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库?A?吉雅西 孙晓萌

内容摘要：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并非独立的抽象存在，而是植根于精神、文化与社会框架中。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语言使用与其身份密切关联，因而非洲社会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的复杂语境对于讨论非洲文学至关重要，同时语言成为核心问题。殖民主义历史致使语言在非洲不仅是语言事件，同时也是政治事件。作家选择域外語言进行书写，在双语/多语之间斡旋，将殖民者的语言转化为可资利用、以对抗殖民主义的武器;或者利用多语现象携带的复杂意义，采用翻译的双语写作，运用多语言策略达到颠覆文化和语言层级的目的，并以此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后殖民文本以一种新建构的语言，既能挑战自身本土的传统文学模式，又能挑战殖民者的主导文学结构和传统，以此实现双重运动。如此，后殖民双语作家得以避免后殖民文本沦为西方文学样式和标准的囚徒。

关键词：非洲语境;语言;文学;后殖民双语/多语作家

Abstract： Language is not just an abstract linguistic system that exists independently bu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mental， cultural and social framework. In creative writing， the usage of language（s） is closely linked to writers identitie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African context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ultural multiplicity when critics approach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language becomes core issue in the discussion as well.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 renders the debate on language not only an issue of itself， but a political event. Those who choose to write in foreign languages are actual mediator between two or more languages in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colonial languages into weapons against colonialism; or they take advantage of multilingualism with complicated meaning， introduce a way of bilingual writing when translation operating in mind， and apply a multilingual strategy to reverse both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hierarchies， so as to construct their own discourse and subjectivity. With a newly appropriated and restructured language， the post-colonial texts are not only capable of challenging its traditional model of indigenous literature， but also of subverting colonists mainstream literature structure and tradition. In this way， a double movement is effectuated and the post-colonial bilingual writers are thus enabled to deviate their creation from being enslaved by Western literature paradigm.

Key words： African Context; Language; Literature; Post-colonial bilingual/multilingual writer

Author： Kwaku A. Gyas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rench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 He holds an M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Ohio University and MA and PhD in French from Ohio Stat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interface between religi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ranslator： Sun Xiaomeng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Indonesia Humanities Exchange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FSU） （Beijing 100089， China）， dean，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 BFSU and visiting scholar of St. Anthony's College in Oxford University. She is currently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s Non-Univers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member of the Non-Universal Languages Professional Guidanc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exper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3， she was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Youth Elite Project” of Beij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e won the first prize of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Achievement and the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He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history of colonialism. E-mail： suwaiba@126.com

遗弃自己的母语，而投入另一门语言的怀抱，这种行为有悖于天性和道德。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认为，语言是“根据某些结构原则，由变动的组合所表达的形式成分构成的语言“系统”。①人类正是通过对此系统的运用而界定自身，表述周围的世界：“语言提供了一个言说的工具，主体藉此释放并形成自己的个性。”② 如果语言可作为一个系统被研究，它就不应与其使用者割裂开来。语言不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系统，而且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精神、文化和社会之中的系统。在对小说对话性的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颠覆了语言作为抽象系统的严苛定义，阐述了将语言研究置于文化和社会框架中的重要性。巴赫金对这种语言的单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语言作为单一形式的概念并非必然的事实，而是由那些在话语多样性方面研究乏术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假设。③

正如丹尼尔·库内内（Daniel Kunene）（1992）所说，“语言是作家展现自己灵魂的手段;同样，作家的语言是读者或评论家借以衡量作家传达的情感深度的工具。”库内内又说，只有当我们了解作家的语言，我们方能开始对作家的身份——他們的宗教信仰、传说、神话、谚语、迷信、幽默、生死观——稍稍有所认知。因此，语言似乎是文学中的决定性因素。假如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正如阿比奥拉·伊雷利（Abiola Irele）（1990）所指出的那样，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这个术语就其目前普遍的用法而言具有指称上的模糊性。伊雷利认为“就语言构成了所有文学表达的基础结构而言，语言与文学间的联系可谓是‘天生的;因此，文学作品的统一性应更多从语言表达加以考量，而非其他标准。”④

在非洲，尤其在沙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文学写作的媒介通常不是作家的第一语言，而是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强加在本土语言之上的外来的欧洲语言。诚如尚塔尔·萨布斯（Chantal Zabus）所说，“在非洲，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伴随而来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不仅为催生语言的猜想（linguistic conjectures）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给那些迫切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后殖民社会复杂性的欧洲语言作家带来了挑战和不适。”语言问题对讨论任何文学都具有重要性，而对非洲文学而言更是如此，它是讨论非洲文学的核心问题。既然脱离语言环境讨论文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有关语言的问题在任何文学讨论中都会出现。但当涉及非洲文学时，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便骤然上升。由于多种语言的存在以及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即使在欧洲语言侵入非洲大陆之前，多数非洲人也具有双语或多语的能力。但是，这些语言并无价值大小或等级高下之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言说者所身处的语言环境。殖民主义导致了欧洲语言的侵入，改变了非洲语言版图。虽然非洲依旧存在多语言并存的特征，但语言环境却发生了重组。由此，欧洲语言取得了强势地位，成为官方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欧洲语言获得了特权地位，用于多数的正式场合。

在有关非洲文学的讨论中，选用哪种语言作为文学写作媒介的问题反复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降，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这证明这场争论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认为以非洲语言写作是保存非洲文学身份的惟一办法。但是，该主张要求在新的非洲国家中承认各种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s）的存在。然而，阿比奥拉·伊瑞利等评论家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借用伊瑞利的表述，“欧洲语言文学在非洲……并无普遍性，尚未达到这样的地位，这主要因为欧洲语言至多只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它们并非所强加于的那些社会和文化所固有的语言，而且从欧洲语言文学这一表述来看也不具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性。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⑤

在引用率极高的《非洲文学的穷途末路》这篇文学批评文章中，欧比亚江瓦·瓦里（Obiajunwa Wali）声称，任何非洲文学如不使用非洲语言都不能发展，他断言：“在[非洲]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催生婆接受真正的非洲文学必须以非洲语言书写这一事实之前，他们只能走进死胡同，只能导致思维枯竭、乏于创新和挫败沮丧的结局。”⑥自此，很多有关非洲文学语言的问题被不断提出。语言是否应该成为非洲文学的决定性特征？非洲作家以外文写作是否可以接受？欧比·瓦里的观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大部分非洲知识分子都青睐欧洲语言，即便日后致力于发展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当时也偏向英文，因为“英文的词汇量很大。”⑦

以上分析表明，文学语言在非洲不仅是语言事件，也是政治事件。1977年，恩古吉决定转而使用吉库尤语写作小说和戏剧，这戏剧性地凸显了当代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所包含的政治属性。“我相信，”恩古吉在《思想的去殖民化》一书中解释道，“我以吉库尤语——即一门肯尼亚语言和非洲语言——写作是肯尼亚和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古吉为了在非洲文学中使用非洲语言所进行的长期努力与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相关联，即语言建构了文化，还是为文化所建构？在《思想的去殖民化》中，恩古吉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如下考量：

文化体现了道德、伦理和美学等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好比一组精神眼镜，透过它们[人类]可观察自身及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基础，即对其作为人类成员的特殊身份的感知。而这一切都由语言传达。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的集体记忆之总汇。语言使文化的创生成为可能，因此文化与语言几乎无法区分。（14-15）

恩古吉总结道，“我们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具有特定形式和个性、特定历史以及与世界的特定关系，而语言与人类社会是无法割裂的。”对恩古吉而言，语言也在较为个人的层面上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作为文化的语言因此斡旋于我和我的自我之间、我的自我和他人的自我之间、我和自然之间。语言始终对我的存在进行干预。”在他看来，语言一直是殖民者颠覆非洲人的思想和性格的主要工具。因此，回归非洲语言象征着在一个语言多元和文化多元的世界中重新彰显自我身份。如同其他关注非洲文学概念本身的作家一样，恩古吉对于语言的执着代表了他对语言作为文学一大功能的焦虑和拷问。

恩古吉宣布“告别英文，不再以英文作为写作语言;从今以后，完全使用吉库尤语和斯瓦西里语”，⑧ 这似乎为语言论争划上了句号。直至今日，他是非洲重要作家中惟一公开作此声明的一位。很多非洲作家继续以欧洲语言写作，原因在于阿比奥拉·伊瑞利所称的“欧-非互文性”（Euro-African intertextuality）。伊瑞利认为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关系密切，有时可视为欧洲文学的延续。在他看来，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始于欧洲人有关非洲的写作，因为欧洲人不仅开创了有关非洲的现代叙述，而且奠定了延续至今的话语方式。例如，非洲作为奇异原始的大陆令英国人神往的历史可追溯至伊丽莎白时代。托马斯·昂德当（Thomas Underdowne）的《埃塞俄比亚人》（1587）或许是第一部由非洲人充当主角的长篇英文作品。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朝廷对于非洲的迷恋。莱特·哈葛德（Rider Haggard）所著《所罗门国王的宝藏》（1885）的主题便是非洲大陆神秘莫测的中心腹地，探寻财宝是小说组织结构的模式。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文学想象中，非洲逐渐被赋予了神话色彩。他那部以中非为故事场景的小说《黑暗的心》（1903）探索了一个多元的黑暗世界，其中的真相是殖民者的剝削压榨。的确，西方的或非洲域外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以非洲为主题，这可谓由来已久。直到后来，非洲人自己才肩负起对多数域外作家的作品所描述的、有关非洲的负面形象予以反击的责任。换言之，当非洲人自己开始以殖民者的语言从事文学创作时，他们实际上在延续一个由来已久的欧洲有关非洲的叙述传统。

尽管欧洲语言的非洲文学之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归于非洲口头传统，但其形式和风格却是以异域的语言表达的。也就是说，我们可将现代非洲小说描述为一个混杂的产物，它采用了非洲的口头表达和文学，但同时又披上了由域外传入的文学传统的外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非洲人在殖民时代与欧洲的接触，他们才借用了欧洲的文学传统和语言。因为非洲的现代历史是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关殖民主义遗产对语言使用的影响这一问题自然会有众多不同的反应。科菲·安伊杜厚（Kofi Anyidoho）（1992）将非洲文学（包括非洲流散文学）中相关的观点和实践大致分为四大类：“（1）接受用于奴役和殖民的语言作为自我表达的工具，虽有所欠缺，但却惟一可行;（2）将殖民者的语言非洲化，将其转化为用于实现文化解放和建构文化身份的工具;（3）批判强加给非洲、且用于奴役和殖民的外来语言，回归本土语言;（4）在非洲流散文学中重塑‘母语，充当民族语言。”这个分类表明，非洲以及文学家拥有的非洲文学遗产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语言问题。

莉莲·凯斯特鲁特（Lilyan Kesteloot）将非洲法语作家与加勒比地区的作家的处境作了比较，并总结出三个可能的发展路径：“最大限度地将法文克里奥尔化或非洲化，即将法文‘殖民化;……直接以非洲母语写作;……最后，继续以‘好的法文写作，必要时也可能会有些调整。”上述路径呼应了恩古吉的主张，即回归母语写作是表达非洲身份与文化的最为恰当的手段。

上文所概括的其他选项中，很多人赞同奇诺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1975）所谓“英文在我们文学中无法撼动的地位这个逻辑宿命”。但是，如果阿契贝及其他非洲人以英文写作，那么这门欧洲语言作为非洲大陆的交流载体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阿契贝的《神箭》中的一个节选可作为例证。小说中，阿契贝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主祭司埃泽乌鲁将儿子奥杜驰唤到面前，告诉儿子自己决定送他去基督教堂的原因：“我让一个儿子混入这些人中，充作我在那儿的眼线。如果没啥情况你就回来。如果有的话你就把我那份带回家来。这世界就像个面具，舞动着。你要想看清它，就不能待在原地不动。我的神灵告诉我，对这个白人不友好的人明天会说“要是我们早知道的话。”作者在《创世日前的黎明》中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段文字可作如下改写：“我把你作为代表派到这些人当中去——以确保这个新的宗教发展时我能够高枕无忧。一个人应该与时俱进，否则就要落伍。我有预感，那些不能与白人和睦相处的人将来会为自己缺乏远见而后悔。”

在这两个节选中，第一个版本的语言结构显然受到作者第一语言的影响。阿契贝相信，这个过程将殖民者的语言转化成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所谓被殖民的非洲人能够颠覆殖民主义的“神奇武器”。事实上，英语文学经典中的部分上乘之作皆为此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展现出大量从非洲语言和口头文学传统转换而来的特征。阿契贝在《非洲作家和英语》（1964）一文中有关自己文学实践的阐述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趋势：“我感觉英文能够承载我的非洲经验之重。但这一定是一种新式的英文，仍然与其诞生地保持着充分交流，同时也经过了改造，以适应新的非洲环境。”阿契贝将伊博族的谚语、俗语等成功地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英文”，这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观点。但是，阿契贝的“新英语”并非发明新的语言，而是将母语的句法和词汇结构译入或转入主流英语，因而赋予英语以新的风味。毋庸赘言，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因为阿契贝等非洲双语作家写作的后殖民视角。

并非所有双语或多语作家都采用这种后殖民视角。在其专著《巴比塔之后》的介绍性和自传性章节《反物之词》中，乔治·斯坦纳如此描述自己：

就我的第一语言而言，我没有任何记忆。我感觉自己对英语、法语和德语的熟练程度是等量齐观的。我对其他语言的言说、书写和阅读能力的掌握则较晚一些，因此在记忆中保留了有意识学习的“感觉”。但是，我感觉这前三门语言对我而言是完全同等重要的三个中心。我可以同样轻易使用它们说话和写作，彼此毫无差异…… 我母亲说一句话，常以一门语言开头，又以另一语言结尾。她对此习以为常，不知不觉。家人之间的谈话都是跨越语际的，不仅一句话或一段话之内如此，而且不同人之间也是。只有遭到突然打断，或意识忽被唤醒，我才能觉察到自己回到的问题是用德语或英语说出的，反之亦然。即便这三门“母语”也仅是我早年语言图谱中的一部分而已。我父亲的言谈表达中一直活跃着浓厚的捷克语和奥地利意第绪语的元素。在所有这些语言之外还有希伯来语，如同熟悉的回声，刚出了听力所及范围之外。这种多语结构的意义远远超越个人生存的厉害得失，它组织了我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并使我打上了极其复杂丰富的中欧和犹太人文主义的情感模式的印记。（115-116）

以上是斯坦纳对多语经历的描述，此处我们将其与摩洛哥社会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阿卜杜勒-克比尔·哈提必（Abdelkebir Khatibi）做个比较。哈提必在1971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纹身的记忆》（La Mémoire Tatouée）中说道：“在学校，世俗的教育被强加于我的宗教信仰：我渐渐学会了三门语言，能读懂法语，但不会说;玩耍时也能蹦出几个书面的阿拉伯语单词;同时习以为常地操着本地方言。在不同语言的你来我往中，何处找寻一致性和延续性呢？”

我在上文中大段引用了斯坦纳有关其多语情境的叙述，并将之与哈提必比较，以此表明在何层面这二人的双语或多语情境彼此相异。乍一看去，这两位多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似乎颇为类似。但是如萨米亚·迈赫雷兹（Samia Mehrez）指出的那样，如果仔细分析二者提出观点的出发点，就能证明他们各自的多语言状况所产生的历史环境大相径庭。在迈赫雷兹看来，斯坦纳将自己的经历置于犹太基督教的、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之中，而哈提必的经历发生于殖民语境之中。如果斯坦纳对“第一语言”没有记忆，那么哈提必能相当清晰地排列出儿提时代的语言层次：在家庭中说的摩洛哥方言;在为穆斯林儿童开办的、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中掌握的古典阿拉伯语;在法国人的中学里学会的、殖民者“强加的”法语。斯坦纳的几门“母语”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几乎可以并行使用，但哈提必诸语言之间的语言能力是不平等、不连续的，而且在逐渐被法语语言和文化同化过程中它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迈赫雷兹认为，语言习得发生的政治语境和权力关系恰恰是斯坦纳自传体作品中所缺乏的，这种缺失限制了他所研究课题的意识形态范围，实际上也限制了他整个这部论述翻译的鸿篇巨制。迈赫雷兹指出：“在这部差点就能成为翻译理论经典的著述中，斯坦纳将自己的经历局限于人文主义的框架之中，因此必然排斥了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很多第三世界多语言的后殖民作家所必然要面对的。”⑨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斯坦纳的情形是相当独特的。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这个布拉格的犹太人认为操德语的犹太作家使用的德语“或隐或显地，或自我折磨地攫取了外人的财产，这种语言不是习得的，而是偷来的，（……）迅速学会了的，即使找不到任何一个语言错误，这还是别人的东西。”⑩ 同样有趣的是，卡夫卡在一则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翻译成法语如下：

如果我并不总能给予母亲足够的爱，不能尽我所能地爱她，那么这只是因为德语阻碍了我的表达。犹太人的母亲不是“Mutter”，这种称呼很可笑（因为我们身处德国，所以“Mutter”这个词就不是它本来的意思）;我们用德语中表示母亲的词语称呼一位犹太女性，但我们忘了其中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情感中更为强烈。如果不去想背后的“Mutter”，“妈妈”这个叫法更好。（99）

卡夫卡对于德语犹太作家使用德语的描绘及其个人的语言经验，这与使用殖民者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的情形颇为类似。

就卡夫卡以及哈提必的例子而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反复描述两种语言碰撞所引起问题的性质，以及这种描述的方式。哈提必在其自传体作品《纹身的记忆》中并没有试图重建一个线性的过去，而是积极地保存了他纹身的记忆。他的写作是再现被殖民的、操双语的臣民的创伤经历。他遭到肢解的记忆既再现于他对语言的运用，也再现于他文本的结构本身。这些不同的人生片段反映了叙述者被殖民的、双语的童年时代。最终的结果就是印刻在叙述者想象中的图像的混合：“人们知道殖民的想象：按照种族的不同将一个城市并列、隔离、武装、切割成不同的区域，以此埋葬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当这个民族感到茫然不安时，便开始在被自己的历史打破的空间中惊慌游荡。没有再比记忆的裂痕让人感到撕心裂肺的了。”

迈赫雷兹认为，哈提必文本的感染力来自种种压迫感：“他的茫然失措”、“被历史破坏的空间”和“记忆的裂痕”。随着叙述的推进，所有这些压迫感都转化成为创作的契机和再现殖民想象的印痕。正如哈提必接受并戏仿自己遭割裂的过去，他也接受并遵照多语言共生的情况以及伴随而来的语言层级。在《纹身的记忆》的末尾，作者是这样总结自己对于双语现象和双文化现象的态度的：“西方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只有在与压迫我、让我幻灭的所有东方人和西方人斗争时我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纹身的记忆》的副标题是“一个被殖民者的自传”，那么显而易见“被殖民者”一词表示一种对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双向运动的姿态，一种不受历史和当下局限性阻碍的、激进的双语现象的开端的姿态：针对所有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战争。对于殖民地的双语作家，写作必然总是翻译亲身经历的行为。对于哈提必来说，后殖民双语作家必然将他们的多语言现象转化为某种激进的因素，拒斥割裂和等级。在《复数的马格里布》（Maghreb Pluriel）中，哈提必界定了后殖民双语作家的成长道路：

我们注定要用暴力才能让他人倾听理性的声音吗？为了使西方幡然醒悟，反对其全球无所不在的自以为是和种族中心主义，我们要用战争、毁灭和惨无人道的罪行威胁他人才能达到吗？然而，我们第三世界能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在难以调和的差异中展开颠覆，并赋予自身某种话语权和行动权。（51）

这第三条路径、这个双重颠覆、这个毫不妥协的差异正是哈提必创作的《双语之爱》（Amour Bilingue）的特点。在这部小说中，藉由一个操双语的人如何去爱这个问题，作者展示了身为“bi-langue”（而非“bilingue”）的理论和实践。“bilingue”每次只使用一门语言，而哈提必的“bi-langue”不停地游走于语言的不同层级之间，并维持了“不同层级之间”的空间，这就要求读者也具有同样的能力：即哈提必所谓的“双重透视”。“一个词：已经两个;已经是一个叙述。”在为马克·康塔德（Marc Gontard）的《文本的暴力》（La Violence du Texte）所写的序言中，哈提必坚持认为：“‘母语已在外语中发挥作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展现了一种永恒的传统和一种深渊处的对话，这种对话尤其难以公诸于世。”哈提必并不仅仅描述从一门语言到另一语言不断翻译的过程，而是有意识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在《双语之爱》中，文字符号不停地游走在古典阿拉伯语、摩洛哥口头方言和法语之间（也是哈提必需要应付的三个主要语言层级），它们在文本中处于不断相互依存、相互意指的状态：“在法语——他的外语——中，‘mot这个词接近‘mort，它们之间只差一个字母……他一下子‘安静（calma）下来，当出现阿拉伯词‘kalma以及其深奥的替代词‘kalima和一连串指小詞及童年时的同音异义文字游戏时：‘kal（i）ma又回来了，而‘mot这个词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拭去。”这段文字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永不停止、永不间断的这些意指关联链共存于“bi-langue”的头脑之中。在哈提必看来，双语作家在其显意识中不断体会到两种语言的存在。但正如上面引文所清楚展示的那样，两种语言内部复杂的运行状况绝不可能被彻底分析出来，因为二者之间的交互大多发生于潜意识中。这两个词（calma和kalima）一个是法语，另一个是阿拉伯语（更不用说由更为书卷气的阿拉伯语形式联想到的阿拉伯语方言词语）都存在于作者＼叙述者的显意识之中，二者相互影响，彼此“呼应”。这种双语能力是独特的天赋，但也是一种负担，因为对于双语作家而言，他者的语言绝非惟一的、标准的创造之源。对哈提必而言，“法语并非法语：它或多或少是所有内在的和外在的语言，这些语言既生成了法语，也消解了法语。”这个观点表明了他者的语言和母语之间是互相翻译的。于是，语言可以违背自身表意的历史;语言自身过往的言说可以被清除。即使哈提必策略性地发出了他者的声音，他的发声也必定混杂着来自他第一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使他的声音呈现为复数。

丹尼尔·马克思-斯库拉斯（Danielle Marx-Scouras）（1986）指出，“就其普世性和霸权性含义而言，‘法语国家（francophonie）这一概念几乎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 一个推行单语制或者只认定一门民族语言的社会无法认识到欲望是复数的，因为有多少语言就意味着有多少欲望（即言说主体）。”因此就哈提必而言，翻译的过程是永不停息的，古典阿拉伯语和摩洛哥方言的痕迹总是存在于法语之中。因此可以期待的是，接触哈提必作品的读者也从事了同样的翻译行为。

瑞达·本赛玛雅（Beda Bensma?a）（1987）解释道，哈提必的《双语之爱》中的扉页也许最清晰、最具象征性地诠释了这样的期待。法语题名以红色加粗的字母出现在扉页的顶端，而在该页底部是以阿拉伯字体写成的“译文”。因此，单语读者只能解读这个双语扉页中一半的内容。同样，如果读者未能解读出其中的多语言策略，那么这部作品本身的可读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换言之，法文书名的完整意义只有在与阿拉伯语书名的关系中才能理解，因为二者是互相依存的。根据迈赫雷兹的观点，对书名中“amour”一词的理解取决于“ishq”这个（对于单语读者而言）费解的阿拉伯语单词。“ishq”表示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世俗的情欲;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教神秘传统的语境中，它又指神秘体验的高级阶段。法语中的“bilingue”被翻译成为阿拉伯语中的“lisan”一词的双数形式，即“lisanayn”。因此，以阿拉伯语字体在扉页上出现的“译文”成了“ishq al-lisanayn”。那么，阿拉伯语的题名能够表达多重意义。因此，在这一点上，法语题名要依靠阿拉伯语题名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

迈赫雷兹接着又指出了“lisan”一词的多重意义。一方面，“lisan”的意思是舌头。舌头既是生理上的意义，也是一种比喻（例如，既是言说器官，也是这个器官所发出的语言）。因此，书名中“lisanayn”一词可被看作表征两种语言（或并行使用的两个语言系统，即langues）的符号，法语和阿拉伯语。在北非作家的思维中，两门语言总是同时发生作用。这样的表意层次也就解释了哈提必在法语中造出了“bilangue”一词的原因，即作为一种手段来表达两种语言的共时性。另一方面，“lisan”的双数形式“lisanayn”也可解读为另一符号，表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内部的分裂。首先，这是正统的、制度化的伊斯兰话语与流行的神秘传统之间的分裂，哈提必将后者作为其总体“多语”（plurilangue）构造的一部分引入了作品之中。此外，“lisanayn”可被解读为古典阿拉伯语（精英文化）和阿拉伯方言（通俗文化）之间的分野，其中后者总是受到贬低的。所以，要想理解文本中的“多语”现象，就必须首先理解扉页上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正如引言中所说，翻译在非洲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关键性、创造性活动。如果以欧洲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游走于两门或三门语言之间，那么对于决定将原文翻译为另一语言，且具有批判眼光的译者而言，这样的双语或多语写作对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詹姆斯·麦奎尔（James McGuire）（1992）认为，对于需要选择一门语言的双语作家而言，对表达进行肢解和重组的翻译行为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双语作家摇摆于两门或更多的语言之间，因为单凭一门语言无法表达双语思维的隐秘功能。在此，译者的基本困境与双语作家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正如双语作家选择一门语言的同时背叛了另一门语言，译者有时候也必然要歪曲原文，不能做到对原文的忠实。双语作家在从一门语言换至另一门语言的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任何译者都能感同身受。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曾在一封信中讲述了“从俄语切换到英语的痛苦感受，在从一门语言翻译到另一门语言的过程中，不仅风格而且主题都经历了恐怖的流血和歪曲。”如同麦奎尔所指出的那样，当译者意识到自己无法再现原文，无法完整地“传递过去”之时，任何翻译行为都会残留对于语言的不忠，都有一丝颠覆和搅扰语言的意图。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拒绝承认翻译能够或者应该忠实于原文。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的任务……也许应被看作是独特的，明显有别于诗人的任务。诗人的意图是自发的、本源的和形象的;而译者的意图是派生的、终极的和表意的。”对本雅明来说，诗人以语言中介书写经验，他们的苦恼在于语言与经验并不能匹配。与之相反，译者在一门语言与另一门语言之间协调，他们的意图从属于诗人的意图，并注定无法忠实于诗人，正如诗人注定无法忠实于经验一样。无论对于译者还是诗人，语言都是捉摸不定的。同样，双语作家的困境在于无法用一门语言完美地表达以不完美的方式内嵌于另一语言之中的经验。因此，双语作家的痛苦是双重的，两门语言都无法表达一个双重的自我。

本雅明认为，在此情形之下，双语作家试图妥协、缝合和治愈。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评价本雅明的文章时坚持认为“所提及的痛苦、无能并不是人的无能;这并不指向任何的主体经验…… 其原因特别指向语言方面的因素。”根据德曼的观点，翻译“指的是……人们感同身受的痛苦——原文语言的痛苦……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翻译所揭示的是我们与我们的原文语言处于一种异化關系中，我们所应对的原文语言以某种方式被消解了，这将某种异化、某种痛苦强加给我们。”因此，双语作家的困境不过是任何改写行为所涉及的多重痛苦。麦奎尔因此认为，每个新的写作场景中都会发生与经验的移位（displacement），而翻译正是这类移位的范式。麦奎尔指出，如同历史一样，写作本身源于我们所认为的纯粹、真实和感官之物。

本雅明用了“纯语言”（reine Sprache）这一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人们所写下的文字绝不完全是自己的意图。在他看来，这种意图在翻译行为中获得了彰显，虽然他承认忠实于原文也绝不可能解放这种意图。翻译的宗旨在于将原文提升至纯语言的领域。他认为这种提升虽然不能完全达到，但是会产生一种汇聚，一种跨语言的意义生产：“翻译的语言能够——实际上也必须——解放自己，如此才能表达原文的意图，这不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协调，是对于译文自身语言的补充，是译文自身的意图。”

本雅明所认为的语言固有的无能以及德曼对此的评论都消解了任何这些留存至今的观念，即语言可以受到历史的规约和净化。但历史与语言一样是衍生而来的产物。对于哈提必的写作，瑞达·本赛玛雅写道：“我们无需知道是用阿拉伯语还是法语写作，这是必然还是偶然，这在政治上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要让写作和思维的‘另一个（阈下的）层面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发现，作为翻译的双语写作这一观念明显表现于哈提必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述之中。例如，他在《复数的马格里布》中写道：“文本产生了一种对其陈述的连续翻译（这个就是那个）……”他还指出“令人吃惊的是，在一个只会是永恒翻译的文本里，书写是以某种方式、以好几只手和好几种语言进行的。”因此，当哈提必描述“无法翻译的快乐”和“语言的疯狂”时，他的理论立场与本雅明的“纯语言”惊人的相似。在对不可翻译的思考中存在某种极度兴奋;同时，面对一门无法书写的语言时又存在某种疯狂和崩溃。哈提必在此语境中的观点使人想到了表意域（field of signification），即查尔斯·伯恩（Charles Bonn）所描述的、两种语言间的裂隙所打开的“espace de signifiance”。从这个双语主体的语言符码的相互依存中产生了第三语言。哈提必称之为“bi-langue”，一种在所有封闭的表意系统之外表达的双语（double-tongue）。哈提必清楚描述了这种语言的出现：

当外语像有效书写（écriture effective）、行为语言（parole en acte）那样被内化时，它会改变第一语言，建构第一语言，并把它带向不可译。我认为……由于这种不妥协，翻译产生了这种不停后退、分层的离间效果。事实上，所有被称作法语表达的这种马格里布文学（littérature magrébine）都是对翻译的叙述。我不是说这种文学只是翻译，我强调的是一种用语言说话的叙述。（Maghreb pluriel 186）

的确如迈赫雷兹论述的那样，后殖民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崛起和持续成长必然对于翻译理论中的很多固有观念提出挑战并重新加以界定。这些固有观念目前依然在西方长期以来的“人文主义”和“普世主义”传统中进行争论和阐述的。这些后殖民文本因为其内部的文化和语言层级（layering）而屡屡被冠以“混杂”（hybrid）或“杂交”（métissée）之名，而这些文本成功建构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新语言截然不同于能轻易翻译的“外文”文本这一概念。对于这样的文学，迈赫雷兹认为我们不能再只是关注翻译理论长期所考量的语言对等这样的传统概念，或者得失增减等旧思想。因为由后殖民双语作家书写的这些文本开创了一种“居间的”（in between）语言，并由此逐渐占据了一个“居间的”空间。

正如迈赫雷兹所述，重要的问题在于后殖民双语作家在使用前殖民者的语言时应能够超越被动的论争形式，避免后殖民文本沦为（主導性的形式和语言所规约的）西方文学样式和标准的囚徒。她指出后殖民文本以一种新建构的语言，既能挑战自身本土的传统文学模式，又能挑战殖民者的主导文学结构和传统，以此实现双重运动，这是至关重要的。她认为“这种文学的最终目标其实在于打破和搅乱不同的符号世界和隔离的表意系统，融合‘主宰者和‘被压迫者，从而颠覆既有的等级秩序，并造成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意指（intersignification）。”

在此过程中，单语读者的参照世界如果继续排斥、无视和否认其他参照世界的存在（这些参照世界对于文本的“全球性”——而非“殖民主义”——解读至关重要），那么他们会逐渐难以轻易理解他者语言（language of the Other）所编码的信息。后殖民英语和法语文学在同一个文本范围之内所借助的不止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和一种世界经验，因此常常拒绝承认“原初”作品及其翻译这样的观念。由此在很多方面，这些后殖民多语言文本本身抵制并最终排斥那些单语读者，要求读者像作者那样：“居间”，同时能够阅读和翻译，翻译在此成为写作和阅读的必要成分。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1963）宣称翻译的确存在，虽然从理论而言翻译在实践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对于将信息通过不同的符号过滤的非洲双语作家而言，翻译是存在的。对于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以及伴随的不同社会文化信息之间协调的批判性译者而言，翻译是存在的。

后面的章节将探讨家阿玛杜·库忽玛（Ahmadou Kourouma）、亨利·洛佩斯（Henri Lopes）、让·马里·阿迪阿菲（Jean-Marie Adiaffi）、索尼·拉布·坦希（Sony Labou Tansi）、蒂耶诺·蒙内内博（Tierno Monenembo）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分析他们采用了哪些不同手段，在非洲语言的翻译过程挪用和重构了法语。

注释【Notes】

①See E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21.

②See E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25， 77.

③See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s.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70.

④See Abiola lrele， “The African Imagina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1.1 （1990）： 4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