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66《陶侃列传》记载：东晋陶侃（字士行）任广州刺史时，闲居无事，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甓（砌墙用的方砖）从屋内搬到屋外，晚上再搬回去。旁人见了很奇怪，就向他询问原因，陶侃回答说：“我虽然人在广州，但心里却还是想着中原。要是在这里过惯了安闲舒适的生活，以后就无法担当重任了。所以我用每天搬砖来锻炼体力，磨炼意志。”这就是“陶侃搬砖”的故事。根据史料我们知道陶侃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冲破门阀政治当上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有政绩。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动荡不安的政局上，有建树，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然而他囿于自身功利，在北伐上缺乏真正的历史担当，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逸闻轶事，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都有。

从公允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对“搬砖将军”的分析和借鉴应当分为正反两个层面，纵观陶侃一生， 他从一介寒族子弟，到都督八州军事， 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不断的认可， 获得朝廷的倚重和百姓的爱戴，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和自强不息，这种把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务实精神是陶侃身上最动人的风景和乐章，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一、分析陶侃观领导干部能力精神

（一）领导干部要创业思进，主动担当。什么是担当？简单地说，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是人自身积极能量的迸发。担当可以是情感上或是行为上；或是为自己、亲友、为他人，或为家庭、为社会。敢不敢作为、敢不敢担当，是领导干部事业感和精神状态的最直接反映，因而是一种自觉的精神境界，体现着领导干部的气度、勇气、胸怀、格调，这份自觉不仅是领导干部为官施政的根本之道，更是其确立和发展其他操守的总开关。魏晋时代，由于皇权政治对经学的极度压迫，世人中出现追逐虚名崇尚玄学清谈的怪异倾向，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把名声、谈吐、气质作为人生终极追求，以至于在经世致用的实务上下的功夫越来越少，这一颓废风气令世家大族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政治能力。大都沉迷于玩乐，唯独陶侃坚持以“搬砖”的方式保持进取斗志，《晋书》夸奖说：“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在后来的“王敦之乱”中，口中常说我要准备北伐的陶侃以卓绝军事指挥才能，杀敌平叛，为晋室立下赫赫之功。可见，作为领导干部，常摆单位发展之棋、心中常怀为民服务之火的应当是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

（二）领导干部要精业有为，提高本领。本领即能力，就是指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须的主观条件，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特征。敢担当是主观自觉，真本领是客观保证，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今天，内外环境、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知识周期加速缩短等等，对领导干部的本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应该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都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体系，对各方面基础知识，都得掌握、不可偏废，既要熟悉各项政策，在此基础上术业有专攻。“陶侃搬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古代将军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陶侃正是通过“搬砖治闲”积蓄本领、厚积薄发，为日后平乱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从个人而言，他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并付出最大努力把机会变现。他年轻时为了获取鄱阳孝廉范逵的推荐，不惜“追送百余里”，尽管嘴脸有些恶心，但通过范逵路线走开了仕途第一步。另一方面，从大局来看，陶侃也不负所望。南征北战、治理各地，所以有“飘摇风雨满神州，日下江河乱未休；戡定荆州非易事，论功应独让陶侯。”为东晋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见，岗位有多少需要就要有多少承担，这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合不合格的重要指标。

（三）领导干部要勤业笃行，舍得吃苦。“苦”字在字典上的解释是：（1）像胆汁、黄连的滋味。（2）痛苦艰苦。（3）有耐心地，尽力地。（4）因某种情况而感到痛苦或苦难。可以说吃苦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资本，而能吃苦更是一种精神。“吃苦”乃立业之本。只要有乐于吃苦的劲头，再苦的环境条件也能克服，再难的问题也能直面解决；经历了艰苦岁月的磨砺，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处变不惊、应对自如。对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做到了敢于“吃苦”、乐于“吃苦”，自觉在艰苦实践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强化本领，锤炼迎难而上、百折不挠，不畏惧挫折、不彷徨退缩的精神气质，才能在千磨万击中历练人生、收获成功。“朝运于斋外，暮运于斋内”的陶侃认为，终日耽于安乐之中，就会意志消磨，不能胜任大事。陶侃搬砖自励至年过花甲。他不但锻炼了自己，也激励了他的部属。两晋那些沉迷玩乐的官员早已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唯独陶侃铭记青史。毛泽东之“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都是说他们不论地位高低，总不忘习劳励志。显然，领导干部只有经历“州郡”“卒伍”之苦，习惯“白+黑”“5+2”之苦，才能磨砺自己的意志品质，锻造出闪亮人格和铮铮铁骨。

二、分析陶侃认清领导干部责任意志

当然，从现有史料看，作为一个亡国于五胡的国家，东晋最大的政治就是北伐恢复故土，身为手握重兵的大将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陶侃理应有所作为，但囿于个人眼界和心胸，终身汲汲于个人名利，并未为北伐作出多大贡献，开创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事业。剖析陶侃这个历史人物，让“搬砖将军”无所遁形，不仅有助于领导干部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更有益于助力推动单位转型建设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引领。

（一）强化使命担当，扛起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的历史责任。自南渡以来，北伐便成为东晋每一个主政为将者的终极命题。先后有祖逖、庾亮、桓温等人发动了13次北伐。陶侃手中拥有国家最强军队，但在荆州数十年，从不发兵北进河南，仅攻占了毗邻荆州的新野和樊城，这样的北伐无异于聊胜于无，不久就以年老上书辞职，以自然生命的终结巧妙地推脱了北伐的历史责任。东晋积弱，与执掌政权和军权者大多喜欢沽名钓誉不干实事有很大关系，而陶侃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不应该只有虚名而没有实绩。即便是野心家桓温，以荆州一州之地先后3次北伐，一度收复旧都洛阳、攻入古都长安，伸张了国势，为民众谋取了福祉。民族英雄岳飞驻扎的地区与陶侃大致相当，但其成就彪炳千秋，他坚定的抗金意志和强烈的时代担当使他赢得了无与伦比的景仰和尊重。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一己之私，唯我独尊。当今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约前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会更多的暴露出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这个时候更加考验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检验责任担当，面对这场“攻坚战”，领导干部要树立攻坚克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以挡潜流、战恶浪的思想准备和果敢，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敢于面对、敢于碰硬，“干字当头，干出实打实的新业绩，干出群众的好口碑，干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

（二）因应时代主题，练就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看家本领。东晋的荆州范围大致相当于湖南、湖北两省，几乎是东晋的半壁江山。拥有这么大的实力，是有资本向北方的后赵进攻的。但是陶侃在荆州数十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巩固自身实力和地位上，并不想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自己，也达到了个人目的。但境界不高格局不大是其“硬伤”和“软肋”。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这说到底是学识、见识和胆识不足的表现，缺乏应有的历史眼光、过人胆识、政治智慧、非凡勇气、开拓精神、决断能力。今天，走在新时代长征的路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曲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更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通衢大道，尽管我们已经啃下了许多难啃的“硬骨头”、涉过了很多“险滩”，但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我们去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培养“战略眼”、重塑“战略观”“彰往而察来”，吸收前人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从而深刻把握单位建设的客观规律，准确判断制约单位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特别是面对一个又一个险滩、深水区、硬骨头，要能找准自己的“位”，谋好自己的“政”，恪尽自己的“责”，切实干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成绩，真正让单位受益、让群众点赞。

（三）回应群众关切，锤炼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知而能之的思想作风。东晋政权要想存在下去，必须以恢复中原为旗号进行北伐战争，这是维系东晋政权的根基。“朝运于斋外，暮运于斋内”的陶侃，以“日搬百甓”给自己打上锐志北伐的标签。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历史背后，是陶侃重视私利大过国家利益的事实，即使是《晋书》也掩盖不了他奢华享乐醉生梦死的庸俗行径，“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显然，陶侃把自己的才能当作获取富贵的工具，政绩观远远偏离了正道。就如吴越王钱镠在《武肃王遗训》对唐朝末年上层统治者道德趋于沦丧的现象中肯评价：“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将惜命，托言讨贼，空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政绩观决定着干事创业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成效。靠表面文章图名挂号，短时间内可能有一定效果，或是加官进爵，或是名满天下，但最终会被实绩戳穿所有面纱，露出原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反思陶侃的行径，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立良好的执政作风，本着对发展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组织负责的态度，自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抓中心谋主业的工作，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多做建设需要群众拥护的工作，“宠辱不惊、得失莫念”，忠诚干净担当，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