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伍洲奇 浙江杭州报道

黎涛把他的公司，从英国搬回了中国某一线城市，然后又从该一线城市搬到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与阿里巴巴比邻。

“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杭州不但自然环境优美，而且营商环境非常好，目前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11月4日，黎涛在他的办公室，竖起大拇指告诉《法人》记者。

此前，余杭区曾率先试水对区域法治进行指数考评。如今，日益提升的法治指数增强了城市的软实力，余杭因“营商环境非常好”而广受企业家青睐，企业的不断壮大，也推动了城市的持续发展。

“78.7分，这是2018年出炉的上一年度余杭法治指数，2018年度的指数正在评估中。自2008年以来，余杭法治指数虽然中期出现过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逐年小幅上升的趋势。”11月5日，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陈建六科长告诉记者。“余杭法治评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得出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以法治评估为抓手，助推法治建设发展，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法治余杭”试水

余杭之名，春秋时已见诸史籍。距今四五千年前，这里是良渚文化的发祥地。

早在2006年，余杭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列全国百强县（市、区）第16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

伍洲奇 / 摄

彼时，余杭的经济发展虽然势头猛进，但却面临成长性的烦恼，如何化解社会矛盾迫在眉睫。

“基层工作必须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2006年春节过后的第四个工作日，习近平同志考察余杭区闲林镇综治中心并召开座谈会时明确指出。

按照这一要求，余杭积极谋划“法治余杭”建设，成立“法治余杭”建设领导小组。

2006年10月，余杭区政府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联合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开启“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研究，“法治指数”评估制度随后诞生。

2008年，“法治指数”制度在余杭全面铺开后，法治建设被纳入余杭区政府、街道、乡镇相关部门的政绩考核内容中。从2008年起，每到年底，余杭的老百姓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问卷调查表，可以对当年的党风、行政、司法、安全感和满意度等九方面情况打分，所有评分汇总后，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成绩。

“每年的法治指数公布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分析梳理导致指数评审失分的问题，实行工作‘倒查’，并以交办单的形式反馈相关责任单位，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拿出切实可行整改提升方案。”在此基础上，针对指数反映出的问题，余杭还推出了一系列法治惠民的创新举措，给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如今，余杭法治指数从最初的71.6分上升到目前的78.7分，每一点提升，都反映了余杭法治建设的进步、百姓的认可。

“走过这么多地方，最终，我决定把家安在杭州，把家人都接过来，这里的确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11月4日，企业主黎涛告诉记者，去年余杭区靠近阿里巴巴集团西溪园区某楼盘开业时，他一口气抢了两套房。

联手优化营商环境

如今，法治余杭建设从探索走向成熟，不断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他们的经验也多次被载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弘道教授对余杭法治指数高度评价说，“余杭法治指数开创了中国量化法治的先河，意义深远。它也成为未来法治的一种形态——大数据法治的前奏。”

法治之下，企业壮大与城市发展有目共睹，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正是从这里不断成长，走向全国全球。同时，更多的中小企业也在这里发展壮大。

壮大的企业也在回馈社会，自2017年开始，针对互联网交易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余杭区司法局、区市场监管局、阿里巴巴集团公司三方联合，探索建立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网上调解信息平台”，这也是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

律师事务所作为社会组织，也在法治建设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法治指数的考评，不但倒逼行政部门进行改革，同时也在群众之间开展普法行动。

如针对许多像黎涛这样的企业主对法律并不精通的实际，余杭创新引进了“律企联”法律服务平台入驻，组建“小微企业法律服务律师团”，围绕企业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通过线上线下的法律咨询、法治讲座、企业法务沙龙等形式，为企业提供免费“法律体检”，帮助解决依法经营与公司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完善有关危机处理的法律预案，提高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

法治指数水涨船高，余杭的营商环境在党、政、企、民的联手努力下，逐渐优化。

余杭的成功试水，同时引来了其他地区的党政领导前来参观学习。随着余杭区司法局“普法悦学带”的打造，单是鸬鸟山沟沟法治文化景区和仙山谷法治文化园就吸引了考察团约12批次，面向游客宣传50万人次，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群众自主开心学法，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群众的法治信仰。

参与香港“法治指数”制定全过程的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则如此评说余杭法治指数：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治评估体系，余杭法治指数对浙江乃至全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参考价值。

打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在谈到法治与营商环境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

“什么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主安心、员工们放心、老百姓满意，这就是最好营商环境的真谛。我去过很多国家，也观察过他们的营商环境，最后选择杭州，这并不是偶然或头脑发热。”黎涛告诉记者。

黎涛称，在余杭众多企业主心里，不用担心政府违法侵权，不必担心公职人员胡作非为，企业主依法守规经营，员工安居乐业，企业主就有信心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

与黎涛有类似感觉的，还有阿里巴巴工作人员曹晓波。曹晓波先后在湖南电视台、新京报担任记者等职务，曾撰文盛赞余杭的“法治指数”建设，认为“（余杭）有了法治，就有了最好的营商环境”。

杭州的营商环境在我国名列前茅。与之对应的是，经初步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杭州GDP首次破万亿达到10511亿元，同比增长6.7%，先进制造业占比提高。

对于营商环境话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世君认为，营商环境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收、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跨国贸易、治安管理等各个方面。好的营商环境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须臾不能缺少，而法治，是对营商环境最好的呵护。

新华社评论则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引发民营企业界广泛共鸣。“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发展民营经济，既靠政策，更靠法治。在法治环境下，才会有公平的竞争，有稳定的预期，有靠得住的信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依法办事比什么优惠都强。

近日，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行专门的优化营商环境立法，从这一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创举中，可见中国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以及中国未来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只会做得更好。

“企业的运营需要稳定的预期，即稳定的政策预期、稳定的市场预期、稳定的人才预期等。企业最大的风险在于面临政策、法律等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小型企业或初创企业，由于资源的限制，会面临巨大的司法风险，繁琐的司法程序往往会拖垮小型企业或初创企业。”从事过经济学研究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连大有律师如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