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兵　麻于宁

摘 要：沈从文作为独具个性的文学家，其文学思想既具有贯穿始终的独特内核和意义结构，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深刻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自问世后，经历了几次重要的重修再版，背后隐含着沈从文修改时的思想斗争与情感变化。选取《边城》版本的修订与选择为研究对象，以期还原其修订及再版的历史现场，并以此探寻其中体现的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常”与“变”，体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坚守自身文学理想时的精神困惑和生命阵痛。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 版本变迁;文学理想; 游移与坚守

作者简介：田文兵，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twenbing@126.com）。麻于宁，华侨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 泉州3620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础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现代中国文学‘寻根思潮研究”（FJ2018JHQZ004）。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5-0149-12

《边城》是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1页。），不仅在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也集中展示其个体精神和文学思想。经不完全统计，截止2002年各类不同版本的《边城》已有15种，其中由沈从文自己修订后产生异文并具有时代意义的版本主要有6种。经典作品不断被修订再版的现象已成为常态，如果说再版是对作家作品经典性的体认，那么修订则体现了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的规训，尤其是作家亲自参与的修订，从其对自己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删改中亦可探知其审美理念和文学理想的变迁。考查在沈从文创作生涯和人生经历的重要历史节点时进行修订的不同《边城》版本，显然是研究沈从文文学思想演变的新视点。

沈从文1933年冬动笔创作《边城》，1934年1月开始在《国闻周报》上分10次连载，《题记》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此为初刊本。同年10月，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丛书第九卷收入《边城》及《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题记》，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此为初版本。初版本改动不大，只是文字纠错和语言润色。1943年9月，桂林开明书店出版1940年沈从文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订的《边城》，收《题记》，属“沈从文著作集之一”，是为开明本。195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收入《边城》，未收《题记》，因文末落款“1957年1月10日校正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11页。），可称为校正本。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并重新阐释沈从文，各种版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也应运而生。其中，1983年1月，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6卷收入《边城》及《题记》，称之为文集本。此版修订情况较为驳杂，不仅糅合初版本、开明本和校正本，还另作其它修改。2002年12月，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全集》，其中第8卷收入《边城》开明书店本，除收开明本《题记》外，又收入1948年沈从文写于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本样书上未发表过的《新题记》，附收其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的改评文章，此版《边城》可称为全集本。

《邊城》自1934年问世至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历时68年，经历了多次重修和再版，而这期间也伴随着沈从文文坛生涯的大起大落，甚至曾搁笔近半个世纪，但在修订《边城》时沈从文却总是亲力亲为。为何沈从文“在不明不白为社会变动中，陷于困难”（沈从文：《最后的文字——复向成国》，《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3页。），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边城》的修订？《边城》的重新修订难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沈从文在此种境况下又是如何处理个人文学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全集》收入的作品均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了初刊本或初版本，而《边城》为何选用的是1943年开明书店的版本？本文将以1943年开明本为中心，将其与1934年初版本、1957年校正本、1983年文集本等进行对校，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并以此为视点探讨沈从文后期文学思想的演变。

一 《边城》“善本”的确立与文学理想的昭示

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收入的《边城》版本，与其他作品收入的版本有所不同：《全集》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了初刊本或初版本，但《边城》选用的是1943年开明本。《全集》收入1943年开明本《边城》，主要因为是沈从文自己对该版本的倾心。沈从文在1957年留样校改本内留下高度评价开明本的文字：“文字简极而波俏，如一幅精美白描，笔准确到无以复加，充满生命”（沈从文：《<边城>题识五种》，《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不仅如此，据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1947年后，沈从文曾在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边城》样书封面上留下如下文字：“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将此本新题记附入。从文。”（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编纂危机》，《文史精华》2016年第24期，第54—58页。）因此，时隔54年，当张兆和和沈虎雏决定收集沈从文的发表作品及散落的文字材料以编辑出版《沈从文全集》时，《边城》版本的选择顺遂了沈从文当年的心愿。

由此可见，开明版《边城》确实是沈从文最满意的“善本”。那么，沈从文何以在40年代末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明示如要出版全集宜用开明本《边城》？据开明本文末题注“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完成，廿九年十月四日在昆明重校改”（沈从文：《边城》，桂林：桂林开明书店，1943年，第126页。）来看，沈从文于1940年10月校改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版《边城》，此时他已因战事举家定居昆明。1943年的开明本正是以1940年的修改本为底本出版的。通过对校开明本与初版本，可以发现开明本的修订主要为两方面：语言表述的完善与成熟以及作品情感的渲染与增强。沈从文是语言大师，他在不同时期都阐述过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 ”，“从旧的各种文字，新的各种文字，理解文字的性质，明白它的轻重，习惯于运用它们”（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他的语言理想是节制、适当和语言德性（董正宇：《沈从文的文学语言观》，《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6—131页。），这在他修改《边城》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语言表述方面的修改主要表现为，一是将部分不合时宜的文言或方言替换为更符合语言规范的白话或书面文，或是进行字词上的纠错。这是对语言表述最基本的修改，在之后的每一版中都有体现。如：

初版本：过大河边去看划船。（P32）

开明本：到大河边去看划船。（P19）

初版本：你这种记心！（P56）

开明本：你这种人，好记性！（P33）

二是通过增加补充说明性质的字词、语句，使内容更为完整。如：

初版本：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P4）

开明本：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P3）

此处，开明本补充说明了翠翠父母的相熟原因，即通过湘西特有的民俗——对歌互通彼此心意。这不仅为二人的相爱添加了浪漫的色彩，也为读者展现了湘西民俗的一角。

初版本：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着。 （P54）

开明本：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闭上一只眼睛，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著。 （P32）

此处，开明本对祖父狡黠神态的描写，通过增加六个字，就达了活灵活现的效果。类似的修改，开明本有多处，多起到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也更加符合沈从文在作品中营造的湘西原生态、淳朴的气质。

三是通过删减不必要字词，使语言表达更为简洁明了。

初版本：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P29）

开明本：再忽然冒水而出（P17）

总的来说，从初版本到开明本，《边城》的语言风格更为圆润成熟，富有生气。同时语言的完善也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这也是沈从文在不断的“文字实验”中所追求的结果。

其次，从初版本到开明本，《边城》的抒情色彩更为明显。相较于初版本，开明本更加注重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

初版本：祖父要翠翠过河街船总家吊脚楼上去看船，翠翠却以为站在河边较好。（P92）

开明本：祖父要翠翠过河街船总家吊脚楼上去看船，翠翠却似乎有心事怕到那边去，以为站在河边较好。（P57）

在人物对话中也会通过增加人物称谓或重复性语句以加强对话中的人物情感。

初版本：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要甜酒？要烧酒？”（P16）

开明本：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P9）

初版本：怎么的，这是真事！是昨天，是前天？（P152）

开明本：怎么的，这是真事！这不会是真事！是昨天，是前天？（P93）

此处修改，不仅有效地延续了对话过程，也使人物情感更有张力，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噩耗给人物带来的强烈震惊，具有感染力。

意象也是《边城》中支撑情节发展，烘托人物情感的关键。开明本通过补充说明意象的具体情况，拔高意象的象征意义。

初版本：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P135）

开明本：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去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P84）

虎耳草是《边城》中最常见的植物，作为连接翠翠梦境与现实的事物，“图现出少女情爱意识的深化及其对初恋少年爱恋之情的增进。”（闫晓昀：《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第66—72页。）而对于摘虎耳草的渴望更加凸显翠翠对傩送生发的懵懂情感，此处开明本对虎耳草难以攀折做出必要的说明，不仅侧面透露出翠翠情爱意识的增进，也预示着结局的不尽人意。在意象处理方面，开明本较初版本更能呈现翠翠情爱心理的起伏变化，也使作品的整体情感细密绵长，引人生发不尽的遐想。

此外，开明本增加对环境的细致描写，营造了令人沉醉的诗意气氛。如：“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沈从文：《边城》，第48页。）

综合初版本到开明本的版本内容变化，开明本较初版本，不仅在语言修辞方面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更关键的是通过增强小说中日常生活以及环境的浪漫色彩，提升作品的抒情性。这些变化无一不体现了此阶段沈从文对“有情”文学的追求。“有情”是沈从文生命实践的不可或缺的支撑，指从审美而非价值理性或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待生命（张森：《沈从文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发掘理想生命的存在形式。对沈从文而言，“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沈从文：《水云》，《文学创作》1943年第4期，第48—63页。）。正是偶然侵入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是“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会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沈从文：《水云（下）》，《文学创作》1943年第5期，第56—81页。）。沈从文表示在创作时要把情感全部投入进去，对自然万物和历史文化进行思索。沈从文成长于有着绮丽风光、淳朴民风的湘西凤凰，家乡的民风民俗孕育了他，感染着他，并赋予他浪漫多情的气质。当他成长为青年，孑然一身来到北京寻求新的世界、获取新的知识后，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残酷杀戮，都市生活的虚伪与病态，又让他感受到人性的丑陋。因此，对家乡以往生活的思念促使沈从文在作品中不断塑造自己渴望的理想生命形式，“人生因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沈从文：《水云》，第48—63页。）。

此外，“美”也是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对于“美”，沈从文有其独特理解：“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沈从文：《烛虚》，《战国策》1940年第1期，第21—28页。）。他认为美无处不在，美具有一种神性色彩，并注重感觉对美的捕捉。开明本中沈从文对人物语言、心理、神态或是外部环境的补充描写便能显露此种观念。1940年，国家飘摇、社会动荡，在昆明的沈从文经常在日机的轰炸中度过，甚至他的九妹在骚乱中因受刺激太深，神经出现了问题。战争环境的混乱及后方生活的不安定，让他深感“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会限制，理想受肉体限制”（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1940年第10期，第13—25页。）。然而，即使在昆明困顿的境况中，他仍凭借着自身对美特有的感受力，重新开辟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乐土——昆明呈贡的自然风光。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在回忆昆明生活时，提及即使身处后方，沈从文也“力图让孩子的眼睛拒绝黑暗，拒绝悲惨，拒绝疼痛，尽量不让孩子们往惨淡的方向联想”，用欣赏风景保护他们对世界的美好记忆。（沈龙珠、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86页。）沈龙珠认为这是父亲一直坚持的人生态度。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沈从文仿佛又回到了在湘西的日子，发现了“美”的存在。于是，他继续着30年代对文学的思索，从“美”中探索“生命”的神性形式，欲以此摆脱心上的巨石，力图通过由此产生的“情感”——流淌在文学作品中的抒情性来感召人们对于生命的希望和理想。初版本的校改，体现了神往于“过去”美好事物的沈从文，在面对现代转型时，重建生命神性，重造民族文化，以抒情文字唤醒民族的勇气与热情，唤醒民众想象未来的能力的文学理想。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世界构架逐渐形成;40年代，在“人事”与“有情”的交互作用下，其文学理想得以延续——“利用爱、情感、道德来沟通心灵”（刘涵之：《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借助文学“拥抱世界”并“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4页。）;从宇宙万物中捕捉“美”的事物，从中发掘“神性”的力量，找寻理想生命的存在形式。总的来说，相较于初版本，开明本是更加完善的一部，它的出现标志着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明确与深化。

二 校正本：“群”与“我”之间的游移

1957年版《沈从文小说选集·边城》文末有这样一段落款文字：“1934年4月19日完成。1940年10月4日在昆明重校改。1957年1月10日校正于北京歷史博物馆，距最初动笔已23年。”（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第311页。）从中可以得到一个信息：沈从文是在接受中央革命大学教育后校改此版《边城》的。沈从文因其极具独断性的、仅以审美的角度从“抽象”中找寻理想生命神性的自由主义文学观，长期游离于左翼文学主潮之外。尤其在1949年初，他不仅承受着来自主流话语的压力，家人们也无法理解他：“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FK（W][HX（*2，1）F12]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FK）][KG*3/4]”（沈从文：《致张以瑛（19490313）》，《沈从文全集（第1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删除线为沈从文划去，但仍能识别的文字。）可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孤立环境中，沈从文不仅对自己曾注入全部心力与生命情感的创作事业已感到力不从心，还对自身存在价值产生了质疑。在此种极度混乱的精神状态下，他选择了与世决绝。病愈后的沈从文被安排进中央革命大学进行为期10个月的学习，在革命大学学习结课后，发表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在文章中不仅表示过去习作已与现实脱节，究其原因，“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还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对“政治”的误解，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沈从文：《我的学习》，《大公报》，1951-11-14。）在此之后，他被调入历史博物馆进行文物研究工作。

然而，沈从文虽自身性格温柔敦厚，却能为维护文学理想的“纯洁性”而不惜个人利益与安危。因此，即使此时他已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情感见于作品却孤立而偏左”（沈从文：《我的学习》，《大公报》，1951-11-14。），但他并不会就此轻易放弃一直追求与坚持的文学理想，“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凌宇：《沈从文传》，第434页。）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习惯的创作方式与追求的文学理想必然会与时代要求相抵牾。也就是说，沈从文即使对“政治高于一切”有了一定的反省与认识，但在实际创作中是极难贯彻的。在文学理想与现实矛盾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沈从文开始找寻补救办法：“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沈从文：《致丁玲（19490908）》，《沈从文全集（第1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机缘巧合的是，正当沈从文萌生放弃写作事业念头时，他的工作被转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恰好为解决他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提供了“避难所”。1953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告知沈从文，其解放前出版的各类著作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书店已印或未印的书稿已全部焚毁的事件，彻底熄灭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激情，他主动断绝与文学创作的联系，心中的一支笔完完全全不再提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并不代表他消极自毁，他只是以隐退的方式求得心灵的一方净土，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文学理想的纯粹，“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沈从文：《致张兆和（19561210）》，《沈从文全集（第20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文艺界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文艺界紧跟思想潮流，努力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重新阐释那些被命为“逆流”的“形式主义”作家，沈从文便是这个热潮中被广泛评论的作家之一。正是这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人民文学出版社调整了出版规划，将废名、沈从文等在思想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一定距离的作家旧作纳入“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书目”出版。“双百”方针的提出，虽然再一次点燃了沈从文的创作热情，但此前的经历显然还是让他心有余悸。此时的沈从文对《边城》的重新修订在很大程度上能折射出其内心的复杂及文学观念的微妙变化。

沈从文的个人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群”这个概念，如1949年5月30日《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194905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1949年7月《致刘子衡》“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沈从文：《致刘子衡（194907左右）》，《沈从文全集（第1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页。）“群”在沈从文这里，所指应是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社会群体。在《选集》的《题记》中，他强烈表达了自己向“群”靠拢的决心以及自己无法创作出符合新时期风尚的作品的遗憾，“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第4页。）。此外，他也深感旧作与当时语境相抵牾，且读者群体也发生变化，“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个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第5页。）。因此，他表示希望“能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第6页。）。不仅选集本《题记》字里行间透露沈从文立志向“群”靠拢的决心，此种“决心”在《边城》的具体修订中也展露无遗，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新的现代汉语规范标准修改字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进各民族的交流与往来，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于是，沈从文在开明本的基础上，将其未注意到的文言、方言等改为现代语言词汇，如“皆”改为“都”（或能不加的尽量删去），“故”改为“所以”或“因此”、“与”改为“和”等等;将旧的量词与数词改为新时期通用的量词与数词，如“打付金耳环”改为“打副金耳环”、 “廿”改为“二十”等等。此方面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语言词汇运用的准确性，但是其原有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风格变得略显生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民族色彩。

其次，对小说情节逻辑进行修改。如有关翠翠父母爱情故事的叙述，开明本：“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暖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首先服了毒。”P8校正本改为：“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暖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结婚不成，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在一场偶然来到的急病中就死了。”P227-228沈从文是想通过改动故事的“时间”，与茶峒军人的死因，勉力使《边城》与健康、积极的新社会文化语境相协调。但这种为了符合新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做的修改，既失去了故事的真实感，也破坏了文本的内在和谐。

校正本中修订最为明显的是，删改或增添了一些适应新社会风尚的内容。如开明本：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P4。而校正本将“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改为“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P228。以上选段中两个版本的不同处在于结尾对翠翠行为的不同表述，这也是四个版本在此处的最大区别（除校正本外，其余版本都是“在水边玩耍”）。根据作者对翠翠初次登场的描述，翠翠是一位天真无邪、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好奇的少女，“水边玩耍”这一动作才更加符合此年龄阶段的女孩子的形象，而“来完成任务”则将划渡船作为一项刻板的工作，不符合此年龄段的少女表现，更不符合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湘西人民自在自为的形象。不仅如此，在沈从文的笔下，动物也没能逃脱工作的“命运”。如开明本描写黄狗：“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P42而校正本改为：“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参加工作，依然满船闻嗅不已”。P255校正本的人物描写，添加了革命和阶级话语，使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性遭到减损，表现出作者紧跟社会风貌、适应新的意识形态所做的努力，但如此改动难免使人有牵强之感。

综上所述，从开明本到校正本，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符合新的语言规范，沈从文有意识地改变了语言风格;二是受国家政治形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思想内容做出部分修正，以符合新的政治规范和新的道德规范。这表明新社会的文化语境不仅制约了沈从文的创作空间，也使其创作理念发生了些许变化，其个体思想呈现出与主流意识合拍的趋势，企图使文学创作符合新时代的体制要求。

尽管沈从文试图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新时代潮流，也曾试图融合文学秩序与文学理想之间的矛盾，但从校正本的修订中，仍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对“有情”传统的念念不忘。当然，这也与1956年提出的，旨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双百”方针有一定关联。文艺界对不同风格和艺术形式的文学艺术的提倡，也让沈从文有了坚定自己审美理想和道德倾向的信念。如将开明本中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改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P12。校正本将开明本中的“城市中人”进行了细分，具体指向“绅士”这一类，这一修改与“讲道德”“知羞耻”构成的语义相较开明本讽刺意味也更加强烈。同时，用这样“讲道德知羞耻”的城中绅士与娼妓作比，更能印证娼妓的品质更加纯善。具有相同情感表达的情节还表现在，老船夫进城买肉与卖肉人的对话上，开明本为“喂喂，大老板，我不要你那些好处！腿上的肉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P43校正本改为：“喂喂，大老板，凡事公平，我不要你那些好处！腿上的肉是城里斯文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P256校正本用“斯文人”对城里人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在对比中体现出乡下人的淳朴不做作，作者的情感倾向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从校正本在整体上还是遵循沈从文的“人性”观念便可看出，沈从文在努力向“群”靠拢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文学理想的逐渐偏离，试图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坚守着个人性灵、自由书写的信念。此时期，他一直在国家意识形态规范与对自身文学观的坚持之间徘徊与游移，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写下的那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第5页。），言语中流露着“我”与“群”矛盾冲突的精神苦闷。20世纪50年代后期，沈从文文学理想中的“有情”与现实要求的“事功”目的难以按照他预期的方向融合，1962年突然中断写作的《抽象的抒情》正是他在“有情”与“事功”的矛盾冲突中，无法完全抛弃自我精神世界，融入“群”的证明。

三 文集本：价值体认中的显露与试探

新时期，文学逐渐回归常态。从海外到香港再到大陆，逐渐兴起了一股“沈从文热”，学界将目光又重新聚焦到已经在博物馆默默进行文物研究工作近20年的沈从文身上，沈从文及其作品回到公众面前。1980年元旦前后，花城编辑部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了座谈会，其中沈从文被邀请参加北京座谈会。据当时主持座谈会的编辑苏晨回忆，一个小插曲打动了他们：在邀请沈从文时，他们特意交代他赴会时打出租车予以报销。可是到了开会那天，沈从文却打着雨伞坐公交车来了。沈从文的朴实作风给几位编辑带来极大震动。他们表示想要出沈从文的书，并出文集。（范汉生、申霞艳：《风雨十年花城事·不懈的攀登》，《花城》2009年第3期，第160—179页。）虽然这并不是出版《沈从文文集》的决定性原因，但是足以看出沈从文其人其文对他们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沈从文“文笔清新、婉丽，有诗情，有风致，而且不乏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湘西的风土人情经过他的一支笔，娓娓写来，便把读者带进那种情境中去”（辛笛：《从郁达夫和沈从文两文集谈起》，《读书杂志》1982年第5期，第39—43页。）。

在花城出版社的极力推动下，出版沈从文文集一事最终尘埃落定。但处于事件中心的沈从文对此并不乐观。他虽然欣喜自身价值重新得到肯定，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种种不堪经历给他带来的阵痛长期占据着其内心深处，对此种“抛头露面”深感惶恐。这种惶恐主要指他渴望坚持自我却无奈长期因外部环境及自身因素而导致无法追寻文学理想的恐惧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他反复与亲友强调“‘沈某某热这一会会即成为过去事”（沈从文：《复施蛰存（198002中旬）》，《沈从文全集（第26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事实上十分平常、不足为奇，……只不过一时感情反映，一种近于时髦事物，不到三五年即将成为‘故事矣”（沈从文：《复陈越（198009上旬）》，《沈从文全集（第26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言语中暗含了对现实的无奈与谨慎，这也反映出沈从文对现实的无力感与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矛盾体验。所以不难理解当1979年《沈从文文集》责任编辑向他提出要为其出版文集时他的顾虑。

198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正式问世，第六卷收录《边城》及《题记》。这一版本较为驳杂，它糅合了初版本、开明本、校正本，还做了许多其他修改。具体改动大致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集本部分词语和句子选取了前三个版本中更为简练却留白的表述方式。如第七章当祖父和翠翠谈及终有一天翠翠会离开他时，初版本、开明本对祖父的神态描写为“祖父有点心事。”P62P87校正本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说明，“祖父有点心事，心子重重的。翠翠长大了。”P251文集本保留了初版本和开明本的表述，点到为止，为读者留下想象与回味的空间。

其次，文集本部分表述保持初版本原貌。这方面的修改，主要体现在词语或句子結构使用方面，如：

初版本：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P201）

开明本：到如今自己却成为这孤雏……（P124）

校正本：到如今自己却成为这孤雏……（P310）

文集本沿用了初版本表述，此处保留“这”一字虽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却更能体现杨马兵自嘲的心理。对初版本内容的还原，不仅在字词使用上，少部分还原也体现在逻辑关系或对象描写上。但文集本对初版本逻辑关系和人物描写的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以及小说人物的丰满性。如第十章中祖父要翠翠过河街船总家吊脚楼上看船处，对翠翠的不同描写，开明本、校正本为“翠翠却似乎有心事怕到那边去，以为站在河边较好”P57P265，文集本删去了对翠翠神态及心理的描述性语句，仅为“翠翠却以为站在河边较好”P114，还原至初版本的表述。此处修改，弱化了人物思想的流动，无法体现翠翠情窦初开的懵懂心理，对情节发展也造成了阻塞。

第三，文集本糅合初版本、开明本、校正本的表述。如文集本讲述翠翠父母的故事：“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暖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首先服了毒。”P75文集本首先对校正本中军人死亡的原因做了修改，恢复到了开明本及初版本。这一修改显示了沈从文摆脱十七年时期社会道德风尚对人思想禁锢的“圈套”，重新回到表现真实人性与探求理想生命的文学理想。军人“服毒”的死因表明了其对自我选择的尊重与负责，因病去世无法体现湘西人民自在自为的生命存在形式。其次关于二者如何相熟的原因，文集本采用了初版本的处理方式，删去了开明本中增加的“唱歌相熟”的原因，使湘西风俗略失色彩。但在整体上，并没有因此抹杀作者想要表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此外，在《题记》方面的修改，文集本除些许用词与初版本不一样，内容与初版本基本相同。值得关注的是，有一处修改是开明本独有的，而文集本没有采用：“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来说，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我知道的。”P1此处独有修改侧面反映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在城市生活了近十年后，远离城市，再一次回归自然切身体会到生命被文明侵蚀的痛苦。在痛苦中，他不断将自己的美好理想与期待倾注于湘西世界中。此时虽然身体受限，但其精神是自由的。文集本删去这关键的一句，是否暗示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自由施展仍有顾虑？

从文集本的修改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在编辑修订《边城》时，虽然表露出重拾20世纪40年代文学理想的情绪，但即使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其长期压抑而形成的谨慎习惯，也迫使他不敢轻易在作品中表现此种情绪。“所以我还为你担心，诚心诚意的劝你不要以为双百方针一提，即忽略现实，政治上即或再民主一些，……至于文学方面大致还是照旧一二三四排队，不能维持……”（沈从文：《复邵华强（198004上旬）》，《沈从文全集（第26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4页。）这是1980年4月沈从文在复邵华强信中的顾虑与提醒，他认为即使当下政治与文化氛围宽松，文坛的风气在一时间是不能改变的，自己甚至是与他相关的人还是不要大意。据当时负责出版的编辑苏晨回忆，在修订文集时，沈从文把拟选旧作校改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细致删改不合时宜处，惧怕再生事端，可见其小心谨慎处。不过，沈从文终究是对创作事业有着自我坚持的作家，在1982年复徐盈信中，他谈及了修订文集时的无奈，“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时忌的也必删去，‘易至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得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沈从文：《复徐盈（198202）》，《沈从文全集（第26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自然此种删改方式会使作品失去最自然的特征，信中流露着他对在局限之下进行修改的作品的不满。

新时期，除了《沈从文文集》的出版，《边城》也有过几次电影改编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昌霖提出改编《边城》，但因其改编意见与沈从文对《边城》的理解不一致，导致沈从文无法认同电影剧本及演员，此次《边城》的改编以失败告终。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凌子风再次提出将《边城》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许诺尽可能忠于原作，他得到了沈从文的大力支持。沈从文本人还亲自审阅了电影剧本，并提出了不少建议。沈从文关于《边城》电影改编的原则就是以抒情诗的方式拍摄影片，“……且故事是当成抒情诗画卷展开而成，若照一般电影方式让理，并任意改动内容，不可能得到应有效果。若更无中生有，加上点阶级斗争，成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性剧本，我不会同意的”（沈从文：《复世功（19830421）》，《沈从文全集 （第26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05页。）。这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确立的文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将生活与想象中的图景转换成文字时，必不可少的因素是“情”，如今再将这些文字转化为影像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仍是能否准确呈现这个核心要素”（李玮：《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以书信研究为核心》，博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年。）;反对文学成为政治、商业的附庸，坚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可以看出沈从文渐渐走出文学思想游移与坚守缠绕的困局，开始找寻曾经遗失的“边城”，回归至内心的理想世界。但电影与文字作品终究不同，作为文字作品的直接责任人，作品中体现的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仍处在苏醒与试探的边缘游走。

纵观初版本、开明本、校正本再到文集本的变化，开明版《边城》虽并不能称作最完美的版本，但在其之后修订出版的版本却受到更多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应该说，开明版《边城》对于沈从文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他尽力使文本语言达到尽善尽美，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并仍能保留新婚后书写《边城》时的那份原初感受的版本。开明本时期标志着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正式形成，此时也是沈从文肆意创作，表现本真的时期;校正本的修订表明他在“群”与“我”关系之间徘徊不定，文学理想发生了些许偏离，思想在政治规训下与时代大流中呈现出向意识形态靠拢的倾向;到了新时期，沈从文感受到个体价值再一次得到肯定，在惊喜与多年阴影带来的余惧的纠葛下，其文集本的修订显示出沈从文文学理想有保留的回归。2002年，《沈从文全集》收入开明版《边城》，尽管沈从文已辞世多年，但在親人和其他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了他对文学理想的坚守与彻底回归。

《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委员会由顾问汪曾祺、王[HT5，7”]予[KG-*4][HT5，6”]予[HT5]，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凌宇、刘一友、沈虎雏、王继志、王亚荣、向成国、谢中一、张兆和组成。当《全集》编辑事宜提上日程，沈虎雏与张兆和分别求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沈虎雏登门求教参加《茅盾全集》编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张小鼎。从张小鼎处他获悉编全集是百年大计，要对历史负责。张小鼎强调，编选全集的最大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文字，有些不让编入，能编入又大多经过修改，可是这样学术价值反而会大为折损。因此编《沈从文全集》，千万不能按目前观点去修改。（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编纂危机》，《文史精华》2016年第24期，第54—58页。）作为沈从文最亲近的人，沈从文对沈家二子从小在读书习作、审美感受、为人处世方面的言传身教，必定会影响沈虎雏编选《全集》的建议与看法。他们记忆深处的沈从文是向往美好事物的人，“我们俩上学途中，还常在路边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还是引导我们去看美好的东西。他带我们看山，看树，看晚霞，看镶着银边的乌云，看地上好玩的虫子，看大自然种种美好。所以从孩子的角度看，我们还是过得很快乐，这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痛苦被掩盖，而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美好的东西。”（应磊：《沈从文之子忆沈从文》，《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1期，第30—33页。）此外，张兆和与沈家二子还表示在编辑《全集》时，他们才逐渐真正理解沈从文——若是沈从文亲自编选全集，应该会“留下来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云南乡下的几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是怀了极大的期许的”（沈龙珠、刘红庆：《沈从文家事》，第126页。），即使“乱机频繁轰炸，物价飞涨，但沈从文精神自由”（沈龙珠、刘红庆：《沈从文家事》，第126页。）。对于晚年沈从文来说，回归最原始的真实才是其真正的心愿。基于听取专家的建议和对沈从文的印象与理解，在编选作品时，最宜选用能体现“沈从文”特色和精神的版本。张兆和与沈虎雏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重新出版的沈从文旧作，大多都经历了修改、删除、加工与装饰，不具代表性，因此不宜选用。不同的是，开明本的修订出版主要基于沈从文本人明确了捕捉与体现“美”，挖掘“神性”与理想生命的存在形式的文学理想，是最贴近其文学理想也是最贴近初刊本写作意图的版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选编《沈从文全集》时编辑委员会在《边城》的版本选择上选用了开明本，这不仅是沈从文的亲友、研究专家对沈从文的理解，也是沈从文本人在最意气风发的时期亲手书写的愿望，也是其昭示其对文学理想的最后坚守。

Vacill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Shen Cong-wens Literary Ide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ision and Selection of[WTHX]Border Towns Edition

TIAN Wen-bing， MA Yu-ning

Abstract： Shen Cong-wen， a writer with unique personality， has advanced and profound literary ideal with unique core and significance throughout his literary thoughts. He has irreplaceable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Shen Cong-wen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Border Town has undergone several important revisions and reprints since its publication， which implies his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emotional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This paper chooses the revis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edition ofBorder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its revision and reprint. In addi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ant” and “variable” of Shen Cong-wen's literary ideal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perplexity and life pains that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encountered when they have stuck to their literary ideal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Shen Cong-wen;Border Town; version change; literary ideal; vacillation and persistence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