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骏，赵海月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跨越国界范围的网络化、信息化的新经济中，必然产生全球化的社会，而且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各个区域的依存度会越来越高，关联性会越来越强，全球经济将在全球自由市场中快速流动。一直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秩序的调整。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受到冲击，经济出现衰退，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经济治理推进乏力。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却实现了崛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统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达3.6%，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为1.8%，新兴经济体增速达5.6%，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以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经济力量的变化，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现了失衡，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亟需更新和完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者”。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如何在纵向发展中获得世界经济治理的主导角色，如何在横向合作中获得全球性的普遍认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中国既要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找到出路，也要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中国方案”。

一、全球化下自由市场的三重含义

早期的航海探险引发了后来的殖民统治、资本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资本扩张从人格化(资本家)到集团化(垄断资本)再到国格化(国家垄断资本)，最后突破国界壁垒，形成了全球化，这是资本扩张最高级的形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自由市场，社会资源配置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在自由市场中寻找机遇，市场经济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

全球化下的社会总资源是自由流动的。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是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取得最大效益，满足最大需要。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加快了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扩散，将各个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货物、劳动力的流动必然要跨越国家的界限。宏观经济中，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将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产业之中；微观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将有限资源配置给生产力高、创新能力强的领域，实现优胜劣汰。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也被不断创造，生产力得到发展与促进。

全球化下市场经济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反映了不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碰撞、融合。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市场经济作为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实践中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广泛共识。“大工业造成的新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2]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生产者的利润得到充盈，只有依靠全球化的商品经济才能突破市场和资源的双重限制。经济全球化说到底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下自由市场应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原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概念，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经济，每个人都从利己的角度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会形成利他的效果，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发展。[3]但现实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守的自由主义被异化成偏狭的个人主义，资本家考虑的是“个人至上”，西方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出自“帕累托最优”的自由贸易安排，而是一种利益差异化安排。经济全球化下，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在国家之间平等自由地进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中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维护正义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这才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客观逻辑。全球化下自由市场应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原则，在合作共赢、包容共生的范式上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把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上。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范式和现实挑战

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在没有政治权威干涉的情况下，对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在得到普遍认可的法则、规范和制度的框架下对全球市场的合理干预和调控，同时通过全球经济合作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运行。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范畴，自从世界市场形成时起，全球经济治理的早期实践就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开始进行。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治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国际秩序被打破，呈现多元化特征，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需要重新建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范式既要兼顾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诉求，又要体现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

(一)治理主体是多元、理性的

治理和统治的根本性区别在于，统治的主体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非政府机构、私人机构、公共机构等等，统治是强制性地自上而下，治理则是可以和自愿结合，上下互动。政府的统治仅限于民族国家范畴，治理可以超越领土界限，并带有广泛的公民认同和共识。就治理而言，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任意操控国际秩序，国家政府也不能单方面决定内部的事务，排斥社会力量的参加，这就决定了全球化下的经济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各个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规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注]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注]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前夕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讲话。

全球经济治理主体无论大小都应从正义、理性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秩序，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正义的基础上，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才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他关注的是国家内部的社会正义，推而言之，国与国之间的全球正义也是整个国际规则、国际制度的价值基础。作为公平的正义，则应该合乎自由、平等、合理、理性。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是国际合作，合作既有互惠，也有冲突，良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只能依靠正义原则来指导。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至少应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整体强劲的经济实力对全球经济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市场出现失衡时，能够调节与稳定全球市场。二是认同全球命运共同体，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治理全球经济，维护市场的自由有序。

尽管当前全球经济秩序随着权力的转移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原有的世界格局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经济的运行，全球经济合作的平台、国际规则的制定仍然由这些“中心”国家所控制，并从中为本国谋取利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执政理论以及撕毁前任政府关于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等多边合作协议就是例证。而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却能以人类的整体视野多边参与全球合作，并在全球经济秩序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二)治理对象是合作中的冲突与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经济秩序仍然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新兴经济体不可能彻底与之决裂，而应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自我更新、调整改善，在现有基础上“扬弃”式进步。这是全球经济合作的理论前提，也是合作中产生冲突与问题的主要诱因。

全球经济治理很容易找到最大公约数，各方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表达自己的意见，实践自己的诉求。全球经济秩序下有两类合作：一方面是南北合作，其经济具有互补性，北方国家充当技术转让者和市场提供者，南方国家则是原料供应者和产品制造者，这种互补效应会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形成拉动，但贫富差距也随之拉大，全球经济发展变得失衡。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这种合作是资源的再分配，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高的效益，合作带来的是经济产业升级和转型，但相似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严重影响到合作的收益。在自由、平等、理性的国际新秩序中，因国际合作中产生的发展不平衡、合作效益低、资源环境污染、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关注和破解的问题。治理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问题是重塑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成为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行的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影响力依然欠缺，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应对西方大国的挑战。现有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更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在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推卸治理责任，转嫁经济风险，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向全球联动性变化，解决生态问题，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合作才有实际的意义。

(三)治理手段是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斯密认为，只有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才可能产生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后果。英国政治学家古德温也指出，追求财富，自由的市场能实现共同繁荣，这也是实现政治正义的重要途径。[4]全球治理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政府权威，治理强调的是组建一种互动、协调、合作的国际机制和平台，以提高效率实现价值增值为目标，以市场自由配置为手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政府强权逐渐淡化，各国在政治理念、执政方式、管理效益等方面向着更加正义、自由、合理的方向发展、改善。

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手段在于处理好各国政府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与全球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的活力离不开政府的有效控管，需要各国政府的合作。如果政府过于干涉世界贸易，就容易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忽略政府的作用，过分强调世界经济的自由发展，经济全球化就有可能出现风险。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强调的是普遍认同的国际规则约束下的自由经济。

现实中，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但是霸权国家的话语权并未削弱。2018年以来，美国在对外贸易中设置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一些特定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治理。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不断推进国内外市场的开放，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利用现有的国际平台和合作机制打破发达国家对市场规则的垄断，促进全球化下的资源在全球市场中合理自由流动。

(四)治理结果是实现“善治”

全球经济治理是在全球自由市场下的理性调控，治理的目标应是共存共赢，争取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市场中，各国家、民族通过和平、平等互利的文明方式进行商品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协调合作。政治权威则通过社会契约的订立而实现，各个社会主体通过契约式的交往、合作、协商，遵循平等、自由、公正的普世价值，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实行“善治”。

“善治”是政府与市场、主权与人权、人类与自然的最佳平衡状态，其包含了平等、自由、理性、互信、互利等要素，在治理中各个主体是平等的，各主体之间相互消除差异与分歧，形成互补与共识。同时，“善治”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发展经济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治理经济的目标是为了使经济更好发展，把人的经济权利与经济自由等基本问题放在全球治理中考察，理想中的全球“善治”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善治”的标准不是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经济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多大的差异，应是看治理的方案、标准是否有利于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稳固国际和平环境，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当前，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个人至上”而不是“人民至上”的理念，极力维护精英阶层的具有私利性质的经济利益，排斥人民性的“经济自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极力阻碍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设置层层障碍，特朗普政府甚至胁迫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张进行让步，为追求对美国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不惜破坏全球的公平贸易秩序。反观中国，以人民的发展为中心，以开放自由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家合作，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经济纽带，在参与世界“善治”的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

三、中国自身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改革创新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把独立自主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改革机制体制障碍，创新技术驱动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共享，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主发展道路，并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开放发展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也正在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全球制度规则的追随者向推动者、塑造者转变。但当前，全球都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紧缩，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中国也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中国要“建设”世界经济，仍需补给自身力量。中国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一)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依靠实体经济建立强有力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参与国际竞争最大的优势。发展实体经济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局势，确保整体经济的平稳。金融危机中受冲击较大的往往是非实体领域。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市场中遭遇的贸易摩擦从未间断，特别是在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战中，更应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具有创新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尤为重要。当前，中国的实体经济仍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创新不足、产能过剩等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产品低端化，盈利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出现了发展的失衡。

首先，加快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支持传统实体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内部结构实现转型，鼓励引导市场资源向实体领域流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转变，不断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增强产品在国内国外的购买力。其次，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聚焦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形成中高端的产业集群。再次，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竞争力与经济实力和主权实力一样，是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赖以支撑其地位的三大支柱之一。[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7年3月19日发表题为《中国重启科技超级大国的雄心》的文章。在世界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中，每一次进步都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小到企业，大到国家，其核心竞争力不能靠外部购买，核心技术必须靠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技术的原发性比技术进步更重要。一直以来，中国更多是扮演技术的模仿者、学习者角色，“李约瑟之谜”依然困扰着国人，中美贸易争端越发让我们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唯有创新，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的生产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

一方面，培育创新主体，组建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团队，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加强对市场主体创新的支持，通过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技术研发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技术原发性上实现突破。另一方面，使市场经济与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推动我国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

(三)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链条，提高产业自主性

产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下的大背景下，产业内部之间联系密切、相互依附，一国产业体系的独立性很容易被打破。如果一国资源、技术大量依赖进口，或者产业链各个环节被转移到国外形成产业空洞化，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必然处于劣势。产业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产业的总体布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的产业体系还不够完备，产业自主性还不强。从生产层面看，核心技术还大多依靠引进，国内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滞后，很难融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从需求层面看，社会财富逐渐流向中高端产品的消费，国内生产的低端产品则大量过剩。

提高产业的自主性，一是加强国内产业链构建，在强化科技研发的基础上，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延伸拓展产业链条中兼顾解决国内区域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协调发展中逐渐形成独立完整的具有中高端水平的产业体系。二是提高产业集聚度，规划产业园区，发挥园区的“磁化效应”，合理布局产业，在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聚群，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循环、相互补充、联动发展。三是积极拓宽国外市场，逐步消化过剩产能并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布局。

(四)破除政策壁垒、制度障碍，提高资本的回报率

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中，除了生产成本外，还有一部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给市场主体带来的成本，或者说是企业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税费、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等，其中的政策壁垒、制度障碍是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关键要素。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紧缩的趋势下，需求端的驱动力明显不足，降低生产端的成本，关键就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企业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近年来，中国通过“放管服”改革营造了便利的营商环境，释放了市场主体的活力，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对标国际、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更大进步。”[注]2018年6月28日，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一是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压缩行政审批时间，减少市场准入障碍，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降费，持续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带动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税收壁垒，加强依法治税，减少征税自由裁量权。三是强化管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搭建大数据管理平台，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构建信用市场经济。四是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互联网+服务”，让人民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构建服务便民化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全球市场，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市场自我调节观点，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对市场进行自动校正和维护，不需要对市场进行任何保护性治理。二是市场经济失灵观点，认为市场机能不良，需要政府恰当的治理。三是市场是正常的，可以自我调节，但偶尔出现混乱，政府可以做一些干预和矫正。事实上，市场可能遵循第一种观点并偏向于第三种观点；也就是说，市场应是自由、自发的，可以自我调节、自我校正，偶尔出现混乱时，政府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干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让市场保持自由状态，可以最大限度释放生产要素的潜力；理论和实践也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我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消除自由市场壁垒，创建更加包容、自主、流动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尊重市场规律，按照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让资源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让市场主体拥有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政府要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通过使市场和政府统一协调，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定位：开放合作

全球的自由市场、开放经济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动力，反过来中国又通过对外开放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随着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全球性问题已经无法绕开中国，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和引导经济全球化。随着大国形象的树立，中国针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新理论，并加之以实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备受世界瞩目，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日益突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是通过自身的开放和对外的合作来实现的，在开放中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多边合作中表达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诉求，推动世界向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市场自由。随着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矛盾重重，经济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严重，失业危机、债务危机不断凸显，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开始放弃、违背自己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并利用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地位强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在中美之间挑起贸易争端，对输美商品连续多次加征关税，在世界市场中筑起了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既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衰退，也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了更多的机遇。世界市场是平等、自由的，“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注]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主张自由贸易，认同世界市场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坚决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抵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而设置的贸易壁垒。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将以多边合作取代贸易保护，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信息时代，所有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中快速流动，哪里开放程度高，哪里有活力就流向哪里，只有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广度，才能不断获得发展所必需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实践也已证明，全面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劳动力成本攀升、生产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力不足，要破解经济发展瓶颈，就必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近年来，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加快实施了自由贸易区战略，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截至目前，已在国内设立了11个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对接了开放的世界市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并逐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形成自贸区网络；要将国内国外资源、国内国外市场有机联动起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交换，进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共商体现平等，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机制要由每一个治理参与者共同商议而实现，且以实现整体最大利益为目标。共建体现责任，参与者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最大的优势和潜能。共享体现公平，要让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果惠及各个参与者，让每一个国家和个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中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很多规则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设置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就是要打破发达国家对市场规则的垄断，破除贸易保护，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更加民主、公平。中国应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变革、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性或区域性的论坛，与其他国家共同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使“中国建议”逐渐融入“世界规则”。要与新兴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以合作聚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出同一个声音，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要扩大与南方国家的合作，通过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方式带动共同发展。要主导建立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责任。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在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公共产品缺乏、社会矛盾显现的新挑战下，亟需重新塑造全球交流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从人本理念出发，突破了经济、地理、文化等屏障，促使生产资料在更大范围共享，生产资源在更大范围配置，科学技术在更大范围运用，开辟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世界市场自由化的新途径，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和社会发展规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从全球经济的受惠者转向施惠者，可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并且成为全体发展中国家集体利益的表达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提升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要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实现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综合治理。要始终尊重沿线各国的价值理念，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发展中寻求最大的共同利益。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要在提供硬性公共品的基础上，提高软性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规则、制度、理念。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价值新导向。发展经济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全球化让全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相互依存、文化相互交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应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价值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资本至上、个人至上逻辑，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增进对话、减少对抗、凝聚力量。各个经济体以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结成平等互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可以共同弥补世界市场的缺陷，解决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国际安全、自然灾害、贫困疾病等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注]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精神，更加重视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要建立包容性、开放性、共赢性的合作机制，借助开放平台，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实现资源公平自由配置，促使全人类公平地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丰硕成果。

五、结 语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的资本、货物、劳动力广泛流动，自由市场成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自由市场下形成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发展市场经济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全球经济治理不是用国家的强权或政府的手段去对抗自由市场，干涉市场经济，而是在全球化中通过各个经济体的交流合作消除市场自由发展的障碍，治理市场的失灵，构建公平、开放、理性的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实现“善治”。

经济全球化绕不开中国，中国曾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也应当承担起全球经济治理的大国责任和大国义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不是要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是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后对世界的反哺。过去中国不断与世界经济接轨，这种“接轨”主要是对国内的机制体制作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同质同向的。如今需要做的是“转轨”，通过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引导，改变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合理、不公平、不自由的要素。

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遭遇了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如何应对关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未来，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上，中国应进一步深化自身改革，提升创新能力，尤其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最大优势，同时，扩大开放，努力通过协商、对话、合作，求同存异，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正在为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智慧，将中国的经济治理理念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必将引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