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莹莹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香港 999077）

1909 年11 月13 日，柳亚子（1887-1958）与陈去病（1874-1933）等人在苏州虎丘张公祠举行雅集，宣告南社正式成立。作为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南社在政治、历史和文化等领域均有突出表现。1923 年5 月，以柳亚子、叶楚伧（1887-1946）等人发起新南社为标志，南社的历史宣告终结。①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以1923 年5 月为南社后编的开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571 页。柳亚子即以1923 年12 月《南社》第22 集的出版作为南社历史的尾声。②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90 页。尽管柳亚子反复强调，在新南社成立之后，南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③如柳亚子1935 年《南社纪念会宣言》的开头称：“南社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要把它复活起来，不特事实上不可能，在理论上也非必要。”载《南社纪略》，130 页。但是南社社友的态度分为两类，一类以组建新南社的柳亚子、叶楚伧为代表，他们认为南社在1923年第22 集出版完成之后已经结束。另一类则以傅熊湘（1882-1930）和蔡守（1879-1941）为代表，二人分别为长沙分社和广东分社的社长，在他们看来，南社虽然因为1917 年爆发内讧而陷入停顿，但仍然可以通过组织雅集而重开。因此，在傅、蔡二人的推动下，1923 年之后又举行南社湘集和广东分社雅集，湘集还继续征集和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作品。这些雅集聚会还吸收新的社员。以南社为名义的聚会和文化实践在抗战胜利之后仍有继续。

在南社内部因唐宋诗之争引起分裂的同时，受到文学革命的影响，文艺界转向推崇白话文学创作，而南社成员及雅集所创作的旧体文学作品被视为守旧的象征，他们的组织活动也较少受到南社研究者和现代文学史的重视。孙之梅认为，南社解体后，仍然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政治资源、学术资源和文学资源等。[1]不过，资源一说并不能完全解释后南社时期社员参与传统雅集和诗文出版的热情。通过研究后南社时期的雅集活动可以看出，南社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其声名仍然得到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认同。作为一种社团身分，南社仍然是维系社友交游和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途径。

关于后南社时期以南社名义进行的组织活动和文学艺术创作，应该如何在现代文学社团史中给予评价，是南社研究应当重视的问题。南社对于其社员的影响，是以社员对南社社团性质、社员身份的认同（identity）为基础的。这种认同并非是后现代理论家所谓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对自我存在的焦虑感造成的，①参见Anthony Giddens 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更多的是因为政治立场、文艺品味的接近而形成的同声相应。社团宗旨和组织活动方式是吸引个体参与的主要原因，个体成员也因社团的声名、福利而对社团有更多的认同感。当南社在江南地区的组织活动宣告结束之后，湖南、广东社员们仍然以南社名义组织活动，明显反映了对于社团宗旨和影响力的认同。这种认同带有相当浓厚的地域色彩，并且少与同时代的新文学话语接轨，为具有旧体文学创作兴趣的成员提供交流的空间。受到线性文学史观的影响，目前针对南社解体后的研究仍以柳亚子影响下的江南地区的社团活动为主，且多强调南社趋向新文学和新思潮的一面。而在后南社时期出现的南社雅集中，广东分社雅集活动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已有的广东分社研究多集中在1911-1921 年间②参见马以君：《南天张一军——“粤社”述评》，《南社研究》第5 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105-132 页。，因此后南社时期广东分社的组织活动及其意义值得考察。本文在南社广东分社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讨论1923 年后广东分社雅集、唱和及交游活动的组织特色，评价社员对于南社宗旨及身份的认同，进而探讨南社这一文化资源在现代中国的意义。

一、南社雅集与社团精神

雅集是南社的标志性特征，对于南社的组织活动和社团精神有着重要意义。③参见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论文，1996 年版，后载《学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 辑，471-508 页。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版。南社的成立，首先是因为晚清政治与社会局势的恶化，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希望藉助当时流行的革命思想推翻满清统治；其次则是在反满革命现实需要的推动下，柳亚子等苏州文人转向江南的地方文化传统寻找精神资源。南社成立之前，陈去病曾有诗云：“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2]7可见明末忧心国事的文士组织复社、几社被视为其思想资源。复社在明末有过三次较大的集会，1633 年在虎丘的千人集会声势浩大，成为江南士人热心朝政的重要象征。④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134-136 页。与此同时，陈去病诗歌中的“弹筝”和“风流”说明，南社文人在雅集聚会时以传承风雅自诩，有别于一般的革命组织。因此，南社仿效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文人雅集，以此作为其日常组织的重要方式。1909-1923 年间，南社公开组织的大型雅集共18 次，其他临时性雅集及各地社友雅集则更多。

正是在雅集之上，柳亚子等人确立了南社的组织程式与文学倾向。南社在第一次虎丘雅集即“通过南社条例十馀条，并规定每半年雅集时修改一次”，并且“选定陈巢南为文选编辑员，高天梅为诗选编辑员，庞蘖子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2]14，18通过选举的方式确立社团内部人员分工、组织形式、确立社员登记和入社介绍制度等做法，则是现代社团基本特征的体现。可以说，南社的组织与日常活动都是围绕雅集展开的。从吸收社员、日常联络到定期聚会、讨论社团宗旨与诗文出版，这些都由雅集维系。1910 年8 月16 日南社第三次雅集订成较完备的《南社第三次修改条例》十三条，其中第十条指出，因“社友散处，每以不得见为恨，故定於春秋佳日，开两次雅集。”[2]23-24南社惯例，每年举办上巳与重九两次雅集。定期雅集便于联络社员感情，交流文学趣味，拓展交游范围。从文学活动的角度来说，雅集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场合，体现了传统的文人趣味；就文学观念而言，雅集提供了一个话语交流的空间，是社友联络感情、交流文学观点的重要场所。社员们通过雅集活动，发表对时事、文学的看法，以期获得审美和情感认同，也因此加强了社团的凝聚力和对社团的认同感。

尽管具有较为体制化的组织方式，但南社并未特别宣传其社团宗旨，其宗旨最初散见于发起南社诸人的文章中。如宁调元（1883-1913）1909 年发表的《南社诗序》称：“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同年，陈去病也撰文指出，南社的“南”是“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3]可见创社诸人认同的是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1914 年，南社第十次雅集时进行了第六次修订条例，并命名为《南社条例》。《南社条例》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2]67-68即因当时民国已经成立，推翻满清的革命诉求已经完成，由此也可见南社组织的松散特色。而从《南社条例》也可看出，南社的宗旨可以分为两个互相依存的层面，一是政治方面的革命主张，柳亚子等人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于西方的新思潮表现出开放和趋新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学趣味和艺术品味的传承，表现在对于国学和国粹文献的重视。南社雅集时间定在上巳、重九，本身就体现出接续风雅传统的态度。因此，南社的社团精神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新旧夹杂的特点，为以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二、地方传统与后南社时期的广东分社雅集

就南社广东分社雅集来说，广东分社的成立与南社在清末的迅速扩张有着密切关系。南社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11 年，为了互为响应，广东分社已经与辽社、淮南社同时期酝酿成立，又简称广南社、粤社。1912 年春，宁调元（字仙霞）辞去上海《民声日报》笔政之後，来广州就任三佛铁路总办，在广州与谢英伯（1882-1939）、黄节、蔡守（字哲夫）、邓尔雅（1884-1954）等人多有唱和。在此契机之下，广东分社于1912 年初冬的越秀峰雅集正式宣告成立。谢英伯《南社粤支部序》阐述粤社创建缘由时，特别指出：“此宁子仙霞到粤以来，南社支部所由设也。”①《南社》第17 集《文录》，1916 年5 月。[4]1913 年宁调元不幸牺牲之后，蔡哲夫成为广东分社雅集的主持者。1917 年（丁巳）3 月25 日，广东分社社员在广州六榕寺举行雅集，蔡哲夫邀同谈月色、陆峤南分别画石、梅、兰成一帧，作为雅集的点缀。雅集以“偶访南园集，遂应东林社”为宗旨，众多参与者拈韵赋诗。此后蔡哲夫将雅集唱和诗歌编成一卷，写上后记，经张光蕙题识“南社广东分社第一次雅集诗”，寄至1919 年出版的《南社》第21 集发表。无论是越秀峰还是六榕寺，广东分社雅集的举办地点都是广州本地历史悠久的名胜，与南社举办雅集的张国维祠、愚园相比，既缺少了关心国事的种族革命色彩，又非现代的公园，反而更能接续岭南的诗歌和文化传统。从“南社广东分社第一次雅集诗”特别提及明代广东南园诗社来看，蔡哲夫等人有意将南社分社雅集纳入岭南风雅传统的脉络之下。这是广东分社雅集独具自身地域特色的表现，也因此弱化了南社宗旨中关心政治和积极参与革命的一面。

1917 年，因柳亚子驱逐朱鸳雏（1894-1921）和成舍我（1898-1991）出社事件，蔡哲夫盗用“南社广东分社”的名义，背签一批粤籍社友名字发表反对柳亚子声明。②《南社纪略》，86 页。在被揭穿后，蔡哲夫的声望有所下降，但在1917 年秋冬之间，由于南社骨干如陈去病、高旭（1877-1925）等人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蔡哲夫因此组织社友举行了6 次禺楼觞咏，雅集时创作的诗词也由蔡哲夫在1919 年闰七夕整理编成《禺楼清尊集》，寄给姚石子之后发表于《南社》第21 集附录。③马以君：《南天张一军——“粤社”述评》，《南社研究》第5 辑，119-125 页。1923 年之后，在蔡哲夫组织下，广东地区举行过多次南社雅集。因蔡哲夫个人经历所致，1924-1927 年间广东分社活动主要在香港开展（雅集具体情形参见文末附表），1930 年代后雅集则转到广州。①笔者按：蔡哲夫至南京之后，还参与关赓麟等人组织的雅集唱和，只是这些唱和不再以南社名义。因此本文不就此作深入讨论。

总体而言，后南社时期广东分社的组织活动继承了粤社时期的特色，雅集并未定期举行，即马以君所说的“组织涣散”“未发现其有公布章程、计划、成员一类文件，亦无发现其有任何出版物行世”等。[5]雅集获得了一些广东社友的参与，总体而言，参与者仍保持在以蔡哲夫为中心的个人交往范围内。后南社时期广东分社雅集的日常组织形式也与南社雅集保持一致，表现出传承的色彩。

首先，广东分社雅集继承了南社雅集的程序。1911 年2 月，南社第四次雅集确立了雅集的基本程式，例如酒席、照相、分韵赋诗等，令雅集活动具有仪式化特色。其程式包括雅集前登报广告，并且印制有顺序单，列出7 项议程：午餐、收雅集费、摄影、报告、补收入社书入社金、谈话、晚宴。②《南社纪略》，29 页。登报广告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社员知晓聚会详情，这反映了南社与现代出版媒介的密切关系。与此相似，在香港举行的广东分社雅集也采用登报宣告的方式。例如，1927 年九月初十日，香港本地报纸《华星》（三日刊）第一版刊出《南社雅集预告》：“本社旅港同人定期夏历本月十三日假座陶园，作展重阳雅集。是日午十二点入座，三点拍照，五点入席，每位金二元，同人到叙，请预先函告。……是日书画文学社同人参加雅集，即席挥毫。”落款为“旅港南社同人”。陶园是港岛的一家酒楼，也是书画文学社的聚会场所。本次作“展重阳”雅集，显是呼应南社重九雅集的传统。为吸引更多人参与，这一篇预告在雅集当日的《华星》又有刊载。由于聚会条件不成熟，所以此次的南社聚会仅以晚宴和书画创作为主，并且与书画文学社合办。但此次陶园雅集在形式上继承了南社文人雅集的传统，反映出有意识地联络社友感情、扩大南社影响的意图。

其次，广东分社雅集与傅熊湘领导的南社湘集的雅集活动保持紧密联系。1924 年1 月1 日，傅熊湘亲自拟定《南社湘集导言》，提倡“保存南社旧观”。[6]湘集在社长傅熊湘、刘鹏年的组织下，多次举行雅集活动，并出版《南社湘集》作为社团刊物，直至抗战爆发才趋于终止。沿袭南社雅集时间，湘集聚会集中在上巳和重九。尽管香港的雅集时间不定，但当湘集召开雅集时，居港社友亦同时展开雅集，以互为声应。1924 年重九（10 月7 日），湘集举行秋季雅集。与此同时，香港北山堂举行南社雅集，参与者有蔡哲夫、崔师贯（1871-1941）、邓尔雅（1884-1954）、谈月色（1891-1976）等广东分社社友。与湘集分韵赋诗略为不同的是，因与会者多擅填词，北山堂雅集以“贺新郎”词牌唱和。③参见《南社湘集》第1 期附录一、二。笔者按：附录二“广州北山堂甲子重九雅集词”之“广州”，应为“香港”。见《南社湘集》第2 期附录二，第5 页下，“甲子重九香港雅集北山堂词补录十首”下注。据《南社湘集》收录的雅集作品，由蔡哲夫主持的五次香港雅集分别为：甲子（1924）中秋、甲子重九、甲子十月、甲子东坡生日（农历十二月十九）和乙丑（1925）重九，雅集地点多在铜锣湾渣甸山之北山堂。其中甲子中秋的北山堂雅集参与人数较多，不限於广东籍社员。④笔者按：1924 年北山堂中秋雅集召集者为香山人莫汉（鹤鸣）。程中山认为蔡哲夫主持的几次北山堂雅集为北山诗社的重要活动。参见程中山：《开岛百年无此会：二十年代香港北山诗社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3 期（2011年7 月），279-310 页。本文认为，这些雅集的参与者仍以南社成员为主，从投稿至《南社湘集》和诗词标题来看，主持者认同这些活动是南社雅集的一部分，因此本文认为蔡哲夫及广东社员在香港的雅集属于后南社活动的一部分。有时因特殊原因，香港雅集未能与长沙同时举行。如1925 年（乙丑）上巳，南社在香港社友原拟雅集，但因雨而社事受阻。蔡哲夫因此作诗《上巳雨中寄南社诸子》，诗歌开头即云：“冲节裁书询禊事，长沙此日竟如何？”[7]鲜明点出希望与湘集诸子同声相应的目的。傅熊湘整理校印蔡哲夫等人的香港唱和诗稿后，写有和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百粤三湘共今日，忖量高会各如何。新诗束荀贻琼佩，时局观棋烂斧柯。”[8]傅诗建构出粤湘两地同时聚会、互相呼应的情景，并彰显出以诗歌关心政治、陶冶文人情趣的南社传统。

与传统雅集相似，南社诸人多在雅集上创作分韵诗歌，例如柳亚子诗集留下的“二十多首的‘来杯’叠韵诗，可以作为第一次南社雅集的纪念。”[2]14-15即使未能亲至雅集现场，也可以请人代为拈韵，待事后补作。南社雅集举行饮宴并分韵赋诗的做法，继承了明清以来江南文人结社的传统。不论参与雅集与否，雅集中的分韵赋诗成为社友交往的重要手段。民国成立以来，南社雅集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其唱酬作品或发表于《南社》，或发表于其他报刊，扩大了南社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不过，南社社员虽然在雅集时以文酒风流自诩，但并非仅沉迷于旧体文学创作，而是重视书写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的观感，进而寄托个人遭遇的感慨。清末南社成立时推崇种族革命，主张保持文人气节，其社团宗旨作为一种记忆与遗产，成为南社人不断提及的文化资源。例如，1912 年3月13 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第6 次雅集，当时正当南社烈士周实、阮式为反动势力杀害，在晚宴时，柳亚子、李怀霜（1874-1950）、蔡寅（1874-1934）等人写有联句诗歌，诗中有“汉家旗鼓中兴日，起舞霜天明月高”的句子。[9]不过，这种激烈的革命情感在后南社时期的广东分社雅集中较少流露，以邓尔雅写于1924 年北山堂重九雅集的《贺新郎》词为例：

那有鸡皮少，日相从兰亭祓禊。苏门清啸，位置雅宜琴书画。几榻雕檀绝妙，记秉烛连宵红照。昨夜纱橱凉初透，这秋光，切莫担搁了，白地被菊花笑。

迩来怕睹时辰表。幸年年眼明身健。闲多忙少，快意娱魂须行乐，休管云行露夭，不足为外人相道。仗履中间春长在。更短檐高屋，椰儿帽林，有酒与君釂。[6]第1 期附录二，第1 页下北山堂雅集多有赏菊雅事，①参见程中山：《开岛百年无此会：二十年代香港北山诗社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3 期（2011 年7 月），295 页。因而词中有“白地被菊花笑”的说明。开头的“鸡皮”使用了“鸡皮鹤发”的典故，用来描述垂老的状态。年华老去，青春不再得，是对苏轼《浣溪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反其道而言之。词中除了描写与重阳节相应的“菊花”“秋光”等意象之外，呈现出的是对于时光流逝、青春不返的感慨。而“兰亭祓禊”“琴书画”“几榻”等风雅意象说明，这种感慨又糅合了名士风流的休闲写照，描绘出身处精致的几案之间、与好友日日雅集行乐的闲适场景。这首词纯粹是为了应和香港北山堂雅集的情境而作，其中看不出对于当时国内具体时事的关怀，由此也可折射出广东分社雅集的组织动机和审美趣味。

三、南社——一种文学身份

尽管是松散的文人团体，但在1920 年代，南社仍然是维系广东社友交游的纽带。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社友之间互相为诗文集题签和为书画撰写题辞。蔡哲夫作为广东分社社长，喜欢收藏的同时，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经他介绍入社和交游的广东社员如谈月色、邓尔雅等皆为有名的书法家，谈月色尤其以绘梅花和瘦金体著名。蔡哲夫、邓尔雅和湖南女诗人张默君（1884-1965）皆曾为《南社湘集》题签，是广东与湖南两地社员密切关系的表现。《南社湘集》第1 期于1924 年11 月出版时，封面刊名由蔡哲夫题写，扉页有邓尔雅的篆书。②杨玉峰师：《〈蔡哲夫手钞南社湘集附录〉叙》，《蔡哲夫手钞南社湘集》，香港：国际南社学会，1999 年版，1 页。《湘集》第五期的篆书题签也是蔡哲夫的手笔。《南社湘集》刊出谈月色为苏州社友高燮（1877-1958）的《风雨勘诗图》题辞：“风雨入怀哀世变，观诗眼学在秦前”，[10]谈诗特别点出高燮的诗歌旨趣，同时反映了广东社友与其他地区社友的密切联系。

南社为广东社友扩大了交际网络和文学艺术的传播空间。同为南社成员，广东社友得以在南社湘集的出版物上发表文字、图象及绘画作品。以《南社湘集》第1 期为例，《文录》刊出广东社员张光蕙、邓尔雅、叶敬常、卢卓民的文章各一篇；《诗录》刊者及数量更众，包括社长蔡守在内，共有广东社员15 人的诗作，其中以蔡守的诗作最多，有25 首；《词录》收录邓尔雅词3 首、张光蕙词7 首。从《南社湘集》发表的广东社员诗作也呈现出彼此的交游关系。卢卓民《岁暮怀陈菊衣社兄》是一首情感真挚的七言绝句，后两句云：“离恨满怀谁可诉，一窗凉月与梅花。”①《南社湘集》第1 期《诗录》，16 页下。[2]诗题称南海人陈菊衣（兆年）为“社兄”，也说明社员身份在诗歌交往中的影响。《南社湘集》附录刊出广东分社数次香港雅集的酬唱作品，②《南社湘集》第3 期（1936 年5 月）附录后收录了广东分社五次雅集的作品，第6 期（1936 年3 月）则记录了3 次。参见杨玉峰师：《〈蔡哲夫手钞南社湘集附录〉叙》，ii 页。既展示与会诗人的文学才华，也为阅读社集的其他社员提供交流机会。傅熊湘在《南社湘集》刊出征集唱和《西泠撰杖图》的文字，③《南社湘集》第1 期《征题（附）》。得到广东社友如蔡哲夫、邓尔雅、卢卓民等人的积极回应。蔡哲夫为此图题诗两首，其二云：“名教从来乐地宽，况兼子弟盛芝兰。此行屐齿虽然折，不羡东山老谢安。”④蔡守：《钝安嘱题侍其尊人西泠撰杖图》其二。[2]（《南社湘集》第1 期《诗录》，第22 页下）因此，广东南社文人仍是倾向于传统诗画题辞的方式，藉此增加社友之间的感情交流，增加其诗文创作的影响，以此获得远离俗世之外的名士趣味。

《南社湘集》的开头也刊出广东分社雅集的摄影图像。第2 期的开头刊载蔡哲夫等三人的寿苏会摄影，旁注“甲子东坡生日香港雅集北山堂”，即是广东分社1925 年初在香港雅集的摄影留念。1935 年6 月4 日，蔡哲夫等人在广州成立南社湘集的两粤支社。成立当天，社友宴集于广州六榕寺，这也是广东分社经常举行雅集的地方。即席有陆更存（1885-1949）、谈月色和蔡哲夫合作的一幅画，由陆更存画兰、谈月色画梅、蔡哲夫补石。⑤《南社湘集》第6 期卷首。另参见蔡守：《乙亥六月四日中国国学会广东事务所南社湘集两粤支社同日成立同人买燕六榕即席陆更存写兰月色画梅余补石并题》，《南社湘集》第6 期，《诗录》，14 页上。是次雅集负有多重使命，包括庆祝中国国学会广东事务所成立和欢迎陈衍（1856-1937）和冒广生（1873-1959）来粤。陈衍和冒广生是同光时期旧派学者的代表，广东分社为他们举办雅集，显示出爱好传统文化的立场，也为社员与社外人士的交游提供空间。雅集结束之后，参与者合影留念，相片及三人合写的《梅石图》都刊登在《南社湘集》第6 期卷首。这种做法也是受到南社传统影响的结果。南社第一次雅集即合影留念，1917 年的广东分社雅集也留有合影，因而此次湘集两粤支社成立，自然也要合影留念。相片中人物分列前后两排，正视镜头，与此前的雅集照片排位形式相同。南社从第十二次雅集开始，雅集均摄影留念，并刊登在社内刊物《南社》上。⑥《南社纪略》，78 页。在同人出版物刊登雅集照片，是通过现代的媒体展示社团形象的方式。而效仿之前南社雅集时处理照片的做法，展示出广东分社社友对南社传统的认同。

南社出版物为社友提供古典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近动态。例如广东社员陆更存与湘集继任社长刘鹏年（雪耘）的书信，刊载于《南社湘集》。信中提及陈衍（1856-1937）和况周颐（1859-1926）等人近况，并介绍社友“黄晦闻《蒹葭楼集》，闻汪精卫先生经代刊出”；“广州陈述叔词集名《海绡词》”，[11]可托社友蔡哲夫代买。通过社团出版物，广东社员之间互通消息，拓展交际网路，对其从事的文学与文化事业有所助益的同时，更增加了对社团的认同感。

南社雅集所作诗歌有时会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以期获得更广泛的影响。由於广东分社没有自己的出版品，因此，蔡哲夫在1927 年香港陶园雅集所写唱和诗歌，先以《南社雅集图》为题，与谭荔垣（1857-1939）、邓尔雅等人的诗歌作品一同发表于数日后的香港《华星》报；1935年又改题《秋禊南社雅集于香港》由《国学论衡》刊载；1942 年南京出版的蔡哲夫《寒琼遗稿》亦收录此诗，诗题改为《丁卯九月十三日，南社仝人雅集于陶园即题，胡少蘧写图》。①参见《国学论衡》1935 年第5 下期《文苑》，36-37 页。谈月色编：《寒琼遗稿》，1942 年南京刊本，19 页下。此诗从写作到出版共经历3 个版本，诗题、诗句及小注各有不同，但其中对南社雅集活动的强调却是一致的。从其刊载方式、读者取向与文本改动都可以体现出蔡哲夫对南社雅集活动的积极宣传，以及民国时期旧体诗文书写、传播与南社情感认同的关联。

雅集是南社作为文人社团的功能体现，也传承了对风雅传统的想象与实践。后南社时期的广东分社雅集活动继承南社雅集形式、地点和出版方式，延续了南社拓展文人交际网络的传统，反映了社友传承、发扬南社精神的热情。后南社时期的广东分社雅集以临时雅集为主，组织体系较为分散，参与雅集的人员主要依靠旧日南社的社友及其人脉关系，在聚会当中也并无选举、入社程序及分工制度，可以说仅继承了南社传统中重视风雅的一面。通过考察后南社时期广东分社的社员交往与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南社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和社会身份。雅集结束之后，旧体诗文创作活动并没有终结。未能与会的南社社员或社外诗人，仍能够以分韵、感怀、题辞等方式参与雅集相关的诗文创作，分享传统文人的风雅趣味，加深了对于社员身分的情感认同。社员将雅集所写的旧体诗词作品以南社的名义投稿至其他报刊，也扩大了南社的影响。同时，广东分社雅集增强了广东社友与社内外人士的联系，推动了民国时期的旧体文学创作。可见南社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文人社团层面，成为一种文化身份和社会资本，因而能够给社员带来交往的便利和文化资源，并增进社员的身份认同。

南社在解体之后仍然能够为社员提供这些资源的原因，首先在于社员数量众多以及他们在政治、学术和文艺界的影响。南社为其成员提供文学交往、出版的机会，因而带动了社员参与南社活动的热情。因此，在柳亚子宣布南社终结之后，仍有许多社员重视南社作为文学同人团体的功能，希望藉此交流彼此的文学、艺术趣味，扩大在文化界的影响。南社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其影响的消失。在新文学逐渐占据现代文坛话语的时代，南社广东社友通过以南社为名义的聚会、诗文创作与出版，力图保留传统文化及士大夫的文学品味，削弱了南社宗旨中的政治意味，主要发扬了其保存传统文化的一面。从这一时期的社员主要创作传统诗歌、词和古文等文体，而较少创作小说，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对于南社在晚清时期提倡的革命思想与主张，后南社时期的广东分社雅集并没有进一步地加以继承，而是通过诗文创作间接流露出对于时局的忧思，其出发点仍然是对传统士大夫家国情怀的追思。所以，南社在1923 年后不仅是社员借重的资源，还是一种文化身份，继续为社员的文学生产和艺术活动提供便利。

附表

1923-1935 年间广东分社主要雅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