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从维熙（1933—2019）河北玉田人。当过教师，《北京日报》记者、编辑。1955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参加劳改20年。1979年重返文坛，率先发表了描写劳改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11月2日的北京，秋意萧瑟，从清晨开始，天就阴沉沉的。失去了阳光的八宝山殡仪馆，更显肃穆。作家从维熙遗体告别仪式在东厅举行，大厅背景墙上是他的一幅遗像。照片上，他的眉毛高高扬起，目光微微朝下，好像在思索什么，又像在审视什么，身上的那件红色外套，在黑白色調为主的灵堂显得格外醒目。

40年前，从维熙在刚刚结束寒噤的中国文坛，也留下了独特的一抹红——《大墙下的红玉兰》。这部中篇小说以震撼人心的真实，突破题材禁区，描写了监狱大墙之内一批知识分子的劳改生活，开辟了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大墙文学”。从维熙因此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

“大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印记。24岁到44岁，在被划为右派的7000多个日夜，从维熙在延庆挖过铁矿，在津北种过水稻，在山西砖窑烧过砖、矿井下挖过煤……三次将死而未死。

他的那些文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才子”变成了“黑天鹅”

“从维熙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作家阎纲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他比从维熙大1岁，曾主持《文艺报》《小说选刊》，上世纪80年代就和从维熙有了交往。“他早期的作品带有白洋淀派的风格。”

从维熙是河北玉田人，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中过榜的秀才，对两子两女开明教育。从维熙的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叔叔毕业于辅仁大学，两个姑姑都在北平（今北京）读过师范学校。

抗日战争的烽烟中，从维熙的父亲大学毕业，在重庆机场做工程师，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投奔延安，途中被捕，在关押期间因肺病复发去世。那时从维熙才4岁。

母亲一心想让从维熙学理工科。但十五六岁的从维熙，在家人眼中却是个“成不了气候”的少年。他在北平一所名牌中学上学，却因极端偏科，数学考了零分，被勒令留级。失望的母亲不得已，把他送到从维熙叔叔任教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师范附属中学就读。

在那里，一方面环境比原来学校宽松，另一方面从维熙也被母亲孤身回乡刺激，发奋起来。1950年，17岁的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并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战场去》——讲的是抗美援朝号召下，两个少年结伴入伍的故事。

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从维熙投去了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获得第一名。此后，他写了《七月雨》《老莱子卖鱼》《在河渡口》等一系列作品，发表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

因为这些创作，北师毕业后仅当了半年小学老师，从维熙就在老诗人晏明的举荐下，调入《北京日报》文艺部。他的创作生涯在这里正式起步，于1955年出版首部小说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22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那个时候的从维熙，是风华正茂的文坛才俊。作家杨葵曾写道：“从维熙和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四个人，在50年代的文坛被并称为四才子。当然，这是风光的时候，到了挨批判那天，‘才子的称呼换成了‘黑天鹅。”

四个“黑天鹅”里，其他三位都在1961年“摘帽”，之后王蒙远走新疆基层;邓友梅去了辽宁鞍山文联;刘绍棠回故乡通县大运河边种田。各有各的风雪驿路，但从维熙的那条无疑最苦涩也最漫长。以至于若干年后，邓友梅说他们三人都成了“马”：王蒙是戈壁滩日行千里的马，刘绍棠是运河滩拉犁耕地的马，自己是马戏团的马。从维熙则说自己是骆驼，负重的骆驼。

让他负重的驿路，叫 “大墙”。

精神伤痕远大于肉体伤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墙里，关着所谓的“五毒”。盗窃犯叫“佛爷”;流氓犯叫“氓爷”;旧社会遗老遗少型罪犯叫“大爷”;抢劫犯叫“闯爷”;至于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爷”的称号，被其他“爷”们称为“吃屎分子”。

从维熙写文章自述过一件事，炎夏劳动中其他犯人难耐酷热，全都脱得精光，他内心挣扎许久，最终在其他人的冷嘲热讽中也做了同样选择。“这到底是一次精神升华，还是一次精神堕落？”他想不明白，但牢牢记住了那一天。

若干年后，从维熙对采访者说，那种大农场改造的模式，“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精神上的伤痕在某种程度上，比肉体的伤痕还要大”。

“苦难”两个字太简单，不足以让今天的年轻人体味从维熙20年间的沧桑。他像蒲公英，被时代的风吹到一个又一个地方。他有过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第一次崩山开石头，差点成为独眼龙;第二次在山西劳改煤矿，矿山透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第三次在化工厂，二硫化碳大罐起火，他在昏迷中被人拉出火场。

生活如同炼狱，他反而越来越坚韧。在山西挖煤时，他很乐于当“大山之腹的一个幽灵，一个人独行于地下蜘蛛网般的巷道……享受阴曹地府里独有的快乐和痛苦”。隆隆的开山炮响过后，会崩下煤炭、石头，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化石。从维熙挥锹装车时，总是被那些鱼、龟、蛇的化石吸引，心中推测脚下是森林还是沼泽，继而在脑海里勾勒那幅原始图景。耳边组长在高喊：“你瞎看啥哩！这儿不是考古所，是劳改煤矿—装车—装车—”

文学在最幽暗的地方鼓舞着从维熙。他的箱底藏着4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高尔基的《母亲》、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可爱的中国》是警示自己，哪怕对“文革”无法理解，对前途心灰意冷，也不能在屈辱的环境中，因个人恩怨而在大节上有过失;《母亲》是提醒自己还有一份责任和牵挂，不要忘了苦难深重的母亲;《荒野的呼唤》是激励自己在逆境中果敢，别只当文弱书生;《悲惨世界》提醒自己可以失去一切，但永远不能失去善良。

被划成右派之初，从维熙曾给好友刘绍棠写信：“无论在任何逆境中，我都不放弃文学创作。”他的确这样做了。大跃进年代，在京西一个山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从维熙利用每个月4天的返城公休时间，废寝忘食地创作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进了劳改农场，没有写作条件了，他用给爱人写信的方式练笔头，在笔记本上勾画下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1963年，他有了公民身份，立即写了一篇小说《彩凤打擂》，《中国妇女》将这篇小说排上版又撤下。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从维熙在黄河之滨的劳改农场当统计员，有了一个独立的窑洞和一张办公桌，他马上提笔，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写下关于劳改农场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初名《流星》）。后来他曾自白：当时揣着一颗如铅的心，悲恸地回忆劳改农场并把那个年代人們的复杂感情写在纸上时，并没有想到要拿去发表，而是完全出于真情。

需要激情的燃烧，更需要激情冷却后的理性审视

《远去的白帆》结尾处，从维熙写出了从劳改农场解脱的意象：两只离开笼子的天鹅，突然振翼而飞，飞向万里蓝天。那片白帆在碧水中，越行越远……

很快，文字变成了现实。1976年，山西几位老作家得知从维熙在当地劳改，千方百计把他“捞”了出来。在临汾文联一个门前种着石榴树的小屋里，从维熙重新开始了人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的从维熙。

1978年，因为有在煤矿劳改的历史，从维熙受邀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一个煤矿娘子军的剧本。业务之余，他奋笔疾书，完成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创作。小说叙述了主人公葛翎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抗争，最终血染大墙的悲剧故事。从西安踏上归程的最后一刻，他跑去邮局，把刚刚完成的稿子寄给了巴金主持的《收获》编辑部。

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更没有人描写监狱之内的劳改生活。有同行好心劝他：还是算了，这篇作品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危险系数。你刚结束近20年的劳改生活，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从维熙却很执拗。

1979年2月，《收获》复刊后的第二期全文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如投下一块巨石，掀起惊涛骇浪。开印的几万册杂志很快脱销，不断加印，最终印了90万册。另一方面则是压力：某省劳改局上书中央，说小说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绿灯。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从维熙甚至做好了重回劳改队的心理准备。

阎纲回忆，那段时间，他在主持的《文艺报》上开辟专版，对《大墙下的红玉兰》进行讨论。“当时有位老作家写了封给从维熙的信，大意是这篇写得真好，但终篇是个悲剧，其实可以跳出悲剧结局。从维熙不同意，说自己遭遇不一样，已经写不了太乐观的作品。”

2001年出版的《走向混沌》三部曲、2005年出版的《风泪眼》、2014年出版的《我的黑白人生》、2016年出版的《历史，从未这样》。

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从维熙如此自白：“我是经历过20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20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成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知识分子群体反思、喷薄发力的时期。归来的一代作家成为中流砥柱，文学复位后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也进入文苑。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一弓的《犯人李钟铜的故事》……一部部带着批判性和真实性的作品，掀起了“伤痕文学”的浪潮。从维熙的作品在里面是独特的，是“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

《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从维熙写的《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等作品，都是描写受难的知识分子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的遭遇。

那一时期，作家张贤亮也写了这一题材的作品。两人见面，从维熙开玩笑说，你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不是，我们合起来可能就是。张贤亮也笑。

一位文学批评家曾提出从维熙这一时期创作的局限：把历史运动看做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符号，着力刻画“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复杂的生活现象被条理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体现者的冲突。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制约了从维熙小说的艺术形态。

受到震动的从维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推出回忆录《走向混沌》（第一部），对于人性的裸露更为直接，刻画的知识分子里，有挺起脊梁的，也有卑琐的和愚蠢的。前言里，他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虎啸龙吟，但他们也是肉体凡胎，历史的胎记以及中国古老文化负面影响注入的生命残缺，是无法回避的。”

作家陈忠实对该书评价：“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之后近10年，从维熙才慢慢完成了《走向混沌》的第二部、第三部。他曾解释：“回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激情的燃烧，更需要激情冷却后的理性审视。”

“征服东瀛的酒魔”

创作之外的从维熙，性格果敢，雷厉风行，也保留纯良。

1979年，曾经的文坛四才子再次聚首。从左至右分别是从维熙、王蒙、邓友梅、刘绍棠。

2012年11月23日，《收获》创刊55周年，从维熙（中）讲述他对《收获》的“感恩”之情。

他的思想很开放。作家出版社编辑刘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从维熙担任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推出了三套书，“当代小说文库”丛书、“文学新星”丛书、“作家参考”丛书。其中，“文学新星”那一套几乎涵盖了当年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包括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上世纪90年代，他力排众议，与台湾作家琼瑶签约，出版了琼瑶全集。

从维熙是有一说一的直脾气。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杨葵回忆，有一天从维熙召集开会，对同事们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可刚才一进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跟我说，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开会是让大家反思，选题范围何以狭窄至这般田地。一番话5分钟说完，散会。

艾青对从维熙说过：“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净讲真话。”对身边好友，从维熙以直相待，绝不粉饰太平。刘心武写过一篇《烟后吐真言》，记叙自己大顺时，有人当众阿谀。从维熙私下劝诫：那人靠不住的！今天如此捧你，指不定哪一天就踩你！几年后，果然应验。

从维熙曾和叶廷芳、梁从诫等人联名反对再造圆明园。他也曾撰文批驳恢复繁体字的提议，并辛辣地讽刺：何不恢复甲骨文的使用？

在生活中，從维熙很执拗。“他有三个习惯，抽烟、喝酒、不锻炼，执拗到拒绝友人诤言的地步。他认为，锻炼身体浪费的时间，和寿命延长的时间大致相同。”阎纲说。

爱喝酒的从维熙有过一次辉煌战绩。1985年，他随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遇到了有“酒鬼”之称的日本作家水上勉。两人从小杯换到大杯，足足喝了3个小时，直到把水上勉喝得甘拜下风、心服口服。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中国作家从维熙是征服东瀛的酒魔”，从维熙看到后比发表了一部小说还高兴。

对过去，他拿得起，也放得下。“他向来都是把苦难写出来，就过去了，没把那些事当回事。”作家李辉如此评价。阎纲也对他的豁达历历在目。他曾在从维熙的邀请下，与邵燕祥等人一起，参观过茶淀监狱。让阎纲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犯人”从维熙带着他们一起去芦花荡，故人的墓地难寻，只留下一泓鱼塘。

和那一代的很多作家一样，从维熙对苦难满怀感激，对国家饱含深情，对历史保持警醒。2013年，一位记者去他家，发现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20世纪全记录》。他说，邓小平的一句话，这么多年来都是指导他阅读的指南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同王朔关于作家是“码字人”的自嘲，说作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后面，无非给现实加上注解和感情，比摄影师强一点，但比科学家的作用小得多。

也是在那一年，80岁的从维熙在镜中看到自己白发染鬓，写下一首《秋赋》：

不必感伤秋山已如脱发老僧/多少人生X的答案/弯曲如弓/伸延在沟壑般的额头/……/多少支浊浪里泅渡的歌/涌入山泉/深藏在大山之谷……

岁月无情，文海中泅渡半生的从维熙，跨过了生命这条大河。他把直面现实、不停止反思的勇气和力量，放进了每位读者的心中。

从维熙（1933—2019）

河北玉田人。当过教师，《北京日报》记者、编辑。1955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参加劳改20年。1979年重返文坛，率先发表了描写劳改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