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寰

于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等八人“共和国勋章”。

于敏同志是中共党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我国氢弹原理的突破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长期领导并参加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杰出领军人物之一，是全国劳动模范、“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还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于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16日逝世，享年93岁。

过去我曾在工作中与于敏同志有过一些接触和了解，下面我依据往昔留存的一些资料写出此文，来进一步宣扬于敏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德，并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大家眼中的于敏

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科工委科技部二局一处任处长，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1984年2月，核工业部所属第九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所（今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九院九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政工会结束后，该所各党支部都召开了党政工团负责人会议，研究贯彻政工会议精神。3月3日，九所政治部把各党支部研究落实政工会议要求的具体措施写出《简报》，报送九院党委和核工业部政工办;另送了一份给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伍绍祖。

《简报》中有介绍二室党支部提出要在学先进、赶先进活动中，搞好“我向于敏学什么”、开展五对照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伍绍祖阅过后，把该《简报》呈送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

张爱萍阅后，在《简报》上批示：“建议国防科工委二局与（核工业）部政（治部）派正直的一、二同志到九所核查一下事实后写一简要情况给我。并请国防科工委政治部研究：对于敏同志和钱绍钧同志（时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及相同的其他同志的表扬报道方式及内容（不泄密）。请伍绍祖同志酌。”

遵照张爱萍的上述批示，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被派到九院九所核查《简报》中的事实。来到九所后，我们先后听取了九所党委和有关部门的介绍，同九所的部分同志进行了座谈，通过座谈，进一步了解了于敏同志的事迹。在大家眼中，于敏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平易近人、深入实际，精益求精、学风严谨，道德高尚、人才难得，是值得学习的楷模。

1984年3月24日张爱萍在九院九所政治部《简报》上的批示

一、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于敏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1951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并在20世纪50年代在原子核理论这一领域做出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恰在这时，二机部党组决定调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意味着于敏要放弃自己近十年来熟悉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纯理论研究工作，去从事不同性质的一个绝对保密的新领域的研究，这对于敏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不可能没有思想斗争。然而，于敏毅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很快以全副精力投入氢弹原理研究中。

核武器理论设计，是一项多学科性的工作。为了掌握工作的主動权，于敏又学习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统计物理、辐射自由程、状态方程等多个学科，还掌握了一些数值计算方法，后来他还研究了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对学习于敏是分秒必争，早晨起床后就开始看书，上厕所看，吃饭时也看。晚上为了不影响孩子睡觉，他拿着书到卧室外去看。开会前的几分钟他也从不放过。出差坐火车也成了他学习的好机会。有一次，于敏从北京去位于四川绵阳的九院院部开会，在火车上他把一本厚厚的统计物理学读了一半。由于勤奋好学，于敏知识面广、思路宽、目光敏锐。

于敏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核武器研究工作中去。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科研工作中的问题，甚至睡觉时也在想。他身体不好，妻子孙玉芹给他煎的药、煮的奶，常常是热好了变凉，凉了再热……他常常在深夜两三点钟突然开灯起床，到桌旁去推导公式，写下一些想法。为了于敏的健康，同志们建议孙玉芹在晚饭后拉于敏出去散散步。可是，于敏虽然身子在慢步前行，而他的大脑还在围绕着科研问题转。

于敏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疝气、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可是，只要人不倒，他总是挺着干。一次，于敏带病参加一个专业会议，白天紧张地讨论了一天，与会的外单位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难解的问题希望九所给予解答。晚饭后，于敏回到房间，就拿起计算尺认真地工作起来。九所与会的同志到于敏房间看到他正在计算、推导，硬是抢下了于敏手上的工作，强迫他休息。当看到于敏已躺在床上休息后，同志们才离开他的房间。可是，第二天早晨，于敏拿着多页纸对九所一位同志说：“你检查和复算一遍，准备在今天的会上发言解答。”同志们看到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推导的公式和数据，都愣住了。从于敏那疲惫的面容看出他彻夜未眠……

1978年，九院第二研究所派人到北京，就真空照相技术问题向于敏请教。当时于敏正患病。然而，为了满足千里迢迢从四川来的同志的要求，他忍着病痛，由人扶着到会议室讲解。大家见他面色不好，说话吃力，请他坐着讲。但他说：“不在黑板上写是讲不清楚的。”他就这样忍着病痛讲了一个多小时。

在突破第二代核武器原理设计的工作中，于敏更是操劳不息。第二代核武器在理论上、技术上都有许多难点待解决。但是，由于九所客观上存在许多问题，如知识老化，后继乏人;后勤保障工作问题较多，有待改善;办公用房十分拥挤，一些中年知识分子住房很挤等等，使得科研人员人心不定。面对这种现状，于敏忧心忡忡。他一方面谆谆告诫大家：“对于国家的试验任务一定要做过细的工作，绝不能轻率从事”，一方面又利用各种机会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存在的问题。他本人有很多机会到更好的岗位，但是，于敏考虑的是：如果“我在此时也离开，那同样也会可能产生对九所不利的影响”。于敏这种顾大局、识大体，以国家事业为重的工作态度，为九所科研人员树立了榜样。大家在于敏带领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如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科研任务。

二、坚持真理、不畏强暴。搞科学研究的人必须敢于讲真话。于敏就是这样的人。对待科研问题，他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可贵品质非常突出。

1970年至1971年间，林彪一伙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派两个人到九院“清理阶级队伍、破三个案件”、抓“516反革命分子”。这两人指使在九院的军管人员实行专政，残酷迫害、镇压干部和群众，对科研人员随意加以批判。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当时的科研工作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导致一项爆轰出中子试验没有测到中子。在没有找到问题之前，这两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又逼迫仓促上阵，使另外两次爆轰出中子试验也没有测到中子。三次爆轰出中子试验没有测到中子，很可能是存在着还没有被认识的某些科学技术因素，应进一步研究改进设计的途径，这本来完全是个纯技术问题。但是，这两人硬要说成是“阶级斗争”问题，要抓“反革命”。这两人扬言：“要抓‘515（指一种正在研制的较小型核武器的代号），先要抓出‘516（指‘516反革命分子）。”他们点名把于敏从四川叫到海拔3200米的青海221厂，企图利用于敏的嘴说出他们要讲的话。然而，于敏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不畏强暴，不怕压力。经过认真了解上述爆轰试验的情况，于敏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是一些局部的技术上的原因导致了试验的失败，并有理有据地阐述了没有测到中子不是理论方案有重大错误的理由。于敏还说：“我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我不能按别人的意志去讲，说违心的话，那样做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现在迎合他们的话去讲，虽然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但将来就会不好过。我们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啊！”就这样，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随时就可能戴在他头上的情况下，于敏与当时一同出差的邓稼先等同志一起坚决顶住了压力。邓稼先曾发自肺腑地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于敏在221厂爆轰试验现场不但仔细调查研究，还给技术人员介绍理论设计原理，一起讨论各种技术问题。他同科研人员一起分析全部实验数据，最后和大家一起找出了改进设计的途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十余次爆轰出中子试验的不断改进，找到了解决办法，并修改了理论设计方案。

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于敏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他便血了，到了北京就出现休克，被送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于敏还惦记着试验任务。出院后，在北京没待一个月，他又急忙赶回到青海221厂了。

三、平易近人、深入实际。于敏早已是一位学术上有许多成就、造诣很深的科学家。当年他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于”。虽然，他在科学上是十分严格的，可是大家对他却没有一点惧怕的感觉。平时，在科研工作中遇到问题求教他时，他总是先仔细地倾听，然后给你满意的解答。他的解答，不是笼统的、原则的，而是详细的、具体的，从思路该怎么走，到公式的推导、参数的处理等细节问题全替你想到了，有时还给你推荐参考书籍。大家都说向于敏请教问题有“三不”：一是提问题的时间不受限制，不论是上班、下班，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随时都可以问他;二是提问题的范围不受限制，不论是物理的、力学的、状态方程，还是计算方法，都可以向他提;三是即使提出一個看来有些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也照样耐心而热情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懂了为止。曾经有一位刚离开大学校门到九所参加工作的新同志，向于敏请教一个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于敏用了很长时间，从基础课给他讲起。事后，这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一位专家用了这么多时间，给我新参加工作不懂的问题讲懂了，我提的问题是那么简单，却花了于老那么多的时间，我很过意不去，我非常佩服于老！”

于敏一向注意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年轻同志大胆发表意见。许多科研人员都说：跟老于讨论问题我们很舒心，可以没顾虑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他鼓励大家开展争论，他认为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是必要的。

在我参加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发言说：作为院一级的领导，作为一名专家，在工作中把握住工作中大的方面就可以了，具体的工作完全可以由别人去做。然而，于敏却不是这样。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现场，亲自动手解决问题。他经常和群众一起到计算机机房上机、值夜班、拉计算尺、看纸带、抄数据，这些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哪里工作有困难，哪里就有于敏的身影，他总是战斗在第一线。

1975年4月间，一项国家试验任务亟待计算，但一个关键计算程序总算不出结果，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出原因。于敏得知后，马上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制定了两个查找问题的方案：一是正面硬攻，一是迂回前进。对于正面硬攻，于敏先把复杂的方程组重新推导一遍，和大家一起把几千条程序指令、几万个数字一个一个地检查了一遍，然后就上计算机试算。试算从下午四点开始，于敏和其他十几位同志一起进入机房，在于敏的指挥下一步一步进行追踪计算。直到深夜一点钟，终于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运算错误。于敏断然判定是计算机的问题。这样，在维护计算机的同志的配合下，找出了计算机一个十分隐蔽的元件故障（此故障对其他计算程序都不产生影响）。排除故障后，计算工作就顺利地进行到底了。为了验证计算的结果，于敏决定进行完整模型计算程序的计算。此后，于敏稍作休息后，早上七点钟又来到机房，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得到满意的完整的计算结果。

四、精益求精、学风严谨。于敏常对科研人员讲：“我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影响着祖国的安危，核武器打出去就要打得准。因此，我们的工作要做细致、要做扎实。”于敏是这样要求大家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清醒地知道，一个数据之差，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他要求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决不能模棱两可。

有一次试验，取得的中子预热实验数据偏大。那时正逢“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混乱，做这一项试验研究的仅一个人。当时，于敏指出该实验数据是错的，决定通过编程序上计算机计算。结果证明这一中子预热数据确实偏大。

有一次地下核试验后，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试验的结果。在“自封闭原理”上，于敏和另一位领导有一些意见分歧。于敏坚持重新计算、论证一下，求得意见统一后再去汇报。那天晚上正巧停电，几位同志点了蜡，用计算尺整整算了一个晚上。计算结果证明于敏的意见是正确的，分歧意见统一了之后，才向周总理做了这次地下核试验结果的汇报。

有一个课题组在探索“非平衡效应理论”上遇到了困难，于敏鼓励大家树立信心。经过大家进一步努力，发现存在有非平衡效应，并高兴地向于敏作了汇报。于敏冷静指出，不要刚发现一些苗头就很乐观，要继续深入研究。后来，大家兢兢业业地继续深入做了工作，证明确实有非平衡效应后，于敏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在每项理论设计方案的定案会上，于敏对任何一个细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没有得到满意解答之前，是绝不拍板定案的。例如，在审查中子弹一维理论设计方案的定案会上，于敏既肯定了工作成绩，又指出了几处工作做得还不细致的问题。他经常要求大家：我们不能光查找数据，而要进行仔细的物理分析、掌握规律性的东西，在定性、定量上，概念一定要清楚。

20世纪80年代初，在研制一项核武器新原理引爆弹（即扳机、初级）时，拟分解进行三次研制性核试验。分解核试验之一获得了圆满成功后，有的科研人员认为第二代核武器新原理引爆弹的研究已大致过关了，比较乐观。然而，于敏却及时地、严肃地指出：分解核试验之一仅仅是第二代核武器新原理引爆弹研制试验的一次前哨战，它的成功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这其后的分解核试验之二、之三才是决战，之二、之三的难度要比之一的研制难度更大，是一场攻坚战，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谨慎，严格把关，做到万无一失。

关于于敏对待工作的严谨扎实，伍绍祖曾给我讲过一件事。1982年9月下旬的一天，即将进行的核试验的核爆炸装置已经从井口向竖井内下放了约四米。在北京的于敏心系核试验现场。这天夜晚他躺在床上，思索着这次核试验的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他逐一思考着每一个物理因素。忽然，他发觉有一个物理因素在以前的核试验中都不大起作用，而这次核试验虽然已经考虑到它的作用，但计算机计算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他马上起床，伏案用计算尺进行了粗略估算，发现这个物理因素有可能影响到热核材料充分燃烧，而影响这次核试验的成败。

第二天早晨上班，于敏找曾先才等人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做了进一步粗估和讨论，并让大家立即再用多个程序对这个物理因素的影响进行对算。随后，于敏和曾先才一起到国防科工委大楼向伍绍祖等就上述问题作了具体汇报。于敏还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了核装置理论方案设计当中考虑不周到的责任，并请求国防科工委领导向核试验基地下达暂停核装置继续向竖井内下放的作业。

伍绍祖听了于敏的汇报后，很真诚地对他说：“您的这种实事求是、严格的科学作风，以及对人民的事业完全负责的精神，我很受教育，很值得表扬和学习。”伍绍祖希望九所抓紧已经布置的多个程序的计算，并认真仔细地作出对比和结论，有了结果马上汇报。并让国防科工委发电报通知核试验基地暂停核装置向竖井内下放的作业。

经过两天一夜的连续奋战，多个程序计算的结果都表明，于敏担心的这个物理因素虽有一些影响但无关大局。于敏同各路人马一起讨论了全部计算结果，最后确认：担心的这个物理因素它不会影响到这次竖井核试验的成败，不需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核装置可以继续向竖井内下放。

在之后的竖井核试验成果总结会议上，于敏在发言中意味深长地说：“核装置刚下放竖井时，我们审查的那个物理因素，在过去和这次核试验中虽然没有产生出什么大的影响，但不等于它永远不起作用。在今后的理论方案设计中必须谨慎小心地对待它。如果我们把它忽略了，而它又真的起了作用，我们国家的巨额资金和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全都浪费了。我們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将成为罪人！”

五、道德高尚、人才难得。在我参加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中都公认：于敏同志学识渊博、思路宽广，科学上富有敏感性，能及时抓住科研工作中的一些好苗头。他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学科和一些科学原理见解，指出了这些工作的方向、路子。有时还亲自做一些关键性的研究工作，更具体的工作由大家分头去做，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帮助解决。当大家做出成果时，在科研报告上或申报科研成果奖上写上了于敏的名字时，于敏总是谦虚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并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于敏自1965年初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到九所工作以来，他本人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但九所的科研人员们说：“于敏同志的文章全发表在我们的文章之中了！”“在我们大量的没有写上‘于敏名字的科研成果中倾注着老于多少心血啊！”座谈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老于不愧为我们的好领导、好专家、好老师！”

于敏带头倡议制定的《北京九所科技人员道德规范》

在座谈会中我还了解到：九所工作的特点是学科性广、集体性强、环节繁多。要完成核武器的理论设计，绝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胜任的。要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去分别完成各个环节的工作，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多年来，于敏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团结了全所科研人员，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由于于敏的工作作风非常深入实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对于全所大大小小100多个课题组的研究情况、重要数据、计算程序乃至打印纸带等等，掌握得很清楚，可以说了如指掌。大家说他的脑子像一部“电子计算机”。有的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人员说：“我们有时对某些数据说不大清楚，可老于却能准确地说出。”还有的科研人员发言介绍说，当我们工作中因为学术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因而争论不休时，只要老于一分析，便能从千头万绪中抓住问题的本质，他能把量与量之间的关系、量级的大小、问题的线条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大家的意见很快得到统一。

于敏同志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以后，一些老专家相继离开九所后，于敏成为九所科研工作的主要引路人、掌舵人。从核武器发展方向、科研规划，到新研制的核武器模型的设计，于敏都胸有成竹。一次次国家核试验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都由于敏把关定案。于敏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为国防现代化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劳动。他在任何艰难处境下，对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一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发生动摇。进入80年代，于敏到处奔波，不断呼吁：“我国核武器还很落后，与美国、苏联相比，差距很大，我们仍需继续努力。要发展、要提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在于敏身上的集中反映。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他那高度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他那高超的学术水平和领导艺术、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思想风貌，深深地为九所科研人员所钦佩。大家都说：“于敏是一位很难得的人才啊！”

另外我还了解到，早在1982年8月6日，于敏就带头和九所的周毓麟、何桂莲、李德元、符鸿源、郑绍唐、胡思得、杜祥琬等共17人联合倡议在九所制定了《北京九所科技人员道德规范》（见前页影印件）作为九所科技人员的行动准则。而他自己更是完完全全地做到了《道德规范》的五点要求，堪称楷模。

于敏反对新闻媒体称他是中国“氢弹之父”

2007年春节前，伍绍祖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组织安排一下，找原国防科委二局和原核工业部军工局的几位老同志跟他一起前往于敏家中看望、拜早年。

春节前的某天下午，我们一行八人登门看望了于敏和他夫人孙玉芹。于敏见到昔日曾在一起为国家的核武器事业共同奋斗的领导机关的同志们来看望他和夫人，非常高兴，并感谢大家。他很平和地对大家说：“我曾讲过多次了，为国家做贡献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可以欣慰了。”于敏又说：“我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因此，成绩属于团队、集体。”停了片刻，于敏摇着手说：“所以，我也反对新闻媒体中关于我是中国‘氢弹之父的报道。这个称谓很不妥，不科学。最主要是团结奋斗，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跟其他的同志一樣，也发挥了同样大的作用。”

后来，伍绍祖同于敏谈到新一代科研人员培养的话题。伍绍祖说，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要靠人才。我们的核武器事业也要继续向前发展，也需要培养新一代科研人员。于敏也有同感，说：我对中物院年轻同志寄予厚望，我认为高水平的人才，决不希望做守成的工作，要创新，发挥创造能力，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他们在中物院过去的基础上，在有限的条件下创新，能够再走出一条创新的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来。

于敏曾经说过：“我们从来不想杀人，而是人家要杀我们，我们不能不自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总统杜鲁门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所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热爱和平，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防止战争，保卫和平，不存在任何不人道的东西。”

于敏同志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科学家，他功在国防，壮我中华;功在当代，造福未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同志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不朽功绩永载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