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留德的经济背景

2019-12-02胡文辉

关东学刊 2019年5期

关键词：货币贬值留学陈寅恪

[摘要]陈寅恪留学德国是其学术生涯的一大因缘，但对此问题，向来都只就学术论学术。本文大量引用同时代人的评论或回忆史料，着眼于德国马克贬值的时代背景，强调陈寅恪留德的经济因素，对与此相关的问题亦作了详尽考掘。

[关键词]陈寅恪;德国马克;货币贬值;留学

[作者简介]胡文辉（1967-），男，独立学者（广州 510085）。

一

1921年9月，陈寅恪由哈佛大学转去柏林大学，看起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據他文革期间的“第七次交代稿”，其行迹如下：

一九一八年冬，由上海启程本拟重赴德国，因第一次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

一九一九年到美，入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等。大约三年。

一九二一年离开美国，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在欧洲大约四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44页。

按此自述，他1918年本就想去德国的，只因欧战的缘故滞后了三年。而且，早在1911年（宣统三年）他亦曾就读柏林大学，这算是故地重临了。

更重要的是学业因素。陈寅恪当时的学术目标在东方学，在梵文研究。二十世纪以降，尤其欧战之后，美国在经济军事上已反超欧洲，显出独霸天下之势，但在思想学术上积累仍未深厚，尤其古典研究的主流仍在欧陆，德国为东方学的一大重心。在陈之前的钢和泰，在陈之后的季羡林，皆专精于梵文之学，而皆得力于留学德国的经历。

阎国栋：《帝俄汉学的境外延伸——俄国侨民汉学》，《汉学研究》第八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则陈有意赴德进修，以期登堂入室，是很自然的。还有，陈的表弟（后来还成了妹夫）俞大维，接触梵文更在陈之先，也在此时赴德攻读哲学。

高山杉：《俞大维学习数理逻辑和梵文的背景——哈佛大学哲学系黄金时代一段学术因缘》，《世界哲学》2006年第5期。而陈到德国后也如其所愿，除了柏林大学的学习，还参加了德国东方学会，跟不少东方学名宿多有交际。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6-37页;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高山杉：《关于陈寅恪的几位德国师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14日。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直到看了黎锦熙的小说《留欧外史》，我才意识到，还应从经济背景来考虑陈寅恪的留德问题。

《留欧外史》注明是“第一集上编”，署黎锦熙编，据“卷头语”所言，是编者依照同学罗某游历欧美时给其妻子的信改写成的作品。

美的书店民国17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按：此书另有上海明月书局1930年版，作者署罗篱鹙，书前无“卷头语”而有“敬告续（读）者”，疑系盗版。此书内容仅写留德情形，作者也自承即《留德外史》。小说一开头，就以第一人称交代：

我在巴黎启程之先拍了一个电报给柏林的一个朋友，央他于某日某时到车站来接我。因为这是第一次到德国去;行李又带得很多;并听说德国币价跌落之后，各国人士都贪着便宜，一群群的跑到德国去，大城市的旅馆都住满了。我恐怕到了柏林之时，找不着一个住宿的地方，所以不能不麻烦我这朋友一下。

对于这个时代背景，其“卷头语”交代得更为明白：

《留德外史》中间的几个出色人物，当然不能代表全体留德学生！我看那里边除开几个在德国日久的老精怪以外，多半是些少爷公子，趁马克低落的时候，借着留学为名，到德国去顽耍一年半载的。到了后来改用金马克的时候，德国的生活，几乎比欧战以前还要高一二倍;于是这些公子们一旦由洋大人变成了洋告乏，不惬意得很，十有八九便不能不于此时离开了德国。所以这部《留德外史》上面的记载，只限于一个时期的故事，主是从民国十一起到民国十四年止。

一看到这，我就想到，陈之赴德，不前不后，差不多也是“从民国十一起到民国十四年止”。则此书所讲到的经济背景，也正是陈所历的经济背景。此虽系小说家言，但作者对德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描述，对中国人群趋德国的刻画，必得自近距离的闻见，是可以信任的。事实上，确有大量的纪实文献可以印证。

二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赴德的问题，据我所知，以我的朋友周松芳考掘得最为深入。他原来写过一篇《民国的留德学生怎么吃？》，

周松芳：《民国的留德学生怎么吃》，《南方都市报》2016年5月31日，GB07版。增补后收入书稿《饮食西游记》（第四章第一节），虽着眼于饮食史问题，也附带勾勒了留学德国的情形，尤其挖掘出若干当时报刊的文献，是极有现场感的原始史料。承他提供了有关文献的电子本，现加入我陆续检出的回忆录史料，依主题的需要梳理如下。

最早也最重要的，应数王光祈的报道。他1920年已赴德，所作的观察最及时：

马克汇价低落，留德生活便宜。战前中币一元约购马克两个，战后德国金融紊乱，马克大跌，中币一元，就现刻（十月）市价而论，可购五十马克左右;与战前相较，约差二十五倍之多。德国战后，物价虽亦异常腾贵，然其腾贵之程度，却远不如币价之跌落。……于是吾辈留德者，银价既较战前涨二十五倍，而生活仅较战前涨五六倍，两相比较，尚差十余倍，即今日中国学生留德之绝好机会也。

《留德学界之近况》，原载上海《申报》1920年12月，收入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此报道载于《申报》1920年12月，原始文本上注明了“王光祈十月十八日寄”，

此承宋希於检出。这个观察作出的时间相当早;陈随后收到此类消息，并闻风而动，在时间上就完全成立了。

稍后，马克的跌幅更大，但物价亦飞涨，凭外币汇兑所得的利益已趋下降：

德以称雄战败;因赔款过巨，弄得马克情状几若俄之卢布。因此，物价底腾昂，更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像。店家照例每星期换一次物价长单，国家经营的邮政铁路，亦几半月一变章程。十月里，一封平信到中国，只贴邮花六马克;到而今，渐次加倍，升为八十马克了。

唤醒：《留德学生底生活——德国大学的情形》，《民国日报·觉悟》第2卷第2期，1922年2月20日。

……缘德国以偿还外债故，国内已无现金，所有马克，悉为纸币，其涨落无常，故物价之涨落亦无常。每年以美金二百四十元，或英金六十镑为标准，较为适当。

曾华祺：《留德学生的两封报告信》，《北京大学日刊》第1024期，1922年5月11日。

即如去年（按：1921年）夏天，我出来的时候，一块钱才换四十马克，按当时情形，在德国用二千马克一个月，已是狠过得去。……及至今日，一块中国钱已可换到二百余枚;这个数目，无形中使变为四百四十块钱了。马克一跌，样样都要涨价……

譬如我去年（按：1921年）十月间到德国的时候，一个月用二千马克，确是还过得去。到现在却是非五千至六千马克不可了。情形不清楚的人，一定会奇怪，这么他半年多之后，要多用一半一个月。其实丝毫也不奇怪，去年十月间，二千马克约摸三十块钱的光景，现在的五千至六千马克，也还是三十块钱的光景。总之物价涨高，都是由于马克下落的关系，所以我们断不可斤斤然就拿几千马克做标准，因为这是太靠不住了。

沈怡：《游德须知》，《同济杂志》1922年第1期。

但总的说来，就算物价与币值齐飞，留德在生活上仍较划算。所以沈怡在《游德须知》里还是说：

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当今唯一便宜的留学地方，就是德国了。

还可另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当时德人的生活极困难，旅德中国人因此呼吁捐资帮助德国学生。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当时有评论：

惟我国人士则虽食汇价之便宜而不闻有所捐助，积极方面不能获德人之同情，消极方面不免为日人所窃笑。

……又如此次德国大学增加外国学生学费额，以中国极贫之国而列为世界第一，虽彼之订定费额，以当时汇价为准，然吾人对于彼之穷苦学生，毫无如日美诸国之捐款举动，亦未始不予彼以报复之因也。

今吾人留学德国，衣食住皆较留学英法美日为宽舒而省费，吾人日食鱼肉汤菜，德国同学则日食黑面包数块，饮冷水一杯，两相比较，岂可谓平……

曾琦：《留德中国学生之义举》，原载《新闻报》1923年3月1日，收入陈正茂、黄欣周、梅渐浓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038-1040页。

中国学生的学费标准被提至最高，但仍有捐款能力，“吾人日食鱼肉汤菜，德国同学则日食黑面包数块，饮冷水一杯”云云，可知直到曾琦撰文的1923年年初，留德在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明显的。

由于这一机缘，当时国内有意留学者自趋之若鲫。杨钟健后来就说：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德国的货币马克大为贬值，通货膨胀。凡以外币计算，在德生活者感到相当便宜。当时去德国的学生很多，我也是受到了这个鼓动而去的。不过我并没有赶上便宜，还多少赶上物价上涨。但那时在德的学生生活，有国币七八十元一月已相当足用了。

地质矿产部图书编辑室：《杨钟健回忆录》，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而已留学欧美他处者，也有不少“半路出家”，改赴德国。因地理关系，动作最快的是近水楼台的留法生，王光祈说道：

留法学生中途变更计划，改赴德国，为留德学界发达之第三原因。赴法学生，分俭学、勤工二种，现在法国俭学，每月需二百五十法郎，合马克千余;故留德实较留法尤俭。至于勤工学生，亦有因不耐工作而改为俭学者，既改俭学之后，亦以德国生活便宜，纷纷赴德。

王光祈：《留德学界之近况》，《申报》1920年12月。

顺便说一下，当日周恩来以勤工俭学名义旅法，1922年3月移居德国;朱德稍后以前军人身份赴法，同年10月到巴黎后亦转往德国。

勤文：《旅居德法的青年周恩来》、许先春：《将军留学生朱德》，季羡林等主编;《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他们自然也是為了赶上这一趟福利的。而陈寅恪日后也提到，当时他跟周恩来相识，并曾同桌吃饭。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紧随着留法生的，就是欧美其他地方的学生了。当留德浪潮回落之后，舆论界有个总结：

华人在德留学，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两年之间为全盛时代。……当德国生活经济变动最烈之际，使用外币之外国人，在德国生活，占尽便宜，所费无几，而得与留学他国学生，同受优良之教育。因此我国一部分素具外国留学欲望而小有资产之学生，皆以此为千载难逢之机会，皆向德国，蜂拥而来。此外更有一部分欧美留学之官费生及纨绔子弟式之自费生，闻德国马克下落，生活便宜，每人每月腰挟二三十英镑或百数十元美金，多来德国享受贵族式之生活。……

心如：《留德学界之新气象》，《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8期。

诗人王独清也有透彻的记述：

当这次革命底紧迫浪潮要来的以前，德国社会真是危急到万分。这是谁也晓得的，马克价格的跌落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到餐馆去吃一餐饭，或是发一封信，所需要的马克总是上千上百的数目，但是实际却不过是合着法国底几个佛郎或是几个生丁。

这种情形，这种即刻跟在后面的是无限量的工人失业和贫民陷于绝境的经济破产情形，却给了一部分好像完全超出这种社会以外的人物以狠大的便利。那一部分人物便是我们中国的一般拿着官费或半官费在欧洲留学的先生们。

这是很明白的，平常一个月的用费这时间可作几个月甚至半年去用，在一向就是除了享乐以外再没有别种人生观的一般留学生真算是碰到再好没有的机会了。英国底留学生，法国底留学生，都结队地跑到德国去……

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92页。

这样，我们再看陈寅恪之由美赴德，固然是为了求学问，而非求享受，自不同于那些打着留学名义的浪荡子，但他恰于此时赴德，当亦有经济上的考量。德国的东方学是内因和远因，德国的马克贬值却是外缘和近缘。他也属于“一部分欧美留学之官费生”中的一员，他显然也赶上了“千载难逢之机会”。

据林伟先生查检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陈寅恪资料来得出的看法，陈氏初至美国，兴趣本在世界史，同时有意尽早转赴德国;后来因缘际会，跟随兰曼攻读印度语文，兴趣始转向东方学，并留在美国达两年半之久。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这样来看，陈氏对兰曼的教学甚为满意，若非另有外缘因素，他并无非走不可的理由。他后来离美赴德，给兰曼去信解释：“几天前，我收到中国的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让我到德国学习。”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如果此理由可信，正表明他之决定转往德国，梵文和东方学并非主要动机——我们可以合理想象，怕是陈家听闻了“千载难逢之机会”，故通知他速速起程的吧！

跟陈氏情形类似者，有林语堂。林也是在1919年入读哈佛，攻读现代文学（欧洲），一学年后因经济吃紧，应法国基督教青年会之聘赴法，在法德交界附近的乐魁索教授华工识字，至1921年2月转往德国，“他们在乐魁索储蓄了一点钱，由于德国马克不值钱，在德国生活比较便宜，玉堂（按：林氏原名）申请入耶那大学，被接受了。”

林太乙：《林语堂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5页。甚至，1922年，当林凭在德所修课程获得哈佛的硕士学位之后，又转到莱比锡攻读汉语言文字的博士，恐怕仍与“在德国生活比较便宜”这一因素有关的。

相比之下，陈氏远在北美，消息自要较为滞后，行程亦更费周折，但他1921年9月就赶到，可算不后于人，粤人所谓“行得快，好世界”，此之谓矣。我们都知道陈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这么看来，在生活领域，他也算得上“预流”了。

三

这一批留德学生，可谓名流辈出，身与其列的罗家伦在悼念傅斯年时，曾回顾当时柏林的朋辈，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诸人，并感慨系之：

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不期然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在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3-175页。

毛子水这边也有不约而同的怀念：

就我现在所记到的而言，当时在柏林朋友聚会谈论的快乐，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一件最值得回忆事情。……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远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

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

又李璜回忆他和曾琦（慕韩）1924年赴德游历时，与陈初识，亦经常参与他们的聚会：

我参加此一酒会有两月之久，计每周至少两次，除寅恪、登恪（按：陈寅恪之弟）、慕韩与我而外，有时宗白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时在德国研究哲学）与俞大维先生亦在座谈中（其时大维似甚醉心德国歌剧音乐合奏之壮美，而座谈中每用竹筷作指挥音乐状）。

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

此情此景，正是王汎森所言“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一例。只是，当罗家伦回首之际，已时过境迁，他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年的钱包问题。实际上，那么多的中国青年才俊集中在德国，集中在柏林，又岂是如他说的“不期然而然”呢？

赵元任、楊步伟夫妇1924年自北美赴欧洲游历，也到了柏林，后来杨步伟说得较切合实情：

那时在德国的中国人真是人才济济……这些人以前是英美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

杨步伟：《杂记赵家》第四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参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26-127页。

可见所谓“不期然而然”，必须落实到最现实的经济背景里，落实到德国人惨痛的年代里。陈寅恪自然也是“转到德国去”的“英美留学生”兼“书呆子”之一，但其动机颇为现实，“书呆子”并不呆。

杨步伟关于陈、傅留德时的记录，引用率极高，而最高的可能是这一说法：

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耳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杨步伟：《杂记赵家》第四章。

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杨步伟、赵元任：《忆寅恪》，原载《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收入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

“石狮子”之喻，诚为形象生动，但何以云然？“大家鼓励离婚”又怎么说？引用者和读者恐怕都不能真正了解。其实这也得归到当时德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上的。

当时中国学生手头拿了外币，兑换马克占尽了便宜，而德国男子死于战争者众，更兼经济困难，德国女子苦于生计，多有屈身外国男子者。前引唤醒《留德学生底生活》一文就说道：

近来中落的小资产德女，满街卖弄风俏，实同皮肉生涯;多金的洋大人，更为伊们所注目，徒行禁欲的中国人，哪里还敌得住如许的诱引呢？

目下有许多留英留美留法留瑞士的官费先生们，都跑到柏林转学;挟英金二十镑，瑞典钱六百佛郎的月费，在柏林纵情极欲;跳舞场出，咖啡馆进;金屋藏娇，订期同居;……

心如《留德学界之新气象》一文也写到部分中国学生：

行必乘汽车，晚必坐酒楼，跳舞挟妓，视同家常便饭。于是选王侯街一带，随时均有黄色肤之阔少。

王独清也说：

柏林底跳舞场，赌博场，夜咖啡店，总之所有娱乐的，可称为销金窟的所在一旦都填满了中国留学生的足迹，一个瘦小的黄面孔的东方人带着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的高大女人走进一个最阔气的饭厅或其他更奢侈的什么地方，拿出一卷钞票来随手乱丢……——这在柏林竟成了狠寻常的事了。

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第92页。

甚至到了三十年代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此种风气仍有延续。

季羡林：《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38-39页。由这种德国的怪现状，这种中国留德学生界的怪现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杨步伟所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的含义，才能明白“大家鼓励离婚”的缘故。事实上，俞大维当时就跟德国女子生下一男，只是她父母不允其下嫁，男孩就由陈寅恪带回中国，交由其妹新午抚养——所以后来俞才顺理成章娶了新午，成了陈的妹夫。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44-46页。由此来看，才更感觉“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的难能可贵。

四

说到这，要讨论陈寅恪留德时的钱包问题了。

首先要澄清有关陈氏生平的一个误解。蒋天枢对陈当时的情形有个叙述：

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教育厅官费，时停寄，此数年间在德生活至为艰苦。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附录。

此说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陈为了学业，不顾生活的艰难。其实这恰恰颠倒了事实，陈当日在经济上绝非不利，相反是有利的。蒋的说法，源自陈美延的一个追记：

父亲在德留学时，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国休养。后来教育厅偿还父亲所欠官费款，以给祖父在庐山购买一幢房子名义，作为偿还欠款。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52页。

蒋氏或因精力不济，勉为其事，在处理资料时奇怪地误读了这个追记，竟将之系于1923年。其按语是：“江西教育厅‘许补留学官费在民国三年，故系此条本年。”实则这个“许补留学官费”是怎么回事呢？陈在“交代稿”中如是说：

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4-35页。

可见是民国初年陈第一次赴德时，江西教育司欠了他的官费，而照陈美延所说，欠费后来已通过庐山买房的方式了结，绝不会留到他第二次赴德时再付。易言之，“父亲在德留学时，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跟第二次留德毫不相干。相反，若按蒋天枢的逻辑，将“许补留学官费”理解为补偿官费让陈氏再度留学，然后说第二次留学时又停寄官费，那就造成了“第一次留学欠官费→补偿官费第二次留学→第二次留学欠官费”的叙事怪圈。

事实上，据后来发现的湖南交涉署《留美学费余款缴归金库》几项材料，陈1918年出国的留学学费，至少开始时是由湖南方面提供。

刘少雄：《陈寅恪先生纪念室内陈列说明》，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4-65页。还有，陈1925年归国系应清华大学之聘，跟陈美延追记中的“终于大病，回国休养”显然也是凿枘的。

故蒋天枢所谓“在德生活至为艰苦”之说实属误会。可这样一来，此后所有叙述陈氏生平者几乎皆承其误，如汪荣祖《陈寅恪评传》

汪荣祖：《陈寅恪详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2页。及《史家陈寅恪传》，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第35页。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

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9页。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

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46-147页。无不如是。甚至陈家三女的回忆录，也因此反过来接受了误说！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46页。旁观者的著作干扰了亲闻者的记忆，这是很有趣的一例。

照杨步伟的回忆，陈寅恪在德国时手头确不宽裕，如她写到陈和俞大维请他们夫妇看歌剧的事：

……但是有一天他（按：俞大维）和陈寅恪两个人（他們两个人是表弟兄）要请我们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Freischutz是Weber作曲的（按：韦伯三幕歌剧，剧名德文作Der Freischütz，中译“魔弹射手”，又作“自由射手”）。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谢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

杨步伟：《杂记赵家》。

可是，陈的手头紧，显然跟看戏、买书有关。试对照胡守为的回忆：

陈先生对西方歌剧也同样喜爱。他说当年在德国求学期间，尽管经济不丰裕，但每有歌剧上演，他都不错过机会。后来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德文版书籍中，就有华格纳的《尼布龙根的指环》、《帕斯菲尔》，韦伯的《奥勃朗》，罗西尼的《西维亚理发师》和吉斯兰索尼的《阿依达》（威尔第所据的脚本）等歌剧剧本。

杨步伟：《学识·品格·生活情趣——陈寅恪先生往事杂忆》，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又收入《胡守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陈当时专攻冷门学问，却能做到“每有歌剧上演，他都不错过机会”，还有余力买入歌剧剧本，可想而知其经济状况不会太差。

关于陈的买书，有一个参照。徐悲鸿1918年获得官费生资格，同时又有哈同总管姬觉弥的资助，乃赴法国留学，至1921年旅德凡二十个月，期间也认识了陈寅恪。他本人有自述：

一九二一年夏间，胃病甚剧，痛不支，而自是学费不至。乃赴德国居柏林，问学于康普（Kampf）先生，过从颇密。……时德滥发纸币，币价日落，社会惶惶，仇视外人，盖外人之来，胥为讨便宜。固不知黄帝子孙，情形不同，而吾则因避难而至，尤不相同，顾不能求其谅解也。识宗白华、陈寅恪、俞大维诸君。

《悲鸿自述》，写于1930年，收入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

徐的说法，未尽其情，后来跟他离婚的蒋碧薇说得更近实：

战后柏林，人心不安，社会未复，脆弱的经济基础风雨飘摇，德币马克每天都在贬值，十百千万亿兆，钞票越印越多，物价扶摇直上，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一来苦了德国老百姓，却大大地便宜了当时旅德的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有的是英镑法郎，兑价一日数涨，不说赚钱，最低限度可以保值，德国人称外国人为“外汇持有者”，多少有点嫉恨。

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撑过了二十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备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照蒋所述，他们也是趁马克下跌而去了德国;徐悲鸿还利用马克贬值的时间差，极力压价收入艺术品，则当日德国人视“外人之来，胥为讨便宜”，固属事出有因，徐未免将自己做的事撇得太清了。可以想像，陈当时的情形应与徐悲鸿近似，也是趁低价多买书，此即杨步伟所说的“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陈之所以连专业外的德文歌剧书也收入囊中，也有书价低的缘故吧。

还有，当时在德国上馆子相当便宜，陈寅恪也支付得起。李璜回忆他们的交往：

是时寅恪年约三十三岁，而研究梵文甚勤。但与慕韩相识之后，即时嘱登恪约慕韩与我至寓或下午五时共同把酒清淡于康德大道街头之咖啡馆中。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按：李思纯1922年到柏林，跟陈有交往，亦居于康德街。见所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此据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78页。

陈不时主动约曾琦、李璜“把酒清谈”，或者多由他来结帐吧。李璜后来还有诗《重游柏林有感》：

兴废几番浑似梦，繁华照眼复雄都。徘徊康德街头路，不见高阳旧酒徒。

李璜题赠沈苇窗手迹，见广东崇正2018春季拍卖会《苇窗文余·沈苇窗旧藏书画》，编号240。

“徘徊康德街头路，不见高阳旧酒徒”云云，跟其回忆文章中的“共同把酒清淡于康德大道街头之咖啡馆中”完全吻合，那么，陈寅恪也正是当日的“高阳旧酒徒”之一了。

五

二十年代初德国的那个混乱奇异的历史瞬间，显然影响到中国的留学大势——显然增添了留德学生的数量;而这，又潜在地强化了德国学术文化对于中国学界的熏染。在世界范围来说，这只是大历史浪潮中微渺的一页，可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却留下了独特印记。光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这两个名字，就足够让我们不能小视了。

对于这一点，当时的留学生即有预见：

欧战以后，因德钱汇价的低廉，德人学术的卓越，竟一声不吼，而有千百青年的学子，群集德境大学;这不是吾国学术界一件大大的幸事吗？

德以医工雄称于世，而上海同济适得风气之先;故留德界，始则多致力于医，继则多致力于工;到于今，全国从风，文哲农林美术之学，都有尽心力去做的了。采精择长，也许从此以后，将有整个的德国学术精神，流传至于东方中国。

唤醒：《留德学生底生活——德国大学的情形》，《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2月20日。

确实是的，陈寅恪学成于德国，“这不是吾国学术界一件大大的幸事吗？”

我们还可以合理推测：陈留学多年，最终未获得任何学位，未尝不是他中道改去德国的结果。如没有马克贬值这一外缘的刺激，他是不是会一直留在美国，最后拿到学位呢？

当然，陳最终决定改换门庭，成就了“吾国学术界一件大大的幸事”，或者还有另一重因素，即他对美国的不满。

又是杨步伟，记录了一个轶事：1924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拟辞职回国，当时哈佛得到一笔基金，希望他推荐替代者：

元任和主任谈，他必须提议（提议必须）找一个哈佛毕业的人来代替，他认识陈寅恪，元任写信给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说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地开玩笑的说法了。

杨步伟：《杂记赵家》。

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的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杨步伟、赵元任《忆寅恪》，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

“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虽系戏谑之言，但已透露出陈对美国的不留恋了。陈在清华时的助教浦江清也有一个记录：

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无论对美国，还是对留美学生，这当然都是很重的批评。还有，据何炳棣回忆，抗战后陈自加尔各答转机赴英时，曾大发牢骚：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在登机的前几天，陈师突然有所感触，特别当着我，对美国人尽情地发泄：“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还只是放在心里，美国人最可恶，看不起中国人往往表露于颜色。”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4年，第209页。

足见陈对美国从教育到社会都是抱有怨气的。

有意思的是，陈的这些感受，在黎锦晖《留欧外史》里亦有呼应。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有段议论：

……我们的胡先生所捧的那个博士（按：当指胡适宣传杜威），老实说起来，这样的脚色，在欧洲算什么！不提别的，就只看美国所出的电影片子，多么浅薄呵！而这些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之后，说起来真痛心！将来中国的教育事业，难免不断送在这班人手里。

黎锦晖：《留欧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这个论调，跟陈寅恪说“派送留美官费生”是“祸中国最大”的两件事情之一，不是很近似吗？那位人物往下又说：

他们在美国，那一下不遭人家的贱视？进一个大的理发店去，要偷着走后门;在一个大一点的饭馆里吃饭，堂倌当着众人把他们用过的碗盏敲碎。英国人虽然瞧不起我们，但他们祖传的绅士架子，还要时时刻刻的摆着，不肯当面得罪外人。法国人，比国人，和现在的德国人，对于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说不十二分的客气了……

黎锦晖：《留欧外史》，第19页。

比之陈说的欧洲人暗里歧视中国人、美国人明里歧视中国人，这些话又是合若符节的。不过，很难想象陈寅恪与《留欧外史》之间有相承袭的关系，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留欧学生的共识。

综合以上所述，我想陈寅恪之转往德国，大约可归结为三大因素：东方学（包括梵文研究）的重镇在德国;陈不喜欢美国（这跟胡适正成对照）;德国货币贬值有利于留学。其中货币贬值问题，关系到个人生活和学习的切身利益，从时机来说又是一个重大变量，因此，恐怕正是这一点，才最终促使他下了决心，作出个人生涯的一个“决断时刻”。

杜甫诗《解闷十二首》之二有“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之语，意思大约是：我想到淮南游玩，那里的物价贵不贵？此时到那里是否划算呢？陈寅恪去德国，也跟老杜一样，当是考虑过“淮南米贵贱”之后的选择。一介书生，向来不可能不考虑阮囊问题，这是古今无异的。

至于德国思想学术对陈寅恪的具体影响，已属另一话题，非简单论述可了，兹不展开。

六

马克贬值，对德国人的影响之巨大，彼时的中国留学生自是就近的目击者，可他们仍算不上亲历者;事实上，他们还是这一经济变态的得益者。他们纵有“了解之同情”，毕竟身份对立，终隔一层。杨步伟在回忆里同情陈寅恪、俞大维生活清苦，殊不知比起他们，德国学生、德国人，更有天上人间之感呢。

对于当时德国的经济灾难及其后果，德裔犹太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有一个来自切身体会的大判断：

当时在德国盛行的主要气氛，是一股贬值风潮——不只是货币的贬值而已，而是一切价值的东西，國家社会主义的“价值革命”也就是这股风潮的一个结果。为这场政变提供基本条件的首要因素是大战，第二就是通货膨胀：这些因素将现在的一切都吞噬消耗，于是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便随之变得激进而极端了。中产市民社会的安定秩序于是宣告终结，中产市民在一场豪赌之中丧失了所拥有的一切，唯一的赢家是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德国家庭的生存基础没有被冲蚀殆尽或者被洪流卷走。……就连四年之久的战争也没有像这场狂扫的风暴，这样严重地粉碎了人的道德以及整个生活。这风暴把人们每天一再地掷入深渊，使年轻人从绝望中兴起一种冒险的意愿、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在这种诡谲的事件里，大战的真实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它代表一种倾其所有的支付行为、一种全盘的毁灭，其结果就成了这段物价膨胀期间的一切归零，也是这千年帝国的归零。德国中产市民的美德在当时被洪流冲走了，而这股污秽的洪流里夹带着的运动力量，在希特勒身边排成了战斗的队形。

[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76-77页。

洛维特将纳粹崛起归因于魏玛德国时代的通货膨胀，归因于通货膨胀造成的中产阶级毁灭。文化批评家克拉考尔也得出类似认识：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稳定时期的蜃景破灭，摧毁了中产阶级仅剩的教养和民主精神，不断增加的失业人数终于使人民彻底绝望。在从未真正建立的“体制”的废墟上，纳粹幽灵大行其道。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黎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页。

谨慎的经济学家认为，恶性通胀对于纳粹党上台的作用不易论定，但也完全承认，通胀给德国人造成的心理打击极为深刻。

[美]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第344页。此外，跟德国的情形相对照，奥威尔在《鲸鱼腹中》一文里，则将英国知识分子左倾化归因于“中产阶级的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幻灭，

[英]乔治·奥威尔：《政治与英语》，郭妍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正与洛维特、克拉考尔的看法互为镜像。无论如何，正是在这种绝望的精神气候之中，极权主义兴起了，魏玛共和国终结了，欧洲人的“昨日的世界”失去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近二十年后，也就是抗战之际，中国亦陷于通货膨胀境地，包括陈寅恪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所有中国人，终于跟当年的德国人“处于同一境界”，对金融崩溃的惨况感同身受了。陈寅恪1940年有诗：

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

1945年又有诗：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诗也》。

直到1955年还在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