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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悲剧:《去19号房》中女性“自由”的实现

2019-11-26徐明莺

文学教育 2019年28期
关键词:莱辛苏珊男权

徐明莺 王 莹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在作品中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剖析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展示了她们从身体到心理为摆脱这些困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在莱辛的女主人公看来,父权文化界定的女性智慧(feminine intelligence)是麻醉剂,束缚了她们的手脚,阻止了任何突破性的行为。苏肯尼克指出:“对莱辛的女主人公来说,情感仿佛外在之物,干扰着自我。正如清教徒习惯上对邪恶保持着战斗的警惕性,莱辛小说里的人物也不停地搜寻,查找非理性的入侵”。(1986:111)

莱辛一生笔耕不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的作品涵盖多种文学体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日记、自传以及诗歌。她共著有27部长篇小说,同时中短篇小说也成绩不菲,其中短篇小说集《故事五篇》获得毛姆短篇小说奖。一方面,莱辛将她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女性的挣扎、反抗、努力寻求自我、重塑自由女性等主题的探索和关注反映在小说人物塑造中。另一方面,莱辛的独特魅力更在于她对时代精神风貌及精神弊端的敏感,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女性书写,以个体透视社会、历史,赋予作品一种现实意义。本文的分析对象《去十九号房》是莱辛短篇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去十九号房》的主人公苏珊婚前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但在婚后她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事业,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她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在意识到自我的缺失后,苏珊努力寻找自我、追求自由,最终迫于男权主义社会的压抑她还是走向了死亡。在二十世纪男权盛行的社会,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结构代表了:男性一方总是代表着创造、主导、积极等正面的、肯定的形象与社会价值,而女性一方则是平庸、被动、消极等负面的、否定的价值的代表。面对社会环境中理性的压抑,莱辛在创作中试图为女性寻找“自由”。

一.理性的压抑: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小说中女性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体系之下的理性支配,使她们身心受到压抑,并且她们只能以社会期望的理性来规约自己的行为,逐渐丧失主体性。在二十世纪初期,工业迅速发展,英国正处于父权社会的全盛期。莱辛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形态对于女性身心造成的压迫和伤害,并将其反映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当中。《去十九号房》中的女主人公苏珊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上百本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类书籍,她的思想早已被父权制社会的知识话语所浸染,她早已习惯了以社会权威话语来规训、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她一直暗示自己得保持“理性”。小说开头使用全知视角讲述“罗林斯夫妇的婚姻是建立在智力基础之上的”(Lessing,1963),但是全知视角也是对苏珊内心感性的剥夺,全知视角的作用好似“摄像机”,虽能看到一切事情的发展,却无法了解并解读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莱辛利用全知视角的这种局限性,进一步反讽社会对女性的内心情感不够关注和关怀,整个社会都是机械化并且对人的要求也是理性化的。另外,苏珊对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态度只能受理性的支配,即使在她发现丈夫马修醉酒并且出轨的行为后,她也是出于所谓社会理性的考虑而选择原谅了丈夫。理性不允许她对丈夫这种行为进行哭闹,与他吵架、闹别扭、发脾气。实际上,苏珊的理性是长期以来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她思想上打下的烙印,也就是对她自我的打压。社会理性要求她以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形象来获得家庭的幸福。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马修这样的男性可以有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女性只能被动接受。她们甚至根本不该有任何不满和反抗,否则就会不被社会接受。(梁朦,2012:72)

莱辛利用小说中的话语,例如:其他人物对于苏珊的称呼“罗林斯太太”,“孩子的母亲”等,体现了女性只是作为别人附属品而存在的。对于一个婚前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女性来说,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做起了全职太太,看似幸福的生活,却让苏珊感觉不到任何的自由。虽然理性迫使苏珊坚持一切正常,但小说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表达:“她又焦躁不安起来”、“她责备自己做事荒唐”、以及“愤慨、空虚、恐惧、怀疑”等负面消极的情绪表达,可以看出她内心所受的压抑。但在面对这类压抑时,社会理性以及她所受的教育却使得她不能将其“释放”。逐渐地,她开始迷失自我,最终丧失了自我主体性。

二.个人“非理性”的启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作为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而产生的自我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也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身看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在《第二性》中,西蒙·德·波娃区分了女性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性类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她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波娃,1986:50)在经历社会理性的压抑之后,苏珊将内心的失落感转化为对精神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促使苏珊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转变。

在《去十九号房》中,苏珊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对独立空间的向往。福柯指出社会空间具有权力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空间因其占有性和控制性而不利于个体独特自我的发展。(姜仁凤,2017:1)苏珊家中带花园的大房子象征着父权制社会的“牢笼”,在这座大房子中,她有太多的角色要去扮演,但这些角色都是与别人的存在而一起存在的,并不是真正独立的自己。苏珊对独立空间的追求也是对自我身份、精神自由的寻求。作为女性独立存在的意识使苏珊渴望得到完全的自由,这种完全的自由不会受到社会理性的限制,她可以不被家中琐事所困扰。带着对自由的憧憬,苏珊喜欢住在十九号房,实际上这间房并不如自己家里带花园的房子豪华,可在这里她不再是孩子的母亲、马修的太太、帕克斯太太的东家。没有这些社会关系和家庭角色的她是拥有自由灵魂的个体。同时,她的觉醒也使得她开始和马修去协商,例如,她提出增设“妈妈的房间”。

三.理性的悲剧:女性“逃离自由”的实现

在父权社会的重压之下,苏珊要么作为附属品、安于现状而存在,要么选择改变,改变则意味着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做出反抗。苏珊则选择了后者——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和现实生活的“逃离”,从而追寻自己心中真正的自由。刚开始,为了有独立的空间,她和马修协商设置“妈妈的房间”,但这个房间因为孩子们的“闯入”而不再属于苏珊。带着追求完全自由的渴望,随后苏珊住进了十九号房,可是在马修发现之后以及各种猜忌、怀疑之下,她认为自己的完全自由空间再次受到了他人的介入,她必须再次寻找,而这一次的“完全自由”不再是独立空间而是自杀。在对苏珊自杀的叙述中,莱辛运用了内聚焦的视角(即故事参与者的视角)——苏珊的视角来表达,此刻更多地关注点便是苏珊。此刻的“关注”与她在平日生活中的感受被忽略形成对比,例如,自打家庭教师索菲出现后,孩子和丈夫对她不再关注和依赖。从这点来看,苏珊自杀的选择使得自己被关注,得到了内心渴望的“自由”——对父权制社会的“逃离”。她以肉体的牺牲控诉着逼人癫狂的父权制度社会,唱出了女性意识觉醒与强烈反叛男权压迫的最强音,无疑是令人嗟叹的壮举。

四.结语

理性被认为是在每一个社会体系下公众的共识,是作为常识而存在的真理,并且它将不符合常识的思想视为异类。莱辛笔下的女性悲剧正是由于理性的压抑而造成的。苏珊用社会理性与个人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抑制自己的内心诉求,起初她认为只有理性才能在感情的侵扰下保持个性的完整。但是逐渐地,理性成了苏珊身心的重负,她渴望摆脱自己的依附角色、从属角色、被动角色,从而获得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完整。然而,“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它总是与现实相矛盾,女性自由的观点就像自由社会那样虚无缥缈”。(Patricia,1986:97)对苏珊来说,自由的结果就是,她成了自由的牺牲品。莱辛以苏珊的悲剧揭露理性对个体自我的控制,呼吁社会和男性能够摈弃他们的控制欲以及对女性的异己化、否定以自我为中心的险隘意识、放弃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学会尊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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