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在中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认为，祖国之所以有今日，与党培养锻造出来一大批优秀干部队伍须臾不可分。自1990年春，刚走出中学校门的我，为家乡山东定陶县较为严重的学校安保问题，先后“上书”《人民日报》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后不久，这一认识就在我的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

初试牛刀

我自幼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战斗故事书。考入定陶第十一中学后，我头脑中逐渐产生了“先烈打下的江山，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将它变得更好”这一朴素意识，从那时起，我有了对社会上的不平事和不良现象要管一管的大胆想法。

当时，定陶一些地方流行定“娃娃亲”，不少十几岁的孩子懵懵懂懂之中就被家长说上了对象，其中不乏正读中学的学生，十分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针对这一现象，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周围的同学为实例，于1988年10月左右写了一篇题为《娃娃亲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小调查报告。

文章写好后，我之前还从未投过稿，不知投到哪里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办公室看到一份《人民日报》。心想，老师曾说过《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最具权威性，影响力也最大，就投给它吧。

一个多月后，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100多封读者来信。这才知道，《人民日报》在1988年11月26日的第六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我所在学校的名称也一并刊登在了上面。给我写信的大都是与我“同病相怜”的中学生，他们说将我的文章拿给父母看后，老人们都非常同情，大都表示了悔意。第一次投稿就见了报，并且还是《人民日报》，这不仅坚定了我用笔“干预社会”的信心，还切实见证了党中央机关报的“威力”。

“上书”中央

定陶十一中位于我的户籍所在地邓集乡，属于农村中学，位置较为偏僻。当时，附近村庄一些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经常到学校滋扰闹事，他们不仅辱骂、殴打学生，甚至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特别是晚上上自习时，我们班里的同学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不停地往黑洞洞的窗外张望，生怕冷不丁飞来一块砖头，或者闯进来几个“不速之客”。

一天晚上，学校一下子涌进10多名滋事小青年，我同学校100多名男生忍无可忍，一块朝这伙人冲去，他们吓得拔腿就逃，在校门口同我们打起“坷垃仗”。为躲避“飞雷”，我一度后撤了几步，被后面不远处“观战”的几名女同学发现了，对我好一番嘲笑。

1989年7月，我中学毕业踏上社会。上学时学校恶劣的治安环境，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我想，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如果学校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学生们无法安心学习，国家的希望又在哪里？不行，这个事我得管一管。

1990年春节过后，我踏上了调查之路。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先后走访了定陶四中、五中、八中、九中、十一中、十二中和邓集乡联中等十多所中学。调查发现，全县大部分中学都存在类似现象，甚至比十一中更为严重。

调查中，我把各校近期遭受的滋扰事件都一一记下，时间、地点和受害人姓名都一清二楚。望着一条条触目惊心的事例，我激愤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挥笔写下3000多字的名为《定陶学校安全无保障，师生热切盼望平安校园》的调查报告。稿子写好后，我决定再次投寄《人民日报》。这一次，我预感到这篇稿子的分量，请求编辑发稿时用我的化名“郑伟”，并隐去详细地址。

5月初，稿子发去了北京，能不能见报，我当时连1%的把握都没有。一周后，我天天去县图书馆翻阅《人民日报》，10多天过去了，没有;20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我沉不住气了：万一《人民日报》刊登不了，怎么办？

一天晚上，为纾解焦躁的心情，我在家中看起电视，一个节目中说起周恩来总理处理人民来信的故事，我心中怦然一动：如果《人民日报》上不了，不是还有国务院和李鹏总理吗？第二天，我赶到县城邮局，在信封上写上“北京  国务院  李鹏总理  收”几个字，然后就把材料投到了信筒。

党媒关注

进入6月后，农村进入麦收大忙季节，我在家里帮助收麦。一天上午，县委政法委的同志找到我，说领导有事情要问我。我一路忐忑不安地来到政法委，一位姓李的副书记接待了我。他拿出一份《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问是不是我写的。

我一看报纸日期是6月9日，在第六版《读者来信》的《监督哨》栏目里，有一篇题为“学校经常遭到滋扰，师生简直无法上课”的文章：

今年初以来，常有一些社会青年在我县二十多所中学滋扰闹事。例如，今年二月，几个校外青年窜进定陶第十一中学，副校长苗继先前去劝阻，被他们打伤。今年一月至四月，我县中学师生在校内被校外青年打伤四十多人。有些校外青年窜进学校后，乱打铃，大喊大叫，往教室里扔砖头，有的闯进正在授课的教室，把教师拉下讲台等。

这些滋扰学校的事件为何不断发生呢？一是有关部门对一些青年滋扰学校的事件查处不力。二是一些学校的保卫工作相当薄弱。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依法制裁滋扰学校的不法分子。

山东定陶县  郑伟

不用说，这就是我写的，因为版面所限，编辑尽管压缩了不少文字，但基本事实仍在。前不久，我到处作调查，许多学校和教育局都知道此事，看来不承认也不行，就如实“招了供”，并做好被痛骂一顿的心理准备。

见我承认了，李副书记脸上不见丝毫的愠怒，仍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县领导看到后非常重视，决定先调查一下，如果属实，县里一定会处理的。这次找你来，主要是想充分了解情况。”接下来，我将有关情况一一做了详细汇报。李副书记一边听一边记录，脸色越来越凝重。最后，他对我说：“如果属实，我们一定处理好的，请你相信县委、县政府！”

我后来听说，县领导获悉此事时，正在召开县委常委会。县委办公室一秘书翻看刚到的《人民日报》，看到这篇文章，匆忙将报纸送到常委会议室。时任县委书记的文廷良等领导看到后，当即中断原来的议题，研究出三条初步应对措施：一是由政法委尽快找到文章作者了解情况;二是从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多个调查组，分赴全县20多所中学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三是从今天起要加强学校安保工作，县公安局要严厉打击进校滋扰者。

县调查组进入十一中后，师生们知道了我向《人民日报》投稿的事，都悄悄替我捏了一把汗，有个非常好的校友还亲自跑到我家里，建议我“赶快去外面躲一躲”。那些天，我心里既有事情终于得到上面重视的欣慰，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又有些许不安，无法预料下一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总理批示

时隔不久，听说是调查工作刚刚结束，还没等县委研究处理意见，一个更重大的意外消息突然传来——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我的那封人民来信亲自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务必做好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山东省委和菏泽地委主要领导在转发时也相继作出严肃指示和要求。

为尽快落实总理的批示和省、地领导的指示，定陶县委、县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规格陡然升级。县委常委会连夜开会研究这一议题;县里重新组织多个更高规格的调查组，重点就我写给总理信中所涉及的事例和数字赴各中学进行第二轮调查核实（因为《人民日报》压缩了不少相关内容，首轮调查可能涉及不到）;县委书记文廷良在乡镇党委书记会议上亲自部署学校安保工作;县领导还多次召集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相关议题。一乡镇领导后来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你写给中央的两封信，把定陶搅翻了天！”

在事情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我还先后两次见到文廷良，他自始至终十分和气，对我没有流露出一点不满，记得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咱们县既然有这种情况，好好解决就是了。工作不可能没有不足，甚至也可能存在失误，但只要发现了，一定会马上改进和纠正的。”

前后两轮调查组最终的调查意见都是：我向中央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接下来，县委、县政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的意见和措施，全县很快打响了一场加强学校安保工作的战役，并且很快就初见成效。这可以从1990年11月3日，我同时任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的张卫东，写给《人民日报》的一份《定陶县惩处进校滋扰者》的后续报道上，可以管窥一二：

“你报六月九日第六版刊登了《学校经常遭到滋扰，师生简直无法上课》的读者来信，反映一些社会青年在我县二十多所中学滋扰闹事后，我县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迅速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处罚了进校滋扰闹事的十二名不法分子。有关部门还帮助五所中学制定了保卫措施，有的乡镇派出所把学校列为重点保卫对象，经常派人去执勤、巡逻。县里还利用广播、宣传车等多种宣传工具，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尊师重教活动……”

当时限于篇幅，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写上去。例如：定陶十一中因为远离村庄，四周都是庄稼地，安保工作一直存在重大隐患，当年秋季开学后，县教育局决定“砍”掉该校，将师生全部并到了紧傍乡驻地、安保工作相对较好的邓集乡联中。

当年12月，我再次走访了几所中学，发现安保工作都大有好转，校外青年到校内滋事的现象基本没有了。知晓内情的师生纷纷赞扬我为教育工作做了件大好事，不过也有人对我今后的处境表示了忧虑。

助我成长

这一事件落幕后，有县领导见我文笔还算可以，就鼓励我今后多写点稿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宝亭还亲自给邓集乡党委书记盛选印联系，让我参加乡里的新闻报道工作。盛书记欣然应允，不仅为我采访、写作创造了便利条件，还给予优厚的稿酬奖励。

1992年底，县委宣传部公开招考21名乡镇新闻干事，全县100多名写作爱好者踊跃报名。我想去试试，但一想到曾“上书”中央的事，就有些踌躇。邓集乡党政办主任孔祥华的一句话，鼓起了我的勇气：“请相信大多数党员干部的素质。”事实正如孔主任说的那样，县委宣传部确实没有“另眼看我”，我最终顺利被录取了，成为保宁乡政府的一名新闻干事。

踏上工作岗位后，我被干群一心共谋发展的热情所感染，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仅在《菏泽日报》每年就发稿五六十篇，并有多篇再次登上《人民日报》。我采写的反映基层党支部为群众服务的消息《庄户人家的“报纸摘要”》和人物特写《刘恩秀转弯记》，分别发表在1995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的第九版和第十版，一个最基层的报道员一天之内能有两篇稿子登上《人民日报》，当时亦轰动一时。1996年初，我被县委宣传部评为全县新闻宣传拔尖人才，奖励农转非指标一个，招录为机关事业单位全额财拨工作人员。

获悉这一喜讯后，我心里还有点惴惴不安，因為当时的县委书记还是文廷良，其他几位县主要领导也可能知晓我的“底细”，万一哪个领导说句“要慎重”之类的话，这事恐怕就“拜拜”了。直到办完一切手续，我才将一颗心放到肚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告诉我，他曾亲耳听到文廷良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宣传部将王贞勤评为拔尖人才是对的，他这几年确实发表了许多稿件。”原来，文书记一直在背后默默关注着我，支持着我。

跳出农门后，我始终没有忘记用笔“干预社会”的初心，用手中的笔继续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干部中的不良风气继续进行批评，先后发表在《大众日报》《菏泽日报》上的评论和调查报告《不要挣了票子舍了孩子》《强化岂能成“墙”化》《领导常下访群众不上访》等，就受到编辑和不少干部群众的好评;与此同时，为弘扬正能量，引领社会新风尚，我挖掘和采写了很多红色革命人物和当代“草根”英雄，如《荣立抗战特等功的“乞讨大婶”朱文起》《一个残疾老兵33年的民间义务调解员之旅》《传奇卖油郎情定孤老节》等，在当地引起重大反响。我最先报道的“民间和事佬”、伤残退役军人李洪华，后来还成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和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

20多年来，我先后在地市级以上媒体发表消息、通讯、评论等2200多篇，纪实文学作品360多篇，总计500余万字;有作品获评中国年度最佳纪实文学、第七届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一等奖、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等;先后60余次被省、市、县（区）表彰为优秀通讯员，并被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吸纳为会员。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县乡干部给点“颜色”看看，或者此后不时给点“小鞋”穿穿，我还能有今天的小小成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近30年前，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农村中学毕业生，不过就家乡的校园安保问题做了一次小小调查，《人民日报》不仅做了刊登，李鹏总理还作出重要批示，县委、县政府不诿过、不护短，看到报纸或接到总理批示当天就展开行动，很快扭转了全县校园安保状况;事情过后，县乡干部们不仅不打击报复，还尽心尽力助我成才……这一切，如果没有党培养出来的众多优秀党员干部，能实现吗？我坚信，在全国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干部的继续努力下，我们的伟大祖国将会沿着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继续前进，最终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