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真杰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

一般来说，主张积极入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儒家思想讲究人工雕饰之美，所以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艺术家大都偏重于“错彩镂金”的美。而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为雕饰之痕的道家思想则更讲究“无为而为”的浑然天成之美，所以受老庄以及魏晋以来玄学思想影响较深的艺术家一般反对人工斧凿而提倡“芙蓉出水”的美。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在魏晋六朝以后出现了深刻的“转向”， 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境界。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从两种美并驾齐驱，到将其中一种美视为更高境界，这个转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这种转变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信仰的动摇和中央集权的削弱，艺术家、思想家们反对汉末腐败的政治，冲击虚伪腐朽的守旧观念，提倡理性和个人的真实情感，并用老庄思想抨击旧的“礼教”和繁琐的经学，玄学兴起。“玄学”的兴起、老庄哲学和佛教的流行改变了文化的面貌，“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普遍追求。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显示认得自觉意识，突出个人存在价值，对哲学和美学等领域影响极其深远。所谓“自觉“的观念，是指自我存在的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美术还未完全脱离实用的目的，只有当美术家清楚的意识到人的存在价值时，他们对手中的书画形式形式才能形成自觉的观念。在频繁改朝换代的时期，对抱有儒家治平理想的政治家来说，更难找到精神上的归宿，人的自觉意识因此唤发出来，思考对于不朽理想的追求。当时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人格的完善，而是人物的风采神韵。

六朝时的著名诗评家钟嵘很明显赞美“初发芙蓉”的美。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那么有装饰性，而是一种“自然可爱”的美。这是美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解放。诗、书、画开始成为活泼泼的生活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

唐代在唐初四杰之时，还继承了六朝之华丽，但已有了一些新鲜空气。经陈子昂到李太白，诗歌完全表现出了“初发芙蓉”的美的理想。李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的“清真”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司空图《诗品》虽有雄浑的美的主张，但他说过“生气远出”、“妙造自然”的诗歌理想，也就是“清水出芙蓉”的境界。

到了宋代，苏东坡用奔流的泉水来比喻诗文，要求诗文的境界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以至于人格美的理想，玉的美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苏轼又说：“无穷出清新。”“清新”与“清真”也是同样的境界，即“初发芙蓉”的境界。 总而言之，魏晋以后这种“初发芙蓉”的审美理想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渐渐成为艺术创造中的正宗和主潮。

回顾中国艺术的独特面貌，追溯中国美学的特异观念，甚至考察我们民族性格的许多特征，都不得不联系到这一“转向”。两个“转向”也许本无关联，不过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它们都发生在魏晋时期。一个是崇尚神似韵味而轻视形似写真，一个是从崇尚“初发芙蓉”而不再留恋“错彩镂金”，两者均以魏晋为分野。难怪美学史上通常说魏晋是中国艺术自觉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认为，重写意而轻写实，重“初发芙蓉”而轻“错彩镂金”，两者合流深刻地塑造了中国艺术的独特形态，进而缔造和完善了中国美学的基本观念。

从三代铜器那种整齐严肃、雕工细密的图案，我们可以推知先秦诸子所处的艺术环境是一个“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世界。先秦诸子对于这种艺术境界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对这种艺术取否定的态度，如墨子，认为是奢侈、骄横、剥削的表现，使人民受痛苦，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他“非乐”，即反对一切艺术。又如老庄，也否定艺术。庄子重视精神，轻视物质表现。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另一种对这种艺术取肯定的态度，这就是孔、孟一派。艺术表现在礼器上、乐器上，孔、孟是尊重礼乐的。但他们也并非盲目受礼乐控制，而要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进行分析批判。总之，不论肯定艺术还是否定艺术，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思想解放的倾向。这对后来的美学思想，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