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内蒙古教育事业与内地教育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地有许多关心内蒙古教育的教育家，陶行知便是其中一位。他认为“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是衡量“第一流的教育家”的标准之一，认为“大丈夫不能舍身试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他不仅热心，而且亲身参与了内蒙古的教育事业发展，并有其独特的见解，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对今天的内蒙古教育发展仍有现实意义。

一、关心内蒙古教育的教育家

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时，就立下了要使每个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壮志，他把教育工作不只当成求得衣食的职业，而是当成报效中国人民的事业。1922年2月8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于沪召开的董事会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此，他开始了对全国教育的调查、研究等工作，也开始了对内蒙古教育的关注。

1923年8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陶行知在报告中说：“鄙人尚有恳求诸位协同进行者，为社会推广一事。中国幅员虽广，然本社社员无地无之，惟热河、贵州、蒙古、西藏等处，尚无其人，是为缺点。以后总望诸位多多介绍，庶众志可以成城，而效果布满全国矣。”从言辞之恳切可见感情之深沉。在本届年会上，通过了《催促政府实行兴办蒙回边藏教育案》，该案的主要内容是：

理由：

1.五族共和，教育应当平等。乃对于蒙回边藏各族教育，不特未见设施，反似较前漠视。如清末有满蒙高等学校，殖边学校，又派边务大臣，改川边为西康行省，规定教育费，办有同文各学堂。民国以来，均被撤废。虽未用从前奖励宗教之愚民政策，然听其迷信旧教，固蔽如故，反不如各国对于殖民地野蛮民族教育之注意;未免太不平等，不人道。

2.侵略式与宗教式的教育，每向教育不发达之地，乘虚而入。吾国边地，早有此象，其祸堪虞。近闻东蒙西藏，日英等国大施其侵略式的教育，而外国宣教士大施其宗教式教育。据云某地有教会占地数百顷，并司法行政权而有之。非速提倡教育，无以阻此毒烈之巨患。

3.蒙回边藏等地，受日、俄、英各国人煽动，反覆独立。故对内为统一计，对外为防侵略国野心计，均宜兴办蒙藏教育。

4.蒙回边藏各地，土旷人稀，富源未辟，交通未便，急待协力开发。近则社会方面有西北协会殖民协会之组织，政府方面有西北国道筹备，西北边防督办设立。或则注意开发实业交通，或则着眼移民屯兵。苟无教育为之先道，难免不疑惧误解，发生冲突。

办法：

1.教育部设立蒙藏教育委员会。

2.就西北交通较便地方，分设蒙回边藏教育局。如在绥远或张家口设立蒙古教育局，在川边打箭炉设立边藏教育局，分理蒙回边藏教育事务。新疆回族可特定办法，特派专员。教育局办理重要事项如下：甲、筹办蒙回边藏师范学校（教育局未成立前不妨先在北京设立蒙回边藏师范学校，招收蒙回边藏各地之师范毕业生，专习蒙回藏等文及物别教材教法与应注意之点）。乙、编辑蒙回边藏小学教科书（并可编辑各种汉文与蒙回边藏各文对照之丛书，或推行国语字母）。丙、进行社会教育。蒙回边藏各民族，向无教育。且居住散漫，知识毫无，社会教育最为重要。应先组织讲演团，赴各地讲演。以各本地通汉语者一人或一人能通该地语者为翻译。又图书与电影留声机等亦必要。可巡回各地与讲演团同行互助，效益必大。

3.教育部应筹特别经费列入预算，以为兴办蒙回边藏教育之用。

4.指拨各地官荒为该地教育经费。中央财政如此困难，焉有经费筹办蒙回边藏教育。但有一法可省维持费，即多拨荒地是也。各地荒田无限。如创办师范学校，可拨荒田若干顷。一方招人承种或押，可供学校各种杂支。一方令学生半农半读，可供膳宿诸费。惟创办须费若干，亦可由旧地收入中暂拨之。

5.对于办理蒙回边藏各地教育人员，规定最优奖励。

6.由蒙藏院责成蒙回边藏各地王公扎萨克令子弟就学，并定王公等兴学奖励办法。

这一提案理由充分，办法切实可行，现今仍不失借鉴意义。这次年会结束后不久，陶行知即亲赴内蒙。1924年1月20日，他在给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信中说：“此次在察哈尔进行一切，精神上得未曾得的愉快。知行7日与米君同往，当晚3时半到张家口，8日开筹备会，9日与政学各界领袖开会，10日特与蒙古学生开会。察哈尔全区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在这天成立，通过章程，选举职员。午后蒙古学生开欢迎会，知行说明五族一家之精神，蒙生深能领略。最后，蒙古学生奏《满福》《采云花》《军人还乡》之曲，感人至深。11日向张道尹、郑教育厅长建议施行平民教育办法14条，均蒙采纳，不久可以通令施行。内中一部分已于当日令行。10时回京，热心平民教育诸君和全体蒙古学生，均到站送别。前五天得信，蒙古平民教育第一先锋队，已于13日出发了。他们先在自己的蒙古包中办起，逐渐推到亲戚朋友那里去。知行现已深入蒙边教育之梦，志不在中原了。夫人闻此消息，得毋笑他野吗？”此信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在蒙活动情况，从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完全将自己的感情与内蒙古人民融为一体了，他高兴地告诉朱其慧，“知行现在已经得了一个蒙文名字，写出来请先生看看：麦勒根亚布达拉图（‘按智慧行动的人）。”

陶行知此次内蒙之行使他在以后的活动中，都不忘思考内蒙古应怎样去做。

1924年7月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三届年会上，陶行知请来了呼伦贝尔海拉尔中学校长郭道甫先生。这次会议对内蒙古教育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是成立了蒙古教育组;二是议决了15项内蒙古提案，其中内蒙古教育方针案是由陶行知提交大会公决的，陶行知参加了议案的讨论和修改的全过程。在此以后的诸多内蒙古教育活动中，陶行知都是组织者和参加者。1924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了一次全国教育展览，陶行知是内蒙古生活及教育组的主任，弓继援、孙毓华等任干事，共展出生活、衣饰、画图、照片、书籍等101件。

1925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五届年会上，陶行知以主任干事身份和陈潜夫亲任内蒙古组主席，金醒吾任书记，通过了8项议案。这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也大大增加了，有巴圖、伊德钦、吴恩和、巴雅尔、王德呢嘛、李凤冈、林琴、博彦格勒尔、乌勒吉、金永昌等内蒙古代表提出了议案，参加会议的内蒙古代表还有：敖霖泰、施祥庭、王晋霖、吴冠卿、伊规成、杨桂林、白玉昆、李丹山、张树声、金勋卿、夏冰谷、郭翊虞、福松亭。

他几经颠沛流离，直到抗战时期仍不忘内蒙古的教育事业，他主办的《生活教育》杂志3卷9期（1939年7月1日出）封底以“我们的蒙古又给人夺去了”为题，刊登了三幅照片：蒙古同胞在餐后休息谈天、蒙古的小朋友、蒙古包。

这一切与1928年5月由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所谓全国教育会议仅有一名内蒙古代表，此人便是中央执行委员兼蒙藏院院长白云梯。

二、论内蒙古教育

陶行知在参与内蒙古人民的教育活动中，有过很多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

（一）内蒙古教育方针

内蒙古教育方针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的提案之一，交蒙古教育组讨论。原案方针分三项：1.保持原有优点，发展个性;2.注重平民教育，发挥共和精神;3.改良现在生活，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陶行知加以修正并补成四项为：1.培植五族共和之公民资格;2.训练蒙贤治蒙;3.保持蒙古民族之独立性，并发展其优点;4.改良现在生活，适应社会生活进化之需要。经大会讨论公决确定为：1.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普及教育）;2.培植蒙贤治蒙（人才教育）;3.保持蒙古民族之独立性（语言文字等），并发展其优点;4.依据现在生活教育状况，图谋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这一教育方针并未最后确定，直到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有诸多内蒙古族代表躬亲与会，再行提出征求意见后确定下来为：1.养成五族共和的公民资格：2.培养蒙贤治蒙人才，3.保持内蒙古民族之独立性，并发展其优点;4.依据现在生活之状况，图谋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从内蒙古教育方针的提出到修改的全过程，陶行知都是主要组织者，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既尊重内蒙古人民的民主权利，又尽力帮助内蒙古发展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原则。

（二）内蒙古教育推进办法

陶行知提出了许多推进内蒙古教育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其中主要的是：

1.创设学校。在1925年8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四届年会上，陶行知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的演讲，他提出“各省区、蒙、藏应逐渐设立大学，至少一所，吸收硕学通才，以为产生文化、整理文化及主张正义之中心。先着手设立文化院，以植大学之基。另外，“中学、师范的脚迹很少达到的地方，如西康、青海、宁夏、新疆、蒙古、西藏以及各省内文化落后民族所在地都应以人民和政府之力量创办中学、师范，并在每500人聚居地创立小学、民众学校各1所，至少能容40人，以工学团之组织，依‘即知即传人之原则继续推进”。

2.编辑特殊民族教科书。当陈鹤琴根据我国北部、中部、南部的不同特点，编辑出一套儿童国语分部教科书后，陶行知高兴地提出：“我希望继分部教科书而起的还要有人进而编辑特殊民族的教科书。这样，才是百川分流，泽及万方，合乎教育机会均等之旨。”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中，他又强调：“为适应各民族特殊需要及促进各民族普及教育起见，应编蒙、藏、苗、瑶等民族特用课本，这课本应以各民族大众语为根据。”

3.有效之补助。陶行知认为，“中央对文化落后之穷省、边疆，在人才、经费、材料上应予以实质之补助”。同时相应的省县市各级都应给予同样的补助。

（三）内蒙古政治与教育

教育与政治历来是不可分的。陶行知在研究内蒙古教育时，总是把它放在内蒙古社会生活的背景中去研究的。这就使得他对内蒙古教育的论述有更深一层意义。

1.促成民族团结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陶行知认为：“我们要有五族共和，就不能各干各的，要各干各的，就不能五族共和。如何从各干各的做到一个和衷共济的地位，是我们国民最应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批判了所谓的“武力派”和“殖民派”，指出“我们要想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道路可以沟通物质上的需求和供给;教育可以沟通精神上的贡献和缺乏。这两件事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实在是要同时并进，才能充分达到五族共和的目的”，而“拿教育的精神方法来创造一个五族一心的中华是我们五族教育界同志的责任”。“拿教育的精神和方法把五族的同胞都培养到一个相知、相爱、相敬的地位，都培养到一个亲兄弟的地位，也是我们教育界同志的责任。”

2.培养蒙贤治蒙及共和之公民资格。在内蒙古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了培养蒙贤治蒙及共和之公民资格，这充分体现了他初步的民族自治的精神和原则，“培植蒙贤治蒙，藏贤治藏，并培植五族共和之公民资格”，其最终目的是“以谋国内民族之合作”因而这一主张又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3.促成从专制走向民主自治。陶行知针对当时内蒙社会中人分三等。“一是王公札萨克一流的贵族，二是喇嘛，三是奴才，叫做博果勒。喇嘛之外，王公札萨克以下的一切人民都是奴才，奴才的奴才，奴才的奴才的奴才。”这一社会状况，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从一个专制的内蒙变到一个自治的内蒙，固要运用政治的方略，但最要紧的还是要从培养领袖、训练公民入手，关于这点内蒙革新同志已经特别注意，可谓远见。”

“总之，内蒙革命应与内蒙教育同时并进，方能解除蒙民之倒悬……”，从而创造一个真正民主自治的内蒙，这是陶行知对内蒙古教育与政治的基本观点。

（四）内蒙古教育与内地教育

由于内蒙古与内地政治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内蒙古教育与内地教育也有着密切联系。如何看待，如何处理这些联系，便成为摆在各个时期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陶行知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

1.共同的目标与责任。前面已经说及，陶行知认为维护民族团结是各族教育界的共同责任。他批判那种“不把五族通盘打算，只是在那里为一个民族打算”的思想，指出：“我们五族同在一个国旗下做国民，必定要有必不可少的精神，才能图存。我觉得这种精神有共同不可少的，有相互不可少的。”

“说到共同不可少的精神，大家对于中华民国都要彻底的了解，坚决的爱护;大家都要明白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有应享的权利，应尽的责任;大家都要觉得五族有共同的利害，存则共存，亡则共亡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教育“应当研究如何可以叫五族的人对于中华民国发生一个共同概念，不是叫一民族同化别的民族，乃是要满汉蒙回受一个理想精神的支配”。同时，“我们五族不但对于中华民国要有共同的精神，并且彼此相待要有一种正当的精神。我们五族好比是一家五个兄弟，彼此应当相知、相爱、相敬”。

简言之，教育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相互尊重、共同繁荣，这一切都是内地与内蒙古教育工作者所应负起的责任，所应实现的目标。

2.攻破划一关。陶行知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集权划一的教育模式。指出中国教育官欢喜划一，因为划一很便当。但是事实不许他这样办。不许他这样办而他偏要这样办，相持好久，渐渐觉悟过来，又悔当初白费心血。心血白费事小，民族的青春被他耽误了。当初连南方与北方的寒暑假都是划一的，岂不可笑。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全国教育一定要用汉字去普及，甚而至于蒙古教育要用汉字去普及，西藏教育要用汉字去普及。这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他主张“蒙古与内地各省言语不同、文字不同、宗教不同，生活状态不同，社会习惯不同”应有不同的教育以适应特别的需要，要“训练蒙回藏等族的人才，用自己的文字或拼音符号普及该民族所需要之教育”。

三、生活教育与内蒙古教育

陶行知对于内蒙古教育的一些主张、看法、论述不是随意的或偶然的，而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于民族地区教育实践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讲陶行知与内蒙古教育时，不提及生活教育与内蒙古教育的关系是不全面的、不深刻的。但限于篇幅，又不可在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因而只能根据陶行知已有的论述，以及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描绘出生活教育所主张的内蒙古教育的大致轮廓。

首先，生活教育主张以人类生活为教育的中心，生活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为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内蒙古教育则应以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为中心，是内蒙古人民生活的教育，是为著内蒙古人民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

其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应以人类社会为其活动范围，学校要为社会服务，同时又必须充分运用社会的力量办学校，教育应与百业携手共进;内蒙古教育则应以整个内蒙古社会为教育活动的范畴，要全民办教育、全民受教育，内蒙古学校要依托各行各业培养出内蒙古各行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