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 万秀兰

摘   要：弗莱雷解放教育观下所包含的“合作”“团结”“组织”“文化合成”四大要素的对话行动理论有助于教育援非行动摒弃“压迫”，走向“解放”。新时期中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与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话语在援助立场、目的、关系、模式、原则上不谋而合。由此，借鉴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话语，未来中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可坚持四大取向：帮助非洲从“静默”走向“批判”，再到共同发展;继续摒弃“操纵”，坚持强调“对话”，实现合作共赢;分享中国经验，帮助非洲树立“文化自信”，推动非洲一体化;重视“边缘人群”的教育，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专项合作。

关键词：弗莱雷 解放教育学 中国 教育援非 话语

考察国际教育援助发展的历程，发现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话语长期缺失。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对非教育援助，其独具特色的教育援助话语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成果文件，其中“合作”“团结”“共同”“友好”等词被反复使用，彰显了中非关系的本质。这些话语也是过去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相较于西方，中国哲学在其论证和说明方面大有逊色[1]，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当前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模式。

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被认为是解放教育学的首席哲学家和奠基人，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2]。其深刻的解放教育理论为教育学尤其是国际教育援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对解释和完善我国的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也很有启发。由此，本文拟研究：在弗莱雷的解放教育观下如何看待教育援非？对弗莱雷的解放教育话语和中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进行比较会发现什么？弗莱雷的解放教育思想对我国政策话语的改善有何借鉴意义？

一、弗莱雷对话行动理论支持下的

教育援非话语

为摒弃教育中的压迫行为，弗莱雷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话行动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指导国际教育援非“从压迫走向解放”，其主要涉及四大要素。

（一）合作

弗莱雷认为，单向援助具有侵入性，双向合作则能实现共同发展。就其援助本质而言，援助国与受援国是矛盾的两级，如果援助国只是简单地考虑自身利益，而没有对等地换位思考，把援助双方的关系看作是垂直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那么最终由援助国一手操纵的对非洲教育援助终究是一场压迫行动。

为此，对话行动理论倡导双方合作，在合作中解决这一矛盾。合作通过交流实现，对话是促成合作的基础[3]。在弗莱雷看来，双方进行对话既不是一种让步，也不是一种恩赐，更不是用来统治的策略。对话，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而是人人应享有的权利”[4]。以往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授受关系，符合弗莱雷笔下“家长式的统治”，而对话文化行动理论则着重强调通过“对话”来架起矛盾双方合作的桥梁。

（二）团结

援助目的决定援助性质。援助国若想达到征服的目的，毫无疑问，操纵是惯用手段;而若想切实帮助非洲发展，在弗莱雷看来，就必须团结一致。一方面，援助国要与非洲团结起来，双方应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教育援助不只是援助国一方或是受援国一方独自的任务，而是双方共同的任务，只有双方团结一致，才能更有效地开展教育援助。另一方面，援助国更应帮助非洲本土团结一致。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非洲独立后仍长期存在，很多非洲国家在外部关系上各有所属，因此非洲团结并不容易，一体化之路举步维艰。作为援助国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并帮助非洲实现团结统一，这是促进非洲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组织

在对话行动理论中，“组织”代表了“操纵”的对立面，是为团结这一目的服务的[5]。对援助国来说，在教育援助中做好组织工作既需要建立完善的组织制度又需要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组织制度指的是教育援助过程中需要具备领导、纪律、决心及目标[6]，形成一套系统的援助机制。若没有这些，组织就无从谈起，教育援助的效果也会被削弱。组织能力方面，对援助国来说，需要能够批判性地认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双方的世界观、受援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避免未经分析具体实际就想当然地强制嫁接自身的教育经验。

（四）文化合成

“文化合成”在弗莱雷笔下是相对于“文化侵犯”的一个概念。在文化合成中，援助国不是以侵犯者的身份从“另一世界”来到受援国的世界中，他们来不是为了强制教导、传授或给予什么东西，而是为了与受援国“融为一体”，互相认同，共同发展。[7]

众所周知，援助国与受援国可能存在着不一样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水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文化合成才有可能解决这些不同所带来的矛盾。实际上，文化合成并不否认两种不同之间的差别，而是基于这些差别之上的互相理解。它着重肯定双方能够互相给予的不可否认的支持。弗莱雷认为，应强调文化合成在促进团结中的首要作用。文化合成所帶来的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互相认同能够使双方不遵从援助国预先制定的计划，而是共同制定互相认同的行动纲领，这对于教育援助的开展大有裨益。

二、弗莱雷的批判话语体系

与我国相关政策话语不谋而合

作为一个不同于美国等西方援助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我国坚持以自身的中华文明及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援助话语体系。我国的教育援助话语和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相关话语在基本观点上不谋而合。

（一）话语溯源：中国的官方声音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或者说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60多年来，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式、单一领域到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转变[8]。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形成之前，中国没有单独的对非教育援助政策、机构或制度，教育援非的相关内容主要在一系列对非协定与条约之中有所涉及。彼时，教育援助只是一些碎片化的无制度、无组织的行动。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为中非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稳定、健康的平台，打开了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新篇章[9]。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我国积极同非洲国家展开教育交流与合作，逐步构建出不同于西方教育援助模式的中国特色教育援非话语体系。2006年我国发布《中国对非政策文件》，2011年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年发布第二份修订版《对外援助白皮书》出台，2015年发布第二份《中国对非政策文件》。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同时，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的讲话中也多次谈及中非是命运共同体，中方愿为促进非洲发展振兴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10]

（二）话语比较：不谋而合

中国的教育援非从理念到实践，从方式到手段都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而其现实演绎方式不能在传统的西方话语下得到合理的诠释[11]。笔者发现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相关话语与我国对非洲一贯秉持的思想路线、国家（教育部）发布的主要文件中的话语的精神内核不谋而合。

1.援助立场：摒弃压迫

“摒弃压迫”是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核心立场。弗莱雷指出，要想受援国获得“解放”，就必须坚决摒弃政治压迫。同样，我国一贯坚定摒弃教育援助中的政治压迫。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我国与非洲交往，要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五不”与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具体阐述了我国在援助中摒弃压迫的决心，这正是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援助话语上最根本的区别。

2.援助目的：共同发展

弗莱雷认为，在“解放”被压迫者的同时也会实现压迫者的“自我解放”。这种“双向解放”的意识与我国一直秉持的援非目的是一致的。我国在《对非政策文件》中明确表明，中非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12]。“中国梦”与“非洲梦”是共同的梦，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中国多年来始终与非洲国家守望相助，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非洲国家谋求发展的同路人。

3.援助关系：团结平等

弗莱雷的解放教育学倡导双方团结，而我国也坚定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认为，中国始终平等对待非洲，这“比金钱更宝贵”。正是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中非才能够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呼吸、共命运，使得中非形成团结平等的伙伴关系成为可能，这也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

4.援助模式：合作共赢

“合作”是弗莱雷对话行动理论所推崇的方式。同样，我国在对非政策话语中也一直积极宣扬一种区别于传统西方“援助—受援”关系的合作模式。2016年7月，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合作”一词贯穿全文，以突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具体在与非洲交往政策中，2015年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表明，中非将走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13]

5.援助原则：鼓励主事

弗莱雷所提倡的培养受援国批判意识与我国一贯鼓励受援国主事的原则同样不谋而合。我国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都表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我国以支持非洲培育内生能力增长为重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14]。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捐赠式”的援助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现代化，而中非合作着力于培育非洲国家的自我造血机能，根据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予以援助，是一种“基于需求的回应式”的援助[15]。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何文平举了一个例子，她说：“我们一般不提前说我们要把学校建在哪里，是需要他们首先提出要求，然后我们派遣我们的团队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需求就没有学校。”[16]

总之，基于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立场，我国能够深刻理解“被压迫者”的心声。即使这些年西方援助国开始反思其援助模式，陆续修正其援助话语，但仍对受援国施加控制。这是因为他们始终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终究无法理解长期落后国家求发展的心声。

三、弗莱雷批判教育观下

中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取向的思考

随着中国对非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教育援非政策改革的新需要不断产生，作为援助国的中国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7]的教育援非话语体系，来解释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援助关系，这对于打破西方教育援非的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教育援非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弗莱雷解放教育学的话语对于我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弗莱雷解放教育观下，未来我国教育援非政策话语应该坚持四大价值取向。

（一）帮助非洲从“静默”走向“批判”，再到共同发展

在思想层面上，我国应该意识到非洲能够批判地接受援助是教育援非有效性的根本。区别于西方以往把非洲维持在“依附”地位的援助模式，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积极培养非洲独立的批判能力，使非洲能够认清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自主地选择去改造不公正的现实。

在实践操作上，作为援助国，我国要积极培养受援国在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从而能够培养受援国“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行动”的独立批判能力。我国在对非洲教育援助中，要继续坚持以提高非洲自身的能力建设为主，给予非洲受援国充分的政策选择空间。首先，要提高受援国的“政治愿望”和“所有感”[18]，这一点至关重要。有研究表明，受援国改善教育的意愿及其相应的投入是教育援助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需要充分尊重非洲受援国的意愿，让发展的决定权掌握在非洲人手中，我国只提供辅助性的、引导性的教育援助。其次，提高非洲受援国的教育规划、管理及实施能力。受援国存在“静默文化”的直接原因是長期缺乏技术与人才，这就要求我国秉持“筑巢引凤”“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适当由直接给予转向在当地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及技术培训，具体可以包括由在我国学习和培养转变为给予更多机会在受援国学习或培训;由向非洲派遣援助教师转变为培训当地教师;由向非洲提供教育专家转变为培训当地相关人员教育改革方法，让非洲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更长久的发展。最后，我国的一切教育援助行动必须置于非洲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框架下。教育援助只有与受援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符合，才能事半功倍，保障教育援助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诚然，我国的教育援助不仅要帮助非洲从“静默”走向“批判”，更要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我国要避免“给非洲”“为非洲”，而是应该通过“我国”与“非洲”一起，把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促进我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双方持续的共同的发展。

（二）摒弃“操纵”，坚持强调“对话”，实现合作共赢

在思想层面上，我国首先需要思考自身立场的问题。“一者是主人的思考，另一者是同志的思考”[19]。两种思考下的援助目的不同，“主人的思考”目的是为自身利益，征服非洲;而“同志的思考”目的是为共同利益，解放非洲。相比于西方，中国的优势是了解非洲国家的真实需要。中国不但没有任何对非洲国家殖民、侵略的不良记录，而且有着与非洲国家相似的被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历史。因此，中国充分理解非洲国家求独立、谋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一份理解将更有利于双方开展有效对话，形成合作关系。

在实践操作上，尽快深化与非洲平等对话机制，积极展开对话，增进互相理解与交流。在弗莱雷的批判教育观下，有效对话需要一些要求和前提。其一，爱是对话的基础和对话本身。对话不应是一场充斥双方意志的敌意论战，更不应成为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手段。我国必须切实营造与非洲真诚友爱的关系，使对话成为真正意义上有效的对话，才能够促进思想融通、政策贯通、民心相通，切实以解决非洲教育发展问题为核心。其二，在对话中保有谦虚的态度。对话不能是某一方傲慢自大的行为，双方要以诚相待，保持谦虚的态度，对话才能在友好的氛围中持续下去。其三，对彼此抱有足够的信任感。一方面，我国要充分信任非洲国家自身的建设能力及治理能力，坚定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我国应该遵循“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态度，不折不扣地落实对非教育互利合作方针和举措，成为非洲信任的好伙伴。其四，对话必须在充满希望的氛围中进行。如果中非双方对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抱任何希望，那彼此的对话将是无意义的，彼此的态度将是消极的。习主席指出，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因此，我国必须在教育援助过程中加强监测，确保教育援助成果能够有效落实，让“中国梦”与“非洲梦”比翼齐飞。其五，真正意义上开展对话是建立在对话双方都具备批判性思维基础上的。只有摆脱幼稚片面的合作思维，在合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才会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这些要求都是实施有效对话与合作的基本保障，双方形成合作关系，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实本身，现实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双方所关注的不再是各自的利益，而是扭成一股绳，共同制定双方都认可的合作方案，旨在为真正有效解决非洲实际发展问题而努力，让教育援助成为共赢的事业。

（三）分享中国经验，帮助非洲树立“文化自信”，推动非洲一体化

自19世纪末，“泛非主义”思想在非洲大陆长久盛行。当下“泛非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非洲努力追求一体化的过程中。非洲希望通过一体化来维护国家主权、推动政治经济发展和摆脱“边缘化”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一体化的前景困难重重。

非洲一体化是非洲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在思想层面上，我国要把非洲一体化视为非洲复兴的必然选择。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发展之方向，更是时代之吁求，在非洲追求联合自强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支持而不是否定。[20]

關于在实践操作上如何促进非洲一体化，这就取决于我国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历史与现实经验[21]。我国同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差异显著，我国在自身团结过程中，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一直被置于首要方面，我国坚定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是我国的经验，也是可以分享给非洲的经验。一方面，必须帮助他们打破对自己和世界原有的认知，摒弃历史矛盾与彼此嫌隙。另一方面，最适于帮助非洲团结一致的方式是进行弗莱雷笔下的“文化合成”。只有文化认同，才可能解决援助国与非洲不同世界观间的矛盾，以丰富双方的世界观。

教育是促进非洲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应该帮助非洲扩大教育文化交流，挖掘非洲文化的共性，以建构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种族等差异的非洲文化认同。同时还可以帮助非洲在教学、教科书中引入非洲文化，开展以非洲文化为主题的教育交流和学术研讨会，塑造非洲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树立团结非洲、复兴非洲的理想与信念，从而有利于推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

（四）重视“边缘人群”的教育，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专项合作

非洲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十分显著。女童教育、扫盲教育、全纳教育、流动人口教育等在非洲问题重重。从性别不平等来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文盲中有2/3是女性。调查显示，有50%的辍学女童再无缘踏入教室[22]。面对这些因社会不公所产生的“边缘人”，我国应在教育援助中重点关注，以服务于社会底层的“失声者”和“被压迫者”。

在实践操作上，我国应该通过有效的教育援助手段，改变那些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命运。首先，我国要帮助非洲制定更加包容可及的教育政策以保障所有社会群体的教育权益，这不仅是全民教育的基本，更是实现可持续教育的必然要求。其次，我国应该帮助非洲通过制度安排和政治保障，重视对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使其不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再次，我国目前的教育援非政策（如奖学金政策）使得许多非洲中上阶层获利，而非洲广大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群的教育问题仍得不到改善。因此，我国要将对非洲受援国的资助重点转向教育失衡相关问题，如语言、地理位置、性别等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均衡问题。我国可以设置专项经费，通过特定援助项目的形式以支持非洲特定人群的教育发展。最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关注非洲弱势群体，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国在保持传统双边援助的前提下，可以积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将“一带一路”倡议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加强政策沟通，以双边合作支持多边合作，以多边合作完善双边合作，提供更灵活多样的教育合作方式，开拓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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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