得以直接策划、实施将陈封怀由江西农业厅农业科学研究所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庐山工作站一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四光当年的这一举措堪称英明：1953年，陈封怀协助设计杭州植物园;1954年，创建南京中山植物园;1958年，参加建设武汉植物园;1963年，到广州创办华南植物园。陈封怀也因种种成就获得“中国植物园之父”的崇高声誉。

刘经富：《义宁陈氏与庐山》，第153-154页。

“家康”，即李家康（1914-1998），安徽合肥人。

王忠良、叶德兴：《一对不可多得的“民国结婚证书”》，原载《新民晚报》，此转录自“东方网·东方生活·收藏天地”，网址：

http：//society.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54/2000521/class005400001/hwz257488.htm，2019年8月9日。李家康之父李少川（1885-1935），又名李国凤，

《净土圣贤录四编》卷中《往生居士三》略云：“李少川居士，名国凤，安徽合肥人。少时致力革命运动，以倾其家。……民国成立后，迭任政界要职，而虔修净土，日有常课。二十四年四月，在上海寓庐，觉有异香，因感国事蜩螗，愤慨成疾。六月廿四日，忽患脑充血，噤不能语，而神识清明。长子家康，在佛堂诵经念佛，祈父病愈。……廿六日午后，面现慈容，四肢已木，两手忽能合十，作礼佛状而逝，年五十一。”（此据高雄净宗学会编：《净土圣贤录》，1993年印行，第783-784页）据此确定其生卒年应为“（1885-1935）”，与《李一平诗选》编者按所标“（一八八七—一九三六）”（第78页）不同。与李一平为忘年交。

《李一平诗选·编者按》，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78页。“李少川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与冯玉祥、陈铭枢关系密切，平日里兄弟相称。”

《一对不可多得的“民国结婚证书”》。按：李少川、陈铭枢与1935年王亚樵刺杀汪精卫一案之关联，历来传闻众多，可参阅郭昭昭：《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946年2月19日，李家康与上海光华大学同学宋玉润在重庆结婚，其时，乃翁李少川虽已病故多年，“但冯、陈两将军仍欣然为李、宋证婚，足见冯、陈与李家友情笃深”。

《一对不可多得的“民国结婚证书”》。按：李家康之弟李家友，从1938年起，长期在陈铭枢身边工作。详李家友1989年10月25日《在陈铭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浦县委员会编：《陈铭枢纪念文集（1889-1989）》，政协合浦县委员会，1990年，第6-11页。

李一平则是两位主婚人之一，

详《一对不可多得的“民国结婚证书”》。可见他与李氏父子之关系也非同一般。

1977年，李一平有诗《家康侄录寄少川遗诗，回首生平，曷胜感怆》，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123页。

“寅恪先生”，即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历史学家。义宁陈氏三代人——陈三立、陈隆恪与陈寅恪等、陈封怀和陈小从——与李一平皆有交往，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一平在庐山办学期间，与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及其一家结识，自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刘经富：《义宁陈氏与庐山》，第93-97页。李一平将诗人陈三立奉为平生推仰的三位尊长之一——另两位为佛学家欧阳竟无、曲学家吴梅。

陈小从《八五年夏，北游燕京，趋谒先君之挚友李一平世伯于复外寓庐，历数五十年间往事，娓娓移晷，归而成六十韵以献》开篇即云：“吾祖爱匡庐，松门置别墅。林泉慰孤抱，颐养天所许。先生时过从，布衣蹑芒履。吾父倒屣迎，牵裾有稚女。（时余方八龄。）山肴佐村酿，从容论今古。佳辰扶轻箯，清景同延伫。（先祖每携家人山游，常邀先生同往。）相约不离山，往来八寒暑。”另有句云：“平生所推仰，欧、吴暨吾祖。（佛学家欧阳竟无居士、戏曲学家吴癯安先生暨先祖散原老人。）”见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代序二》。

1936年，交芦精舍学堂被当局下令解散，业已移居北平的陈三立闻讯后寄语安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日月曷丧，与汝皆亡。世运如斯，勿自苦也。”

李一平：《世难如山，散丈逝矣;追怀杖履，涕泪纵横（一九三八年春）》，见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10-11页。同年，陈三立抱病亲书贺联：“笃行鸿光维世教，高风陶翟恋山居”，托次子隆恪带上庐山，为李一平、曹毓德追贺婚礼。

陈三立手书之贺联在抗战时遗失，1948年李一平请陈隆恪补书，重新张挂于室内。详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另可参阅《李一平诗选》，第10-11页。陈隆恪以及隆恪之女小从，因为在庐山侍奉陈三立之故，较早和李一平结识，两代人皆与李氏有密切的联系。李一平不但与隆恪父女常有诗歌唱和，

李一平与陈隆恪唱和之作，似遗失;1959年李一平有诗《小从摘示其先君子彦和五兄倭难以来遗诗，感赋一律》，“彦和五兄”即陈隆恪，详《李一平诗选》，第58页。陈隆恪《同照阁诗集》收存与李一平往还之诗作，如《一平自滇来山喜赋长句》（1946年）、《岁暮怀一平》（1950年）、《一平至自北京将先往游庐山以坚归隐之约赋赠》（1950年）、《一平奉使关外还至金陵迎眷乘间枉道过访赋此戏赠》（1951年）、《戏作长句赠别一平还京》（1951年）、《病中闻一平自蜀返北京赋寄》（1952年）、《答一平书缀以此诗》（1952年）等，详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5、263、269、290、307页。陈小从则有《一平世伯赠梅坞龙井茶及庐山云雾茶均系先茔所在地及故居产物怆然感赋》（1983年）、《乙丑夏北游燕京趋谒先君之挚友李一平世伯于复外寓庐历数五十年间往事娓娓移晷归而成六十韻以献》（1985年）、《一平世伯寄示重登庐山诗及松门故居照片感触前尘依韵奉答》（1988年）等诗，记录与父执李一平往来之情形，陈小从著：《吟雨轩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3、66、76页。更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如1950年帮助陈小从赴京入读中央美术学院，1951年向中央统战部推荐陈隆恪担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等。据陈小从：《同照阁诗本事拾零》，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第442页。陈封怀为陈三立之孙、隆恪与寅恪之侄，虽年长李一平四岁，但始终对他敬重有加;李一平则待陈封怀如同辈。1983年，江西学者宗九奇撰写了一篇《陈三立传略》，陈小从认为稍嫌简略，于是补写了戊戌变法时曾祖陈宝箴、祖父陈三立在湖南的一些史实。写好之后，陈小从不太放心，寄给父执李一平求正。恰巧陈封怀出差抵京，李一平遂邀集在京的陈封怀之弟封雄，三人在李家一同商议如何修订文稿。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第176页。1985年，曹毓德逝世，陈封怀自广州寄呈《失妻同感》《哭梦庄》两诗，以示慰问。

李一平：《封怀寄〈失妻同感〉〈哭梦庄〉两诗答以一律（一九八五年七月）》，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134页。“君家风物略能说，待共含鄱一径秋”，

李一平：《封怀示小从带家藏五十六年白兰地酒喜赋一律即次韵并示小从》，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141页。按：可参阅陈小从《家藏白兰地酒为余出生前旧藏距今五十五年矣先父甚珍视几度摩挲而未忍开瓶取饮今冬赴穗以其半持赠二兄兄得之至喜酬以一律出此奉答》，“二兄”即陈封怀，详《吟雨轩诗文集》，第98页。是李一平对义宁陈氏知之甚深的自述;“三世接风仪，高谊照肝腑，先茔赖呵护，存殁两安抚”，

陈小从：《八五年夏，北游燕京，趋谒先君之挚友李一平世伯于复外寓庐，历数五十年间往事，娓娓移晷，归而成六十韵以献》。其中，“先茔赖呵护，存殁两安抚”句下有陈小从自注：“先祖及师曾伯父之墓在杭州九溪侧畔，屡遭危损，赖先生力得以保全，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代序二》。

则是陈小从感恩李一平多年关照的表白。

“毓德”，曹毓德（1912-1985），李一平夫人。曹毓德是清朝“父子宰相”曹文埴、曹振镛之后，曹氏原籍安徽歙县，因以扬州盐商起家，后世遂有长居南京者。

据朱邈2019年8月3日、5日微信告知。按：曹琬（曹毓德堂妹）有文章回忆：“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祖籍在安徽歙县雄村，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至今清朝御赐的‘四世一品大牌坊和办学场所‘竹山书院仍保存完好。我的祖父是前清举人，曾执教于两江师范（中大前身），因而在南京大石桥购置了房产，全家定居南京。”见曹琬：《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我童年与少年岁月的最好启蒙》，《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S2期。

1948年，为防不测，李一平将家小转移至香港。1949年时局安定后，曹毓德始携儿女返回南京。

1948年（戊子），李一平有诗《九日携年、光两儿登香港太平山感赋（一九四八年重阳）》;1949年（己丑），有诗《北行舶仁川（一九四九年六月）》《经仁川赴津沽，波平如镜，口占一律，寄内子香港东山台》《偕真如、心清、春涛游颐和园，步真如韵》;同年，又有《毓德携子女泛海北行，目断魂伤，悲不可遏，中夜赋寄》《毓德自津沽、南京电告平安，又读年、光两儿自津沽来函，赋寄一绝》《己丑岁暮自北京夜还南都感赋》等诗;1950年（庚寅），在南京有《庚寅元旦后一日，挈妻儿游梅花山》等

诗。从诗题已可窥见李家数年间之行止。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21-26页。

“崇如”，曹毓德之三叔曹厚墉，字崇如，号髯公，南京名士。

据朱邈2019年8月3日微信告知。曹崇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了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1933年因参与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遭到通缉，被迫流亡香港”。

曹琬：《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我童年与少年岁月的最好启蒙》，《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S2期。曹厚墉之女，名琬。曹氏父女“俱当选本届市代表”，其事未详。

“居素”，黄居素（1897-1986），广东中山人，民国时期政治家、画家。早年在粤军中担任要职，与林森、廖仲恺、陈铭枢等稔识，又曾入内学院研究佛学，得与熊十力、吕澂论学。1933年，黄居素脱离政界，到香港定居，醉心于佛学与诗画。夫人冯端一，原籍广东鹤山，生于广州。

幼苗：《黄居素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办公室《中山文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山文史》总第11辑，政协中山市委员会，1987年，第11-14页。黄居素、冯端一夫妇与李一平交谊深厚，为避倭难，黄家的女儿们曾被送至云南，托李一平照料。冯端一与李一平，常以姐弟相称，友情至老不渝。

《李一平诗选·编者按》，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5页。按：李一平有诗《得端姐书报以一诗》（约1934年）、《得素兄书，为言港九近况，并告知御寇筹策，时方大雨，而粤省沿海屡报飓风，戏寄伴函》（约1942年）、《除夕怀素兄端姐》（1952年）、《癸丑岁暮素兄端姐循例寄压岁钱，戏就书中旧俗童心语缀句，寄以博笑》（1974年）、《癸亥除夕前一日居素仍循例寄压岁钱来，戏报绝句》（1984年），可参阅。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5、19、35、115、129页。

“广生”，即陈铭枢长子陈润元（1916-2005），字广生。陈铭枢因为赞同李一平的处世为人，更钦敬其学识和见地，曾将儿子、外甥、外甥女等托付给李一平施教，受教地即李一平创办于庐山的交芦精舍学堂。

仲炜：《不负陈铭枢厚望的陈广生》，《老照片》第46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50页。其时，李四光购置房舍与李一平结邻，并利用假期上山为学生义务讲授理化课程。

《李一平詩选·编者按》，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7页。1935年，陈广生离开庐山，赴英国学习、工作，抗战后到香港工作。

仲炜：《不负陈铭枢厚望的陈广生》，《老照片》第46辑，第52-54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广生携家返回内地，生活、工作在天津，与曹毓德的二弟是同事兼好友。

仲炜：《不负陈铭枢厚望的陈广生》，《老照片》第46辑，第55-61页;据朱邈2019年8月3日微信告知。

三

陈封怀调任庐山植物园一事，在蒋天枢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辛卯一九五一年”条下，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本年侄封怀任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主任。”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50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蒋天枢为了撰作此书，曾经请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和侄儿封怀、侄女小从提供素材，封怀口述、小从笔录的《回忆录》就是蒋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9-20页。因此，看似简单的这句话，也应该来自陈封怀本人的回忆。李一平此信的出现，丰富了后人对于这次调任相关情况的了解;而陈封怀的回忆，则可以帮助确定李一平此信的写作年份在1951年。

此外，内学院蜀院1950年获得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部的补助，同年11月吕澂返回四川，1951年10月吕澂在京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回蜀后即着手停办事宜，1952年结束院务。据而推断：内学院在楚图南助力之下获得江津县政府“自九月起”每月支持大米1500斤，此事只能发生在1951年。

因此，现有证据足以确认：李一平致陈铭枢此函，写于1951年10月9日，写信地点则在上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即将于1951年10月23日在京召开，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188页。故而李一平打算日内即由沪返宁再北行，“大约本月廿日以前可以抵京”。从李一平写给陈铭枢的这封信来看，当时他对于今后定居在南京、北京还是庐山，仍然举棋难定。

四

李一平曾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李一平诗选》对于这类活动鲜有涉及，所以，通过李氏诗作来勾勒其历年行踪，往往难得其详，甚至无从寻觅。这种情形，直到解放初依然如此。比如，李一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特殊使命，从他1950-1951年之间的数首诗根本看不出任何玄奥，反倒是其友人陈隆恪的一首诗可以帮助后人管窥李一平当年的特殊使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开始。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在此期间，1950年10月24日，李一平在青岛看望病中的友人华岗（字少峰），时华岗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李一平诗选·编者按》，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29页。1951年1月17日，李一平在沈阳游览清太宗皇太极陵;2月5日（旧历庚寅年除夕），李一平自哈尔滨还北京。

李一平有诗《一九五〇年重九后五日问少峰疾于青岛，座供盆菊，清逸可喜，饭必小饮，饮必薄醉，留七日而后去，追忆成咏》《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游沈阳北陵清太宗皇太极墓》《农历除夕自哈尔滨还北京，元日车中口占》，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28-29页。随后，李一平离京南下，返回南京，旋即携眷北上，途中曾去上海探访老友陈隆恪，一宿而去。

陈隆恪《戏作长句赠别一平还京》：“翩若惊鸿落眼前，去随孤鹤控云天。仓皇一宿空生恋，琐屑千言未了缘。癖嗜辣椒看掬汗，病防狂药对流涎。无端破我洪荒境，古井波澜照夜眠。”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第269页。

陳隆恪写于1951年（辛卯）初春的一首七律——《一平奉使关外还至金陵迎眷乘间枉道过访赋此戏赠》

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第269页。按：2019年8月23日，李春年委托朱邈转告笔者：此次朝鲜之行，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带领中央慰问组赴朝慰问志愿军。再按：《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951年1月20日条下有谓：“致电高岗、李富春：‘北京中央各机关团体组成之慰问团，已于十四日出发赴东北慰劳。现中央正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慰问团赴朝鲜慰劳前线部队。”可参阅。详该谱，上卷，第121页。

——诗题已足以证明李一平此次东北之行绝非一般的问疾旧友、探访古迹;隆恪作于同一时间的另一首七律——《戏作长句赠别一平还京》——诗题也揭示了李一平是春携眷赴京的行踪。

东北行之后，李一平的统战工作似暂告一段落，但是1951年春天的讳莫如深似乎按照惯性贯穿了整个一年，勾画李氏这一年的行迹，也只能继续将其诗作与外围史料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1951年夏，李一平的另一位友人蓝梦九（西北农业大学教授），利用暑假偕夫人在李氏北京寓宅客居月余。

李一平《赠梦九夫妇》题注：“梦九夫妇以假日来访，居小石作寓斋一月而后去，时一九五一年盛夏也。”见《李一平诗选》，第30页。可参阅李一平1950年《赠梦九》及编者按，详《李一平诗选》，第25-26页。按：2019年8月23日，李春年委托朱邈转告笔者：此次入川，是为了参加土改。所以，《永川临发前夕即事》咏道：“拔帜立功争应战，欢声雷动一灯前。均田济众千秋业，破浪乘风大愿船。”（《李一平诗选》，第33页）《兴隆乡农民代表大会即事二首》其一有云：“一人泣诉辛酸事，痛哭全场尽失声。我自思量儿子语，平生爱憎未分明。”（《李一平诗选》，第34页）再按：邱江辉、刘光胜主编《中国政府参事工作制度》有谓：“为让民主人士能直接看到和听到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了解土地改革的真实情况，毛主席特别强调，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去参观和视察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为此，1951年政务院先后有18位参事分赴全国各地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运动。”（邱江辉、刘光胜主编：《中国政府参事工作制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可参阅。是秋，李一平远赴四川，有《入蜀杂咏》《永川城外晚步》和《自永川赴兴隆场道中即事》等诗纪游。

李春年、李春光、李春冰、李春如编：《李一平诗选》，第30-34页。同在这年秋天，他陪同龙云往游金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设宴招待，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陪同;次日，陈毅招饮于南京玄武湖上，宾主共尽两日之欢。

李一平《悼陈毅同志（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有句云：“丰功伟烈千秋飨，文采风流两日私。（一九五一年秋陪龙云先生南游金陵，曾共饮刘伯承将军宅。次日公复招饮玄武湖上，并邀余亲友与俱，余两日尽醉。）”见《李一平诗选》，第112页。按：其时，陈毅、刘伯承、龙云同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李一平为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再按：据朱邈2019年8月22日微信告知，曹髯公即应邀赴宴的李氏“亲友”之一。今天看来，貌似普通的这次出游、晤谈、聚饮，实则可能与合力保护杭州陈三立墓园有关，甚至可能涉及迎请陈寅恪上庐山一事。

1951年6月，杭州西湖牌坊山义宁陈氏墓茔的看墓人应品森给陈方恪（陈隆恪之弟）写信，紧急告知解放军海军某部即将征用牌坊山之地修建荣军疗养院，陈三立、俞明诗夫妇以及陈衡恪的坟茔均在迁出范围内。陈方恪与其兄、弟情急之下，分头向李一平、陈叔通、章士钊等故交求助。

潘益民、潘蕤：《陈方恪年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按：曾经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王越，晚年回忆陈寅恪往事时有谓：“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应当与当时也在德国的周恩来有过接触或了解，另外，陈先生为其父亲陈三立的在杭州西湖边的墓不要因扩路而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迁动祖坟在老一辈人看来是件背逆不道的大事。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王则楚：《陈寅恪先生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过》，《羊城晚报》2000年4月15日）显而易见，王越的回忆，得自传闻者居多，但有无陈寅恪上书周恩来之事，在相关文档解密前，仍未便遽断。方恪又以兄弟四人的名义，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字仲弘）写信，恳请政府保留父母、长兄长眠之地。这封信的底稿，随同其他陈方恪遗稿，保存于南京图书馆。南京学者潘益民首先发现此信，后由南昌大学刘经富抢先披露。刘经富：《散原老人身后事》，初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后收入刘经富著：《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1-170页。原信如下：

弘公司令勋鉴：

夙承存注，感激弥深。久拟趋叩铃严，藉申谢悃，惟以未寀行旌何时莅止，疏阔之罪，百喙莫辞。

兹有启者：先君散原公与先母俞太夫人、先兄师曾先生合葬杭州西湖徐邨，当时择定该处，并未经形家勘定，且先公素不信风水之说，只以晚年侨居武林，爱其山水清幽，偶营生圹，故不孝方恪等谨遵遗命，遂于戊子秋间，仓卒告窆，迄今已四载矣。先母、先兄早已于二十年前葬此。顷接看墓人应品森君来函，据云最近海军征收该处基地百亩，建设海军疗养院。先茔三座适在圈中，且通知限二十日内迁葬（本月六日通知，二十五日满限），如逾期未迁，当由公家发掘云云。

方恪等深知海军征用，事关国防，凡属人民，理应赞助。惟念不孝兄弟分处沪、宁、粤、汉，道路阻修，且皆服务于文教机关，生活清苦。非惟职守有关，会合不易，即迁葬之费，筹措亦难。又念先君文章气节，举世共瞻，先兄书画篆刻，蜚声海外。即我公燕谈之顷，亦闻齿及，私衷衔感，与日俱增。

1951年秋，李一平在与陈毅的两次会面中，完全有可能谈到保护陈三立墓园之事，

陈三立逝于1937年9月14日（旧历丁丑年八月初十日），1951年9月10日（旧历辛卯年八月初十日）为陈三立忌辰，陈寅恪作《有感》一律，题注云：“辛卯旧历八月初十日”，诗曰：“葱翠川原四望宽，年年遥祭想荒寒。空闻白墓浇常湿，岂意青山葬未安。一代简编名字重，几番陵谷碣碑完。赵佗犹自怀真定，惭痛孤儿泪不干。”蒋天枢、陈寅恪之女、胡文辉等，皆将此诗释读为陈氏获悉迫令迁墓后“痛心之作”。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51、253页;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

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3页;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5-579页。

陈寅恪与陈毅结识于何时，暂难考证;迁墓风波平息之后，二人在广州曾经见面，则确凿无疑。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有谓：“1956年10月16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广东省省长陶铸及广州市市长朱光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山大学，并专程赶到陈宅，探访了陈寅恪。引人注目的是，夫人张茜与其同行，令这次拜访平添了几分亲切。”“最融洽的傾谈，是有关《世说新语》一书及魏晋士人清谈与风骨的话题。陈毅的‘平常之心立现，陈毅与陈寅恪对艺文的探讨，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五十年代初，陈毅掌管上海，对名流学者的关怀，留下了许多佳话。1951年，朱师辙能够如愿在西湖定居，与当时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陈毅向浙江方面打招呼有很大的关系。从此，朱师辙与陈毅两人的友情日益深厚。陈毅的可贵，不仅在于他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还在于他常常保持着一颗平常之心，其性其情折射出高尚的品格。陈毅对陈寅恪的敬重，仿佛是一种示范，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升级，大火烧及陈寅恪时，广东省委负责人曾多次紧急指示中山大学，要慎重对待陈寅恪。”可参阅。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第166、167页。

进而言之，迎请陈寅恪上庐山讲学、生活也有可能被主宾议及。至于入蜀在前，还是南游在前，则尚难确定;

1951年岁次辛卯，是年立秋在8月8日，立冬则在11月8日。若遵循惯例，以“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之首，则该年秋季起自8月8日，止于11月7日。因此，入蜀或南游，其时间起讫都应在1951年8月8日-11月7日之间。而这一年（或“1950年夏”）李一平有没有在广州岭南大学与陈寅恪晤谈，同样只能留待进一步考索。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版（1981年9月）后，李一平特意致函蒋天枢，声明1950年曾两次探视陈寅恪，但均与政府无关。其后，蒋天枢（秉南）将此事告知卞僧慧，以支持卞氏撰作陈寅恪年谱。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五〇年（庚寅）”条有云：“是年，李一平（玉衡）两次来视先生。李一平《致蒋秉南》：‘五〇年两视六叔，均与政府无关。（秉南先生见告，因见《事辑》第147页有‘政府派李一平来迎之语，而致函更正。慧按：此实不愿表功，且事尚未公开。）”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3页。

五

迁墓风波十年后，偏居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字雨僧），精心策划、实施了一次探视老友陈寅恪的远行。1961年8月30日夜，陈寅恪次女小彭、女婿林启汉、幼女美延代表父母，将吴宓从火车站迎接至中大陈宅。其时“已过夜半12时矣”，陈寅恪犹坐待挚友到来，虽“双目全不能见物”，然“精神极好”。简短晤谈约半小时后，陈寅恪命小彭陪导吴宓至招待所住宿。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第五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9-160页。

此后数日，阔别十二载的两位友人有多次深谈，但仍以8月30日午夜的首次谈话最为重要，从中既能看出陈寅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思想动态和出处考量，也能借而寻绎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上庐山的来龙去脉：

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臣事突厥，藉其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尼、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

吴宓1961年8月30日日记，见《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第五册，第159-160页。按：李一平青年时代曾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学生。抗战时期，为避战乱，李一平曾将吴梅迎接至自己的家乡。1939年3月17日，吴梅客逝于云南大姚，李一平为其料理丧事，又将吴夫人移居城中，亲奉一年。后吴夫人携家人迁居昆明。“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夫人希望将吴梅灵柩迁葬苏州，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一直延至1950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由大姚县地方政府经办，运往苏州，葬在木渎公墓。1987年，苏州市政协将吴梅骨灰迁葬于吴县穹窿山东小王山，即琴台山。”详陈九彬、周永源编著：《新编楚雄风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不难看出，陈寅恪1949年之后依然坚守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与新中国建国之初笃行的“一边倒”政策，的的确确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中央高层的取舍以及陈寅恪的去留，都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

陈寅恪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略云：“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第107页。

对于中央高层来说，尽管至今仍然讳莫如深，但可以肯定的是：争取、挽留陈寅恪作为一项政策，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51年至1956年，中央高层始终通过各种渠道，不止一次地向陈寅恪发出北上的邀请。

中央高层对于陈寅恪的邀请，最著名的莫过于1953年派遣汪篯南下劝迎。事实上，在此之前、之后还曾有过类似的举措。“早在中国科学院刚建立不久的1950年，该院已有筹建历史研究所邀陈寅恪北上的想法。”1952年5月22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致函中山大学教授梁方仲，请梁转达该院再次邀请陈“来京主持历史研究”之意;5月23日，该院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严中平在寫给梁方仲的信中也特别交代：“陶先生嘱打听陈寅恪先生近况，有无北来之意，请早复！”（详梁承邺著：《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4-227页）。1954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再向陈寅恪发一书函”;“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又一次召开院务常委会，通过了数项任命事宜，其中正式任命向达为中古史所第一副所长，侯外庐为第二副所长。正所长一职仍对陈寅恪虚位以待。”（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第113页）直至1956年，中央高层似乎仍然没有放弃邀请陈寅恪北返的意愿。这年3月6日，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在成都和吴宓会面时（刘氏从北京返回昆明），向吴宓介绍了“此次赴京之使命”以及“留此之原因”，称政府打算让刘“作说客”，劝陈寅恪北返，而刘文典希望吴宓代替自己完成此项任务;3月10日，吴宓去招待所访刘文典，未遇，遂留下一柬，表明“不愿赴粤说寅恪”。（详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1954-1956）》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94、397页）

平心而论，至少在新中国成立最初数年间，中央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争取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上，多次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耐心。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对昔日弟子汪篯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汪篯将笔录的“答复”带回北京后，“很快就到达了高层并在高层形成了对陈寅恪的基本判断”。“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老科学家中一部分思想未改造好，思想上的隔阂要进行教育，使大家好好做工作，也会有个别坏的，在改造中个别淘汰，但绝大多数要团结，有的思想上守旧者如陈寅恪为历史学家，但他是爱国的，英国不去，美国不去，俞大维是他的妹夫，傅斯年也是他的亲戚，我们请他作中古所所长，他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个要毛、刘二长保证，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我们问他是否是爱国者？是否新中国比旧中国好一些，因为他不去台湾，与美英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也好些。思想界线很保守，有反动思想不待言，他身体很坏，学问也不是了不起的，我们等待他，他已六十多了，曾留学美国，在旧中国呆了五十多年，在新中国只有几年，能有我们这样觉悟吗？他对参加政协的先生们大骂;虽然旧思想很严重，但是爱国者（根据我们的材料），我们等待他，看他四年、八年、十年，他会变的，苏联科学家十年之久才转变得很多。这样人科学院为极少数，大多数热爱祖国，是爱国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很赞成，因而更应团结，思想方法上有问题慢慢教育帮助。”（周恩来讲话记录稿，见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史料汇编（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此转录自谢泳：《周恩来谈陈寅恪》，《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9日）至1955年中科院选举学部委员时，对于要不要将陈寅恪选上，中科院不敢决定，只好请示毛泽东，“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张稼夫：《庚申忆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此转录自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见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此转录自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

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应该说，毛、刘、周等最高层领导在当时均表现出很开明的认识和很宽容的态度。

对于陈寅恪而言，在经历过赴港、赴台的尝试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出走海外的念想——1951年9月14日，陈小彭奉父母之命取回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行李，可以视为一个标志。

陈君葆著，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4年，第129页。按：陈寅恪去留问题之研究，可参阅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去留之间”一节（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

，第450-458页）、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8日）、《关于唐筼赴港的新材料》（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3日）。

“去”“留”已定，剩下来的只有“出”或“处”的决择——北返，无异于“出”，不论是到中科院任职，还是回清华任教，身处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前述矛盾势难掩藏;南留，尚可称“处”，僻处相对边远的岭南可以避免正面冲突的出现，鹤立鸡群的学术地位又可以为他赢取更加优越的待遇，而陶铸、陈序经等人的关爱有加无疑也会增大岭南的吸引力。

陆键东对于胡文辉、张求会等关于陈寅恪去留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认同，在其《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中增补了这样一条注释：“近年，有关晚年陈寅恪‘欲移居海外的个别议论再起，一些间接的资料面世。只是这些材料仅能证明在1950年前后，海外的一些机构仍对招揽陈氏在做工作。而对于‘去或‘留最能一锤定音的陈寅恪，在适应了岭南大学的环境后，已抱‘不动之旨。实际上此时陈序经已是陈寅恪身边最大的‘保护人与最信赖的人。欲移此陈，必先经过彼陈。陈序经改朝换代之际坚不移身海外，其心志是毋庸置疑的。”（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第39页脚注）“个别议论再起”云云，笔者暂不予评议;“此时陈序经已是陈寅恪身边最大的‘保护人”，笔者则甚为赞同。

至于留守广州还是迁居庐山，充其量只是大局已定之后的一个次要问题。

从情感角度出发，陈寅恪应该不会排斥上庐山自由教学、生活的邀请。在陈寅恪心目中，南昌西山的崝庐和庐山的松门别墅，才称得上真正的“故居”。

陈寅恪：《忆故居（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第42页。相比之下，西山崝庐因为祖父的猝逝而留下太多的悲伤和哀怨，

“崝庐述哀”是陈三立诗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孙虎：《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陈三立“崝庐诗”主题思想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庐山松门别墅留给他和家人的，更多的是温馨和欢乐。松门别墅原本是用江西省欠付给他的留学款而购置的，父亲在此静养四载，散居各地的亲友或上山探视，或徜徉山水，或称觞举寿，既为亲情增添了新的内涵，也见证了与李一平等人的友情。

《义宁陈氏与庐山》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见第21-41、66-83、84-103、104-120页。

然而，从最现实的生活、医疗、研究条件出发，庐山与广州、北京自然无法相提并论。早在1933年，陈三立之所以离开匡庐北上燕京，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身受癃闭症折磨，而庐山缺医少药、冬季严寒，十分不利于老年患者。

详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56-1457页。1951年的陈寅恪、唐筼夫妇同为身体欠佳之人，陈寅恪更是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岭南大学医学院“很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据陆键东披露，陈寅恪受聘岭南大学不久，该校医学院的医学教授“受命定期上门为陈寅恪检查身体”，“令陈寅恪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第37页）又，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数次邀请陈寅恪返回清华任教。同年10月25日，陈寅恪在广州致函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副主任吴晗，表明自己无法北返的各种“苦衷”：“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详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4页）据而推测，陈寅恪1951年接获居住庐山之邀请时，理应仍会从方方面面予以综合考虑。因此，留在广州更为“康乐便适（生活、图书）”绝非托词，而是实际考量。

即便是与陈寅恪面议（或函商）共同上山生活的李一平，除却夫人曹毓德“安土重迁”的顾虑之外，时过境迁，此时的庐山早已无书可教、无徒可授，放弃庐山必定是他和陈寅恪的共同选择。

李一平此函称“居素决卖屋回国，即赴庐山从事著述”，当时也并未迅速变为现实。直至1955年9月，黄居素始“赴北京小住”，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1957年5月，黄居素仍返香港定居。幼苗：《黄居素传略》，《中山文史》總第11辑，第13页。

结 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高层一直没有放弃邀请历史学家陈寅恪北上的意向。1951年，与陈寅恪有世交之谊的爱国民主人士、政务院参事李一平，在向中央高层建议之后，又接受委派，代表中央邀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生活。1951年10月9日李一平在写给老友陈铭枢的一封信里，简要地提到了这件事的进展。陈寅恪定居庐山一事最终未果，但该信的出现有力地证实了此事确曾发生。相比于各类传闻和口述资料，当事人李一平的这封信堪称迄今为止最原始、最重要的直接证据。随着公、私文献的进一步披露，此事必将得到更加完整、真实的还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春年、朱邈、马忠文、韩策、吕瑞哲等师友的无私帮助，谨此申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