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尧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稳步提升。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51.27%，标志着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18年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1]，2009—2018年城镇人口比例上升速度加快，城镇化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图1）。

图1 城乡人口年度数据

城市问题随着城镇化率的快速上升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关系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列入政府议程。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2]垃圾分类处理不仅可以营造适宜居住的城市环境，同时通过引导居民垃圾分类可加强居民环保意识，促进资源再回收利用。

1 文献回顾

垃圾分类是环境生态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但近年来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城市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视角：公共管理学视角研究如何构建适合国情的现代化垃圾分类制度；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经济学视角研究主张运用社会资本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法学视角探讨现行垃圾分类法规的缺位问题。

聚焦于垃圾分类机制与制度构建，陈绍军等基于宁波市6区2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3]。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角度研究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将垃圾分类机制与居民行为和居民意愿相关联，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垃圾回收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二，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以及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其三，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所得出的结论为后续构建政策机制奠定了基础，提高分类设施的便利性，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以及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等机制，为垃圾分类政策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吕维霞以日本垃圾分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日本垃圾分类机制定义为“基于本国资源特点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在对该机制的研究将其运行机理理解为“这个机制以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为基础，以责任明晰的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体系为保障，以严格的惩罚措施和监督措施为外在压力，以有效的扶持与激励政策为动力”[4]。事实上日本垃圾分类运作机制确实在政策机制设计上较为全面，不仅能够有明确的法律配套设计，还能够包含激励与宣传教育等配套激励措施。在这样的政策机制设计上，能够提高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采取软硬兼施的两种策略保证政策实施与执行。

本研究从“互联网+”技术赋能视角切入，通过分析现行广州市大学城“绿岛计划”垃圾分类措施与制度构建，详解“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的运行机制与模式。

2 研究背景

垃圾处理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市政问题，《广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广州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从1990年的105万t/a增至2010年的356.62万t/a，20年间涨幅约240%，目前日产垃圾达1.8万t[5]。早在2000年，原国家建设部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践意义，而广州市在这一阶段主要将政策重心放在垃圾后端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推广中，即垃圾填埋场与焚烧发电厂。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所统计的数据现实，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由2003年的58.2%上升至2012年的84.8%。

然而在2006年，全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垃圾后端处理设施建设的抗议性事件，公众抵制垃圾处理填埋场和垃圾处理焚烧厂建设。公众普遍不愿意将无害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其居所周边，广州市同样发生了类似事件。2009年广州市政府宣布建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市民持续激烈抵制，甚至发生上千市民聚集抗议的事件。

2010年1月中旬，广州市政府发起以“广州市垃圾处理政府问计于民”为主题的公众意见网络征询活动，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开始进入政策议程。2010年2月下旬，广州市政府结合公众所提出的意见，邀请全国32位专家学者召开关于垃圾分类为主题的专家咨询会。2011年4月，广州市出台城市垃圾分类管理法规，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垃圾分类的政策目标、责任主体、垃圾类别以及惩戒条例，并于同年拟定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价及奖励办法（试行）》。2012年《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02号决议实施方案》的主题为推进城市废弃物处置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并后续颁布系列政策文件，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意见》（穗府［2012］24）、《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规程》、《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等，通过政策规制提升广州市垃圾分类科学性与合理性。

广州市大学城作为广州市政府规划高等教育区块，集聚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新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共计10所大学。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新造镇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是国家一流的大学园区，规划范围约43.3 km2，可容纳学生18～20万人[6]。广州大学城是中国城市高等教育区块的典型代表之一，该区块主要集中高校教职员工、科研人员以及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3 “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

基于大数据构建的“互联网+”平台在社会治理领域有极为广泛的运用，现阶段在以下领域有大量实践研究成果。

其一，在公共安全领域。政府运用GIS技术对所辖地区进行大数据收集，可以有效预测犯罪案件多发地点与时段，从而有效分配警力资源。我国现阶段在全国各地推广的“天网工程”其有利于犯罪案件的预防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

其二，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政府部门使用来自于大的、紧密的传感器以及社会媒体数据所组成的大容量数据，可以通过可视化和GIS制图，改变公共服务方式[7]。

其三，食品药品监管领域。食品药品的监管向来是一件较为困难的公众问题，一方面由于食品药品从生产加工到使用需经过多个环节，全过程质量监管成本高，难度大。另一方面，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一旦出现相关安全事故，将影响公共卫生系统公信力[4]。2016年3月19日晚，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了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庞某等非法经营疫苗案件中掌握的107条上线线索和193条下线线索[8]。该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强烈谴责公共卫生系统监管缺位。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处理如此庞大的监管信息数据，但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则可以实现监控食品药品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最终使用的全过程[5]。

其四，智能交通建设。东非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中提出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ICT）测算通勤高峰时段大概的车流量，从而为政府部门在合理时段限行提供决策依据，以此减缓首都城市拥堵问题[9]。

将基于大数据构建的“互联网+”系统运用于垃圾分类领域，是智慧政务的一大创新，其不仅有利于对垃圾分类实时情况的有效监控，更有利于科学精准地建设垃圾分类设施，打破信息孤岛。

4 “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

广州市大学城“绿岛计划”是由广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运营商所提供的一项垃圾分类计划，其依托“互联网+”智能技术，为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探索模式与机制构建。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模式，通过奖惩激励方式，引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行为习惯。

所谓的“互联网+”就是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发挥互联网的“赋能”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10]。在垃圾分类领域便是营运一套结合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由智能投放平台、积分激励与大素质教育平台、大素质管理平台和城市矿产平台等四大平台共同组合成的平台（图2）。

图2 “互联网+”垃圾分类平台

4.1 营造高等教育智慧社区垃圾分类

社区是政府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在“互联网+”背景下，以“绿岛计划”为依托的社区垃圾分类处理中心能够更加高效地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指引。进入互联网时代，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体的大数据意识都将大幅度提升。届时对政府管理大数据的双向互动会越加强烈。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移动电子设备、可视化电子手段、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会被利用到政府管理中来。政府办公、监管、社会保障、交通监控及决策等都将智能化，更加高效、反应迅速敏捷、更加便民的新型政府将取代现有传统政府，“智慧政府”出现。“智慧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2012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启动智慧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一批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已经逐步进入智慧城市实施阶段。在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内容中，“智慧政府”将是重点。政府先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领域的智能化。各地“智慧政府”的规划和建设的重点内容将包括：智能办公、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智能决策等领域。实现从“信息港”到“数字政府”再到“智慧政府”，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大势所趋。

“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是基于大数据平台，政府智能政务的衍生。通过政府招标，企业在互联网体系下构建方便快捷的垃圾分类系统及配套机制，切实监督引导高等教育社区中的居民，提升其垃圾分类投放精准度。

4.2 “互联网+”提升分类意识

“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不仅仅是垃圾分类形式的创新，而是配套体系的完善以及垃圾分类制度的落实。“互联网+”垃圾分类通过积分激励与大素质教育平台对社区居民进行思想教育和垃圾分类意识的灌输，从意识层面加强垃圾分类教育。

激励中心与监管平台的建立，将垃圾分类政策落实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打破数据壁垒，让监督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激励制度的建立，极大促进了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在垃圾分类积分制的设计中，社区居民通过实施垃圾分类行为赚取积分，在便利店中对换日用品及食品。运用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对在校师生垃圾分类行为进行正强化，从而提升塑造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图3）。

5 结语

运用“互联网+”技术赋能提升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将分类设施智能化，通过信息收集处理及时反映片区垃圾分类实施情况。“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是城市智慧政务实施的探索，在大数据信息处理收集后，针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奖惩将更加精准。在增加少量监督工作人员的基础上，让奖惩政策切实可行。

图3 “互联网+”垃圾分类过程

在“互联网+”技术推广基础上，智能垃圾分类将从投放逐步推广至全过程，运用大数据信息系统全程监控分类后的垃圾运输、处理以及再利用。通过垃圾分类设施智能化，可以极大增强政府效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建设智能生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