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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叫刘跃进》的文本与内涵

2019-11-26陶承昊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9年11期

陶承昊

内容摘要:刘震云,当代著名作家,《我叫刘跃进》是其长篇代表作,曾被改变成电视剧和电影,流传甚广。本文在文本特征中选取语言特色、文化背景和影射现实三个方面对这本小说的内容形式和内涵作出分析和解读,以此体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关键词:《我叫刘跃进》 语词反复 正名主张 现实忧虑

《我叫刘跃进》是以一个工地厨子刘跃进为主人公的故事,他在一次意外中丢了自己的包,包里是四千多块钱和一张前妻给的六万元欠条,又在找包的过程中阴差阳错捡了别人的包,却不知包里的U盘藏着巨大的秘密,自己的生活也被这个U盘搅得不得安生。本文下面从语言特色、文化背景和影射现实三个角度对这本小说的文本与内涵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语言特色

《我叫刘跃进》的语言带有着极为明显的刘震云风格,主要体现在相同语素或词素的反复出现这一点上。

(一)语言反复出现的三种情况

1.一句话在不同环境下或不同人口中反复出现

“钱是小事,做人是大事。”

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老蔺对严格说的,一次是曹无伤的手下光头老崔对杨志说的。老蔺是为了震慑严格,让他不要忘了贾主任对他的恩情,不要太放肆,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施压和提点;老崔则是有更直白地用这句话催促杨志还债,同时还想道貌岸然地装一下君子,表现自己并非图钱,而是告诉他欠债还钱的道理。完全相同内容的句子在不同地方反复出现,从不同的人物口中说出来,也在不断地使人物更立体化,更好地体现人物性格。

2.“不是……而是……”句式的反复运用

“大家生气的不是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一句话中肯定和否定形式来回出现,这种表达似乎把语言以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呈现,甚至带着绕口令的意味。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慢慢理顺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不像常规语言那么清晰明了。比如在这句话中,人们对贼的普遍认识是偷东西被抓住,但这里作者却写出了另一种非常规的情况,即贼被偷了,有苦不能说。

(二)语言反复出现的内涵

最直接的作用莫过于这种文字使故事的可读性大大增强,故事不仅在情节上吸引读者,在语言上也会引起大部分读者推敲思索的兴趣。当然,作者这样的表达习惯,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觉得有趣,更不是在故弄玄虚,每一个词的定义都是在相反相成、超越生活逻辑中得来的。

刘氏风格意味深长,“说着说着,话又下路了;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把一件事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又说成一件事。”作品总在强调一个小人物的说得着与说不着,说不着并非是因为他们“与这个世界割裂”,而是说不到一块儿。话是人说的,为了一句话,能把听话的人绕死,从一桩小事里看透一个人,再从一个小人物看透整个社会。

也因此,刘氏作品话不直说的风格背后,含着一些知识分子层面的话语。故事发展到每一个关键节点,作者都会对其进行一番更理智更“知识分子”化的议论或评判,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的小说读起来很容易,大部分偏日常化的表达间杂着几句复沓,却又在某些时候出其不意地尖锐。社会地位和知识层次注定了他的作品里不可能只有浮于表面的家长里短,一地鸡毛背后必然有深层理性的思辨意识和相当浓重的悲天悯人情怀。

二.文化背景

这本小说写的是低层的小人物,是可能没什么文化的农民工厨子、小偷、白手起家全靠官员罩着的商人,但在这些人背后,体现着更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最突出的是儒家的正名主张。

故事开始于杨志问女孩叫什么名字,女孩说自己叫“端端”,然后杨志的想法是:

“杨志知道这‘端端,该是假名。可叫上,答应,就是真名。一个称呼,真与不真,重要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与传统的儒家正名理论背道而驰。《论語》里讲“名正言顺”,中国人也万事都讲求“名”这个字,连打个仗都要“师出有名”,无名便算是不义之战。可在这里,杨志没有在乎“端端”到底是谁,到底叫什么。后来发现这是个圈套,刚偷来的包被抢,大汉明明觉得他和身份证上的刘跃进照片不像,却还是没有深究,摆出了一副“不管了”的态度。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被弱化。这个人是不是刘跃进不重要,对于那几个大汉和工地的老板都是这样,当他作为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现之后,没有人会在乎他究竟是谁。

农民工往往在城里可以获得比在农村种地高许多倍的收入,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会得到改变。直到现在似乎也还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把“农民工”“临时工”仅仅当做劳动力的代名词,甚至是低素质的代名词。我们时常先入为主地把城市的原住民定义为善,把后来者定为恶,他们得不到社会身份的认同。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在诱惑面前,金钱面前,绝大多数人最后都成为异化的努力赚钱或是向上爬的工具。

三.影射现实

作者想要反映的现实往往会在小说中得到体现,通过最典型的意象“U盘”和最重要的人物刘跃进。

(一)借U盘所表达的信息科技高度发展时代的现实忧虑

这本书中,故事展开的中心是一个储存了大量秘密的U盘。U盘,更像是一个带着象征色彩的意象,代表着日益发展的科技。刘跃进不离身的欠条和后来的U盘实际上都是信息储存的代表。欠条是一种实物,而U盘仅包含一份数字档案。但是这两件物品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欠条是唯一的,签署双方都知晓,绝对不会有第二份。但U盘中的数字文件可以被无限复制,可以加密或破解。这是信息管理方式的转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存储信息,刘跃进用的是欠条,瞿莉用的是U盘,毫不夸张地说,这两样东西中间隔了几十年。当民工还以欠条作为凭借、证据的时候,这个社会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理所当然地用上了电子设备。这更是社会阶层的差距。无现金的电子交易被人们称颂,但在一些人眼里,钱只有以钞票的形式在自己手里握着才是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