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通过民国年间《申报》上有关“陈寅恪”及其学术研究方面相关报道的评述，可以管窥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了解其学术地位及公众形象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报道堪称珍贵的研究资料，却一直被忽略，本文对这些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阐述，弥补了现有陈寅恪研究资料的不足。《申报》上还有一些报道，很大程度上可与现有史料互相验证，丰富了现有陈寅恪研究的史料。

[关键词]陈寅恪;《申报》;民国学术

[作者简介]刘克敌（1956-），男，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1121）。

《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它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77年间共出版25600号。通过对《申报》上有关“陈寅恪”及其学术研究方面相关报道的评述，可以发见和解释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学术地位及公众形象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其中有些珍贵史料更是可以补充现有陈寅恪研究资料的一些不足。

本文撰写所依据的为《申报》全文检索数据库网络版，涵盖该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的全部报载内容，包括该报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的全部资料，共约四十二万版。

一

首先，依据该数据库，在“全文检索”方式下输入“陈寅恪”一词，可以获得有关“陈寅恪”的新闻报道93条，包括有关陈寅恪的行踪、学术论著发表出版信息、参与学术及社会活动的报道以及对其学术观点的引用和学术成就的评价等。其中对陈寅恪最早的报道为1917年，最后一次报道为1948年。三十余年间仅仅有93次报道，如果再去掉一些收入他文章在内的刊物出版广告、清华国学院的多次招生广告对他名字的提及以及其名字出现在一些重大社会活动名单中等情况，其实真正针对陈寅恪的报道不到30条。这说明陈寅恪确实是纯粹的学者，他极少介入社会活动，自然很少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为此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在“清华四大导师”中，历年《申报》上有关梁启超的报道有2320条、王国维337条、赵元任571条。显然，梁启超因参与政治较多，自然对其报道较多。而王国维和赵元任也属于较少介入社会活动的学者，但前者因和溥仪小朝廷的关系以及投水自尽的结局，自然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而赵元任由于学术兴趣的广泛以及和中外学者的交往较多等原因，所以对其报道也较多。此外，《申报》对和陈寅恪同时代一些文化名人的报道情况如下：

蔡元培：8079条

胡 适：7225条

陈独秀：1444条

鲁 迅：3747条（另“周树人”73条，个别有重复）

康有为：1905条

章太炎：3594条

罗振玉：437条

陈 垣：317条（当与任辅仁大学校长有关）

吴 宓：90條（另“雨僧”13条，个别有重复）

显而易见，这些文化名人中凡是较多介入政治或较多参与社会活动者，《申报》上都会有较多报道。人们常说某人是“书呆子”，是纯粹的书院型学者，看上述有关统计，可以说陈寅恪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纵观这漫长三十余年间《申报》有关陈寅恪的这93次报道，内容大致为：有关陈寅恪的行踪、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报道，和陈寅恪有关之学术论著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陈寅恪参与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报道以及社会上对其学术思想和成就的评价等。

首先，笔者发现《申报》对陈寅恪的最早报道是在1917年3月8日，报道内容为陈寅恪以湖南省署外交股长身份出席谭延闿主持的外交特别会议。这一报道填补了已出版研究资料中有关陈寅恪之新闻报道的空白，因为江西九江学院陈寅恪研究院所编写的《陈寅恪研究资料目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资料目录》）中收录最早的有关陈寅恪研究史料为张荫麟发表于1934年《燕京学报》第15期上的《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

事实上，在《申报》之外，还有更早的关于陈寅恪的报道，即1910年《南洋官报》第81期关于“督部堂张批留德学生陈寅恪秉恳请给咨送入柏林大学专习文科”的报道。尽管该书编者说明以收入报刊上的学术论文为主，但这种新闻媒体对陈寅恪的早期关注理应收入。兹将这第一次报道摘引如下：

续志 外交声中之湘闻

我国对德应取何种态度为亟待解决之一问题。谭省长因迭接府院来电欲求意见，遂于昨日就署内再开外交特别会议商定方针。是日由谭省长亲自主席，到会者除交涉员粟戡时、湘江道尹向燊、榷运局长荆嗣佐、高等审厅长殷汝熊、高等检察厅长凌士钧、省会警察厅长林支宇、省署外交股长陈寅恪诸氏外，尚有绅士十余人。会议结果由谭省长致电中央政府文约数千言条陈意见。除外交方针外，特注重于军事问题：（甲）对于欧战现在及将来善后问题（乙）划分全国军区及海陆军国防问题（丙）统一全国军制问题。此外尚有数端，因甚秘密无从探悉。

此外，卞孝萱所编写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称《年谱长编》）对陈寅恪1917年出国留学事有所记录，但只是收入长沙《大公报》上有关报道，时间是在1917年八九月。其实对于陈寅恪出国留学事，《申报》也有两条报道，且内容有所不同，其中一条是在该年9月14日，报道谭延闿决意辞职，“脱离政界，不独愿交卸督军职务，且已将省长印信送交财政厅长。谭既决计离湘，林警长亦继上辞呈。林供职一年，办理警务路政尚能认真交涉。科长与实业科长皆将相率去湘，拟赴美国。交涉科长为陈寅恪，乃著名文士陈三立之子。于各国语言文字所造颇深，欧洲各重要语言皆能言之甚为流畅。”

这是关于陈寅恪出国留学的一条重要记录，可惜无论《年谱长编》还是《资料目录》都未收入这一报道，这只能解释为他们未注意到《申报》这一资源，当与彼时《申报》数据库尚未问世或对外开放有关。

之后，有关陈寅恪学术成就及治学领域的评价见于1929年4月19日的《申报》所刊登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的答记者问，这也是该年仅有的一次提及陈寅恪的报道。报道中罗家伦在评价清华聘任教授时指出：“在余任内去职之教授有以裁撤学系而去职者，如农学体育等系教授。是有以当求更适当之人担任者，如中国文学系教授。……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陈达先生授人口问题等课。熊庆来先生亦重新请回，主持数学功课，后请孙光远先生助之。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对于罗家伦此番有关陈寅恪的言论，可从清华有关部门的变动得到验证：（6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宣告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亦同时结束。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赵元任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标志陈寅恪在國内确立其学术地位者还有1932年10月16日《申报》的一则教育消息要闻，内容为教育部函请各科专家起草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其中历史学方面指定专家即为陈寅恪：“教育部鉴于各大学课程及设备，漫无准绳，现拟编订大学各学院各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藉为各大学将来实施之根据。惟此事关系重大，非集全国各科专家协同拟订，难期完善。昨日特先行函请各学地各学系专家一人，起草该系之课程及设备标准，尽呈月内将草案汇齐整理，第二步再请各学系之专家多人，集会讨论，俾臻完善。兹将各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者之名单及起草时应注意事项，分别记载如下：（一）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刘半农，外国文学系陈源，哲学系宗白华，史学系陈寅恪，社会学系孙木文。……”

不过，在《申报》上真正因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引起社会关注且给予较为详细报道者，为数不多。首先就是1939年2月7日，《申报》根据路透社电文刊登新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担任牛津大学汉文教授：

（伦敦）牛津大学顷已聘陈寅恪为汉文教授。华人之为英国大学教授者，以陈为第一人。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主张聘华人为大学汉文教授由来已久，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力荐陈氏担任此席，故牛津大学有此决定。陈赣人，现年四十七，曾留学美国哈佛及柏林巴黎各大学。陈在过去十年中，任北平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定十月间来牛津就职，年俸八百五十镑。目前牛津汉文教职一席，由休斯暂代。俟陈到后，休斯将为汉文助教。（六日路透社电）

之后《申报》不仅将该消息多次刊登，以示对此事的重视，而且在3月19日、20日分两次刊登署名张春风的《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作为对此事的深度报道，以下是部分节选：

记陈寅恪先生

张春风

当古城陷落之前，在西郊的清华园中幽径上，常可以遇见一个头发蓬乱，精神颓衰，穿着长袍，中国裤，中国式布鞋，行路蹒跚的文弱先生，左腋下挟着一大包书，行路蹒跚无力样子。由于腋下的书量过重，不胜其苦的神气。这个文弱先生便是誉满士林，名驰海外的陈寅恪先生。

你与陈先生相见，你并不能看出陈先生的学识超众来，不过你若同他谈起来，在他娓娓无力而动听的言词中，一定你会五体投地完全叹服钦佩。但是你决不能看了他的那副不修边幅像，而就断定他只是一个书生罢了，以貌取人孔子还失之子羽，何况我们羽毛不丰，眼睛不亮的俗子凡夫呢！

……

他是中国当代惟一著名的史学家，关于治史地也有独特的见解：他主张“史论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普用之，皆有助于考史。”至于关于中国古代著作真伪之评价，他主张;“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其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期变为一真材料矣。”

……

自从陈先生的尊翁在古城殉国之后，陈先生就到云南来，寓港守制，家国之愁，又啮着他的心。多病之体，又怎能当得了呢，行见陈先生又将首途出国了，谨在此遥祝他一往康宁。

这篇长达数千字的对陈寅恪个人及学术的评述，据笔者检索，尚未被现有陈寅恪研究资料收入，确是陈寅恪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仅从作者引用陈寅恪关于考据学中如何利用伪材料一段，即可断定作者对陈寅恪学术思想较为熟悉，且他本人也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可惜限于资料有限，无法确认这“张春风”究竟为何人。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此人很可能是陈寅恪的学生或至少听过陈先生的课，因陈寅恪上述有关利用旧材料一段话是在上课时所讲，

参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97页。并未收入其论著中。拙作《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在论及陈寅恪治学方法时曾引用陈寅恪此段并予以评述，未想到对陈寅恪此言数十年前即有人予以重视，笔者只是重复他人意见而已，不免令人汗颜，也由此看出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此外，1946年1月25日的《申报》，刊登了署名沈石的有关“西南联大”的长篇报道，题目为《西南联大群相》，该文不仅介绍了西南联大的组成历史和办学特色，更是在“教授的典型”这一小题目下，重点介绍了联大多位名教授。其中对陈寅恪的评介值得注意，因为作者是在介绍了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雷海宗等名教授后再介绍陈寅恪，似乎有特意推崇之意：

教授的典型

联大虽然僻处昆明，外在的阻力却重重，亏了梅蒋两先生的煞费苦心，终能兀然屹立，但维系学校的真正力量，却在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道德崇高，诚擎、热情，诲人不倦，以德化人。他们学识湛深，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山野探采，用整个精力去启发，去探求。物价惊人的高涨，他们生活清苦，都能安贫乐道，自然博得学生敬服。诗人闻一多先生，除了在昆华中学兼课外，还得就镌刻图章，弥补家用的不足。只身出入大凉山若无人烟地带的袁复礼先生，家中小孩特别多，书籍用物早就卖光了，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道貌岸然的老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自美国讲学归来，和钱端升先生同住一屋，为了雇不起佣人，还得帮助钱太太劈劈松柴。在某一次，昆明举行的哲学年会上，金先生用幽默而沈痛的语调，慨叹西洋哲学在国内研究乏人，哲学年会的经费又特别的短少，比起工程师学会的经费真相形见绌，但两者对人类的贡献，那只有天晓得了。……更应该值得提及的是吴雨僧先生最敬佩的哲学、史学、文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戴着圆顶的瓜瓢帽，闭上眼睛，端端正正地坐了讲学。语调那么轻微，坐在下面的人聚精会神的静听，吴宓、沈有鼎、刘文典诸先生都去听他的玄论，逢人就道及他，称颂他。本来陈先生在战前荣膺牛津大学名誉讲座，因为体弱不能前往，只得留在昆明。当昆市遭受猛炸时，陈先生跑不动，去香港大学教学。香港沦陷，敌寇震于陈先生之名望硕学，曾馈送麦粉，陈先生以死拒，敌寇也无可奈何，陈先生的尊翁散原诗人在北平绝食死难，可见他们父子的大义凛然了。陈先生后来脱险移住桂林，桂林丢了，逃往成都。战争结束时，陈先生飞英讲学，听说他过昆明，还有沈痛的悲感呢。联大的精神就在这些地方，教授们必要时以身护道，以身殉道。（以上为节选）

这一段对陈寅恪的评介格外重要，因为它不仅再次验证了陈寅恪在香港任教时如何拒绝日寇的利益引诱，而且形象描述了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如何受到学生和同事敬重的情况。从这些内容看，作者可能是熟悉西南联大生活的教师或学生。笔者从网上查询，在西南联大校友会网站上的“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一栏，收有《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其中即有署名“沈石”的这一篇文章，由此推断这“沈石”当为西南联大校友。

至于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在民国期间不断扩大，还可以用一些论著引用陈氏观点作为论据来证明。这方面《申报》提供了不少有关报道。

首先是1948年1月14日，《申报》刊登了署名“文介”的《中国文法》一文，其中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先是以冯友兰学说批评胡适，又引用陈寅恪观点评价冯友兰：

余意欲言中文文法，必以中文本身为立脚点，然后再辅以他国文字之文法为之参考，始可得中文文法之正。中文中有许多句法，若衡之以英文法，语法颇不合准绳，然而读来却是“通”的。例如“像杀猪一般叫喊”一语，依照英文文法，势必改作“像一只猪被杀时一般地叫喊”。又如“棒打薄幸郎”一语，纯依英文文法解释，此棒必是自动会飞的了。

推以言哲学，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美国近代实验主义为准绳，以之评述中国哲学，学者颇多认为此乃戴了有色眼镜看中国哲学，病其未能得中国哲学之正。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便以某哲人之立场言某哲人之哲学，盖持“以经解经”原则者。陈寅恪评冯著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回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又说：“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对于陈寅恪评价冯友兰之哲学研究，如今学术界皆以其著名的两篇审查报告为准

此即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认为陈氏对冯友兰之研究既有肯定更有批评。作者“文介”此处能对胡适、冯友兰和陈寅恪之立场观点有如此理解，说明他当较为熟悉彼时学术研究状况，且对陈氏学说有深刻理解。

其次在该年3月4日，《申报》刊登署名“张鸣春”的《“陶渊明批评”的批评》一文，对萧望卿此书进行评价。其中自然提及陈寅恪有关陶渊明的研究：

我和许多爱好旧诗的人一样，欢喜陶诗与陶诗此批评。凡与陶诗有关的著作，在旅行能力所可到达的图书馆，一定去参观;经济能力所可购买的书报杂志，一定去购置。

最近读过萧望卿先生的陶渊明批评后，想说几句话。

从梁萧统直到现在，批评陶诗的人，不下几百家。远的不说，回国以来这方面的著作，不妨从梁启超先生数下去：（一）梁启超陶渊明。（民国十二年商务初版）（二）陶渊明专号八期到十二期，凡五期。（民国十五年国学月报）（三）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民国十六年医学书局初版）内有周云卿萧统陶渊明传笺注。（四）傅东华选注陶渊明诗。（民国十六年商务初版）内有传订陶渊明年谱。（五）汪兆铭读陶随笔（民国卅二年古今杂志）。敌伪期间，曾请人抄寄，惟未注明期数。（六）周作人陶集小记。（见苦口甘口。民国卅三年太平书局初版）（七）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淸谈之关系。（未见全文）（八）张鸣春陶渊明思想发源于庄周论。（民国卅五年六月廿五日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六期）……

其中较有系统与识见的，我的看法，也要算萧望卿先生的著作了。就许批评与考证的著作，与字典类书的性质相似，愈是晚也愈见完美吧？我们不妨这样说，硏究陶渊明的工作，到萧先生止，似乎已到了可以吿一段落的阶段。

……

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尽管评论者并未见到陈寅恪有关陶渊明的论文，却依然列出，说明他对陈寅恪的重视，也显示出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最后，也是在1948年3月18日，《申报》“自由谈”刊登了署名“白水”的散文《伟大的空洞》，是对废名小说的评论，却引用陈寅恪有关学术观点以为论据，对如何判断作品内容是否“空洞”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下是节选：

废名先生在文学杂志所发表的连续长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他在抗战时期生活的自叙传，因为他的文章素以晦涩著名，近来又充满佛学的气息，自然不为目下一般青年所爱好。所以，恐怕看看这篇文字的人不多。其实这篇小说的作风已是与前大不相同，像《枣》、《桥》及《莫须有先生传一》那样难懂的意境与辞句，是很少见了。一方面或是作者本身作风之改变，一方面也因为作者所记的生活，都是教小学或中学的日子，要艰深也无从的。

在这里最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對于中国文学和写作态度与技巧的看法，作者一向是属于“言志派”阵营的，主张自我的抒写，不可落于公式主义的空喊，本文好像仍旧继续这个态度，譬如说：……

……抱了这个态度来衡量作品，自然有许多不对了，即如韩退之的文章是作古文的一唱三叹的，但作者却批评他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为空洞，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也就是毫无材料。又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也是如此，而且古代公子所养的士，还不就是鸡鸣狗盗？为什么要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种没常识的话呢？本来这也是言志派的老调了，可是细想中国过去的文人议论，大概都是如此，坐在家里乱讲天下事，对与不对，完全不相干。或者专门说废话，如赠序或碑铭之类，岂唯谄谀而已，简直等于在纸上胡扯。只是这里举的送董邵南序，不很恰当，韩文中之空洞无物者，绝不是此篇，若以通行的赠序而论，我觉得《送高闲上人序》等篇比这篇要空泛得多。唐代自安史乱后，河北诸镇，表面降顺了中央，实际上是独立局面，可以说安禄山的系统始终存在，故韩氏讽刺董君，因屡不得志于有司，而“郁郁适兹土”，那也就是“之胡之越”的意思，其中颇有含蓄，岂能谓为没意思呢？（近人陈寅恪论唐代中叶以后政局，亦引此为证）至韩氏《谀墓》一文，自古诟病，那才真是空洞的代表。

伟大的空洞，没有一个真实可以填塞他！

此文也很有些意味深长，明明全文都是在评价废名小说，却在阐释什么是真正的空洞时突然提到陈寅恪论唐代中叶以后政局时对韩愈文章的引用。陈寅恪引用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之处见其《唐代政治史论稿》，原文是“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邵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

陈寅恪此处所引案例见于其《唐代政治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页。，本是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一个绝佳例证。陈寅恪以韩愈此文证明的是彼时唐代有两个政治文化中心，一个是长安，一个是以北方河北为代表的藩镇中心。大凡文人在长安不得志，可以北上河北，即有机会实现个人抱负，韩愈此文对这种人才流失极为痛心。但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没有能力讨伐制裁藩镇节度使，所以韩愈就显得颇为无奈。陈寅恪认为彼时这两个中心，其种族文化各有不同之处，所以文人北上必由此而生困惑，特别是那些家乡本为南方之文人。也因此韩愈此序中才说“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最后，1948年5月24日《申报》“自由谈”刊登了一篇奇文《吮痈篇》，作者为“季用”，该文冷嘲热讽，对文人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陋习进行深刻批判，其中提及陈寅恪有关唐代朋党之争问题的论述，也颇有意在言外之妙：

本来孔子也是以得君为职志的，其意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不惜到各国去碰壁。不料其后却是“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的贱儒，其发展定是“全躯保妻子”。若再进一步，便是驴鸣狗吠之徒。为目的不择手段，已竟成为读书人的传统，试一统计各朝代的执政者，非与外戚结合，即与宦官勾结，远如东汉党锢之祸，士君子之清流，最后依附的宝宪，还不是外戚？近人陈寅恪氏考证，唐代之朋党之争，即是宦者派别之争，贤如李文饶，亦不免此;若清代的李鸿章袁世凯，和明代的阉党，殆尤不必论矣;有时在戚宦之外，竟会勾结到敌人外族，或则五朝元老，恬不知耻，那一个不是儒老者流的成绩，由此观之，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盖无时无地不然矣。

礼失求之野，其实中国农民并不坏，即使坏，也是士大夫和绅士逼迫而成的，俗语所谓官逼民反，还是由形迹求之。官绅者人民之表率，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目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风气上久已树立了不良的楷模，又何能责骂乡人之攘鸡骂狗，奸淫邪盗乎？近闻有人云，中国不要办民众教育，干坏事的全是识字人，话虽过激，理有由来！若是读书人再不改变吮舐痔的作风，或者民众教育再办数十年，终将不免于民族的沦落，亦不可知耳。

估计作者引用陈寅恪此论以对知识分子批判外，尚有影射彼时国民党政府任人唯亲，各种腐败日益严重之意。

三

随着陈寅恪学术地位的确立以及学术声望的扩大，他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尽管他本人未必热心于此。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和“五四”以来启蒙救亡的使命感，使得陈寅恪对于有些意义重大的社会活动，也会参与甚至主动介入。

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促使一切爱国知识分子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据1932年1月22日《申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国难会议名单，出席者系社会各界特殊人物，在披露的一百八十九人名单中，就有陈寅恪。作为佐证，笔者发现在《日本研究》1931年第2卷第2期，刊登了陈寅恪、吴其昌、黄子通、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冯友兰七位学者署名的长文《二十年武力历行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日本之必欲吞并东省，以苟延其经济脉络之残喘，此殆为世界上人人所公认者”，文章随后详细分析局势，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虽然无法确定此文的撰写陈寅恪参与多少或者他是否为执笔者，但从他署名列为第一位来看，他对此文的撰写和发表应该贡献最多。该文发表后影响较大，很多刊物都予以转载和评述。

其次，对于和自己专业有关系的社会活动，陈寅恪更是积极参与，这方面的例证就是他对故宫文物迁移的表态。对此，1932年9月2日的《申报》以“北大教授请中央勿迁故宫古物”为题做了这样的报道：“（北平）北大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等，联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蒋、汪、胡、蔡、于等，请勿迁移故宫古物，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国人惊疑。（一日专电）”当日的《申报》并为此附加一则相关消息：“（北平）政委会委员因故宫博物院无人负责、今未赴该院调查。（一日专电）”。此外，《申报》在9月4日再次在“要闻”栏目报道此事，以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其中陈寅恪等所发表电文中的原文予以披露，以下为节选：

为子孙争光荣，以保障此故宫古物之完整，诸公诚能受尽言乎？则请实行下列各项：（一）明令故宮故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方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实存古物之权。且故宫文物，最足为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之代表，近数十年来，国外人士渐加注意，且颇有人从事研究，则此文化品之完整保存，亦我民族对于全世界文化应尽之义务。敌虽狂妄，未必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惟诸公重思之，且有以明示也。

专此敬颂

勋祺

顾颉刚、陈寅恪、洪业、吴其昌顿首

九月一日

对于此事，顾颉刚在其该年8月29日日记中有“吴子馨来，商改保存故宫古物电稿”一句，可与之互证。故宫文物是否搬迁及如何搬迁，为当时舆论极其关注之大事，在陈寅恪等发表阻止搬迁电文后，故宫博物院也在9月7日的《申报》发表声明，对搬迁文物一事进行解释及辩护：“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勖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即希公鉴，诸维亮察，为幸。北平故宫博物院启。”

此外，在王国维去世至梁启超去世数年间，陈寅恪对于清华大学的有关事务，也开始相对积极参与，吴宓对此多少有些不能理解，甚至在日记中表示：“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

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36页。这方面，被《申报》报道且重要者，即为陈寅恪拒绝选派清华学生朱延丰出国留洋一事。此事发生于1934年，该年1月5日的《申报》以“清华研究院纠纷校务会议儆戒学生”为题，并分列“陈寅恪函校长说明未派朱延丰理由”和“研究院同学会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两个小栏目，详细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说明此事彼时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朱延丰是江苏萧县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主修历史，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后考取清华研究院，师从陈寅恪。1933年，即将毕业的朱延丰由于未能得到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推荐，失去被清华大学资送出国留学的机会。朱延丰自觉成绩很好而受到不公正对待，遂不断奔走申诉，竟引起校内学生纠纷和校外的广泛关注，但他终未被派出国。不过两年后，朱延丰考取中英庚款项目，终得以出国留学深造。《申报》的这两则报道，即力求还原事实真相，其中指出此事“最近复由该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来函，声明经过情形，事实具在，不难复按。现查本届历史系毕业生朱延丰未经遣派出国研究，有所声辩，曾一再详为解释，恳切劝导，竟不自悟，反肆意攻讦历史系主任，复诬蔑本大学评议会。似此抹杀事实，淆惑观听，殊负本校累年教育之旨，良堪痛惜。是后该生如再有此类逾越常轨之言动，本校为维持风纪计，只得从严惩处，以端士习。”陈寅恪写给梅贻琦的信，今收入《陈寅恪书信集》，由此信可见尽管陈寅恪对朱延丰印象不错甚至主动为其推荐工作，但在此事处理上陈寅恪认为是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更认为与他个人及其他教授人格有关。

关于此事，梁晨的《一案四史家：“朱延丰出国案”的考察》一文有详尽阐释。出处见http：//histweb.hkbu.edu.hk/contemporary/jourvol7_3/jourvol27.htm。不过此事似乎并未影响他们师生关系，朱延丰后来耗费多年心血，撰写了《突厥通考》一书，请陈寅恪为之做序，陈寅恪在序中特别赞赏了朱延丰的严谨科学态度。原来朱延丰在清华国学院时就已完成《突厥通考》，但陈寅恪看后认为不够成熟，建议他认真修改完善，十年后再问世。而朱延丰也果然听取陈寅恪的意见，一直对其修改补充，直到十年后才又请陈寅恪审核，陈寅恪极为满意，遂为其做序并给予高度评价。

具体见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37年5月1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和陈寅恪有关系的报道，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通过下年度预算及补助费，改选董事长蔡元培、副董事长孟禄、周诒春等。其中和陈寅恪相关的内容是通过了一个补助名单，即科学研究奖励金及补助人候选人名单，陈寅恪为奖励金候选人且为唯一人选，而其他补助金候选人无论甲种还是乙种均有多人，诸如华罗庚、向达等数十人均为补助金候选人。查《年谱长编》及其他资料，似都未将此条收入。对此，《时事月报》该年6月号在该刊的“科学丛谈”栏目中以“陈寅恪获文化基金会科学奖励金”为题报道了此事，作者为吴启中、曾昭抡。根据此报道，奖励金数额为两千元。不过陈寅恪为何能够得到这笔补助金以及是否真正获得，尚不清楚。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陈寅恪的社会影响，7月12日《申报》以“中西医药研究社三周纪念征求社员”发表报道，核心内容是该社的纪念词，其中在介绍该研究社成绩时提及陈寅恪：

在现社会环境之下，我们对于中医和西医，都应该加以商讨研索。对于新的，我们要努力介绍和批评，对于旧的，我们要重新估计它的价值，阐发它的精髓，扬弃它的糟粕。所以中国历代本草、验方，尤其民间药物单方，我们都作大规模之研究。而中国医学文献之研究，素为中国新旧学人所忽略，我们在这方面研究所得之成绩，不敢自为菲薄，已可称为空前。如今日已通行之“解剖”二字，实为“解部”之误。如对于中西医药方面之文献，我们曾指出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暨南大学教授术聚贤先生及陈竺同先生等论文之错误，并有深入之批判，诸先生均首肯无异辞。又根据解剖生理病理学彻底研究十二经脉，以解决医学士重要之问题，这些只要看我们近三年来所刊行的中西医药便知。

我们在以上各方面努力所得之效果，不仅在国内学人所钦佩，即如日本，朝鲜，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等之汉学者，也无不时通声气，予本社以绝大之助力。……

这也是陈寅恪研究中的一条重要史料，遗憾的是尚未收入任何陈寅恪研究资料。通常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水平极少有人提出质疑，如胡适等甚至只能说陈寅恪“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39页。因为他无法找出陈氏论文的其他毛病。有意思的是，胡适此言见其1937年2月22日日记，和上述材料为同一时期，但胡适未能发现的陈寅恪论文中的错误被中西医药研究社发现并进行了批评，且陈寅恪居然也“首肯无异辞”，这当然值得注意。那么，此事缘由何处？

中西医药研究社成立于1935年，为全国性的医药学术团体，其所办刊物为《中西医药》。在《中西医药》1936年第7期，刊登了署名陈竺同的《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及范行准的《“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商榷》两文。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均非普通人，当时可谓学术界著名人士。陈竺同（1898—1955），原名经，字啸秋，后改名竺同，浙江温州永嘉人，曾从欧阳竟无学印度哲学，后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专攻墨经与因明的互证以及印度婆罗门思潮传入中国历史，著有《二十年來日本势力下之满蒙》《中国上古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略》等著作。范行准（1906-1998），名适，浙江汤溪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著有《范行准医学论文集》，曾在《中西医药》上发表大量文章。

而正是在范氏文章中，对陈寅恪在使用翻译佛经的版本方面问题提出质疑，说陈寅恪在有关论文中误把《捺女耆域因缘经》认为是后汉人安世高所翻译，而范氏认为应系六朝以后人所翻译。所以“陈先生拿这部伪书作他的证据，已是错误了。你又承伪沿误，沾沾自喜的做这篇‘考证的靠山，岂知这种靠山，是靠不住的。”

那么，陈寅恪是在哪篇论文中提及这部佛经的呢？这就是1930年发表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

该文最初发表于1930年六月出版的《清华学报》六卷一期。，其中提及《捺女耆域因缘经》的部分如下：

又考后汉安世高译《捺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拘睒弥长者子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迦罗越家女病，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著瓮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七日便愈，乃出虫示之，女见，大惊怖。及治迦罗越家男儿肝反戾向后病，以金刀破腹，还肝向前，以三种神膏涂之，三日便愈。其断肠破腹，固与元化事不异，而元化壁悬病者所吐之蛇以十数，及治陈登疾，令吐出赤头虫三升许，亦与耆域之治迦罗越家女病事不无类似之处。（可参裴注引佗别传中，佗治刘勋女膝疮事。）至元化为魏武疗疾致死，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仅而得勉。则其遭际符合，尤不能令人无因袭之疑。（敦煌本《勾道》与《搜神记》载华佗事有：“汉末开肠，洗五脏，劈脑出虫，乃为魏武帝所杀”之语，与《捺女耆域因缘经》所记之尤相似。）然此尚为外来之神话，附益於本国之史实也。若慧皎《高僧传》之耆域，则於晋惠帝之末年，经扶南交广襄阳至於洛阳，复取道流沙而返天竺（见《高僧传》玖）。然据《捺女耆域因缘》等佛典，则耆域为佛同时人，若其来游中土，亦当在春秋之世，而非典午之时，斯盖直取外国神话之人物，不经比附事实或变易名字之程序，而竟以为本国历史之人物，则较华佗传所记，更有不同矣。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第160-161页。

迄今学术界对于安世高是否翻译过《捺女耆域因缘经》一直有争议，笔者此处无意也无力对此进行辨析。但陈寅恪之后并未对《中西医药》此文有所反应，倒是事实。这一方面可能陈寅恪并未见过此文，一方面也可能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生活，无暇对此做出反应有关。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认为不必反驳。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中西医药》说对于他们的批评“诸先生均首肯无异辞”，此言有些不实，至少陈寅恪的没有反应并不代表他“首肯无异辞”。

说到陈寅恪参与的社会活动，1940年3月他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应是重要的一件，只因此次会议和蔡元培逝世后要选出新的研究院院长有关，而陈寅恪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就是胡适，他声言到重庆来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尽管胡适当时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不可能回来当院长，但为了表示学术自由，必须如此。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2-73页。对此次会议，《申报》有不少报道，其中自然也有提及陈寅恪的名字，并特别公布了研究院院长三位候补人最后的得票情况：

重庆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廿三日在嘉陵宾馆继续开会，上午仍由王世杰主席主持，会程为选举院长候补人，及下届评议员初选人之资格审查等。下午王世杰因事请假，由各评议员公推翁文灏为临时主席，会程为下届评议员之决选、讨论议案及审查奖金论文等。兹将开会结果探志如下，（一）院长候补人之选举，于午前举行，到会评议员三十人选举结果如下，翁文灏廿四票、朱家骅廿四票、胡适廿票，以上三人以得票过半数当选为院长候补人。（二）第二届评议员之选举，于午后举行。到会评议员廿七人，选举结果如下：……

事实上，院长一职要由国民中央政府决定，最终院长为朱家骅。会后，陈寅恪曾写一首诗，其中一句“看花愁近最高楼”一般认为是陈寅恪初次见到蒋介石，对蒋的印象不好，认为“其人不足有为”。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02页。

不过，1939年3月2日的《申报》曾报道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1日在渝开幕，报道中有蒋介石到会训词的消息，其中在参会人员名单中列有“陈寅恪”。如果陈寅恪确实到会，則这才是他初次见到蒋氏的时间。但根据现有资料看，陈寅恪并未到会而是一直在昆明，但是参会者名单中不仅仍然有他，而且他还被纳入教育部聘请专家名单，说明学术界和当局对其学术地位的认可和重视。

《申报》上最后一条关于陈寅恪行踪和社会活动的报道为1948年12月16日，内容是胡适和陈寅恪一起由北平乘机到南京：

〔本报南京十五日电〕北大校长胡适及夫人，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刻自平乘空运大队专机飞抵首都，同行者有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一家，前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夫妇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社长王云槐等。按总统日前曾遣专机于十四日赴平迎胡氏南来，然以故都局势陡紧，机场不能使用，致专机未克降落，乃延至十五日始完成是项使命。胡氏下机后，与莅临机场欢迎之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握手寒暄。据云：平市军情十五日已趋松弛，人心颇为安定，旋即偕夫人赴总统府方面预为准备之寓邸休息，入晚除朱家骅等往访，谈平市教育界情况外，甚少宾客。且因旅途疲劳，就寝颇早，亦未外出。

作为对该报道的补充，据1948年12月24日的《城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在获知陈寅恪到南京后，曾邀请他到校讲演，彼时其校长为顾毓琇。陈寅恪在讲演中称赞了三位历史学家，就是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当今治史学专家，如郭沫若，如翦伯赞，如范文澜等人，虽思想立场方面，不与本人相同，但本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则颇有可取之处，并不能一笔抹煞。”如此条报道为真，则与现有一些记录矛盾，因为无论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还是卞孝萱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都依据陈氏后人回忆，认为陈寅恪到南京后次日即乘夜车去上海。但如时间这样仓促，陈寅恪当无可能有心情去作讲演，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陈氏后人对此事的回忆有误。

综上所述，通过对《申报》三十余年间有关陈寅恪新闻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到陈寅恪始终是以一个纯粹学者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尽管他多少介入一些社会活动，但其身份仍然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教授，而非政客或其他。有些活动虽然显示他有所介入，但可能仅仅是挂名而未真正参与。不过，在面对民族存亡和大是大非等问题时，陈寅恪当然能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展示出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风貌。特别是困居香港时大义凛然，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更通过《申报》等媒体的报道予以证实，丰富了有关史料记载。此外，对于陈寅恪早年留学情况和受聘清华国学院以及任教西南联大的情况，《申报》上相关报道也极有价值，诸如对“清华四大导师”的顺序排列、称呼问题以及清华在刊登出版、招生广告等对陈寅恪学术声望的宣传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研究者厘清史实，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最后，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扩大，也在《申报》一些相关报道中得以证实。《申报》上述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以往陈寅恪研究资料的空白，值得学术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