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声

福州人对家乡有一种执念，可能是因为这里“烟雨偏宜晴更好”的雅致清新，抑或是留恋那清香扑鼻的茉莉花茶，也可能是舍不得街头巷尾那一碗软糯香甜的花生汤……也许你早就领略过这里的美，也许你还未到过这里，不论怎样，榕城福州都足以成为一段长久的念想。

说不尽的双杭

福州台江区中部的上杭路和下杭路俗称“双杭”，早年是福州的商业中心和航运码头，东起小桥头、水巷，西至三保街、大庙路，南边星安河与苍霞街道隔江相望，北到大庙山龙岭顶。这片曾经以商业繁华闻名的古老街区也是民俗、史学家们研究福州商业发展历程的重要地方，有史料记载：“风味美食在上杭，古美建筑在下杭。”也有专家称这里是“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可以想象当年此地的辉煌。

除了飘香坊巷的美食，古建筑也悄悄诉说着双杭的故事，采峰别墅、永德会馆、张真君主殿等古老建筑犹如散落的珍珠分布在双杭的街道上。

如果说舌尖上的双杭和百年老建筑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那么里面装的则是璀璨的闽都商贸文化。

双杭地区的商业崛起于明代，到了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此地已成为辐射全省、沟通海外的商品集散地，聚集了两百多家商行，经营物资多达五百多种，金融业兴旺发达，各类金融机构云集，东南银行、中央银行福州分行等先后在此设办事处及分理处，私营钱庄兴盛时达百余家，双杭因此成為当时的金融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杭形成了独特的商贾文化，而这种文化及城市精神也是双杭的核心价值所在，对其本身及整个城市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来，经过重建的双杭逐渐成为现代商业繁荣和历史文化的交汇处，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不过再喧嚣的闹市也有寂静的一隅，鹿森书店就伫立在这一闹市幽静处。沿着三捷河向西而行，不出一百米，就能看到一栋方方正正却又不失浪漫的青砖小楼，楼上挂着一块复古的铜牌，上书“鹿森”二字，《诗经·小雅》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句，鹿森书店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店主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志同道合之人在书中探求生活之美。

近年来由于拆迁改造，双杭老街上的许多店铺都关了门，只有一些传统老店还在坚持开门迎客。岁月像潺潺的流水般飞速流淌，留给人们丝丝缕缕的眷恋，当双杭经历时代风云的打磨，同样被时光无情地打上破败的烙印，但总有一份令人眷恋的情怀在轻声地呼唤，总有一些不舍的人想把记忆和光阴串联起来。

岭南第一胜览

屏山公园内的镇海楼曾与黄鹤楼、岳阳楼、烟雨楼等被列入“中国九大名楼”，我沿着石阶和坡道蜿蜒前行，驻足抬头时，依稀看到了镇海楼宏伟高大的轮廓。

镇海楼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为防御倭寇和建福州府城时所筑，是各城门楼的样楼。远眺这福州古城的最高楼，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福州曾经的“西湖外八景”之一——样楼观海。

随着距离的缩短，我终于得以仔细观察这座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飞檐木构楼。站在楼下仰望，楼匾金碧辉煌，由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书写的“镇海楼”三个大字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重建的镇海楼楼体由基座层、台基层和二层楼阁组成，总高31.3米。据介绍，为了让游客在楼上观景时能看得更远，镇海楼在修建时抬高了10米，形成了眼前古朴高峻的石基座。

福州每年都要经受多次台风侵袭，明清时期由于砖石结构的建筑较少，老百姓们便将这座楼看作镇妖辟邪的风水楼，乞求它能保佑海上船只的安全和福州城的安定。也有人说镇海楼其实是航行标志物，郑和下西洋后，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随即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当时到福州的海外船只行至城东鼓山脚下时都可以看见镇海楼，因此其从建成之日起便成为进出闽江口航船的重要标志，每当五虎门潮水上涨，大船进出江口均以镇海楼为准望。

镇海楼西侧有七口石缸，按北斗七星方位排列。据说，七星缸的每口缸对应福州的一个城门，平日里七星缸里会装满雨水，如果哪口缸见底，便预示着石缸所对应的城门附近会发生火灾。

进入镇海楼，一楼大厅正中摆放着一件由十面金丝楠木拼接而成的清代屏风，在屏山最高峰的镇海楼上摆放珍贵的屏风，物景两宜，无疑是十分贴切的。屏风上留有“清客肯来，榻还下我”的词句，“清客”是梅花的别称，“榻还下我”则出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徐孺下陈蕃之榻”。展厅内不但有福州的掌故与历史沿革，还有福州名人的介绍，如林则徐、沈葆桢、萨镇冰、严复、林觉民、冰心、林徽因等，可谓灿若星辰。登上二层凭栏远眺福州城美景是游镇海楼最重要的环节，大厅两侧挂有两副楹联，东侧为“数千年事在双眼，十万人家第一楼”，西侧为“八闽雄都一楼镇海，千秋福地万树屏山”。向南望去，现代化的福州城拔地而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只可惜由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阻隔，闽江已不可望矣。

名流荟萃的董家大院

福州的三坊七巷名气很大，这里过去是文人骚客兴会雅集之地，作家故居、诗社会馆、画楼书轩散落于古街深巷之中，所到之处书香袭面、雅韵袅袅，至今仍散发着醇厚隽永的人文气息。

我原本想去参观严复旧宅，却因内部维修而吃了闭门羹，于是便在南后街百年老字号同利肉燕老铺稍作歇息，一抬头又瞅见挂着“董执谊故居”门牌的深宅大院，宅主的名字虽看着陌生，却有林纾、陈衍、王寿昌、何振岱、陈培锟等名流常来此处，与其一同品茗清谈、吟诗酬唱，想来绝非等闲之辈。

董执谊故居是一座旧名人会馆，也是清末民初文人墨客的期会之所，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致，刚刚失去亲瞻严复故居的机会，可不想再与《茶花女遗事》的译者林纾擦身而过。然而这座故居目前并未对外开放，仍是董家后人的私宅，我只好在外面打量起这座由末代帝师陈宝琛手书“贞吉居”门匾的宅第。

后来，福州当地人凌先生告诉我：“董执谊是清末民初三坊七巷老印书坊味芸庐的业主，前清举人出身，生前曾担任盐官和咨议局议员，后辞归乡里，开办书坊主营地方文献和书籍，并专心治学著述，曾广搜民间文献和古籍，编辑修订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闽中别记》，被誉为‘闽地文学版的清明上河图。”董执谊交友广泛，林纾是他的私塾同窗，他还与诗人陈衍和何振岱常有吟诵唱和。据说林纾早年创作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时颇受《闽中别记》里俚语鄙谚的影响，穿插诗中，相得益彰，郑振铎还因此赞许林纾在《闽中新乐府》中所表现出的新党气象，说：“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可见林纾并非全然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责难的迂腐守旧、桐城谬种之类的旧文化卫道士，在他的早期作品里，尤其是后来翻译的西方小说方面，林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传播新思想的积极作用。”

凌先生曾有机会进过董执谊故居，他这样描述故居的内部环境：“花园不算很敞阔，但是布局独特精巧，四周景物幽雅空灵，庭院中央有一方鱼塘，驳岸青垒之内红鲤小鱼怡然可爱，墙边一座半边亭，沿亭一溜美人靠，四周花团锦簇，无边春色，西厅廊正与池塘假山相对，三五张躺椅、茶几方凳依次排开，这里便是诗朋文友雅集吟唱的会场了。”

“亭台都占空中地，风月教低四面墙”，援引陈衍这副对联来形容当年的雅趣风致再恰当不过。当年福州文学社团众多，董执谊的晓社便是其中之一，每次诗会之前，由董执谊手书邀请函分发远近文友，同窗林纾和林纾《茶花女遗事》的法文合作者王寿昌，后来的同光体诗派创始人、备受钱钟书推崇的诗人陈衍和《西湖志》主纂何振岱等文人骚客便会如期而至。

诗会一开场，有人搬出一尊铜鹤诗钟，这种诗钟在铜鹤喙上穿有一红线，一端吊一枚铜钱，另一端系一根炉香，限一炷香内凑成诗联，香尽钱落，钵响钟鸣，然后众人将手书诗联匿名塞入一个印有“晓社”字样的木匣内，褒贬评议一番，由此留下了不少传世佳句妙联。

新旧两股思潮和中西两种文化在此因缘际会、相互映衬，旧诗坛同光体的盟主们与《茶花女遗事》的译者团队同列一席本身就是别具风致的看点。由林纾参与翻译曾产生极大影响的西方文学作品，无疑给中国晚清文坛带来一股风格迥异的人文清风，冲击了保守文化势力和传统审美观念。

古城老巷，任何一个老福州人都曾走过千万遍;榕城旧事，任何一个老福州人都能道出千万言。满是落叶的大理石台阶、“咸康参号”的百年老字号、中西合璧的采峰别墅……榕城不仅是异乡游子惦念的故乡，更是老福州文化的完美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