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尚植，亓为康，柴晓东

(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年是见证中国奇迹的40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全球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40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法律体系日益健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日趋完备，生态环境治理明显改善，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审视当代中国的巨大历史性进步和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壮丽的气象！

中国奇迹的发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交锋，没有思想的解放，遑论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学者的研究自有其视野，学术研究应该把握时代脉搏，聚焦社会关切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多以局部问题的实证或政策性分析为主，缺乏对重大基本理论命题的关注。更严峻的问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术语因其与现实问题存在脱节而显得缺乏解释力和吸引力，迫使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转向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寻求相关理论概念和解释框架，导致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以对西方经济学观点的验证或回应作为学术价值的锚点，而研究结论往往需要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作为评判尺度。究其根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进程。

国内学术界需要在中国问题和中国模式上发出声音，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解读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讲好中国的改革故事。这种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为首要原则，同时又不回避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话语，充分借鉴其理论成果并发展与之对话和辩论的“交互理性”。由此可见，在理顺改革逻辑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在直面理论困境的条件下树立理论自信、在总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问题的主体性话语体系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三者相互结合，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复兴之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一样”，并从中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认识，对理解已有改革模式、把握改革方向和未来应对改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沉淀着几千年历史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宝贵、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中华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源泉，其中暗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思想精髓：重民本、求大同、讲思辨、尚包容、崇革新、守诚信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也有充分体现。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以民为本、安民富民思想，传承至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思想，正是如今中国对待世界一体化和文明多样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明演进中，在政治智慧、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有经世济民、富国裕民、社会进步的经验总结，也有安邦定国、保障社会和谐的深刻反思，要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使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交相辉映。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必定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逻辑，从“黑猫白猫论”、两个文明一起抓、科学发展观到经济新常态，无一例外地折射出中国智慧的光芒。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解决，所以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有事实的同一性，计划经济便会代替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又一基本特征。三是收入分配的按劳分配。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为收入分配的唯一尺度。因此，可以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设计的“三位一体公式”。

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模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位一体公式”已然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取代，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这三方面的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中国不应死抱着某些词句和论断不能自拔，也不应过于强调理论上的自洽性而忽略实践上的检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重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更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生成。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苏联选择了发展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以期利用国家力量摆脱经济落后状态。众所周知，苏联模式曾经取得了成绩斐然的经济成就：在短期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快速增长使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许多落后国家纷纷效仿将之奉为圭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了类似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历史证明，这种以牺牲大量资源为代价、“为生产而生产”的粗放增长模式，并没有真正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忽视市场力量的作用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这种社会主义探索以苏联解体、东欧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告终。

诚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5]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中国始终坚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始终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并不是唯一存在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曾经为人类文明贡献他们各自的智慧与方案。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模式有以下四种：第一，“英美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实行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的积累。第二，“莱茵模式”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突出劳工权利与福利制度，重视自由竞争，推进路径为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和法治化。第三，“瑞典模式”是以瑞典为首的北欧高福利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模式，重视充分就业与社会平等，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第四，“东亚模式”指日韩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尊重产权私有，通过政府扶植和计划指导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同于上述国外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着充分的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形成适合于本国国情的“中国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在当今世界发展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犹如一剂强心剂，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了坚实动力。

三、全面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三维逻辑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逻辑：“两个不能否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强调要对这两个历史时期进行辩证统一的客观评价。“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这两个时期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体现在同样的实践目标和基本制度下具体做法的区别，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无论否定哪个历史时期，都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也不利于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树立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根本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为此，党的八大决议中明确规定：“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很显然，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当时党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建立独立、完整、现代的工业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真正独立。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在此期间存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更应看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才为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打下了重要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历史时期分别面临着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主要矛盾，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存在很大差别，强调“两个不能否定”就是要把两个历史时期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观察和把握，既注重分析前一时期为后一时期提供了什么思想、物质和制度条件，也注重分析后一时期对前一时期扬弃、拨正和增添了哪些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作用，尊重历史而不歪曲或割裂历史，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逻辑：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制度层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将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的计划性质则克服了这一基本矛盾。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从落后生产力国家突破的，这种实现前提的差异决定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将成为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重要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此时全国的经济基数较小、经济结构较简单，国家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大规模推动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的发展目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结构日趋复杂，预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难以实现。计划经济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世界上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能够掌握全部的经济信息以制定完备的经济计划；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等级工资制等激励方式，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激励机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正是这些计划经济的效率弊病迫使中国寻求市场机制进行弥补。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阐释突破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限制，从打破单一公有制局面开始，逐步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的过渡。“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代表中国开始进行放权让利、双轨并行的市场化改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观念；“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论述，破除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出，表明中国对社会主义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由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转型，得益于改革初期通过国有部门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迅速取得成效，加速了市场的形成，并巩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没有全盘否定计划部分，而是扬长避短地发挥计划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解决了经济日常运行和企业资源配置的协调与激励问题。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逻辑：激进式与渐进式的路径选择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世界上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典型的改革模式：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是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讲求“毕其功于一役”，用最短的时间一步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迅速建立现代经济制度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但激进式改革往往操之过急、脱离实际，最后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激进式的改革方式极容易引发政治失序和经济失调，使社会秩序处于混乱之中，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给当事国的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即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制度变迁过程才建立起所谓的“成熟市场经济”。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正确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实践方式，遵循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的逻辑演进，有效把握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政治发展的大格局，顺利实现市场秩序从政府培育到自我生长的演变过程。

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方式方法，而在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中国经济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因此，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改革的连续性、可控性和兼容性，不能搞推倒重来，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8]改革的过程是各方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新旧制度、新旧利益格局在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摩擦、冲突与对抗，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作保障，由改革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和平消化与解决，经济转型的目标就不能顺利完成。相较而言，渐进式改革所遵从的理念是用时间消化改革成本，逐步实现改革红利，其基本要义是保证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对于改革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成果的保持等现实问题，都有赖于政府的调控作用，而只有制度变革的稳定衔接，才有可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实践逻辑。

四、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智慧与方案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9]，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9]，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本质特征。邓小平孜孜以求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强调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8]，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形成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持久动力。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积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大力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深化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合理健康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践深化和理论升华，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体现的正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5]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与艰辛探索，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中国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推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9]，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改革方案、改革落实、改革效果的相互协同配合，使它们“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9]

邓小平在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的背景下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5]，“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0]。必须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谁排斥创新，谁拒绝开放，谁就会落后于时代，就会被历史淘汰。中国开放经历了一个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5]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成为党的基本路线重要内容之一。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落实顺应了合作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契合了和平与创新的时代潮流，彰显着中国将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

(三)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结合

回望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理论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实践上则体现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尤其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公有制为主体，意在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和优越性的体现，保障国家能够摆脱资本统治的意志，实现对社会公平和整体利益的追求，特别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要保持公有资产的占比优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在调动各方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党中央大力倡导民营经济，充分肯定了其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是实现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改革的视角来看，所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单一公有制经济下无法发展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各种争论，都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态及其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回顾经济思想史，这一理论命题面临着来自两大传统理论的否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则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新的中国答案。在所有制改革领域，中国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统一，为公有制经济不断寻求适应市场机制的实现形式，同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更多的制度空间，既确保了市场机制运行所需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等制度基础，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所有制性质的本质界定。

(四)注重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强调的增长条件，如资源禀赋、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并无特别之处。这一“非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11]。

中国特色的“干部制”政府管理模式，可以解决西方组织理论中最普遍的“委托—代理”问题，在这一管理模式中，“规则指导、法律规制或经济激励并不居于首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个人(干部)负责制度。……干部制特点在于对组织政策方针的强烈忠诚甚至热心”[12]。下级能够迅速领会认同组织的政策，充分理解高层意志能力，并在不同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部制”促进了政府人员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科学化，改善了领导队伍结构，有力地推进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保障经济高水平增长和大众福祉的提升，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干部队伍支持和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9]，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然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形成指导经济工作的科学理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持久动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好互动，确保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五)寻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在长期的争辩过程中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手段，市场自发调节能够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市场调节不好的事情，政府也难以解决，政府干预只会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与之相反，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市场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市场在自发调节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秩序，政府则是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外在力量，二者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政府失灵”是市场扩展的理论依据，而“市场失灵”则是政府干预的逻辑起点。事实上，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普世价值”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既不能准确定位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更难以涵盖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存在。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市场作用不断扩大的过程，绝不是政府被市场不断替代的单边过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本国国情，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大胆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陈腐教条，成功走出了适合自身的转型发展之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历史经验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功崛起离不开政府强力推动的产权界定和市场扩展，越是成熟的市场越依赖于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优化投资环境等方面的有效渗透，越是有作为的政府越善于在公共服务、国防安全等领域引入市场力量和竞争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中国没有陷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要么市场多一点，要么政府多一点”这样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而是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理解和处理，寻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各个经济主体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来追求经济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除了运用一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外，还能够充分运用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等多种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也是落后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培育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经验。

五、理论自信何以可能？——中国经济改革的学理困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坚持“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强调理论自信既是对以往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理论自信的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3]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举也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难题，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4]西方世界的兴起都有相配套的理论作为支撑，中国只有从理论层面更通透地讲好中国故事，才能真正构建理论自信。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命题

很显然，基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视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非常清晰的：社会主义表现为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结合，而资本主义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实践创举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在理论上使得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存在争议与分歧。米塞斯在《人类行动》中将存在市场和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比作“三角的四方形”，形容其内在的矛盾，而哈耶克更是断言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必然是一件赝品。中国已经在实践上对两位经济学家的质疑进行了有力回应，然而必须正视其中还可能存在的学理困境：马歇尔等西方经济学家已经从理论上完美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至今没有完美解决。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8]必须意识到，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只是在意识形态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突破，这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存在比较棘手的学理困境。要想在理论上解决此类问题，中国必须充分论证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中立性质，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内在机理与有效路径。

(二)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

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其存在有着必要性：从生产关系来看，发展国有企业是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举措；从生产力来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均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在提供公共服务、维系国家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5]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效率上却面临着诸多争议，仿佛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词，而国有企业改革由于体制性障碍的存在也一直步履维艰。制度性优势与体制性障碍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就形成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

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理论认为，公有制使得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直接结合，消除了剥削与人的异化，而作为公有制重要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则是社会主义道德与经济优越性的根本体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不能死板地套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思考，国有企业是否真正实现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直接结合？是否能够有效兼顾对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追求？在涉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目前学界和政界将关注的焦点和改革的措施主要集中于优化产权结构上，而对治理结构的改革却往往语焉不详或只是简单提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加强市场化运作”等措辞，缺乏具体的理论突破。如果无法从理论上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问题，社会大众对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疑虑就难以根除。

(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协同困境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齐头并进，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这是改革初期的政治共识和全民预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原本以为达成共识的理论问题在实践上出现了矛盾与茫然，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界定非公有制经济。很显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充分调动各经济主体积极性的有效举措。随着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推进，私有制经济的未来之路究竟是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还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自我扬弃。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价值转化”提供充分的学理基础，以至于社会上仍然会有“民营经济离场论”等激进论调。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协调发展本质是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所有制结构。实际上，学术界一直存在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声音：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学者认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扩大在加剧贫富差距的同时会使社会主义脱离正确轨道；而秉承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占用资源过多不符合建立高效率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诸如此类“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议，实质上是所有制结构是否存在最优比例的问题，以及如果存在最优比例，应该如何进行估算和度量的问题。就目前情况而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各项指标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那么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下降是否会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如果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过低，是否还能让人信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最优所有制结构的存在性命题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正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