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张希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左）。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教授（中）。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右）。

近期最受关注的一件大事，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对大众来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只是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语言，更是日复一日、切切实实贯彻在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事——猪肉为什么涨价了、个人所得税减了多少、中美贸易摩擦有什么影响、股市投资是赔了还是赚了……在官方定义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亲身感悟。

相对而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更为深奥一些。纵向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哪朝哪代都有自己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有高有低;横向看，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多种多样，由此形成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差异巨大。对中国人来说，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其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三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加以解读。

世界关注的“第五个现代化”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并不复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所构建的纵横交错的制度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而党和人民对这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运作、执行能力就是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的。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现代化，短短三个字包含了太多忍辱负重的奋斗与拼搏。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近代史，让中国人一直有很深的屈辱情结。在中西方文明的猛烈冲撞中，曾经辉煌的农业帝国在资本主义工业成果面前一败涂地。从那时起，一代代中国人始终在寻求进步之路，始终在探索通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1年，中国人从无到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复兴之梦。今天，在历经了几十年的财富急剧增加后，中国又走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李永忠研究国家治理体系30多年。在他看来，治理体系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更具体地说，就是选人、用人体制，涉及国家制度设计。“以西方为例，农耕时代的治理体系是封建制的，由国王或贵族说了算。几百年前，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其权力结构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实际权力从国王、贵族手中转到议会、国会那里，这个过程就是治理体系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李永忠将现代化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器物的现代化，即物质现代化;第二個是制度现代化，即国家权力结构、用人体制现代化;第三个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提升。

2019年11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十九届四中全会报道。

2019年11月12日，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摆放着关于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学习辅导读物。

“我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定要现代化，首先是治理体系，我的解读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要现代化。”李永忠说。

正因此如，有外媒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称为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整套符合现代化国家要求的治理模式，称中国共产党“具有洞悉世界政治发展潮流的远见和自觉顺应时代发展、改造执政方式的自觉性，即抛除一切人治思维的痕迹，真正地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同时，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法治化、有序化的模式当中，有效地将自己的执政行为规范化，化解社会矛盾对执政根基的冲击”。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中国人也一直信奉和践行着那句名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从解决“用”到解决“体”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事实验证着这个判断。多年来，在国家各部门架构中，党政不分、分工不明、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了政策上下不畅、人浮于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顽疾正在得到逐步解决。以反腐为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选人、用人的体系必须是科学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只有权力真正来自老百姓，领导干部才会真正为老百姓服务。”李永忠说，“干部好不好，要让群众说了算。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厂矿，都存在部分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现象。其中有些人的权力不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而是上级领导给的，所以在工作中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不对基层群众负责，这个问题一定得改。”

李永忠认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都是“用”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体”的现代化，即制度设计的现代化。

“甲午战争的时候，举全国之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硬件上与日本不相上下，但在实战中却全军覆没，就是因为只解决了‘用的问题，没有解决‘体的问题。”李永忠说，“今天，我们在选人、用人时，都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利益出发，让人民得到实惠，这是需要用科学的制度来保证的。”

除了政治领域，民生领域的深化改革也是一个重大课题。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加辩证地认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都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15个领域60项改革任务，涵盖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强调“治理”而非“管理”，并非简单的词语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外媒分析认为，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就是从上层建筑层面理顺如何进一步发展。

张希贤对记者说：“深化改革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保障。比如医疗领域，国家在异地医疗化解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体制和机制都有了新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经过5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8年4月，一位市民在浙江衢州辦事大厅通过网络系统查询个人公积金。

2019年8月，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金火村，工作人员为当地村民讲解植保无人机操作技术。

2018年4月，福建省邵武市组织党员干部走村入户，以拉家常的方式，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治理”的现代化要体现核心价值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对记者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这是一个前提。要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年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民阶级，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化。后来不断探索，又实现了第二次、第三次飞跃。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突破。这也是我们的国际责任。”

正因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不是所谓的“西方化”，而是要体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列举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具有的显著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指挥枪等，共计13个。

“这些优势就是我们的自信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过去我们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各种标准都要参照他们的规则，而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参与规则制定，还要给世界提供可参照的方案。这就是原创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因此我们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看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当然，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要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西方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也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比、分析和吸收借鉴的。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面对的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社会主义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