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剑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0)

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旋律，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交往更加频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与潮流，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庄严写入宪法，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自信和历史担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亦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体育外交无论之于中华体育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政治理想的表达与传播，还是之于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如何树立正确的体育外交理念、深度挖掘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创新体育外交内容与形式，提升我国体育外交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1 中国体育外交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内涵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全球引起广泛的共鸣、共识和赞赏，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外学界侧重于动机、实践与影响研究。就其动机而言，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基于中国崇尚公义、和合大同、兼济天下的历史传承，也是实现“中国梦”、化解全球共同危机的现实选择；就其实践而言，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行的，其战略支撑是“一带一路”；就其影响而言，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维护了国家利益、提升了中国全球治理能力，而且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有利于世界各国携手打造美丽宜居的地球[1]。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则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形成发展、理论渊源、丰富内涵、时代意义等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与探讨，普遍认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源泉、以新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为重要基础，基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力量变化、全球挑战日趋凸显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重塑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形象、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而提出和发展起来的[2]。但学界对其内涵尚未形成共识，“两点论”认为，它是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3]；“三点论”认为，它是利益共同体(基石)、责任共同体(担当)、命运共同体(理想)的统一[4]；“四点论”认为，它包括“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5]；“五点论”认为，它“以共同发展为核心要义，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6]。由此可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思想体系。参考以上观点，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要论述，我们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界定为：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倡导并推动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

1.2 中国体育外交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体育外交是“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指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外交以其灵活性与亲和性、公开性与大众性、低风险性与强依附性的特征，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比如：1972年，我国体育外交以项目为载体，以“乒乓外交”开启“破冰之旅”，打破了“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开创了全新的国际关系；1990年，我国以首次承办的亚运会为契机，开展“亚运外交”，先后与韩、以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以亚运会为平台，展示中国发展成就与负责任的在国形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全景观”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推动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进入新时代以来，体育更是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以体育外交助推国之交、民相亲，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6月，习近平在墨西哥城演讲时指出，曾担任墨西哥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米卢带领中国队闯进了“世界杯”，墨西哥跳水队在中国教练指导下包揽了2011年泛美运动会跳水项目全部8块金牌，希望中墨两国合作夺得更多“金牌”。2014年2月，习近平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开创了中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希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的大国形象。2015年3月，习近平北京会见英国威廉王子时，希望加强中英足球合作，促进两国体育交流。2016年初，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伊朗期间，把加强体育领域合作纳入中沙、中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两份联合声明中。2017年1月，习近平在访问国际奥委会时，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愿同国际奥委会一道，把北京冬季奥运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2018年6月，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球会友，在天津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比赛，为中俄友谊再添佳话。由此可见，体育外交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传播和平与发展理念的平台，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实现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体育外交面临的挑战

2.1 体育外交主体：组织体系亟待完善

美国学者Molefi Kete Asante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命运相互依存，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基于个人价值而存在，而个人价值实现则是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体”为 依托的[8]。换言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终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目标的达成，自然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广泛参与。而体育外交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的积极参与，但目前我国体育外交的组织体系还较不完善。

从体制机制看，中国体育外交既缺乏明确的主责机构，亦未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中国体育外交管理体制，横向上，体育外交涉及体育、外交、教育、商务、文化旅游等多个部门；纵向上，则涉及国家、省、市、县多层管理，存在着主责机构缺失、各自为战的问题，表现在主导战略不清，工作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体育外交的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运行机制。目前，无论在政府上下之间的机构对接、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是在政府与非政府、民间社团的资源整合上，尚未形成协同合作、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

从参与主体看，虽然我国体育外交活动频繁，但多是由政府主导的，无论是国际大赛的申办、援外教练员的派遣，乃至体育产业合作、体育文化传播等，政府均处于主导地位，而民间组织、企业等政府组织则参与不足。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缺失，如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筹办期间，我国均临时成立由多个中央直属机关参与的运行指挥体系，负责赛事的组织协调以及体育外交事务，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加之这一外交运行机制的临时性、短暂时，致使赛事活动筹办期间的体育外交活动难以对受众产生深远的影响[9]。其次，我国公民社会发育还不够成熟，社会民众体育外交意识淡薄，知之不多，参与较少。

从人才保障看，由于我国既无体育外交人才专门培养机制，也缺乏体育外交人才梯队建设机制，导致体育外交人才较为匮乏。一方面，出访团组体育外事活动的教练员、运动员由于相关专业知识不足，体育外交意识不强，加之体育赛事任务繁重，往往不重视或不善于参与体育外交活动，比如：面对有争议的比赛判罚，有的运动员存在着不理解、易冲动的负面情绪；在回答媒体采访时，有的教练员、运动员缺乏应对技巧，不能很好地利用媒体塑造个人形象等。另一方面，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出自我国的高层管理人才数量较少，目前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副主席以上职位的仅有5人，在冬季项目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任职率不足30%；且结构不优，50～60岁以上的占我国任职人数的62%，女性占比25.45%；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41.80%，其中，体育学专业的占比54.55%[10]。而由于高层管理人才较少，使得我国参与国际体育规则议事的机会较少，在国际体育话语权中“失语”。

2.2 体育外交功能：价值挖掘不够充分

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核心理念，亦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内涵之一。我国体育外交之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国际认同，表达中国的政治理想，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交流等[11]。但目前，我国体育外交的这些价值功能尚未充分挖掘与释放出来。

在观念上，缺乏创新性、主动性与灵活性。原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曾致力在国际体育圈建立长期稳定的人际网，虽然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却被人误解为凭借国家资源获取个人利益[12]；2008年，在竞选国际奥委会运委会成员时，由于缺乏外交斡旋与拉票意识，刘翔竟败于名不见经传的韩国跆拳道选手文大成，均反映了人们体育外交观念的滞后与保守。从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相关业务培训看，其内容大都是相关政策法规、外事审批应注意的问题、涉外礼仪知识等，而在对外交往中，体育部门既未能从战略理念、顶层设计、部门协调层面谋划体育外交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地位，也未能充分发挥我国驻外使馆在推动体育外交的重要作用[13]。

在理论上，虽然学界已有学者著书立说，阐述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与地位，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事实上，由于“体育非政治化”的观念束缚，人们对体育外交究竟是民间外交还是公共外交的定位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质疑与争论，而这些质疑与争论，又在无形中影响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目前，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目标的确立，人们对体育外交的价值和定位有了新的认识，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体育部门既缺乏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也缺乏具有前瞻性的举措。

在实践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体育外交通过传递中国“好声音”以优化国际舆论环境，也需要通过输出价值理念以凝聚中国“正能量”。这无论对于参与国际体育交流的体育公众人物乃至普通公众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也对现代优势体育项目、跨国体育企业提出更多期待[14]。以此要求与期待观照我国体育外交，尚存在许多薄弱，例如：虽然我国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在国际体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拥有的世界人口却日益削减；虽然国际重大体育赛场不乏“中国制造”元素，但世界的关注度还相对较低；虽然我国体育外援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但与之相随的体育文化与价值理念的传播力却较为薄弱。

2.3 体育外交环境：舆论挑战日益加剧

虽然和平与发展系当今世界主题与主流，但由于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并未消弥，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带来了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制造和兜售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妄图打压、限制和分化中国。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能力、结果，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性质、路径、方式、效应等提出质疑和抨击[15]，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了潜在威胁。由于国际体育活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自然也成了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领域与路径。在它们看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北京-张家口冬奥运的成功申办，是“中国霸权”的外露；中国之于国际社会的体育援助，系“新殖民主义”的行为等[16]。这些均给我国体育外交带来了严峻挑战。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新兴媒体的兴起，为体育外交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手段，但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我国体育的国际传播，体育外交之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挖掘与呈现，其话语权、主导权均有待强化。

从国际体育话语权看，世界“分配”较不均衡：欧美国家居于强势和主流地位，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和非主流地位。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特别是高层、决策层任职的人员多源自西方国家，而出自我国的管理人才数量较少，造成许多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话语权的缺失，也反映出我国体育外交管理模式、传播方式存在的不足。事实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我国体育外交均较为单一，体育外交多是常规活动，而缺乏新颖内容与形式，如在竞技体育上，多是乒乓球、跳水等优势项目；在群众体育上，多是武术、健身气功等运动；在体育产业上，多是品牌推广、海外投资等。而且体育传播还不够到位，以武术为例：在战略上，既缺乏官方、民间、企业一体化的支持体系，也尚未建构符号化、可视化的文化符合体系，国外受众对中国武术难以形成清晰的认知。在实践中，由于忽略对传播对象国国情及民情的研究与把握，武术传播难以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难以融入其主流赛事体系之中；又由于尚未形成标准统一、内容清晰的规范体系，导致国外受众看不懂其内涵与比赛评分；加之武术“传统”“门派”等观念的束缚，以及中西体育文化价值理念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中国武术难以在世界更高、更广阔的体育舞台上传播。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体育外交应对挑战的策略

3.1 不断健全体育外交组织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凝聚全球各国的共识与动员全人类积极参与，同样，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中国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亦需要凝聚官方与民间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健全体育外交组织体系。

首先，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外交新格局。一方面，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体育外交领导和指导、战略制定、效果评估等路径，动员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彼此协同，形成体育外交的合力。另一方面，在新公共外交时代，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已从外交边缘走至前台，成为“主角”与“中坚”，应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作用。其一，培育壮大体育社团，激发民间体育外交活力。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不够成熟，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与举国体制的影响，目前，我国体育社团存在着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活力不足，且官方色彩较浓等问题。应通过深化去行政化改革和“放管服”体系建设，培育壮大体育社团，鼓励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积极开展体育外交活动。其二，大力扶植海外华侨体育社团。海外华人华侨及其组建的体育社团，在中华体育文化国际化传播中居于重要地位。身在异国他乡，他们更能体会到中华文化所遭到的挤压与挑战，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更为自觉。新加坡华人华侨成立了拥有255个团体会员的武术总会、龙狮体育会等组织，使舞龙舞狮文化得以在新加坡广泛传播；在美国，28.77%的非亚裔人均是通过华人华侨开展的武术、龙狮、龙舟活动认识中华文化的[17]。因此，应通过资助、业务培训等形式，加大对海外华侨体育社团的扶植。其三，注重发挥体育公共人物的作用。教练员、运动员，特别是体育精英，是开展体育外交的天然大使，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社会动员效应，而且也是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的体现及隐喻。邓亚萍以150枚金牌，向全球传达了中国人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意志与毅力，备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称赞；李娜以其可掬的笑容、幽默的语言、流利的英语，向全球展示了中国人自信、理性与风趣，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感性、刻板与害羞的印象[18]；被称为中国向美国的“最大一宗出口”、走进NBA的中国体育健儿姚明，以其勤奋、优雅、谦逊、睿智、无私的人格魅力，塑造和呈现了新的中国形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此，应注重培育和提升体育公共人物的综合素养、体育外交意识与能力，并以其影响力实现体育外交的目的。

其次，应完善体育外交体制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格局，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否则，体育外交组织就会陷入一种松散、无序的状态。一方面，应建构“双向”战略。即：建构“以大统小”战略，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把体育外交从部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使之融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之中，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思想和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顶层设计体育外交的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建构“由小变大”战略，即把体育、外交、教育、商务、文化旅游等政府部门整合和凝聚起来，促进各部门、各地区的体育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结合，增强工作合力与效力。就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主责机构，促进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体育与体育系统之间的密切协同，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功能协调的体育外交格局。另一方面，应积极创设体育外交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我国体育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应以此为契机，通过与沿线国家建立体育合作、双边对话等机制，广泛开展体育外交活动，在体育赛事开放、精品赛事打造、体育保险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体育市场、产品、信息、服务融合发展。

3.2 深度挖掘体育外交价值功能

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体育外交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功能，首先，前提与基础在于深化体育外交价值的深刻认知，只有深化认知，才能提升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体育外交，之于体育事业发展具有引领性，之于国家公共外交具有关键性，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而有效的路径。应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家公共外交，重新审视和把握新时代体育外交的内涵、价值与功能。既应突破传统的思想、思维禁锢，树立“大外事、大开放”的理念，改革创新体育外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应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顶层设计体育外交战略规划，明确体育外交的在国家公共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19]。

其次，不断深化体育外交理论研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体育外交的改革、创新与实践，迫切需要创新的理论体系支撑。目前，国内学界多集中在体育外交的内涵、特征、功能及形式，以及历史回顾、奥运外交、后奥运时期的外交等方面，虽然为体育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从新时代体育外交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还不能适应和满足新时代体育外交的需求。而且，理论研究还存在诸多盲点和不足，在内容上，历史研究较多，而现实现状研究较少，体育外交的人文性、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关系的研究不多；在方法上，多采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方法，侧重于描述性、阐释性研究，方法与视角较为单一[20]。为此，应采用多学科、多视角方法，不断深化体育外交理论研究。在总体上，可以“关系”核心为本体，以“实践论”为认识论，以“中庸辩证法”为方法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21]。在具体上，应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探索体育外交的实践模式、工作规律，深化对其的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及其党和国家领导人体育外交实践，深化其战略意蕴、价值导向的研究；基于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从历史与实现两个维度，研究和把握体育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规律及其嬗变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体育外交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最后，创新体育外交实践。体育外交价值功能深度挖掘和充分释放，最终落脚在具体的体育外交实践上。应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创新体育外交的内容与模式。对内，应着力夯实体育外交之基。体育外交成效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本国体育是否发达、是否强大。因此，应加快体育强国建设，通过提升三大球的综合竞争力和基础性项目竞技水平，以补足我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不强的短板；通过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强化国民体育参与意识，持续提升国民综合体质，促进国民体育消费；通过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强化我国体育外交的综合实力和话语权。对外，应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体育外交活动。例如：顺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诉求，创新体育交流与合作的理念、倡议和方案，通过共同举办体育赛事、举行体育外交论坛、组织媒体跨境采访等，促进体育文化交流互鉴；围绕将于2019年在北京等地举办的男篮世界杯、2022年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2022年在北京及张家口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的目标价值导向，及早谋划体育人文交流，促进“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效对接。

3.3 着力改善体育外交国际舆论环境

当下，我国体育外交既面临宝贵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机遇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智慧”的诞生，以及“一带一路”战略这一“中国方案”的提出，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主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与积极参与；挑战在于，在“西强东弱”的发展格局及舆论背景下，我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地位与话语权较弱，体育外交的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

首先，应着力增强我国体育话语权。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体育话语权不仅关乎着体育精神和重大国际赛事举办，而且关乎着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我国体育话语权之所以较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育组织中我国任职人员较少，且现有任职人员结构不优。因此，应以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特别是以将在我国举办的男篮世界杯、第19届亚运会、第24届冬奥会为契机，向国际体育组织输送优秀教练员、优秀退役运动员、优秀企业家，使之成为国际体育组织中的管理者或职员，拓宽和畅通我国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沟通、联系渠道。同时，注重培养和提升任职人员的综合素养、话语表达、工作能力，使之在增强我国体育话语权、维护国际体育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2014年，担任国际拳联副主席的上海博盟公司吴迪，不仅把国际拳联下属职业拳击赛(APB)、世界拳击联赛(WSB)引入中国，而且在培养中国拳击后备人才、加强中国拳击国际交流项目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使胡建关等运动员晋级2016年里约奥运会。

其次，着力提升体育外交能力和水平。体育外交人才缺乏、体育对外传播能力不足，是当下制约我国体育外交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应加强体育外交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可在体育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建设体育外交人才培养机制，根据国际体育组织相关岗位及体育外交需求，有针对性培养体育外交人才。应加强智库建设，通过利用不同领域专家、不同国家的高端顾问的作用，提高中国话语生产及传播能力，扩大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应注重提升我国体育对外传播能力。通过建构体育文化立体化的传播内容体系、多元化的播方式方法、培育现代化的传播品牌，开展双边或多边体育交流活动，使“中国声音”更加丰富、悦耳，使“中国故事”更加动听、感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4 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智慧”，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心声和美好愿景，既确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及方向，也对我国体育外交赋予了新的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递中国“好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输出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强大正能量；塑造中国新形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向引领和路径借鉴，是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的重要任务。诚然，由于我国体育外交组织体系不够完善，国际体育话语权“分配”较不均衡，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存在诸多盲点和薄弱环节，导致体育外交价值功能还未被深入挖掘和充分释放出来。为此，应不断健全我国体育外交组织体系，积极调整和创新体育外交战略、思路和方式，着力提升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使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