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已过百年，其思想的进步性和对中国现当代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通过我们对五四时期思想的研究和分析认为，五四时期思想的进步性来源于当时中西方不同话语间的对抗。在全球霸权主义依旧盛行的当下，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话语权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只有重新審视五四时期中西方话语对抗的意义，并对其做出反思，构建一套在中国语用意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共同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面对和解决现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和国际问题，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交流中赢得平等地位。

关键词：五四运动;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而这一里程碑式的意义来源于当时中国传统的话语与来自西方话语的对抗。中国传统话语与来自西方的话语是完全异质的，而正是这种不相同的话语体系间的对抗推动了当时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现如今，五四运动已过百年，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全球发展大潮流下，特别是当前西方大国强推话语霸凌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时期不同话语间的对抗的进步性，无论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是提高我们的国际话语权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话语及其影响因素

话语，通俗的讲，是指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所提出不同陈述的集合。话语的产生与对词和陈述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词和语素是构成语言基本单位。在之前的语言学家看来，词是对“物”的含义的表述和表达，是静态的、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们对语言的研究越来越多元，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对语言的探究不能仅限于语言内部构成，构成语言的外部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些语言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规则的系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语言是人们无法寻找到一种一成不变规则的系统的，与之相反，人们所需要面对的是语言规则逐渐形成并完善的过程。”在 “话语之父”巴赫金看来，这些基本单位——“词”和“语素“并不是只具有单一价值的结构单位，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词应是链接两种及多种对话关系的一个载体，词的性质和意义也会伴随着对话的外部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语言因为词和语素的意义在不同对话关系中不断变化也具有特殊性和多变性。而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演进，单纯的“词”已经不足以对日趋复杂的“物”和“物”的意义进行准确的表述，从而人们用比“词”更为复杂的“符号构成物”——陈述来进行语言的表达。“对表物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物与词的关系就渐渐演变为事物与陈述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由于人们的地位与社会关系等不同，对同一事物陈述的形式与方式就会不同甚至相反。”这也就是说，陈述会由于陈述主体和主体的外部条件等差异而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而话语——这一由众多具有不同意义的陈述共同组成的集合体，也会因为处于不同对话关系中而具有的不同语境，从而拥有不同的语用和语义，成为具有不同特质的语言实体。

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中，经济往往是最具主导性和基础性的因素。就特定的社会而言，虽然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陈述和看法，但由于他们都处于相同的经济形态下，无论是从消费模式还是资本积累上看大都趋于一致，因此，话语的形成往往首先受到经济力量的阻碍或推动。其次，话语的形成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同阶级间的根本利益一致性使他们最终都会站在一个相同的话语理论之中，而这种话语体系大多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和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以传统中国为例，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帝制的传统社会中，大多统治阶级会形成和制定一种适用其封建统治的话语体系为整个社会所使用，以达到维护巩固和实现其统治的目的。最后，话语的形成也会受到以往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往的价值取向等都会对话语体系的形成产生影响。

二、五四时期的话语对抗

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任何一种话语的形成都一定是基于话语本身所产生的环境，受到经济、政治和思维模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与西方接触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这种的经济模式下，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地主和商人手中。这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认知是以土地为主的，大多农民和地主阶级认为对土地的投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这样，家庭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之中，统治阶级为维护其专制统治，大多实行的是统治者的完全集权专制。大多统治阶级认为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以致很少与他国接触，甚至禁止与他国接触，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之下，人们无法与外界接触，大部分思想也只停留在中国传统封闭的文化之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流派众多，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都形成了以儒家、道家、佛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国不同，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已经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迅速且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从政治上看，西方自古就有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在思想文化方面，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的思维方式就以理性和逻辑为传统，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中国遇到的是与其自身完全不同的西方的话语体系。

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重大转型之际，原有社会存在的话语体系也必然会遭受一种全新的、异质的话语的冲击并与之产生对抗，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必然遭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真正意义上与西方的话语接触，先进的中国人也一直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受到西方的冲击，这一完全异质的两种话语体系的接触与碰撞的过程也必然会带来关于中西方文明的优劣比较。例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指出：“（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闻为本位。”李大钊也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东西方文明分别属于“南道”和“北道”。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文章中都有抑“东”扬“西”的意味，体现了大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清末民初不同，中国已经卷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中，完全异质的两种话语体系的对抗在不断深化，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受到来自西方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中，先进知识分子是容易也是最先接触和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虽然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但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温和论者都已经或多或少的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受到深深的影响。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先进人士的深刻和先进性就在于他们于文化冲突的激流中做出了独立的抉择。虽然从形式上看，他们都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是腐朽的，应该摒弃，但在本质上看，他们的这种反对是冲破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对来自西方的价值取向的选择。这种选择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焦虑，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文明的传承和延续，例如“打倒孔家店”、“对传统的重估”等。但这种选择无疑是更具有进步意义的，它不但推动了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对人权和民族独立意识的迅速觉醒，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反思，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使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在与西方的话语对抗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对五四时期话语对抗的反思

五四运动已经经过百年，对后来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回头来再对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性进行反思，应当为我们现如今的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五四运动是中国真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在当时我们所遇到的来自西方话语的冲击中，众多的知识分子主张盲目摒弃传统文化，而一味的追求西方文明。在现如今西方霸权主义依旧盛行的时代，我们首先需要深刻反思究竟该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包括世代相传的各种信仰、习俗、各种准则和规章制度。他认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是形成和生长在传统的根基之上的。一般来说，每一特定时代的人们都不具备足够的原创性来独立地创造和形成关于真理、正義等的认识和观念。这也就是说，现代更多地是对传统的补充而不是取代，现代的习惯、信仰和制度都是在传统的习惯、信仰和制度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在追求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时，往往将传统和现代置于相互对抗的位置。例如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更乐于把历史的变化看作是一直向前的，把人类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未来，而那些过去的、传统的事物就都被视作腐朽和僵化。政治学家劳伊德·鲁道夫和苏珊妮·鲁道夫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延续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渗透，并相互促进对方的转化、变革与更新。一味的否定传统文化只会对文化的根基造成摧毁性的破坏，从而影响人民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和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瓦解。现如今，我们客观的分析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思潮和新变革，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下，虽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盲目学习西方，草率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的否定，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中我们认识和学习到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使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想逐渐融入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并与之对抗、融合。从这一点上来看，五四时期的进步性不是单纯的反对传统，一味地盲目建构，而是一个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与西方现代话语体系双向交汇和糅合的动态过程。

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西文明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这场中西文明的大论战，虽然立足点是在为中国寻找未来文化的方向和出路，但其论述的方式不是‘文化而是‘文明的，对立的双方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势，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找寻中国文化的道路”。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下，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我们必须置身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思索。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现在，西方无论从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还是从思想传统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来看都发展比较成熟，在众多领域都占据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的主导权。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更加促进了世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文化的霸权依旧存在，在这背后深层次的依旧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像五四运动时期西方话语对我们传统文化带来的极端性和摧毁性影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弘扬，在传统文化中寻回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在中西方的话语对抗中保留自己的学理规律和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以传统的、民族的思想作为根基，将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方法相糅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一套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高层次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应向科学层面的话语体系迈近。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更不是简简单单的“取精去糟”的单向过程，而是要在尊重形成话语的规律的基础上，尊重实践，发扬传统，充分吸取西方先进理论和经验，进行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双向的动态吸收与糅合。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很难在一时间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遵循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普世价值”，只会陷入西方的霸权主义，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中国的“共同价值”，一套建立于我们自身所处背景下，并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需要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引领下，我们才能更好地、更长久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事业，在国际上占领理论制高点，把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向世界，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不同国家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四、结语

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与西方现代话语体系的对抗与糅合推动了五四时期思想的解放与进步，对我们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现如今，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单靠一国或几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实行文化霸权和文化偏见更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主体间话语平等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时偕行，不断吸收时代精华，才能构建一套从属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适用于其发展需要的话语和学理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与西方的话语对抗中赢得理论制高点，获得话语权，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互鉴中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生平.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

[2] 杨生平.五四精神是伟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兼评种种五四精神观 红旗文稿，2011（7）.

[3] 李京育，吕明臣.从语言到话语——论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观的批判与继承 学习与探索，2018（9）.

[4] [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许纪霖，刘擎主编.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新文化运动百年省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6] 张宝明著.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M].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7] 白春仁，晓河，李辉凡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郭馨（1995- ），女，山东青岛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