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刘晖＊

地景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已形成系统理论。地景学主要研究人工工程建设中如何去结合自然、因藉自然。其特征之一是“天人合一”观，景观、生态与人文相和谐；其二是景观设计美学与数学、哲学相融合[1]。西部地景理论注重自然环境特征，注重自然形胜，特别是对人居选址环境的认知，巧妙自然。在景观要素的营造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凭“藉山”之形与“依水”之势，将人工工程塑造融入其中，体现了人工与自然一体的设计原则。对中国古代地景文化的“山水形胜，因藉自然”传统文化思想与营建手法进行解读剖析，可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园林营建及其丰富文化的内涵，对现代的景观规划与设计也有不同的参考价值，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研究意义。

1 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思想的历史脉络

中国古代的地景文化思想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在距今大约5 000年前的羲皇时代的八卦图示中，便有天、地、水、火、山、泽、风、雷8种物质与景象，这些原始的自然要素，是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也是当时典型浓厚的文化色彩，山岳、水势作为一种自然景观元素已尽显其中。中国早期人类感知天象、地貌文化以及界定人居环境与天、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指蒙性文化特征。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的山文图示中，“山”的景象与山的文化要素，是古人接触自然的感知、认知自然环境的历史记述[2]。这便是地景“因借自然山水”文化的启蒙阶段。

西周时期，在其《周易大传》中提出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在当时的卦爻中，颇多呈现出山川形势、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象，战国时代的孙卿子就有对秦地秦川作如此评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综上所述，其实质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山岳景观的一种朴素认识。

秦汉时代，帝王所营建的各大工程，已具有十分浓厚的地景文化特征，藉山依水营建手法已显得十分娴熟，诸如建立上林苑与阿房宫提出了“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已使得园林、行宫的营建能够依托或因藉山形水势，凸显其雄伟与壮丽。秦始皇陵墓的选址更加注重风水形胜之地，其选于“骊山之阿”和“天华”胜地，充分利用了骊山与渭水的自然景观气势，显示了秦帝皇陵墓的威严。秦汉时代建立的子午岭主轴与桥山卧龙、都城营建均是以南山为阙、辅以离宫的布局。而汉代较为诸名的私家园林袁广汉园已采用掇山技术，不仅聚土为山，还能构石为山。其内部构造为石，外部附土，既能显示狭陡，也能植树种草。

隋唐时代，是地景文化理念的兴盛时期，城池行宫的营建运用了“冠山抗殿，绝壑为池”“疏泉抗殿，包山通苑”等手法，而唐代的陵园选址也改为了“因山为陵”。唐代的宫观、寺院工程也多为借山岳之地景，形成了独特的山岳文化。隋唐长安城的建设，选址于六冈之地，即九二之地置大明宫、九五之地置青龙寺、九六之地置大雁塔，也是典型的地景文化的内涵。

宋、元两代地景文化的发展较为缓慢，到了明、清两代，地景文化确实可称蔚为大成的时代，继承了各代地景文化的发展脉络。不管是江南园林、北方园林，还是北京城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帝王工程的设计理念，均似隋唐的气魄。而颐和园采用的“笼瓮山为苑，冠山构殿”，它的气势都已超过了唐代的离宫别苑，使地景文化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2 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手法经典语汇意释

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手法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积累的经典词条颇多，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几例经典词条进行诠释解读如下。

2.1 笼山水为苑

“笼”是指笼罩、收罗、掌握的意思[3]。“苑”是指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贵族进行游玩与打猎的风景园林。“笼山水为苑”即意为：园林选址时通过包笼的手法掌握山形水势，来营建布局风景园林。也是凭借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人工工程选址、布局和营建的哲理方法。相地选址时，对山、水、林、甸等地景要素行之界定。陕西关中地区有广袤的渭河冲积平原、起伏变化的崇山高地，因而地貌条件所决定的方位和景象是相地选址、建筑群体布局和营建所依托的背景和骨架，也是相地选址十分重要的因素。树木与山势的协调同构，水体、草甸与山势地貌均衡的展现，才能得以山水为苑，林甸为助，且两者均不可或缺。唐代建筑家阎立德按照太子手诏“南营翠微，本绝丹青之工，方假林泉之势，因岩壑天成之妙，借方甸而为助，水态林姿，笼山为苑，自然而成”的旨意，进行了当时园林的选址及别具特色的设计匠造。

2.2 冠山抗殿

“冠”是指戴帽及覆盖的意思。“抗”指通亢、提升与抬高的意思。

“冠山抗殿”源自唐 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其意为：在巍峨的山顶上建起高大的宫殿。具有抬升建筑之势，有使建筑显得高大雄伟的效果。它是中国古代地景文化思想营建重要手法之一。山上建殿，气势雄伟，可俯视全部宫中建筑群。唐代的宫观、寺院等工程，结合山岳、深谷等自然地景形势，充分运用这种营建手法，是中国古代最早采用“冠山抗殿、笼山为苑”的因借自然理念。

2.3 包山通苑

包山通苑来自《历代宅京记》。“包”的意思是：包围，围绕，也通“苞”矣，泛指草木丛生且茂盛并包围着山林。“通”的意思是：全部，整体[4]。

“包山通苑”其意为：用以包围着茂盛草木的山形地势，来营建整体的风景园林。也是中国古代地景文化思想的一种营建手法。

2.4 分岩竦阙

分岩竦阙来自唐 魏征的《九成宫醴泉铭》，其意为：在分开的高峻的山崖，建起高耸的双阙楼台。“分”是分开、分出、分配、给与。“岩”是指山崖。“竦”的意思是：高起，高耸。

九成宫的九龙殿即是天台山上的主体建筑，在其东西相向处建有2座宫阙。其整体布局显得十分雄伟壮观。而在汉代的园林与离宫的营建中，还有“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表”为标志，“络”为环绕、包罗覆盖。当时汉代的上林苑规模宏大，阿房宫建筑群设计雄伟，因此以南山的山巅为标记建宫阙，或可谓以南山峰巅的山形气势喻为阙楼。环绕着樊川的地形开拓湖泊，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山形水势。

西部地景理论的经典词条颇多，“即涧疏隍，凭岩构宇”“环山列宫室”“一池三山”等都是中国历代常用的营造手法，并在古代园林、都城营建中得以运用。在“山水形胜”地景词条中经常多见的笼山、冠山、包山、因山、环山、分岩、凭岩等表述，其要意多为对山形山势及地貌景象的凭借。古人依靠视觉观察以及自我感知，凭借山形山势多注重“冠”与“环”的描述；而踏勘山体进行认知，凭借地貌景象多注重“笼”与“包”的描述，且“因”字重于感知与认知两者的结合，凭岩构宇则描述的是因地制宜的设计手法，分岩竦阙则善于利用特殊山脉地形的特征。对笼、冠、包、因、环、分、凭等字的理解中，体现出古人凭借自然山脉地形，利用自然山体遵意于淳朴的智慧思想。

1 隋仁寿宫复原设想图“冠山抗殿”的营建手法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magnificent palace situated on the hill top in Renshou Palace restoration plan

2 隋仁寿宫“笼山水为苑”的营建手法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envelop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a garden in Renshou Palace restoration plan

3 布达拉宫“冠山抗殿”的营建手法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magnificent palace situated on the hill top in The Potala Palace

3 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手法的经典案例解析

3.1 隋代麟游仁寿宫（唐九成宫）

陕西省麟游县位于西安西北方约130 km，地处北纬35°、东经107°。县境域内山地较多，沟壑遍野，是一处山清水秀、草丰林茂、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之地。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于该县城的西部。曾是皇家避暑胜地，宫后绝顶苍碧，山坡绿草如茵，深秋不凋，故曰“碧城秋草”。

史上对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营建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资治通鉴》记载：“夷山湮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魏征撰、欧阳修书的《醴泉铭》碑上记载：“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观则迢遰百寻，下临则峥嵘千刃。”[5]

隋唐九成宫建筑群顺应自然地形，颇能因山就势，位于3条河流—北马坊河、永安河、杜水的交汇处。它北倚碧城山，东有童山，西邻屏山，并与堡子山隔河相望。仁寿殿以“冠山抗殿”之势建在天台山的山顶上，肃穆庄严，气势雄伟。站在仁寿殿最高处，即可俯视全部宫中建筑群，规模宏伟，豪华壮丽。唐代的宫观、寺院等工程，结合山岳、深谷等自然地形地貌进行营建，这种营建思想的运用，体现出中国古代最早因借自然山水的理念（图1）。

隋代的宇文恺营建麟游仁寿宫时，利用马坊河的水位落差建造一处60 m的瀑布，为山岳景观增添动态水景之趣，又在3条河流交汇处筑坝潴为池即西海。可称笼碧城山与杜水西海为苑，形成“山色苍碧，周环若城”的自然地景形胜景观。这是中国地景营建手法“笼山水为苑”的首处杰作，堪称中国地景文化的绝佳范例（图2）。

3.2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位于西藏拉萨市的布达拉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也是其城市形象的标志。其起基于红山南面的山腰，并镶嵌于2 m多的岩石之上。依据山形之势，营建修筑直达山顶，覆盖了整个红山，融合自然环境于一体。布达拉宫顺应山体的走向、起伏、凹凸等自然复杂地形，依山就势，使宫殿与建筑上下错层，前后参差，布局自由灵活，形成非对称不规则的建筑格局。其外墙明显收分，并成为外拉之势，使建筑显得更加雄伟，给人一种动感的气势，高贵而典雅。花岗石的墙身，木制屋顶及窗檐的外挑起翘，使整座宫殿显得富丽堂皇。整个布达拉宫由宫殿、佛堂、灵塔（即白宫）、红宫及其他辅助建筑组成，在建造上很好地利用山形地势进行自然错落布局。整座宫殿在山势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高耸伟岸壮观。利用山峰修筑建筑，而高耸的主体建筑位于山顶，控制全部建筑群，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处理[6]。这也是中国地景文化“冠山抗殿”的营建手法在西藏边陲布达拉宫建筑上的运用。其艺术美学特点突出，效果达到建筑设计的极高境地（图3）。

布达拉宫的整体布局，其前城、中宫、后园与其周边的环境成为一个生命体。二十一世纪初期，对布达拉宫周边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在场地的东、西空间范围内，拆除了影响观望布达拉宫视线的部分建筑，并进行绿化，开阔视野空间，特别是对其北面的宗角禄康公园进行重新梳理与整合，依据公园内的水系、地形、植被等要素特点，增加新的景观，特别是改善了公园东北角亲水活动区的措吉吉湖生态水景。水面形态与驳岸形式得以恢复，并种植了高原水生植物，成为布达拉宫的后花园，起到绿色背景作用，呈现自然与建筑完美和谐地融合。其文化的脉络依然是西部地景营建的传承，体现了“笼红山与措吉吉水为苑”这一特色[7]。

3.3 北京颐和园

4 颐和园“笼山水为苑”的营建手法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envelop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a garden in the Summer Palace

5 黄帝陵区“山水形胜”的轴线布局The landscape axis layout of the Huangdi Mausoleum

颐和园地处北京市西郊。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清漪园为颐和园的前身。在明代万寿山原名翁山，昆明湖原名西湖。当时翁山与西湖的位置虽具有北山南水的态势，但两者的关联并不紧密[8]。乾隆十五年进行了西湖开拓、疏浚的水系整治工程。首先对山水结构进行了总体的布局改造，使湖水从西北方玉泉山的玉河流到西湖，并注入东南方的长河，达直沽而放渤海。其自然山水构成了“背山临水”之势。为了让西湖位于翁山之南，即把原来的西湖扩大了将近1倍，把挖湖的泥沙堆放在瓮山之上。这样不仅满足了水利需求，也使得造园的形态方面也大有改观。改造前“山”与“水”相对独立，改造后形成了“山环水抱”的地形特征。经过这次改造后，瓮山改名为万寿山，西湖改名为昆明湖。万寿山成为北面的靠山，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水面，达到“背山临水”的理想环境。

颐和园在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同时，又对自然山水加以人工改造，从而获得较为理想的立地形式。其地形改造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大规模的湖面扩张和对山体的改造。清代北京城的颐和园，延续了隋代宇文恺在仁寿宫（唐九成宫）中以及唐代魏征在《九成宫醴泉铭》中所采取的传统意匠手法[9]，布局属于“笼山水为苑，冠山抗殿”因借自然的地景理论体系，即笼万寿山与昆明湖为苑，并在万寿山的阳坡主轴线上，构筑佛香阁建筑群，行冠山构殿之势以壮帝王之威严。同时又形成了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景观大格局，现已成为十分著名的山水形胜皇家园林（图 4）[10]。

4 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思想对现代环境设计的借鉴作用

经过漫长历史积淀的“山水形胜”景观营造文化，呈现出延续性与可读性的发展过程。清代北京城的颐和园、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建筑群，是在隋代麟游仁寿宫（唐九成宫）的营建思想实践基础上，运用“包山通苑”“冠山抗殿”的地景建筑理论进行传承营建，并有所拓展，可以说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山水形胜营建精品佳作。而地景文化“山水形胜”营建思想对现代环境设计的借鉴作用也是十分可取的，黄帝陵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就是一个较为经典的案例研究。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东北约1 km处的桥山上。黄帝陵是中华民族伟大祖先黄帝的陵寝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祖陵圣地。墓冢北依龙首而置于九二之吉位，墓冢前有两条支脉伸向沮水河畔，向东支脉即凤凰岭；向南偏西伸延的支脉，其岭脊逐渐宽阔平缓，唐坊州古城就位于其上，山麓与沮水之间的缓坡地即现在黄陵县城老城区。沮水迂回曲折流经县城，三面环绕桥山，在桥山的东、西、南侧分别形成了东湾、西湾与山前空间[1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发展，海内外华人寻根拜祖日益增多，黄帝陵区场地显得狭小，年久失修的陵庙与中华始祖陵寝应具有的气势极不相称。因此海内外炎黄子孙，纷纷要求重新整修黄帝陵庙，以弘扬始祖的无量功德。黄帝陵庙区如何整修、怎样布局、规划范围多大合适、采取怎样的建筑形式等问题，成为亿万海内外华人共同瞩目的大事[12]。在整修黄帝陵总体规划工程中，传承了地景文化 “山水形胜”的营建手法，其规划的核心便是将桥山与周围的山、水、桥、城以及其他景点景区建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创造具有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园林景观氛围。

4.1 两条景观轴线建筑布局

地景理论注重“山水形胜”的轴线布局，黄帝陵依靠桥山与周边山形水势，照应了陵轴与庙轴两条规划轴线，创造了丰富的空间序列。陵轴线：桥山主峰—墓冢—沮水河谷—印台山，是一条较为典型的传统“风水”主轴线，其天然秩序与主从关系十分明晰。龙驭阁建在墓冢后海拔994 m的山峰上，成为陵区外远望桥山墓园所在的标志性建筑，且具有“冠山抗殿”的意涵，黄帝墓冢即为该轴线的核心。庙轴线南至印台山、北至祭祀大院。称为祭祀区，其建筑有：入口广场，为不对称曲线形，总面积1 万多 m2，以上万块黄河天然河卵石铺砌而成，远远望去，宛如一条栩栩如生的鱼龙；轩辕桥，横跨印池湖，全长66 m，宽8 m，桥体全部用优质花岗岩条石砌筑，古朴天然；桥头平台，南接入口广场，北连桥北广场，是印池两岸人流的集散之地；桥北广场，接龙尾道直通庙区；庙前广场，地坪距岸高差达18 m，台下聚土造坡，种植草木，修复自然地形，含蓄人事之工；轩辕庙门为仿汉风格的石建筑，庙门位于庙轴线上，用花岗岩制作；轩辕庙，入庙院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轩辕手植柏，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此柏高19 m，树干下围10 m，中围6 m，上围2 m，遒枝苍劲，柏叶青翠；再北为诚心亭与碑亭，侧门内还有一高大古柏，即“汉武挂甲柏”；黄帝陵祭祀大殿位于庙院最北端，坐北面南，它是一座花岗岩石材建成的正方形仿汉风格建筑，色调以青灰为主，显得宏伟、古朴、庄严，是祭祀黄帝的重要场所。

这2条景观轴线的建筑布局，将清晰地展现出黄帝陵区域的景观空间格局（图5）。

6 黄帝陵区“笼山水为苑” 的营建手法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envelop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a garden in the Huangdi Mausoleum

4.2 沮河水系的印池湖水泊景观

发源于黄陵县西子午岭兴隆关的沮河，是黄帝陵区最大的一条过境客水，黄帝陵区未规划前，河道狭隘，水流量小，污染严重。印池开挖后，使原沮水旧河道，改造成为平静壮丽的湖面，从东侧的拦水坝堤到西侧的印池公园，长约1 500 m，从高处眺望，它开阔、舒展，形似舞龙，创建了祖陵胜地的灵山秀美，也使历史上黄陵八景观之一的“桥山夜月”形胜景观得到了恢复。

4.3 生态系统的植物绿化

黄帝陵区最具特色的植物资源是桥山古柏林，是现存珍贵的古树名木，应加以重点保护。而对庙前区、印池周边要加强重点绿化，与桥山的古柏林植被协调发展。绿化应以成材的松柏等常绿树种为主调，辅以大片黄杨、侧柏、铺地柏及迎春、连翘等灌木，形成绿化层次。印池公园的绿化应以湖心大岛为界，岛东及池南岸边的行道树多用青松、白皮松，湖边坡地以花卉、灌木为主。印池湖的北岸应种植松柏、云杉，可进一步烘托庙前广场雄伟、肃穆的气氛，也能恢复历史上“圣水深壑，灵山翠微”的恢宏形象（图6）。

黄帝陵区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在原有景观格局的基础上，其建筑、构筑物、河流、湖泊、生态植物绿化等景观要素受地景文化基因影响，进一步突出了“山水形胜”的营建思想。笼桥山与沮水为苑，筑龙驭阁、祭祀大院为冠山抗殿之势，使空间形式的内涵得到提升与发展。而此类营建手法，对现代景观的优化设计、传承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

5 结语

在中国古代，“山水形胜”的意境是一种灵气的聚积。“山水形胜”的营建手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实践经验结晶。特别是山水形态意境空间，从古代到现代将独立地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其层次分明、远近相宜。《园冶》相地中明确提出：“山林地最优，其形内含高凹、曲深、平坦，自成天然，不烦人工。”因此，中国古代所遗留下的“山水形胜”营建手法与思想，在现代环境的设计中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具有重要的生态意涵，所以留住“真山真水”，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在当代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将显得十分必要。

注释(Notes)：

本文是《中国风景园林史》（西北卷）编写过程的阶段性成果。

图片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图1引自杨鸿勋著《隋朝建筑巨匠宇文恺的杰作 仁寿宫》，张颖改绘；图2引自佟裕哲，刘晖著《中国地景文化史纲图说》，张颖改绘；图3引自https://www.veer.com/photo；图4引自周维权著《中国古典园林史》，张颖改绘；图5引自《祖陵圣地：黄帝陵：历史·现在·未来》，李梦珂改绘；图6张颖依据谷歌地球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