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山

近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修正案（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内容包括个人不分类投放拟罚200元;饭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最高罚5000元;酒店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最高罚5000元等。

相比上海垃圾分类规则出台后的全民关注，北京《草案》发布之后，可说是“波澜不惊”。舆论的淡定证明经过之前一轮轮的普及，已经拥有相当普遍的民意共识，北京的跟进完全在预料之中。所以，垃圾分类已经不再是理念问题，而是更具现实指向的实操问题，大家关心的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

从实操层面看，北京垃圾分类的《草案》显然吸取了上海等城市的经验。比如上海当时被吐槽最广泛的干垃圾、湿垃圾的分类，就没有出现在北京的《草案》里。北京准备区分的是4类：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用这4个分类对照我们家庭可能产出的垃圾，多数应该不难分辨，如果一时辨别错误，会先由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只有拒不改正的，才会被处以200元罚款。

这些分类以及执行层面的规定，最大程度考虑了市民的习惯和接受度，避免了在执行端引起的困扰和麻烦。当然，在制度设计之外，还有更多细节需要考虑。

比如，上海推行垃圾分类之初，还有很多市民抱怨，一个小区多个垃圾点被撤销，合并到固定区域，且要在固定时间去扔。有上班族往往因为时间不凑巧，不得不把垃圾长时间存放家中。不知道这一次北京会不会有所改进，是通过原地增加分类垃圾桶的投放，还是依然要定时定点投放？

上海之所以要定时定点，一层重要的考虑是方便监督。因为干湿垃圾之分，很多市民开始会搞不清楚，所以当时上海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在垃圾投放现场监督指导。如果时间地点分散，那就会面临人力资源的投入。北京现在从分类标准上改进，减少了市民困惑，这也等于间接减少了监督指导压力，可以考虑维持现有垃圾投放方式不变。减少对市民的“折腾”，可以减少垃圾分类的执行阻力。

而这一细节也证明，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光有良好的初衷和愿景远远不够，必须要考虑可执行性，要考虑性价比，要考虑垃圾分类处理全链条的改进。

过去谈及垃圾分类，很多人都会反映一个困惑——过去有些小区其实已有粗糙的分类垃圾桶，可是不管居民有没有分类，清理垃圾的工作人员过来都是混倒进一车运走。如果后续的分类处理体系没有跟上，前端市民的分类不是白折腾么？可以说，这是垃圾分类能不能获得民意支持、能不能取得实际成效的一个关键问题。

市民把垃圾分类只是起点，随后这些垃圾是不是真能被分类处理掉，才是能否有利环保的关键。政府部门不仅应该有提前的制度设计，做好相关产业衔接，还应该让市民看到这一切。比如定期组织市民代表，参观垃圾从家庭到小区垃圾桶再到被最终处理的全过程，让大家看到垃圾分类之后的实在益处。这对于消除疑虑、赢得市民支持，是非常有效的举措。

现在对于市民一端，责任是很明确的，不按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可能被罚款甚至被计入个人信用。对这样一个涉及全民的大事，有细致的、具一定威慑力的罚则当然是必要的，但“紧箍咒”不能只念给市民听。垃圾分类整个链条涉及的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也需要有明确的责权划分。

有些城市过去也搞垃圾分类，但给人的感觉一阵风，轰轰烈烈地搞过一阵之后就再没动静。公共政策有头无尾，这既劳民伤财也有损政府公信。只有明确问责制度，才能避免类似现象复发。所以希望北京后续的管理条例，对于垃圾分类的主管部门、执行部门，也有更明确的问责监督体系。这是垃圾分类全链条改进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