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善才

湮没无闻的名子之父、名父之子

方孔炤是谁？今天的读书人可能对他都相当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儿子、那个风流潇洒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人们或许会恍然大悟。

被侯外庐誉为“十七世纪罕见的百科全书派大学者”方以智，因为其明代遗民身份和曾经组织过反清复明活动，被清廷执逮而逝于江西万安惶恐滩，其著作多被焚毁，从此湮没无闻了数百年。但近代以来，随着梁启超、庞朴、张永堂、蒋国保等著名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方以智晚节考》、《明末四公子》等书籍的畅销，方以智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作为一个传奇而受到追捧。历尽搜讨艰辛的《方以智全书》也即将于今年出版。因此，方孔炤可谓是“名子之父”。

而方孔炤的父亲方大镇，盘桓官场三十余年，其中有二十年是在御史台，巡按河南、江浙等地，政声卓著;后迁任大理寺左少卿。他一生以理学为宗，与当时的邹东标、冯从吾等著名的理学达人交游甚深，并受邀讲学于北京“首善书院”，也名震一时，人们尊称其为“方大理”。可惜后来魏忠贤乱政，“首善书院”被毁，同乡左光斗被逮至诏狱折磨至死，他侥幸得以归隐故乡。因此，方孔炤又可谓“名父之子”。

实际上，比起父亲方大镇、儿子方以智，方孔炤的声名、才情、成就丝毫不逊色，可以说是明末“天下大势，如沸如蒸”的乱世中，极其罕见的文武兼备的奇才。作为桐城方氏学派的中坚人物，方孔炤对其子方以智的成长和学问的渊深有着极大影响;而作为万历末期从知州成长起来的重要封疆大吏，其清正廉洁、忠诚刚直的为官操守，又深受其父方大镇的影响，也对后世有着很强的启迪和典范意义。

可是，由于明清换代，一代奇才方孔炤归隐后，却逐渐湮没无闻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方孔炤的生平事迹以飨读者。

发奸如神、所至有声的忠直官员

方孔炤（1591—1655），原名若海，字潜夫，号仁植。桐城桂林方氏第十三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方孔炤高中丙辰科殿试金榜二甲二十五名，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与他一同中式的还有已年逾花甲的伯父方大任，以及比他年长四岁的同乡阮大铖，但都位居三甲。方孔炤的岳父、翰林院编修吴应宾非常高兴，赋诗喜贺。此时，方孔炤的父亲方大镇是朝廷御史（御史古称柱下史），叔父方大铉任刑部主事，所以吴应宾诗中赞曰：“柱下又看麟一角，楼中真喜双凤鸣。”

方孔炤少年得志，更加英姿勃发。在兵部观政结束后，于次年四月赴四川嘉定（今乐山）任知州。在他为官之后，父亲方大镇连续多次写信，嘱咐他要“勤以办职、慎以出言、谦以待人、廉以临财”。方孔炤遵循父亲教导，勤于政事，尤其是办案精细善断，达到了“发奸如神”的地步。他年轻气盛，不畏当地豪贵范侍郎对地方行政的强行干预，力出高孝廉于冤狱，“活一人以不死十数人”，为当时朝野所脍炙。时人称赞他“以一年立一任之基，以一任立终身之基”。但也因此得罪了上官，一年后被平调到福宁任知州。

万历末期，朝政日趋浊乱，各地常有民变兵变。福宁此前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兵变。方孔炤到任后，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了局势的稳定。他不因曾在嘉定忤上官而有受挫感，愈发果毅刚直。任期内，因有德政，当地士民为他在太姥山建了生祠。任满后，吏部考核上等，于天启三年（1623）被擢为兵部员外郎。

天启一朝，魏忠贤阉党专权乱政。方孔炤作为兵部武选职方，不畏权贵，敢于清查冗官，并多次上疏揭露将帅贿选之事，弹劾总兵官等将弁十五人，矛头直指魏忠贤及其附逆崔呈秀。当魏忠贤循私舞弊推荐侄儿为伯爵时，方孔炤坚决反对，“执不复”。魏忠贤怒不可遏，将他削职为民。崇祯改元，方孔炤官复原职，有人趁机行贿请托，这在当时的兵部已习以为常。方孔炤却随即予以揭发，并借此机会深入清查了三十余名将帅贿选和贪污枉法之事，提出或革任或勘问或昭雪或推捕的建议。崇祯帝因此称赞他“洁己、发奸、优叙、示劝”，将其名刻到朝廷殿柱上予以嘉奖，并迁升尚宝卿。此事历年罕见，为朝野震动。自此以后，朝廷行贿请托积习为之一洗。

历尽硝烟、英勇杀敌的封疆大吏

崇祯四年（1631）七月，因父亲去世，方孔炤乞假归桐丁外艰。三年服阕期满，却适逢桐城发生民变。乡民汪国华、黄文鼎等为首，聚集了数百人攻进城里，焚烧了大户房屋，甚至砍杀了几个富家奴仆，并在城北结寨扬旗，大有与西北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遥相呼应之势，导致城中巨族纷纷逃离。方孔炤受阖邑乡绅所托，协助郡县，设计平定了这场民变。不久，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横扫楚皖一带，并屡次围攻桐城。方孔炤又临危受命，参与谋划防守，保全了县城。在周边县城相继失守情况下，桐城却坚不可摧，遂有“铁打桐城”之誉。

崇祯十一年（1638），方孔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与张献忠、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连续作战，取得八战八捷的战果，立下赫赫战功。张献忠、李自成在明军的分化瓦解下，相继投降。时任总理军务的熊文灿将张献忠部安置于谷城。方孔炤上疏力言招抚之误，并条上八策，却未被以杨嗣昌为中枢的内阁采纳。方孔炤坚持己见，厉兵秣马，为战守之备。不久，张献忠果然复叛，因知方孔炤有备，未敢东行。是时，兵部尚书傅宗龙建议由方孔炤代熊文灿督师，朝廷不许，依旧重用杨嗣昌。杨嗣昌既与方孔炤意见不合，又刻忌方孔炤有先见之明，于是寻故弹劾方孔炤。

崇祯十三年（1640）一月，方孔炤被下诏狱。此后，新科进士方以智不断伏阙泣血为父申冤，因崇祯有感于“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方孔炤才得以免死，谪戍绍兴。后经人推荐复官，以右佥都御史主管山东、河北屯田。不久，朝廷又命他兼理军务，抵御农民军。命令刚下，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攻陷北京，皇太极率领的大清军则马不停蹄横扫明军。而南明弘光小朝廷在马士英、阮大铖把持下乌烟瘴气，他们排挤史可法等正直臣工。方孔炤上疏请求北上抗击清军，马、阮等柄政者却视为邀功，容不下他。方孔炤无奈，只得奉八十七岁老母归隐桐城。

桐城名士周岐听说方孔炤归隐桐城后，赋诗《方仁植中丞归里》以慰：“欲返《离骚》问汨罗，至今声老洞庭波。云中旧牧坚言战，丞相神机只讲和。狂客悲来三策废，仙人舟去五湖多。归思岂为鲈鱼鲙，满耳秋潭渔父歌。”诗中的“旧牧”是指方孔炤曾任湖广巡抚;“丞相”是指杨嗣昌、熊文灿等人。显然，周岐為方孔炤悲愤不平，将他类比于屈原;批评熊文灿、杨嗣昌误国。

一生著书、经世致用的旷世学者

方孔炤幼承家风，文武兼备，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影响较大者为《全边略记》，乃是方孔炤天启年间任兵部职方时所撰，成书于崇祯元年（1628）。明朝后期，内外诸多矛盾突出，方孔炤试图探索破解之道。这本十二卷大著，充分体现了他关心时局的经世致用思想和以史为鉴的用心，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作为学者型官员，方孔炤为官期间仍不忘钻研学问，撰写了《〈尚书〉世论》、《〈诗经〉永论》、《〈春秋〉窃论》、《〈礼记〉节论》、《四书当问》等大量的著作。任职兵部和抚楚及屯田山东、河北期间，关心时事国运，又留下了《职方旧草》、《治师篇》、《出题中表》、《抚楚公牍》、《堪楚节抄》、《西库随笔》、《刍荛小言》、《屯抚垦荒节要》、《保障二议》等著作。

易学为方孔炤家传之学。他受祖父方学渐和父亲方大镇的影响，成为家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者，加上他对明末开始输入的西学亦有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动手实验，其学问因而具有博大之特色，为其子方以智“会通中外、坐集千古”做了较好的铺垫。方孔炤还针对阳明心学缺乏一套研究自然的正确方法，针对朱子格物穷理不够周密精详的缺陷，提出了“质测”与“通几”两大研究宇宙的方法论，并创造性地划分“宰理”（人文学）、“物理”（自然科学）、“至理”（会通人文与自然科学之理），以矫正明末学术界流于虚玄的时弊。

明亡归隐时，方孔炤又在儿子方以智的助力下，著述了十五卷的《周易时论》，“以此答天下，报祖宗，亦孤臣一缕心血所自潏也”。是书打破了三教九流界限，也打破了自然科学与天文学及数学的界限，做到了博采众家，理论阐述更具深度，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此外，方孔炤还著述有《环中堂诗集》、《环中堂文集》、《白鹿山集》、《石言》、《庸书广》、《知生或问》、《抱一斋当问》、《知言鉴明》、《善述》、《学易中旁通》、《古文诗集》等，每类著作都是数卷甚至十数卷以上，可谓著作等身。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晚年的方孔炤沉浸在家破国亡的极度悲愤之中。特别是长子方以智为避清廷逼迫只得逃禅世外，次子方其义年甫三十就忧愤而逝，这让他每每哭诵陆游《示儿》诗不能自已，才六十余岁就过早地含恨离世。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感慨：“（公）效忠乱朝，才用未尽，可胜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