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赴尼泊尔特派记者　赵益普

从尼泊尔采访回来已有一段时间，当时的经历与感受仍然深深留在脑海中。最初得知要去这个南亚国家采访，对它了解不深的我非常忐忑。驻印度的同事则对我说：“放心去吧，尼泊尔是我们的朋友。”

刚到首都加德满都，我便开始尝试联系“终极难度”的采访——尼泊尔总统比迪娅·戴维·班达里。邮件、电话、面谈……经过与总统新闻顾问马达夫数次沟通后，采访成行。我以往申请采访外国领导人，少则耗时10天，多则数月，这次我们仅仅花了3天时间。

采访结束后，马达夫发来了他抓拍的一张照片——班达里总统正在侃侃而谈，而我们一行人在倾听、认真记录。彼时的我没想到，这张采访尼总统的工作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多关键。

当中国领导人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从金奈飞往加德满都时，他即将下榻的酒店周围早早挤满了热烈欢迎的人群。对记者来说，这是绝佳的采访素材。当时打车路过的我立刻抓起相机，下车奔向人群。

拍照、录像、交谈，在人群里忙了大约10分钟，两名强壮的尼泊尔警察向我走来。尼泊尔旅游行业以外的英语普及率并不高，两名警察用尼泊尔语“训斥”了半天，我大致明白他们的意思是“这里不允许采访”，但无法向他们解释，记者证上的中英文他们也看不懂。情急之下，我给警察看了手机里采访班达里总统的工作照，他们立刻明白我是中国记者，顿时放松了警惕。其中一名警察用手指着远处一块巨大的展板——那是中尼领导人握手的照片。后来，他们还组织群众一起用尼泊尔语喊起了口号：“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我立即按下录制键，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

不仅是警察，我在加德满都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餐馆老板、报亭小贩，还是总理府门卫、外交部秘书，只要确认了我是中国记者，便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尽最大可能给予帮助与协调 工作。当我们要进杜巴广场采访中国援尼的文物修复团队时，售票的大姐甚至想帮我们把门票钱都免了。她说：“杜巴广场的九层神庙就是你们修复的，中国记者来报道，我们感谢还来不及，怎么能收钱呢？”

离开加德满都前，看着手里那张与班达里总统珍贵的合照，想起在这里每一个友善的瞬间，我心里默默地道别：“下次再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