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舒頔

高中时，我和韩艺经常逃课到那间音乐教室里。过去许多年，她也许还记得，那是个青砖盖的老楼，砖楼的前面覆满了绵软的青苔，后墙被大片爬山虎盘住，它们那么执拗，倚墙而上，沿着窗户上的钢筋一直攀向房顶。阳光被爬山虎的叶子挡成碎片洒进来，大块小块地摆在墙上，裂痕穿过水波一样晃动的石灰墙壁，用神经质的线条勾出一张沧老繁难的脸。我经常看着韩艺坐在一台垂垂朽败的钢琴前，流动的光斑重叠在她身上，那时我还没有感觉到，时间正在碎光的缝隙里四下奔走。

如果后来有一天，韩艺会向别人讲起在音乐教室的情景，当她向别人讲起了我，她的脸一定会先皱成块抹布，然后以痛苦的语气说道：那人总是穿一条破洞牛仔裤，在钢琴前，坐姿歪斜随意，他还敢把一支烟叼在嘴上，让烟灰都掉到了琴键上，根本是个街上的小流氓，他哪里有一点弹钢琴的人该有的样子嘛。

韩艺要这样说起我，不怪韩艺，只说明我看起来的确和钢琴这种物件极不相匹配。韩艺在教室里辅导我弹钢琴，总是要我别抽烟，又要求我坐得四平八稳。我做不到，她就建议我在背上绑根棍子，方便腰板挺直。真那样，我就会像个古时候被五花大绑的囚犯，马上要被人拉出去斩首了，还有心情弹钢琴？我们坐在音乐教室里，时常闻见一股混杂着腐败枯叶和新鲜青草的气味。爬山虎的叶子在一阵风拂过后打着颤，教室里回荡着河水流淌的声音。一群鸟儿会在每天午后三点到四点之间飞来，落到藤蔓植物之间。在我的记忆里，韩艺就是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开始抱怨，收了这种劣徒，真是欠了你的;白白为你逃一天课，师父就为是找徒弟的气受吗。她这些话一说起来就絮絮叨叨的——之前我根本想不到，韩艺这个平时面无表情的姑娘唠叨起来，也是跟那些表情丰富的姑娘一模一样。我很烦她这种态度，就对她说，你要是感到无事可做，就学学小卖部那位大妈，抱一捆毛线来这里打件毛衣。那位大妈从来惜字如金，你找她买个煮鸡蛋，她就告诉你，两块。从来不问你要不要袋子。

起初我以为韩艺跟着我逃课，是为了讲义气，很受感动。后来才发现不是，她教我弹钢琴，纯粹是为了以此来折磨我。再或者，她根本和我一样，也认为教室的椅子上长着尖刺，坐下去就浑身不舒服，谁知道呢。总之我现在已经不感动了。我也把这些话对韩艺说了，但是她不承认，说我讲话不凭着自己的良心，还骂我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有一点慌，主要是怕她说出更吓人的话来。她骂完我，我就想，算了，她要我弹钢琴我就弹钢琴吧，她要当我的师父就让她当吧。

我和韩艺在一所高中，但韩艺在尖子班，我在职高班。一开始，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分成这两种班。后来韩艺告诉我，所谓尖子班，就是有可能上大学的人念书的地方，另外一部分人没可能上大学，就去上职高班。学校单独给了尖子班一栋楼，那栋楼坐南朝北，没有西晒，据说风水很好，迟早要出状元。我不懂风水，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座楼，它被很多铁栏杆围着，站在外面看，隐约可以见到一个天井，院中有一些人工栽种的植物，其实很像一个动物园。在上课的时候，我时常从窗外呆呆地注视这座尖子楼，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从那里看见，一头蠢笨的长颈鹿从房顶上把脑袋伸出来，嘴里正嚼着一片新绿的叶子。我上的职高班，全称为“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班”，里面坐了一群牛头马面，我就是牛头马面中的一个。分到这个班之前，我们这些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会上领导发言，说虽然我们学习很差，学校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不放弃我们，更愿意看见我们身有一技之长，将来作为技术人才，走向社会。我当时坐在会上，想象着自己将来成为一个钳工，被人师傅长师傅短的叫着，感到很满足。领导还鼓励说，没有关系，要有决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争一时分数之高低，我们现在不如人也不要紧，有可能将来开大奔的就是我们了。说我们开上了大奔，不要忘记这些老师。散会时，领导的笑声像一筐散落于地的乒乓球，久久在会场里回荡。在来开会的学生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可能由于天气很热，会议室没有开窗户，我的脑袋开始变得恍恍惚惚，在那个空旷的房间里，领导的笑声一直在不断地被放大，而我的骨骼、皮肉、血管，仿佛在那个声音里不断收缩，在往自己身体里某个深处退让，最后有个瞬间，一副皮囊失去知觉，完全消失在潮湿的热气中。那次的会议很成功，大家都领悟了中心思想：职高班很好，应该自愿上，我们进了职高班，不至于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也不会被学校开除，可以上到毕业，对大家都有好处。

有一次我告诉韩艺，怀疑她们的尖子楼是个动物园，甚至是个马戏团，里面关的全是能跳圈圈的大猩猩和擅长打拳击的大狗熊。韩艺想了一会儿，往我面前退后一步，一本正经地问，你看我像不像一只大猩猩？我就告诉她，不要这么着急，现在还不像，但我敢保证，她只消在尖子楼里面呆够半年，就会慢慢长得像只大猩猩。当时我在学校外面的一家小卖部门口抽烟，韩艺站在一棵松针树下的阴影里。我想起那天是一个星期五放学后，有住校生提着那种装换洗衣物的木箱子，熙熙攘攘地从学校里走出来。在阳光下，路上扬起很多灰尘，韩艺头上的那棵松针树上，正抽出淡黄色新叶。如果是一个长镜头由我记忆里平行穿过——人行道延伸在浓密的树荫里;嗡嗡的自行车轮子风车一样转动，鼓吹着一阵阵急乱的脚步;小卖部门口面如猪肝的胖子喉结翻滚，咽下一口橘黄色汽水……这些都在镜头下无比清晰，然而它却偏偏捕捉不到一步之外韩艺脸上的表情，镜头与那张模糊的面目之间，始终没有达成足够对焦的距离。我确实把韩艺的样子忘记了。

我现在的记忆越来越稀薄。那些记忆像变成碎片，浮在我目光的尽头，它隐匿在雾气中，这种涣散的碎片具有顽强的抵抗力量，形成了固定的间距，想聚拢它们是徒劳的。这么说吧，我的记性变得不好，除了得益于每天抽两包烟、喝一瓶高度酒这些客观作用外，主观上，我也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浑浑噩噩、安之若素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朝这方面努力的呢？大概是当我发现，记忆是没有用的。就我满眼所见的人，大多都不需要记忆，他们却也活得好好的，反观自己，我已经确信一切痛苦的来源，都是因为记性太好。比如有一天，我在幼儿园当保安的小舅舅就告诉我，我的问题是在于，纠结于过去，轻视了将来（我不清楚这句话是他从哪张报纸上看来的，他现在一天有很多时间在保安室看报纸）。那天傍晚在小舅舅家小区门口，他对我说，如果我死死地盯着前方，绝不往回看一眼，他敢保证我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当时我表弟也在场，他在一个五金厂上班，是一名焊工。我表弟也認为我舅舅说得对。我舅舅还说，要多想有用的、实际的事情，少想没用的、不切实际的问题。我问他，什么

是有用的事情？他马上瞪大了眼睛，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除此以外，他的下巴像和脑袋走散了，在空中不知甘苦地飘浮着。过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我抽了一支烟），他的下巴才又恢复正常。这个时间里，夕阳残余的光线迅速地往云后褪去，夜色沉沉地降了下来，灯光络绎在那些深灰色的水泥楼房中散开。

小舅舅看着我，感到很为难。我看见在路灯的光照之下，他铁青着脸，五官凸起的地方发出无能为力的光。他找不到我能听懂的话，所以只能说，你也是三十岁的人了。这句话我听懂了，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三十岁的人，不应该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问题。可我真是不明白。所以我又问表弟，你说什么是实际的事情？我表弟也不回答我。他转过脸去看着我小舅舅。昏暗的光线里，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悲悯的神情。就这样，那天的事情，竟让我感到一丝恐慌。我像是跟一群人在一条路上走着，打个岔间，发现同伴都不见了;我想我是不是在不觉间就迷了路，这个世界打算把我开除了。

在小时候，我已经认定了小舅舅和表弟都非常平庸，将来成不了什么大事。我经常为他们感到焦虑，还打算在将来帮助帮助他们。后来小舅舅当了保安，表弟成了个焊工，使我更加相信了之前的判断。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帮助他们了。人是会变的嘛。天晓得，现在连他们这种平庸的人说话，我也听不懂了。当时他们站在水泥路上的一盏路灯下面，蚊虫忽远忽近的嗡嗡叫着。我把半截烟头重重地摔在他们面前，火星子还溅到表弟的裤腿上。我那天一定是还骂了一堆脏话才走掉的，样子很像一只得不到香蕉而恼羞成怒的大猩猩。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跟我计较——我转过身，似乎还用背上的脊梁骨感觉到，那盏路灯把绵密的光吐在他的头顶上，他们脸上的表情只是变得更加凝重。

夜里，我躺在床上，想把傍晚时的事情尽快忘掉，却像个得骨质增生的人，全身长满了骨刺，身下的一张床就像水泥浇灌的一样硬。觉是睡不成啦。我一个人去了烧烤摊，要了一盘臭豆腐和一斤粮食酒，一边大口大口地灌着酒，一边想我小舅舅说到的两个问题。到了凌晨两点，一斤酒快喝完了，我脑子还是很清醒。面前的那盘烤豆腐，刚刚端上来的时候在盘子里十分拥挤，而且松软，现在他们已经萎缩成了半盘，像一堆皱巴巴的抹布。烧烤摊上只剩下我一个客人，酒也快喝完了，豆腐还一块都没有吃过。老板娘扫完地，一直斜着眼睛瞪我，她把板凳翻到桌子上，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我知道她想赶我走，但是我还不能走，问题没有想明白。直到喝完最后一口酒，我终于想到：记忆是没有作用的。它不像一条被子，一碗米饭，御寒果腹都提供不了，不但如此，它还常常跑出来给人添麻烦。我能想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老板娘终于可以收摊回去睡觉了。至于什么是有用的、实际的，我暂时还没有想到，所幸的是，我已经明白记忆是无用的，情况就变得好了许多。等重新躺在床上，我又冒出来一个想法，我的保安小舅舅和我的焊工表弟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我找出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找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时我的床又变得跟平时一样柔软，全身的骨头都轻松了。

上高中时，韩艺站在一棵松针树下，我提醒她注意，她将要在毕业前变成一只大猩猩。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她也像我面对小舅舅说要考虑有用的问题时一样迷茫。但是现在我想起韩艺，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开始抛弃记忆，并成功的忘掉了她的样子。

还是说说我还没有忘记的事情吧。韩艺不相信人在那栋楼里坐到高三，就会变成一只大猩猩。她说，除非你能拿出证据。我说，我知道会那样，证据现在没有，不过我可以找出来。

那天我和韩艺去了尖子楼，坐在他们班上课，是为了找她要的证据。我相信证据很快就会找到的，结果让人把我赶了出来。他们说职高班的学生不能到尖子楼上课。人家没有赶韩艺，但是她也跟着我出来了，出来后，我们就一起到了音乐教室。就是从那天以后，我就欠了她了，她动不动摆出一副哀怨的面孔，说我没有良心。可天地良心，一栋教学楼可以作证，我记得那天她可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愤愤地下了楼，朝学校外面走去，穿过天桥的时候，我就问过跟在身后的韩艺。我说，你也跟出来干嘛？她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关你什么事，外面空气好行不行？

我们经常逃课到音乐教室里，韩艺要收我做徒弟，教我弹钢琴。我对弹钢琴不感兴趣，也没想过要考音乐学院，韩艺从不问我愿意不愿意，而我居然拿她没办法。在不弹琴的时候，韩艺对我说，她认为生活就該居无定所，甚至非要饱一顿饿一顿的才高兴。她说每一天都应该是不同的，是她所不能预见的，一眼看到头了就很麻烦。这就是韩艺，经常说些无头无尾的话。她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我都没有记住，这几句我倒是记住了。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在那种年纪，我们以为生命是可以一直无限延伸的，我相信它应该有个尽头，但这个尽头那时我还看不到。在职高班的教室里，我时常呆呆地看着韩艺他们的那栋动物园，我坐在教室里的样子，在别人眼里很像一具行尸走肉。实际上，我的心里却在琢磨着，此时我应该在某个不知名的山上，我正衣不遮体，而且饥肠辘辘，可我看见一只野生的狗熊从我对面的山坡上跑过（它急冲冲的找母狗熊去了）;我要是驾着一叶孤舟也行，浮在某个海面上，正惊涛骇浪九死一生。但是至少我看见，太阳是怎么从一条窄窄的灰色海岸线升起来，穿过清晨的薄雾，照着翻滚的海浪闪动蓝色的波光。直到苍凉的暮色降临，它又恋恋地从金色的海平面沉了下去，夜色下，海面和世界都不着边际，如同一块晃动着星光的巨幕;我宁愿走在一片沙漠里，喉咙正冒着干烟。出现海市蜃楼的时候，有条响尾蛇爬出来咬了我一口，我倒在滚烫的沙子上，接着一群秃鹰将我的血肉分食。一群秃鹰会不会被我的肉毒死，那我就管不了了。

前段时间我一直待在丽江，主要是在束河古镇一带。我没有任何目的性，只是带了摄像机和照相机到处瞎拍。有人问起我是做什么的，我有时候说，我是研究古典音乐的，来此采集纳西古乐的素材。有时候又说，我是研究民族民间舞蹈的，正在设法使其得以传承。也就是说，其实我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在丽江冒充一名艺术家。众所周知，束河那种地方，每天都有很多姑娘千里迢迢跑过来，专门为了邂逅到艺术家。所以并非是我喜欢冒充一个艺术家，而是别人需要找到艺术家。我就只好说，是的，我正是你要找的艺术家。

冒充艺术家并不难，至少比冒充其他人简单一些。假如我要冒充成一个厨子，难免要向别人表演刀功，很可能会切下自己的几根手指;我去冒充一名电工，又难免会被高压电电死。人活着，为了一个身份去冒险，始终是不值得。关键还在于，这年头干什么都要有张证件，就算我情愿冒险，也拿不出相关证件给人看。有一些身份倒是既安全又不需要证件，比如画家、作家、诗人。可惜这又需要作品为证。艺术家这种叫法却很笼统，只要我说我是艺术家，我就是艺术家。反正束河也没人真的懂艺术。后来我并不满足，又想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身份：行为艺术家。这更简单了。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别人宣称是在进行行为艺术表演。也确实遇到过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老实人，非要问我什么是行为艺术;如何区别行为艺术与其他艺术。每每这时我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你知道，不说话，这当然也是我行为艺术表演的一部分。真有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把自己脱得精光，在四方街的某个角落静坐（只要别在冬天就行）。据我所知，很多人在束河都是这么干的，有把自己全身上下贴满钞票在河边跑的，自然就有一丝不挂地钻进猪圈和母猪睡觉的。他们都是行为艺术家。

上高中时，我就想过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可以到处跑，不需要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被圈养。这是艺术家的魅力所在。当然，不排除还有那种喜欢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表演艺术的行为艺术家，那就只能视为其他物种来另当别论了。我那时天天想着做个放养的流浪者，一个画家或者流浪歌手。我以为我生活的地方是个笼子。这个笼子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还分为了很多层，像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当我走在街上，就像在一个笼子的缝隙里穿行。后来我以为，就算我能成为一个流浪者，能走出这里，笼子始终是走不出去的。当时我家有一所老房子，我在放假的时候一个人住进去，在每个黄昏的时候爬上房顶，利用这个位置，俯瞰着我生活的这个笼子的全貌。而在房顶上，看着一个复杂的笼子，又为自己造成一种身在笼子以外的错觉，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我小时候，一天到晚在这些房顶上走来走去，到了煮饭的时间，挨家挨户去堵烟囱。房顶上有一种专门依附瓦顶生长的野草，随手一拉就可以连土扯起一大块，刚好可以铺在烟囱口。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除了经常挨我爸揍，我在那一带的名声还很不好。人家说我是个捣蛋鬼，从那时就能看出，我长大了肯定要进劳改队。我堵烟囱，从来没把真实原因说出来，因为那样别人又要说，我将来会进精神病院。在那种年纪，我就是不喜欢看见有烟在房顶上飘来飘去——房顶上既然不是道观里，就不必要这样烟雾缭绕、神神叨叨的。何况那些烟，让风玩弄于股掌之间，风一吹它们就变得歪歪扭扭，四散奔逃，对此我也有点看不惯。比起这些烟，我更欣赏那些房顶上的杂草，别人不愿意它们长，它们就是要长。等它们长出来，我就可以堵烟囱。

傍晚时候我坐在那个房顶上，手里抱着一把木吉他，打算将来成为一个流浪歌手。看着夕阳一点点从天边落下去的轨迹，参差错落的瓦顶一直向着远处绵延而去，在某个短暂的瞬间，会看见所有瓦片一起变成金色的。我时常在这种情况下想起韩艺，如果她此時就神情幽怨地坐在我身边，她幽怨的神情也会在这时候变成金色的。

我在束河呆了快半年。一天早上，天气极好。站在窗边揉揉眼睛，雪山就立在面前，朝阳照在上面，光线刺眼。凌驾于连绵的雪上之上，巨大的云朵充满体积感，像浮在天边的白色山峦滚滚而来。其实我也并不确定，这是我离开丽江那天的情景。事实上只要不下雨，从窗外望出去，外面每天早晨都是这么个样子。但就是那天我决定离开束河，停止在此冒充一个艺术家，坐上了一趟去昆明的火车。

火车开动，站台上的几间平房渐渐从身后退去。这时一个姑娘跑进车厢，她看了一眼手上的车票，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位姑娘才坐下就主动和我打招呼，她说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记不起来她是谁了，但是闻到了她身上浓成块状的香水味。你知道的，现在很多事情我都记不住，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还是可以跟她在火车上说会儿话。她告诉我，我没有变，还是和原来一样，没脸没皮。她这么说，我就相信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可能是跟她聊天，言辞上有些轻佻——那也是因为她说自己正在丽江和大理两地当导游。在丽江（特别是在那些流浪歌手的口中）很多人对我说过，她们这种无证一对一的导游，一般二十四小时不离开游客，就是说，导游期间，她们陪游，同时也做游客的女朋友。她说，你看，我现在就是这样，马上到大理古城，接个大学生，明早十点一个东北游客又在沙溪等我，天不亮就要赶过去，我这一天天的，是他妈的在打仗啊。我记得她还用手指敲着车窗玻璃说了一句，操你妈的生活啊。在她的笑声里我转过头去，她的五个手指收拢放在玻璃上，像是牢牢抓着窗外一块正在移动的土黄色大地。我看了一眼她的侧脸，实在记不起来她曾经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一路上，在她绵密的话语和明朗的笑声当中，我觉得这个姑娘人其实不错（路上她还请我吃了一碗方便面，又请我喝了一瓶可乐。）我想，就算在生活面前，她多交了一些男朋友，但是她人不错。

我们有一阵没有说话，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有点困了。当火车快到大理的时候，她才又问起我，后来有没有见过韩艺。我说，没有见过，只听说她去了泰国念泰语班，留在那边做翻译。我们又陷入了沉默。隔了好一会儿，我以为她睡着了，她又说，也是从别人那里听的，人家说韩艺死了。这时候，有人过来问我们买不买明信片，我说，不需要，用不着明信片。她说，韩艺之前确实一直在泰国做翻译，但是她后来死了。她说，关于韩艺的死，有人说，一天傍晚她爬上曼谷市区的一座楼顶，跳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韩艺和男朋友去玩卡丁车，头发绞进了卡丁车的轮子，有人说韩艺死之前整块头皮都扯下来了。这时火车一头钻进了黢黑的隧道。之后我和导游姑娘可能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了。等进站大理，火车渐渐变得迟缓，很多人爬起身来，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等在车门口。导游姑娘也起身离开座位，她要赶着去大理古城带游客。她说，我到南门拉猪去了，等着宰呢。她走时没有给我留个电话，但是叫我常联系。

火车又恢复了行驶速度。看着车窗外远处的山峦，人是感觉不出火车在前进的，倒是我想起韩艺的死，感到整块头皮在一阵一阵地发麻。对韩艺来说，上述两个死法，死相都不会太好看，尤其对一个姑娘来说，不免是个遗憾。我想如果非要让我帮她选一种，我还是选她跳楼死（但最好不要是脸着地）。火车向着终点而去，隔着苍凉的原野，像与远处群山久久的对峙着。我想象不出韩艺死时是一个怎样的场景，也想不起来她原来的样子。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外的人行道上，韩艺就背靠那棵松针树站在我面前，那张脸离我很近，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可在记忆中我还是无法看清她;她就站在我面前，聚拢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风吹散。我一路上没有睁开过眼睛，在火车与铁轨发出的持续声响中，远处浮出两个幽深的黑点，这是我要找的，于是我牢牢地抓住了它们。是一场钓者与鱼的博弈，目的是让它到岸上来。一番艰难地努力，两个黑点逐渐放大，慢慢向我靠近。那是韩艺的眼睛，我终于在记忆里看见它了。而其它周围的一切，却再也捕捉不到，都凭空消失了，包括那张脸上的前额、颧骨、鼻梁、眉毛等等，附近高出眼睛的一切，全部被一笔抹掉，分散成一团透明漂浮的水雾。我在此前没有想过，一双眼睛甚至可以脱离掉一个人的面孔，单独存在于那里。

我曾在丽江古城见过一个纳西族姑娘，她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当时她在沿着四方街卖小饰品，那双眼睛从我身后游过，瞳孔里的一束高光穿梭在熙来攘往的游客里。我朝她走过去，指指我的相机，我对她说，姑娘，让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她低下头，问我要拍去做什么？我说，我是个搞研究的，正在做个云南民族重彩画的课题，是为了收集一些民族服

饰的素材。纳西族姑娘说，你不是研究民族民间舞蹈的吗？这倒让我有点意外了。她说这话是我自己说的，那天在大石桥，我在拍人家跳舞的时候说的。纳西姑娘有点害羞，她说她还记得我，我对别人说的话她都听见了。我只好向她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东西我确实都在研究，我还在研究你们的纳西古乐和东巴文字，你要知道，其实当你真正进入了艺术的中心，就发现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纳西族姑娘的脸比之前更红了，最后她对我点点头说，你真厉害，那你拍吧，还需要我摆出些什么姿势吗？纳西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单手叉腰，摆出来一个类似 T台小姐的姿势。我马上打断了她，我说，不用这样，我要的是自然，不要崇洋媚外，要永远记住，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从丽江回来，小舅舅和表弟见到我都很高兴。主要是当我站在他们面前，看起来除了晒黑了三个色以外（这样似乎要比以前更窘迫），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我还是穿着那件褪色的 T血衫，外面套着破洞的牛仔衣，从袖口掉下的线头很长，吃饭的时候线头经常掉到碗里。我这样，他们就放心了。假如换一种情况，那会让他们感到绝望的。好在我通常都不让他们失望，他们对我就很友好，甚至还要抢着请我吃烧烤（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我们在烧烤摊上喝酒，小舅舅和表弟坐在我对面，我们中间隔着二十块烤豆腐、一盘烤猪肠子以及一条罗非鱼。那条罗非鱼被人从脊梁上劈成了两半，身上撒着很多辣椒和蒜，放在铁盘里面目狰狞，我注意到它的边缘被烤得有点焦，两肋上还插着许多桀骜不驯的刺，因此看起来又显得铁骨铮铮。舅舅和表弟客气地催我吃东西，自己不动筷子，两个酒杯频繁的跨过罗非鱼和猪肠子向我敬酒。酒杯举在半空中，这时我发现那个危险的事实：小舅和表弟长得太像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等他们咽下一口酒，同时皱起眉头，咂一下舌头，偏头的方向和角度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我连着喝下去几杯五十度的老白干，眼睛开始发直，脑袋不停地在两张脸上转来转去。在这个惊人的发现面前，别人会以为我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但我已经顾不上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相似，两张脸隐在烧烤架上升起的烟雾里时，至少都还保存着遗传基因上各自五官的特点。这是另外一种相似;是经过时间打磨而成的相似。我抓不到这种形貌改变的证据（我指的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变化过程），两张脸如何一步步的趋于雷同，但我已经意识到，这是由于他们在不经意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已经串通一气。我将酒杯拍在桌上，让他们都看向我，我对他们说，嗨，你们俩越来越像了。令人遗憾的是，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并没有造成预期的效果。他们仍神色自若，不过短暂的相视一眼——就像瞟了一眼镜子那样。表弟带着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对我点点头，淡淡地说，还以為你早就发现了。小舅舅则抓起酒壶，缓缓给三个空杯满上了酒，他更加老谋深算：外甥多像舅嘛。我不确定，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变得很像是不是好事，也不知道他们因何感到如此心满意足。我可以确信，这种相似会让他们不可避免地向着某种宿命而去，前面一定有个什么坚定的尽头，在等着他们。那个几乎不带拐弯的尽头，景象是分明的。而这两张面孔还会在这种宿命里无限接近，直至不辨你我。我有些坐不住了，可能是太快喝掉了四杯老白干，周围的声音开始变得嘈杂、沉闷，在耳鸣的世界里，一切动作都开始变得迟缓。可能是我猛然查觉到，他们这类似的面孔的队伍一瞬间扩大了：正在烤架前给五花肉刷油的那位老板，鼻尖挂着一滴泛白的汗珠，一根火苗从炭火下面窜起来;煮面条的老板娘刘海紧紧粘在了脑门上，她正往一只碗里撒进一撮葱花;隔壁桌上喝哈尔滨啤酒的一帮年轻小伙子……所有人样子都变得相似起来，无数张面孔扑向了那个阵营中。小舅舅一定是看见我的眼神飘忽不定，这里面又充满痛苦，所以他隔着桌子凑近我的身前，他安慰我，说，别担心，外甥，你迟早也会像我们的。我怀疑我没有听清他的话，大声问他，你他妈的在说什么呢？小舅舅调高了音量对我喊：我们是一家人嘛。甚至已经来不及跑出去，我就在小舅舅和表弟的笑声里吐了起来。那顿烧烤就是这样很不愉快地结束的。不得不承认，我的酒量已经大不如前。

那天晚上我又想起了韩艺。高中时她站在一棵松针树下，在灰色阴影里，她的眼神突然黯淡了下去。因为我对她说，她会在毕业时成为一只大猩猩，并加入到一个庞大的马戏团阵营里。假如当时我还读不懂她眼里那种复杂的黯淡，那么在烧烤摊上，我小舅说我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时，在呕吐之前，我两只眼睛惨淡如同死灰，就是与韩艺在松针树下的情况无异了。

假如我不想成为一名保安，在每天早晨，拿着一条橡胶棍浸在薄薄的雾气里，穿上呆板的深蓝色制服准点站在幼儿园门口，等着一群叽叽喳喳学习礼貌的孩子向我问好;我又不想成为一个在五金厂上班的工人，在叮叮当当的铁器声和固执的机械轰鸣里度过我的余生。那么，我现在需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这总是不能避免的。在丽江的时候，我经常与一帮以艺术家的名义自居的人混在一起。这群人中，有几位老师时刻背着一根烧火棍，混迹在丽江的各个角落。不管你在哪里遇到他们，并与其发生了交流，他们都会无偿的给你表演一段贯口——喋喋不休地背诵出一堆中外朋克乐队的名字，并向你推荐鞋带一样长的歌单。他们有可能出现在大石桥、四方街，或者其它你能想到的地方，总之是些人群密集之处。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个打开的琴盒，像一张生来没有牙齿的嘴巴，开裂的嘴唇上往往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永远不会放弃音乐梦想”、“一路唱到拉萨去”、“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然后他们在过往人流中举着那根烧火棍，以便使自己看起来倔强而窘迫，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你才能听见，五个 C调的和弦（一般是 C D EM G AM）在大石桥一带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伴随着因饥肠辘辘而穷凶极恶的嘶吼。一旦角色开始被进入，这种惨烈的场面会持续好几个小时，除非有人愿意往琴包里扔下足够他们今天的晚饭钱（有时候还需要多十块钱买一瓶老白干），否则就算你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制止不了五个 C调和弦持续对人间的诅咒。在丽江，我当然还有另外一类朋友，我把他们称作“两只耳朵尚在的梵高先生”。这些人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也显现出更加坚定的忧郁孤独，他们跑到河边去画一些面目可憎的风景画，但这种行为，很少会引起别人围观，就更不要提，把自己的画卖出去。他们如何在丽江活下来，至今对我仍是个谜。最后剩下的那几位，全是像我一样的无耻之尤，在四方街冒充成行为艺术家。我的朋友们白天各行其是，到了晚上却全部做着同样的事情——躺在一间四壁萧条的房间里，幻想着明天艳遇到某个脑子反常的文艺女青年，并用自己仅有的过人之处——贫穷——将其打动，叫她愿意以身相许。他们通常艳遇不到，以至到了后来，他们需要想办法找点大麻叶子抽两口，为自己唤醒行将枯竭的想象力。大麻叶子在丽江不像文艺女青年那样难搞到。所以到了晚上，你就会看见一堆人聚在一处，眼睛发直，几个人整晚一起对着窗台上一双皮鞋傻笑，也可能是对着一张卫生纸傻笑一夜。

不管在丽江古城还是束河古镇，这都是一帮被生活确定的出局者。唯一的好处是，他们至少还有一点迫不得已的江湖义气。这些人之中，有个叫张小武的诗人，那个怒江来的傈僳族小伙子，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更体面一点。张小武大概写了一千首诗（他每天至少写三首），他一首一首地写，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很多根头发写白了。张小武在丽江，经常从早到晚神情恍惚，不和别人说一句话，他在漏风的窗户旁，在那张桌子上写下一行一行的诗，写到外面酒吧的音响传来笨重的低音，使两片玻璃震颤发抖的时候，他又把那些诗揉成一团，仍到窗外去。张小武过得和其他人一样窘迫潦倒，但是他写不出诗的日子里，经常请我喝点酒。一天晚上张小武对我说，你或许可以尝试着去当一个作家。他在他写诗的窗子前端起一杯酒，敬了我一口，当时外面酒吧的音乐已经消停了，但是霓虹灯还在窗口闪烁着。我觉得他的话是认真的。从前我想过我要做很多事情，只是从未去实现，不过关于当作家，我却从未想过。张小武说，你很会讲故事，可以试着写点东西。他指的是我喝完酒后，那些胡编乱造或者道听途说的故事，无论讲什么故事，我都把它们以第一人称向别人转述，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经历不凡的人。其实除了张小武，这些故事没有人喜欢听，我一般刚刚开始讲到：二零零四年，那时我十七八岁……忧伤的梵高们已经打起了哈欠。我要是再接着说下去：二零零四年，那时我十七八岁，在县城的“三竿台球室”一带臭名昭著，都知道，我下手太重……这时另外那几位老师就站起身清清嗓子，背着烧火棍走出门外去了。只有诗人张小武对我说，无论这些故事是不是你的，这不重要，起码，你讲述时的语气是真诚的。那天晚上我和张小武喝着酒，就在他那个困顿的窗子前，我看着一张一张的诗稿，又快把桌子铺满了。我问他为什么写诗。张小武告诉我，他从小生长在怒江沿岸的一个村子里，那里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会说汉话，直到前几年，人们要到对岸，只有靠一根溜索滑过去。而在一些没有溜索的地方，他们与对面的村子只是一江之隔，却永远不能交集。到这里，他喝下一大口酒，说，有一天，对面村庄里那个和我对歌的姑娘出嫁了，我不知道她嫁到哪里，总之是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张小武决定离开怒江，并开始写诗。我不知道，他说这些，算不算是回答我问的问题。我们都喝醉了。那天以后我就相信张小武与乱弹琴、鬼画符的人不一样，我承认他是个诗人。

如你所见，我被投身写作这个想法打动了，并真的付诸于行动，以上正是我在写的小说部分内容。在决定写之前，我就做好了一些准备。首先去了趟超市，买回来五条经典 1956红塔山和两大箱方便面。然后去了我家原来那个已经半荒废的旧宅子，把自己关了起来，开始了我的写作。由于在丽江见到穷困潦倒的诗人张小武，他写诗，年纪轻轻就已经把自己的头发全写白了，所以我不想写诗。我决定写小说，免得将来要经常焗油会比较麻烦。但我很快发现，写小说并不容易，一篇小说需要有个开头，这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把我难住了。用了几天的時间，我总算给这篇小说写下开头，原来的开头这样写的：“某个夏天，当韩艺站在曼谷市区的一座写字楼楼顶，准备让自己落入黄昏下一条嘈杂的街区。是否会想起高三时在那个音乐教室的中午，阳光透过爬山虎密集的缝隙从外面照了进来……”我对这个小说开头很满意，满怀兴致地打算继续写下去，我还把它发给了诗人张小武看。谁知道张小武看了非常生气，打电话过来骂我，说我有抄袭马尔克斯的嫌疑，并告诫我，一个写作者可以写得很糟糕，但抄袭是下流可耻的行为。我告诉张小武，我并没有读过马尔克斯的作品。可他不信，坚持认为，这分明就是《百年孤独》开头的句式，他还让我最好不要耍小聪明。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争论，他居然把《百年孤独》的开头背了出来：“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那个遥远的下午……”虽然我自信没有抄袭马尔克斯，但是这个开头让我满脸涨得通红。最后我恼羞成怒地说，去你妈的罢，这位马尔克斯

可不认识韩艺。张小武挂掉电话，到现在也不理我。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除了改掉那个开头，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此这般，它现在变得很平庸。这种不好的开始一直带着惯性延续了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找不到叙述这个故事的中心，所有写下的内容似乎完全偏离了主题。

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还要继续写下去。前几天我妈来过，她说前几天我小舅舅和表弟去她那里了。她当时站在那个衰败的老房子的院落里，一脸的伤心失望。我还注意到，她对我说话时，言辞闪烁眼神飘忽，顾左右而言他——她站在院子里，说话从不看我的眼睛。其实我知道，她是在不断对她的期望妥协，按她的想象，原本对我的期望可以高一些。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期，她和我讲起过，我出生之前，时常有一个神秘声音在她的梦中出现（有时候甚至是白天，没有人的时候也会听见），这个声音说正在她腹中的孩子将有一番作为。她起初几年一定对这种幻觉深信不疑，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我的行为离她那个梦越来越远，她的幻觉就一步步的遭到了怀疑。她的期望像是从高处一条长长的石阶上不断跌落下来，而她竟然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的确，现在她的期望已经变得很低了。不用等她开口，我可以想象，小舅舅和表弟与我妈的一场谈话：从一进门，房间里就会开始酝酿出凝重的空气。小舅舅和表弟先是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欲言又止，一支一支地抽烟。那是一间采光不太好的客厅，昏暗的光线下，他们的身体往沙发里越陷越深。这种氛围让我妈的内心感到不安，但她依然会保持冷静，有条不紊地从电视机柜下面的抽屉里取出茶叶，她给他们倒上散开糯米香气的茶水，再把苹果或者梨削了皮（也许是每样一盘），她的动作很慢，水果大小切得很均匀，放进盘子里，上面插上许多牙签，摆在玻璃茶几上。接下来是我舅舅先开的口，但在这之前，他首先要沉重的叹一口气（这会使他的身体往那个皮沙发里再陷进去一部分），然后他才向我妈谈起我的事情：我认为这不是办法，他的情况你最清楚，姐，他到底是三十岁的人了。这时表弟抬起手，他的动作很快，用袖子抹掉嘴里溢出的水果汁，附和道，是的，我二十九岁，他比我还大一岁。接下来将是一阵沉默。这个沉默应该不会超过三十秒，但在我妈那里，她会变得十分漫长，足够让她想起很多事情，甚至具体到在未来的几十年，我将如何在生活面前坐以待毙，最后无可避免，过完悲惨人生——首先打光棍是免不掉的，孤独终老，凄惨的坐在路口……;要饭倒还不至于，必要的时候去申请低保金。我妈是被自己的一连串想法吓到了，马上需要有人给她一些建议。小舅和表弟正是为给我妈建议而来。他们吃着桌上的水果，汁水一边滴到裤裆上。终于，他们开始讲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有五险一金的问题，另外，一份长期稳定的收入是必不可少的。这时桌上的水果盘空了，我妈不得不很快重新切来一盘水果。小舅舅提醒我妈，现在是时候让他明白这些问题很严重，更主要的，是让他少想那些没有用的。走的时候，我表弟会说，我们五金厂最近要招进三个人来，厂里说以后就不再招人了。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在别人的口中，韩艺有两种死法，一种是韩艺在某个曼谷的黄昏，爬上一座写字楼，从楼顶跳了下去。另一说在某个下午，韩艺跟男朋友去清迈玩卡丁车的过程中，头发绞进了卡丁车的轮子里。而我，正在写一个有关韩艺的小说。就是说，这两种死法我只能选择相信其中一种，否则韩艺就要死两回。以后一种说法，由于后来再没有人在国内见过韩艺，我可以写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泰国人，而且皮肤还有点黑（也有可能不黑，但是大多数东南亚人皮肤通常有点黑）。另外，我还可以假设出韩艺与这位男朋友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韩艺刚刚到泰国的时候并不会泰语，她和泰国人沟通起来不方便，所以韩艺是在泰语学好了以后才交的泰国男朋友。那天是这样，他们相约一起去清迈的一处卡丁车俱乐部，韩艺没有玩过卡丁车，因此不知道要把头发束好。清迈的天气很热，流动的空气像是一大片浮在空中透明的热浪，把所有的街道都盖住了。韩艺穿了件白色的衬衣，配了条牛仔热裤，一路上他们一直在流汗，因此没有办法亲密地靠在一起。路上泰国男朋友去给韩艺买冰汽水，韩艺站在一棵椰子树阴下等他，他背对着韩艺穿过马路，韩艺看见他的后背完全湿透了，他的那件浅灰 T恤衫颜色变得很深。他把一罐汽水递给韩艺，汽水的瓶子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让韩艺看着就很舒服。他们喝了冰镇汽水，体内顿时生出一道隔热的屏障，这让他们暂时忘掉了所有的不愉快，开始站在一棵椰子树下接吻。远处立着几座南传佛教的建筑，上半部分摆满了繁复的金色三角形顶。我沿着这种假设，到此，一切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问题在接下来才开始出现。韩艺坐在一辆疾驰的卡丁车上，眼前是蜿蜒不绝的柏油路面，在前方的烈日下反着刺眼的光。等她的头发突然被绞进卡丁车的轮子，问题就出在这里。照那位导游姑娘的描述，韩艺的头发绞进去后，扯了下来整整一张头皮，而我却无法想象出，她随即从座位上跌落在地，尤其当她悬于半空，此时韩艺脸上正该现出一副怎样的面孔。如果失控的卡丁车持续的惯性向前冲去，那些头发更像是蓄谋已久，终于在一个时间的空档中，轻易将韩艺的宿命交到一辆易怒的卡丁车手中。那位泰国小伙子，他驾驶的那辆卡丁车，或许正跟在她的后面，他大概正在想晚上应该上哪吃饭，韩艺喜欢泰式火锅还是日本料理，也许事故是在这个霎那之间发生。他的后脑勺像是猝然被一根棍子击中，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声音和感知在他的这里消失了，时间变得笨重。渐渐地，许多人向他们涌来，一圈一圈将他们围在当中。我不确定，这位泰国的小伙子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

许多年前，当我与韩艺坐在一栋青砖垒成的老楼里，窗户外面长满了深绿色的爬山虎，教室里有個角落的光线总是很暗，韩艺就是坐在那台旧钢琴前。在我的记忆中，韩艺终日喜怒不形于色，她样子仿佛既丧失了欢喜，也免疫了痛苦。用我的记忆去搜寻韩艺，在她脸上，生动的表情是从来不存在的。如果她是这样死，我的想象是无法为我提供她的，一个躺在卡丁车跑道上血肉模糊的韩艺，在弥留之际，她又是以一张怎样的面孔对着这个世界。在我这里，这种死法是不成立的。

我似乎只有一条路，相信韩艺是因坠楼而死：那天傍晚，她的背影首先出现在一条深邃的写字楼楼道，每个敞开的房间外，有一块地方被室内玻璃窗的光照着，一串明亮的方块在狭长的地面铺开。韩艺走过一道一道办公室门，看见坐在电脑前的人们等待下班。她看见那些人的神情已经显得无比倦怠，他们在等着下班，走到外面去，通往外面的门都开着。走道灯一盏一盏在韩艺头上亮了起来。我的视线跟着她转进狭长的楼梯，她弯起一只手臂，指头均匀地拨动身旁那把褪色的铁质楼梯扶手。扶手栏杆不同的位置在封闭的楼梯间轻微地震动，发出长短不一、音色各异的声音。她继续向上走，腰部以上稳如磐石，手上那种轻盈的动作一直在持续着。那把楼梯，已经成了一台可以展示多声部和声的乐器，在楼梯间里演奏出带着金属质感的旋律。曲终时，她已经穿过生锈的窄门，余晖的光线刺眼。那是柔软的黄昏。韩艺面无表情，走上空旷的楼顶。

我们上高中时，就有人说韩艺曾在某个夏天的夜里企图跳楼。据说，那天是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老师们接到电话，同学反映，看见有人在熄灯后爬上了女生宿舍楼顶。一群老师赶过去看，果然见楼顶上坐着一个人。人们在夜幕下往楼顶看，就看见上面的韩艺，她正坐在东南角的边缘上，仰面对着天空，她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还很惬意。据说当时还看见，她的一双脚向下悬空着，在高处摇摇晃晃。后来我向韩艺问起那晚的事，她否定了自己有过跳楼自杀的念头。她说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像人家说的，坐在高处悠然地晃动她的一双脚，但是，她记得熄灯后宿舍里像个蒸笼一样闷热，而且同宿舍里有位同学好几天没有洗袜子，以至于寝室的空气特别恶劣，所以逼得她从寝室走出来。她说，你知道的，每天十点半，女生宿舍楼就准时上锁，我半夜跑到楼顶，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韩艺还说，那天晚上的宿舍楼顶很好看，天台露在皎洁的星月之下，天空像刚刚被泉水洗过一样干净，正往下飘落着一点点湿气。她在一个能够看见城区的角落坐下来，面对几点零星的灯火。一个有凉风吹着的夏天的晚上，是会让一个人心情很好，她甚至在房顶上哼起来一支歌。因此，她不认为那时的自己打算跳楼自尽。这些都是韩艺的原话，但我还是认为她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疑。所以她又对此事的一些细节向我进行了补充：韩艺先是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从远处过来，声音在楼下止住了，随后，她听见楼下的脚步声越聚越多。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么多人晚上不睡觉，是特地为她赶过来的。老师们站在楼下一起围观韩艺，像半夜看见一只动物园的大猩猩爬上楼顶一样惊奇，一时又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照韩艺自己说，等一群政教处的老师站在楼下，扯开嗓子对着宿舍楼做心理安抚，她仍然不知道，那是冲她而来。他们大声地对着夜幕一遍遍重复：上面的人听着……上面的人听着……起初韩艺还以为，是有什么犯罪分子被包围了。后来，她感到那天晚上所有兴致全毁了，她准备回到宿舍去。韩艺收起了一条腿，这时就有人在楼下喊：不许动！于是她又试着收起另一条腿，这时下面又说：不要动，不要动，这位同学请你冷静。韩艺告诉我，她起初确实很冷静，之后她又感到自己十分危险，脑子一下就蒙掉了。她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青砖老楼里，韩艺坐在钢琴前，在她的身后有一块黑板，上面画着很多 X，X下面有许多长短不一的线。我听着韩艺讲她跳楼那晚上的事，眼睛看着黑板上的那些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这是之前来上音乐课的老师编给学生的一条节奏练习。我从韩艺迟缓的叙述节奏断定，这些话也是她编的。韩艺对此倒不在意，她讲完后，开始专心的练起了一支钢琴曲。学校里那台钢琴真是太旧了，其中有两个琴键问题比较突出，它们的毛病在于，按下去以后经常不会自己弹上来，万幸，韩艺已经可以一边弹一边用手将它们挑起，而使演奏不为此中断。

这件事后来学校没有提，学生跳楼大概属于影响不好的事，就不宜宣传了。但是他们私下让韩艺每天下午放学后去一趟政教处，由一位心理辅导员为她做心理疏导。那位辅导员是位新来的语文老师，在政教处，她对韩艺很耐心，她把门关起来，拉上窗帘，还给她倒上一杯水。在政教处，辅导员问韩艺遇到了什么事，说会想办法帮助她。韩艺就告诉那位辅导员，寝室的通风条件不好，那扇窗子很小。她停下来想了想，又说，而且有位舍友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却不愿意洗袜子，致使寝室里的气味很难闻，这让她入睡很困难。至于这位舍友是谁，韩艺说，这她就不方便讲。但是那天晚上她确实是为了上楼顶透口气，她坐一会儿就打算回去，并不想做其它事情。这让辅导员老师听了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她感到女学生的问题比她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韩艺放学后到政教处接受心理辅导，辅导员每天都等在那里，开导她，给她讲很多道理，有时候也会给她讲些案例，讲些有关于生命的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说，她还年轻，无论如何要多想想，死了始终不如活着好。韩艺对我讲起来，觉得那个辅导员人不坏，是真的想帮助她，但是她不想再去政教处了，她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也从未想过要跳楼，所以不知道要别人帮助她什么。韩艺向我抱怨，是那些道理听多了以后，她才开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几天后，韩艺对那位辅导员说，我能不能不来政教处了，你看，我好好的，没有自杀的倾向。辅导员说，这不行，除非你能说出那天晚上要跳楼的原因，让我给你做些心理疏导，不然我没法向学校交待。韩艺就不再说什么话了。辅导员又说，其实她也知道，她说的这些话对韩艺没有用，但学校的态度是，此事原因尚未查明，始终是个隐患。韩艺只能继续到政教处去，和女辅导聊上半个小时的天再走。这样大概过了两个星期，韩艺和女辅导员竟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放学后，我一个人在音乐教室里等韩艺，有时候甚至要等上一个钟头，这种时候我感到非常无聊，时光变得特别漫长，仿佛在钟表的移动间隙里，有人趁我不备放进额外的东西。韩艺向我解释说，是这样，那位辅导员和她教化学的未婚夫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她怀疑他和他同一个实验室的女老师有些暧昧，她很伤心，她只好不停地安慰她，并替她的事做些分析。从那以后，我就不在音乐教室等韩艺。

入冬了，天气阴冷干燥。早上我爬上房顶，瓦片上已经不再长着繁荣的野草，上面罩着一层苍灰色的霜。我在这个老房子的小楼上写小说。写这篇小说时，我的记忆需要翻过很多障碍，经常感到很吃力。我的桌子后面有四扇老式木花窗，窗子是纵横交错的木条拼成的，以前有人在上面糊了很多层旧报纸。现在这些报纸渐渐发黄、变脆。北风让报纸碎裂的缝隙挤压后，带着很硬的脾气由窗外吹进来。这样的老房子的冬天，大概并不适于有人在此写作。

原来我以为御寒是身体上的事，主要依靠那些身体里的脂肪和肌肉。我清楚这两件东西我都没有——有时候冲完澡，卫生间里的雾气弥漫开，在朦胧而潮湿的镜像中，我能感觉到，这个形象已经不同以往。它将是一个因烟酒过量而日渐枯瘦的身体。我从未尝试过拨开水雾，仔细去观察过它，镜中正挂着的一副干瘪的皮囊。好在写作或许该是精神上的事，现在才刚刚开始，还不知道我的这个部分是否壮硕、丰沛，有没有发达的肱二头肌、凸出的直腹肌、结实的臀大肌等等，却由于最近气温很低，我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我怀疑是这样，当我这副躯体再也不能抵挡窗外的北风时，就需要抽掉一部分精神的状态作为救济。我以为经常喝点酒，来使身体发热，可以抵挡住外面进来的寒气，可惜总是把握不好喝酒的量，经常把自己喝醉在床上。我的写作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接到丽江诗人张小武打来的电话，让我很振奋。张小武询问我写作的情况，说那天之后他想了想，我才开始写作，还是应该鼓励我，不该对我要求那么高。我把小说写完的部分给他看，这次他看完倒是很高兴，说我有几处写得不错，又问我是不是模仿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还特别向我解释，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模仿和抄袭不一样，在写作的范畴里，模仿是被允许的。卡夫卡的小说以前我读过，但我认为不是。书上说，《变形记》所讲，是一个叫格雷戈尔·萨姆的倒霉推销员一觉醒来变成了虫子的荒诞故事。其中的推销员成为虫子，是象征人被现实挤压，致使人与人际关系的异化。也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寓意，那就不是我能懂的，总之卡夫卡是伟大的作家，也不是我能比的。而我打算写，人变成了大猩猩或者大狗熊，是人被像动物一样慢慢驯化的过程。虽然我现在也正在被现实挤压，也有可能正在异化，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想再跟张小武争辩了，主要是生怕失去了唯一的读者——这样的行为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自我驯化的过程吧。那天，作为张小武读这篇小说的回报，我听张小武在电话里给我念了几首诗，是他新近的得意之作。写的都是大山大河，生生死死。我不太懂诗，只能想到，张小武的头发肯定又更白了一片。

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写小说，尤其是表弟和小舅舅。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处处和他们不一样。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我甚至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微妙。它超出了行为习惯和客观条件之外，差异并不是在这个或那个体缓慢的累积形成，像是更深处已经有个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大瓶子，已经等在那里，特定的时候自然到了，盖子被人粗暴的一把拧开，看不见的汹涌气息就升腾而起。这种命定的改变，确实是我自己先发现的。我曾考虑过对它视而不见，可那只是象征性的，从没有尽我的所能——我知道我的性格如此，一旦某种事情在我身上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破罐子破摔了;渐渐地，我开始远离他们，以及和他们的亲属关系，其实我能感觉到我或许是将内在的差异用古怪的语言、离经叛道的行事外化出来放在他们面前的。我对他们莫名地恶语相向，摧毁那些既被认定的价值，这让他们为遭到背叛而伤心。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突然举着酒杯跳起来宣布：表弟是一只吃饲料的猪。也有这种事，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否定我小舅舅生而为人的存在价值。包括我的一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则对他们的（在之前一直是说“我们”的）那种集体主义意识造成威胁。当他们感到我的脑子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又进而对我开始抱有怨恨或者同情。幸好我已经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了，我现在甚至可以认为，混吃等死当然也是一种活法。总之，我会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寡廉鲜耻。但在写小说的事情上，我的确还没有完全豁出去，所以才会偷偷摸摸的跑来这处老房子。我一个人在这里写小说，仿佛正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事，总是一惊一乍的，门外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窜起，抓起笔记本扔进被子里，然后坐在一张桌子前，手足无措，羞得面红耳赤。我的神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但我相信，这些我都可以克服。

我喝了点白酒，不到一瓶，风吹进来还是有些冷。躺在床上，周围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一盏暗淡的钨丝灯从结着蛛网的木板顶上垂下来。温度还在继续下降，夜里大概会下点雪。“大概会下点雪”——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后脑勺又像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

记忆里，这个县城只下过一次雪，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那天我正在教室里上第一节晚自习。当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望着对面一座可疑的尖子楼发愣。尖子楼有四层，外面贴着长方形的白瓷砖，在昏暗的路灯交织的光线里变得很神秘。我猜想，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灵长类、熊科、鹿科等等，他们无一例外都很温顺听话，没有獠牙，长时间地匍匐在一张堆满试卷的课桌上。我一直注视着它，对身处的环境浑然不觉。过了一会儿，原本黑灰深沉的天空渐渐的发亮，紧跟着，窗外视线逐渐模糊。有位同学从外面上厕所回来，带回了下雪的消息（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消息随即像瘟疫一样，迅速在寂静的教室里蔓延。四周开始扬起躁动的氛围，椅子和水泥地板摩擦出阵阵尖锐的声音，同样的声音也正从楼上传来。我左边的座位上很多屁股离开板凳，学生此起彼伏的站起来，伸着脖子扭头看一眼窗外，再坐回去。当时整间教室的情形，就像一台放在商场门口投硬币的打田鼠游戏机。而我的全部注意一直还在窗外，在那栋尖子楼，在那些我麻木的动物上。我错过了外面正在下雪的消息。我正感到疑惑，那栋路灯下的四层楼房突然变得混沌，我揉了揉眼睛，把脑袋抵近窗玻璃，玻璃上散开了一团白色的雾气，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那栋尖子楼看不见了，我坚信它不可能带着里面的动物去了别处，我觉得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教室里的声音越发地嘈杂。我站起身来径直走向门口，走出了晚自习教室。

过了房檐，几片白点悠悠地晃着掉下来，碎雪点落到我的肩膀和袖子上。在身后沸反盈天的骚乱中，透过密集的白影间隙，我看见一座尖子楼还在前方昏黄的路灯下孤零零的站着。这样我就放心了。身后的人流從数间窄门鱼贯而出，无论男女都满脸通红，皮肤涨得发亮，几近透明。“下雪啦，下雪啦”他们带着压抑已久的情绪，张开双臂，亢奋地怪叫着朝暗处空旷地带涌来。人群迅速将漫过我，涌向未知的地方。

现在我想起来，高中时有一天晚自习，在这个边疆小城的冬天里突如其来的落下一场雪，把所有人都下疯啦。我当时站在原地，在一个人群亢奋的漩涡中，感到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身后的教学楼空了，就朝着那幢尖子楼走去。也有可能，我是向校门口走去，已经记不清了（尖子楼就在校门口旁边，学校说，这是考虑到尖子生上课可以节约时间）。爬上两段长长的水泥台阶，我才看见密匝的人丛，洪水一样堵在了门口。没有想到的是，尖子楼里也正不断有人向外冲出来。学生们与冰凉的灰色铁门经过短暂的对峙，随着两扇铁闸门被踉踉跄跄推开，校门口仿佛决了堤，大片人丛迅速向外泄去。

我站在远处的台阶上，雪下得更大了。这时尖子楼顶上传来几声咆哮，这种声音我以前在动物园里听过，它现在在楼顶制止向门口涌出的学生。他们已经听不见了。我惊奇地抬头望去，脸上感觉到一阵冰凉，我伸手挡住落下的雪点，在指缝间，楼顶上依稀有一个影子立在那里，很像一头长颈鹿正把脑袋和一截脖子从楼顶探了出来。

后来我听说，校长那天站在顶楼上，没有凭着威严制止住这样恶性的集体罢课事件，所以很生气，他一夜没睡，之后头发就秃了。校长给政教处下了指示：查出这起事件背后的策划者来，严惩不贷。

翌日清晨在课上，我被人请去了政教处，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韩艺。那天早上教学楼前飘着很重的雾气，树枝上挂着积雪，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花台和花盆里的花草都惭愧地躬着身子。到第三节课的时候，雪已经开始化了，地上湿漉漉的，化雪的时间里，空气中有一股泥腥味。我正坐在教室里，发现周围的每个人看起来精神萎靡，眼神呆滞，和昨天晚自习冲出教室的时候很不一样。一个地理老师对着面对黑板，耳朵两边一团一团的白气，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许多地图板块。那些地形地貌都画得很好，十分准确。他画地图的时候，把课本放在桌上，他是全凭记忆画上去的，这种能力让我很佩服，很可惜下面没有人在真的听他上课。这时教室的门被人推开，是政教处的，他在门口点了我的名，说走一趟。找我进政教处并不奇怪，高一第一个星期里，我就参与过三次打群架，上了重点名单，往后发生类似事件总会把我找去问问。跟着副主任进了政教处，这个黑胖子在桌子后面坐下来，点起一根烟，眼睛透过金丝眼镜的玻璃看了我几秒钟，就把目光转去了窗外，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也用不着站着，就在这头大狗熊面前坐了下来。我问他，找我来有什么事。他让我先等一下，不要急，再说有什么事情，他说我自己应该清楚。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坏过厕所的灯泡，让它照不亮一地的屎，还请主任明示。和我想的一样，他生气了只会拍桌子。

现在我要开始描述韩艺的形象，她的形象可以有两种说法。我大多数时候见到的韩艺，在一栋五十年代盖的青砖楼房里，三面立着斑驳的石灰墙，细密的裂痕正在石灰墙上肆意地扩张。教室里开着几扇玻璃窗户，钢筋护栏已经生了红色的铁锈，几乎被绿色的藤蔓植物盘满了。在那个光影流翠的教室里，我坐在一堆饱经忧患的桌椅之间，韩艺在我对面的那台钢琴后面，钢琴上通常会放着一本《拜耳练习曲》。她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想当我的钢琴老师。有时候她给自己弹伴奏，唱一些外国民歌，此时她的身子左右摇晃，还把嘴巴张得很大，看起来很不自然。等她唱累了，就开始不停地对我抱怨，主要抱怨的还是我弹钢琴的态度（坐姿歪斜，嘴上叼着烟，烟灰掉到琴键上）以及我的不讲义气。其余的时间，我们坐在教室里，相对无言。这种情况下，她就开始唉声叹气，没话找话。她经常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对着那些黑白键念咒般重复一句话：很多东西从开始就错了。我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接她的话。等她说到第五遍，或者第六遍，我知道躲不掉，才问她，什么是错的。然后她那些荒诞的言论就开始了。韩艺说，她本来可以当一个艺术家，但她做艺术家的天才一直被人压制，被那些太主观的意识磨灭了。她还告诉我，这种事从上幼儿园就在她身上发生了。韩艺将头偏向窗子，让脸迎着绿色爬山虎叶片间射进来的光点，同时，她的右手在琴键上飞快地弹出一串单音。又说，当时她就发现了，自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比方说吧，在幼儿园里，老师带着大家玩积木，老师说，今天我们搭个小房子吧;今天我们建工厂;小朋友们，让我们搭起一座桥。其他人按着老师的示范和指引在做，都搭得很好，只有韩艺不配合，她面前的积木看上去从来是乱七八糟的一团，这让老师很头疼。每次说到这里，她会把某一个琴键按得特别重，让那个低音在教室里久久回荡一阵，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哀怨地说，可是我想搭的不是这些啊，房子、大桥、厂房……这太简单啦。她是指，在那种年纪里，她居然想用积木搭出“高兴”、“疼痛”之类的东西。韩艺认为厂房和大桥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疼痛”和“高兴”这些倒是她可以理解的。这真是有点难，韩艺说，但有一回，她总算做到了——在别人都搭出一座城堡的时候，她相信自己搭出了“孤单”，可惜她为这个作品的诞生只振奋了两分钟——她记得是一双黑色的圆头皮鞋在积木前停住，然后套在右脚上那只皮鞋把她的大作踢出去很远。有部分“孤单”还砸到人家的城堡上，为此有许多小朋友都恨她。自顾自说完这些乖谬的话后，韩艺情绪低落，长时间看着窗外一片爬山虎不说话，苦大仇深地坐在教室里。

下面是关于韩艺的另一种形象：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第二天出太阳时尽管在化雪，四处仍是白茫茫的一片，在阳光下看过去有点晃眼睛。那天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头上顶着压到前额的针织帽子，从政教处门口颓丧地走了进来。如果需要对这个形象再进行一些补充的话，我还可以说，她头上那顶帽子是米黄色的，把她的侧脸和耳朵都盖住了，帽尖上有一个毛线球垂下来，搭在肩膀上。她的上身裹着一件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深色棉衣，下面套了一条肥厚的棉裤。就是这样，她走了进来，我看见她眼睛周围的皮肤有些发红。等我和韩艺熟了以后，曾就她那天的形象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我仿佛看见一个粽子走进了政教处。这个比喻韩艺不同意，她说她从小就怕冷，医生说她天生体寒。她穿的深色棉衣是她妈的，那条棉裤则是她外婆的，她知道这样穿出来不好看，但是没有办法，怕冷。（现在北风又从窗外进来了，贴在窗户上的旧报纸吹得啪啪作响，我现在也开始怕冷了，以前不这样）韩艺要反驳我的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她像不像一个粽子。她说首先我要弄清楚，从结构上，粽子是一层层粽叶，由外向内包裹着一团粘乎乎的糯米。从形状上来说，粽子通常是三角形或者棱形的。而当时，她整个人正约等于一个圆柱体杵在那里，所以这个比喻欠妥，应该马上换掉，哪怕说她像一个饭桶，而不能说她像一个粽子。

这所学校不大，那时日子很长，本来可以在其它地方遇到韩艺，但我就是在那里遇到她了。政教处有三个档案柜，分别倚三处墙角而立，每一个玻璃柜门都被人擦得很亮。浅蓝色的粗布窗帘笨重的垂到地上，镶马牙石的水泥地板前不久刚刚打过蜡，两张带抽屉的桌子竖着接在一起，四周围着几把钢管架的红色海绵垫椅子。这是当时政教处的情况。大狗熊坐在我們对面，金丝边眼镜一次次从他的鼻梁滑到鼻翼，所以他必须扬起头，才能使眼睛透过两块镜片看着我们（他应该先脱下眼镜，用纸把鼻梁上的油擦掉，那样眼镜就不会掉下来了）。他说昨天晚上学校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把我们找来，是让我们交代一下昨天晚上的事情。韩艺听着他说完，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所以我以为她对这种事情经验不足，就自己先交代了。我说昨天下雪了，我本来想在路上看看雪景，但是天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回家了。回去以后我早早就睡下，睡前我还撒了一泡尿，这是我的习惯，睡前要小便，否则睡不着。到半夜我又醒了一回，是让尿把我憋醒了，是睡前我把水喝多了，由于太冷不想起来……狗熊没有让我把话说完，他打断了我——本来只剩一句话我就全部交代完了，那句话是：我知道憋尿对膀胱不好。他又一次把手重重的拍在了桌子上，在木头受震后的余音里，他警告我，不想被开除就少扯淡，不是让我来装疯卖傻，还是说我昨天晚上下雪时干的事情。这时我扭头过去看韩艺，她在层层棉布包裹里显出一派避世离俗的样子，一张脸上，只剩下眼睛、鼻子还露在外面与外界有所联系。她米黄色的帽子后面，远处一根松树枝在风里抖了一下，大团积雪从树上簌簌地落下来。此外，我还想到，她真像个老气横秋饭桶（我仍然觉得应该是粽子更准确，但是死者为大）。我心下忽然感到莫名地委屈。我说，好吧，报告主任，大概误会了，是这样，我确实谈过一次恋爱，但上个月我已经主动与那位女同学分手了，她是五班的聂晓棠，身材很苗条，脸长得也很好看。至于这位女同学，我之前确实不认识。

等到高二，韩艺在音乐教室里教我弹钢琴，经常跟我说起在政教处那天的事。她说，你跟政教主任说话的时候，翻着白眼，阴阳怪气，松松垮垮的站在那里，一只脚伸向身子前面，尤其你脚尖朝地面一下一下点着的样子，就像触电了一样，你大概还不知道吧，那副尊容是够人讨厌了。韩艺说，那天她算是见识到什么叫无赖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没有办法，生来的骡子是变不成马。到了最后，韩艺还要问我一句，那个五班的聂晓棠真比我好看？每到这时，我就会肚子疼，要出去上厕所。我捂着肚子朝外面走去，有几次，我听到有琴声从身后响起，有人唱着一首叫《燕子》的哈萨克民歌。

一开始我以为，把我喊到了政教处是头天晚上有人打架，要我交待打架的问题，而我那天回去得很早，所以理直气壮——按韩艺的话说，我像个无赖。我又以为学校要处理谈恋爱的学生，所以要我交代谈恋爱的问题，并怀疑我和一位穿着打扮像个大妈的女同学谈恋爱。最后人家说，也不是，谈恋爱的事情也不需要我交代。原来要我们交代的，是我们如何谋划了一场集体逃课事件。政教处的狗熊说，全校学生集体在课间逃离学校，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此事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坏。他还强调，尤其当校长亲临风雪交加的教学楼顶劝阻，场面还是失控，学生推开铁门跑掉了。所以学校相信学生集体做出这么冒失的事，绝非偶然，之前一定是被人煽动过，总之从一开始，就是有人谋划的一起恶性事件。现在的关键，要找出这起事件背后的主谋，而且主谋已经找出来了，就是我和韩艺。理由如下：经过调查，并经有人证实，下雪的时候，正是我和韩艺分别从两栋不同的教学楼先走了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向所有人传递了当时应该冲出教室的信号。

在政教处，韩艺整个人裹在肥厚的棉衣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既不反驳，又没有一点要认错的样子。后来她告诉我，人家说的话，其实她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站在那里，满脑子都是我之前说的混账话。我说的那些话把她冒犯了。所以在政教处时，韩艺有些恨我，同时，她又有点后悔穿成那样跑到学校来。她说，可我不知道那天要来政教处啊，知道我就不会那样穿了。

头天确实下了一夜的雪。我看着政教处以外的世界，草木花白，与平时很不一样。积雪正从墙上化下来，水渍漫过一堵一堵斑驳的围墙，浸到水泥地上。在一片潮湿的雾气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虚幻，很不真实。政教主任问我们对昨天的事有什么要交代的。我说，昨天晚上的雪下得很大，到现在外面的雪还没有化，这就是我要交代的。我请他伸出头去看看外面，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听完我的话，他的脸色发黑（这样他的形貌就与一头真正的狗熊更接近了），把双手的指头叉在一起，放到嘴边哈了口气，他提醒我，别忘了我在学校已经有警告处分、严重警告处分、记大过处分等等。他向桌前欠了欠身子，用一根食指敲了敲桌子中间的位置，那里有个印着红字的牛皮纸档案袋。说我应该知道，里面的东西有可能会跟着我一辈子，这取决于我接下来的态度。当时狗熊的金属眼镜框就在我面前，与我一臂之遥，在他冒油的鼻梁上反着镀铬金属的光泽，只要我愿意，伸手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放在马牙石地板上踩碎。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我不想赔他一副新的。他对我们说，事情已经摆在这里，对学校造成的影响很坏，处分是免不了的，但是怎么处理，要根据认错的态度决定。

后来我和韩艺一起去了几次政教处。在这当中，韩艺经常来找我，主要是试图讨论出谁是谋划者，以及讨论我和韩艺是不是谋划者。我们首先定了个前提，以便讨论能进行下去：既然下雪那天有很多人看见我和韩艺首先走出教室，那我们就相信我们真的先走出了教室。我向韩艺坦白，我走出去，是因为突然看不清楚那栋尖子楼，担心自己眼睛出了问题。韩艺则说，她就是那时候很想去趟厕所，没有别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谋划者，就是下了那场雪，这里平时不下雪，学生就是想看看什么样子。韩艺说，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就是根本原因。但是她又说，人家要我们交代，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又找出了一些其它原因，比如学校把课排得太满，还没有课外活动，没有篮球赛、唱歌比赛等等。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说。最后韩艺说，给记什么处分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如果真是我导致所有人在一个下雪的晚上集体跑出教室，我倒是很高兴的。我觉得韩艺说得对，所以再到政教处，关于那天我们是否谋划学生集体罢课的问题，我们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我们只说，那晚上确实是我们第一个走出教室的。政教主任则说，我们的态度不算好，也不算坏。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两天空气更冷了，每次我在夜里醒来，身在一片绝对的寂静之中，恍惚间觉得黑夜是随着寒气从窗缝里钻进来，它们流动着，笼罩着床铺和墙壁，覆盖着四周的一切，包括我的记忆。

如果能下点雪，也许我还会想起一些关于韩艺的事，对我写这篇小说会有一些好处。但不会下雪了。每个冬天的清晨都是浅灰色的，房檐和瓦草半隐在稠密的白雾里。闻着周围渐渐衰老的空气，我看见那些杂草身披一层透明的白霜，显得坚硬、锋利，在地上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我早上站在这个我童年成长的院子里，心里感到一阵阵失落。这个院子，以及这里，总有一天将要被人永远的遗忘了。

中午我蹲在石花台下面晒太阳。看见小舅舅和表弟出现在门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带着棍子来的。那四条腿画着外八字迈过门槛，像专门训练过一样整齐划一，接着，我的面前出现了两张相似到复刻一般的脸。我察觉到这两个人的形迹可疑，他们已经进来了，等他们如同两台彼此的复读机那样开口，对着我讲话，他们对我那种可疑的关心就被确定了。小舅舅站在院子里，带着一贯悲悯的神情看着我，如同将撒手人寰之前那样，叹出一口长气，那口气快断掉之前，表弟又帮他续上了。正午的太阳升起来，院子里的雾气原本已被驱散。他们叹了两口气，浓重阴郁的雾气又开始四处弥漫。好在阳光还是带着温度的。小舅舅先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表弟说，有问题不要紧，他们找了我几天，就是要帮我解决问题。可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昨天晚上没睡好，我现在有点困了。小舅舅说，有个好消息，你表弟前几天经人介绍去相亲，已经交上了女朋友。他还说，如果我能交上一个女朋友，也可以解决自己问题。这才是他们来的真正目的。你表弟是交上好运气了，小舅舅就是这么对我说的，那个女的条件不错，跟她一结婚（他压低声音，把一根食指举到眉间，不惜把自己变成斗鸡眼，似乎是为了说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来）就什么都有了。小舅舅这番话，这回表弟总算没有复读。他假装如无其事的望着布满灰尘的瓦檐，但我还是看见了他满脸涨得通红，而且脖颈处的皮肤下面血脉偾张。

表弟的女朋友我知道，那女人小腿粗壮从不洗头，还黑得像李逵。他们家在菜市场门口开铺子。平时我从那条街上走过，闻见空气中强烈的血腥气，就知道今天免不了会目睹一场杀戮。而且无一次例外，从那里路过，我身上都会粘到几根鸟毛。事实上，那里的杀戮也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那是一家的刽子手。他们在菜市场门口，专门帮人杀鸡杀鸭杀鹌鹑，有时候也杀兔子杀蛇杀鳝鱼，只要给钱，这些人什么都杀。但是敢杀人就要拉去枪毙，这他们是知道的。

我亲眼见过那个女的怎么杀鳝鱼：她拿出一块深褐色的木板，往门前一立，一群苍蝇就先闻见了，它们在半空盘旋、集结，瞬间织成了一张密网，嘴里无餍地“嗡嗡”唱着，涌上去把那块木板圍得走投无路。她从店里抬出一盆生动的鳝鱼，放在脚边，再将它们一条一条的按在木板上连成一排——才注意到，木板上面钉着一排铁钉，钉子穿过鳝鱼的脑袋，把它们固定住。这时它们都还活着，几十条鳝鱼像蛇一样在木板上扭动着身子。然后她拉住鳝鱼尾巴，将一把薄薄刀片使得十分娴熟，轻轻一划，那些躯体就从一个圆柱体由当中纵向分开，变成一副平面的皮肉。她用拇指按住那把失去寒光的红色刀叶子，自上匀速而下，一副内脏粘着完整骨头的掉到地上。如法炮制，这种微不足道的死亡是无声的，不一会儿，木板上只剩下数张停止扭动的柔软皮囊，往木板上沥沥地滴着血。她停下手来，退开一步，认真地看那块木板，很像是一个画家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她伸手驱开脑门上的苍蝇，对作品还算满意，把一只塑料盆接在木板下，刀片顺那串铁钉下方横划一刀，鳝鱼就尽数落入了盆中。苍蝇绕过那个扭进铺子的肥硕屁股，寻着血腥味再次聚拢，爬满了钉子上一串半张着嘴的干瘪头颅。

小舅和表弟站在院子里，杵在我面前，比划出近乎相同的动作，脸上夸张的表情也如出一辙。我的胃里上下翻腾，满脑子都是那些鳝鱼扭动的身体，以及那块薄薄的、针线一样在空中穿梭的红色刀片。所有声音又一次在我周围消失了，我看到他们的嘴在一张一合，就像穿在铁钉上的两条鳝鱼，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能重新听到他们的谈话，是正在猜测（或者说憧憬更恰当些）表弟跟那个女人结婚后的种种可能。我没有办法不打断他们，问我表弟，你是打算好了，要跑去菜市场门口杀鸡了？表弟听了两眼发愣，装作听不懂我的话。显然，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个实际问题——如果跟那个女的结了婚，就免不了每天天不亮起床（比去五金厂上班起的还会早一个小时），搬个板凳坐在菜市场门口当刽子手。我说，那女的一脸杀气，手上使了好几把刀，有杀鸡用的，有杀鸭用的，有割喉的有扒皮的，你每天跟她睡在一起你不害怕吗？表弟被我问住了，小舅舅就过来打哈哈，说夫妻之间就是相敬如宾嘛，我和你小舅妈就是这样的，再说她家的刀都是对付畜生的啊。我把一口烟朝表弟身上吐过去，我指着表弟问小舅舅，万一他是个畜生呢？那可真就死定了啊。终于，这回小舅舅也不说话了。我看见表弟两眼充血，脸色变成一片生猪肝，他手臂微微弯曲，捏紧两个拳头瞪着我。我表弟是想跟我动手了。他在五金厂上了几年班，一天到晚在车间里大箱大箱地搬五金配件，手臂练得有我两条粗，真要跟我动起手，他就会像抓只瘟鸡一

样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扔到街上去。但是他还是犹豫了，他怕我，他见过我以前是怎么跟别人打架的。

小舅舅劝我，说不要伤和气，是一家人嘛。讲这话的语调，很像是当年在学校里开大会。他一定认为这种语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语调，我表弟目前还不能完全掌握，他还在努力学习。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学会了。小舅舅说，还是说说我们今天来主要辦的事情，是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我还意识不到我的问题，但是表弟的眼睛已经不再冲血，脸色也已经恢复了正常。表弟说，你的问题还是一直以来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于你不切实际，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知道你已经三十岁了。到此为止，小舅舅终于把那根棍子拿出来了：三十岁的人应该干该干的事，那就是找个人谈恋爱;应该多想想怎么生活，生活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是和谈恋爱的对象结婚、生孩子。我想了想，告诉他们，我的问题我算是明白了，怎么解决，我也明白了，就是照着表弟做，如果我还愿意进步一些，和表弟较较劲，我就找个杀猪的女人谈恋爱，你知道，杀猪的比杀鸡的条件总是好一些。

当时小舅舅和表弟在院子里，包裹在冬日轻飘飘的阳光中，我说话时，他们身后的一切都仿佛隔着一层轻透的玻璃罩子，几束游动的微粒尘埃正缓缓穿过玻璃。过了一会，我看见两个人的嘴和鼻腔开始深深的向内吸气，两个胸腔像气球一般地隆起——漫长的叹息要开始了。在那个叹息和鸣的时间里，我觉得有一朵云彩飘过了房顶，飘出去很远。

走出门去时，他们有点灰心丧气，如果不是小舅舅最后又对我说了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那种好人的语调，说不定就会叫我愧疚了。晚上睡觉前，我又想起小舅舅这句话，渐渐觉得这句话比白天听到时更有分量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鹌鹑，身上布满粗硬的黑褐色羽毛，正被人用绳子捆在一段木桩上。它仿佛是潮湿的，脖颈处的茸毛一撮一撮粘在一起，狼狈地向下垂着。当我最初进入这个梦境时，四周一片黢黑，只听见远处传来铁器敲击的声音。我知道铁器在发出警告，但不知道这个警告是向谁而来。等眼睛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我就看见这只巨大的鹌鹑。毫无征兆地，它就这样被放置于一个陈旧的舞台上，被一束追光灯照着，嗓子里发出了单调的“咯咯”声。这不是一种我能听懂的语言，几个重复的音节，但是我知道，它是在虔诚地歌唱着生活。是的，它被绑在一个破木架子上，已经无法扇动一下愚蠢的翅膀，更不要说下地走出几步，它正处在这种境遇中，可在梦里，我很确定，它是在歌唱它的生活。这只迟缓的鹌鹑，它的脑袋还是自由的，所以在用它的后脑勺不断敲击身后的木杆，发出一些声响来，以便为自己的歌打起拍子。它在我的对面唱了很久，一直在重复着那句庄严的曲调。直到铁器的撞击声由远及近，再次发出警告，它也没有停下来。我觉得如果那只鹌鹑愿意，它还有时间，可以试着用嘴撕开胸前的绳子。它现在应该停止对生活的谄媚了，停止宣扬对生活的盲目热爱，它应该朝着传来铁器之音的相反方向，迈着外八字步赶紧滚蛋，它应该滚下舞台。我朝它喊了几声，我试图告诉它，它的处境。它听不见，继续用脑袋固执地与那根木头发生碰撞，它在打着拍子。我在一个梦境中身陷黑暗，无法确定与它的真实距离，我试着朝舞台那边走去，我不断向前走，这个距离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只鹌鹑还是不远不近的站在那里。它看不见我，我们被一堵透明的墙隔着;我们在两个不同空间里。铁器声再次逼近舞台，危险已经临门，然而它在做什么——那只处境窘迫的鹌鹑，凭着一副麻木的血肉之躯，从喉咙里发出积极的歌声，在重复着单调的歌词。它一遍一遍地重复，似乎要把那句歌词唱成一枚实实在在的化石，它已经打定注意，将与那根木桩永远捆绑在一起，直到和它一起站成一堆焦土。终于，在铁器的敲击声中，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登上舞台，她从左侧走出来，长着一对异常粗壮的小腿，她甚至让舞台轻微地摇晃起来。她径直向那只鹌鹑走去，等走近聚光灯的范围，我才看清她手里握着两根手指粗细、半米来长的钢钉。铁器声是她敲击钢钉所发出的。她站在鹌鹑那里，钢钉举过了头顶，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对着它敲了三下，宣布了鹌鹑的宿命。长长的颤音向着四周暗处的每个角落扩散，她一把揪住大鹌鹑笨重的脑袋，将两条反着寒光的利器缓缓插进了它的身体：一根是从脖子下方插入，再由上颌穿出来，鹌鹑不得不闭上嘴，停止了对生活的歌唱。另一根则是往它脖子上刺进去的，它的头钉在了身后的木桩上，这样，连呜咽的声音也不听不见了。它连最后的一点自由也彻底失掉了。女人拿起一把原本挂在腰间的塑料柄剪刀，背身于我，鹌鹑的身体被她肥大的屁股和宽实的后背挡住了，只露着一截僵硬的脖子和脑袋。我听见舞台上响起锋利的剪刀声，那些皮肉正在剪刀下寸碎，接着是一坨一坨的脏腑掉落，在木板铺成的舞台上发出沉闷而空洞的声响。带着腥味的血水在聚光灯下蔓延，此时那只鹌鹑还没有完全死去，它胸前的绒毛起伏着，惨淡的灯光在它身上凝固了。

在这个阴暗的房间，我躺在充斥着霉味的床上，从一个向鹌鹑施刑的梦中醒来。一开始院子里只有风声，吹着地上的枯叶移动。接着听见有人踩着细碎的脚步在外面街上走过，那些沿着这座房子脚步，似乎一直在这里游荡，一直围着我刚才的梦打转。我睁开眼睛，梦中的景象已经不在了。只看见清晨的第一道光已经从木格子窗的缝隙间透进来，横陈于地板上，几只麻雀在格窗外叫着飞来飞去，在我的角度看，它们像在鸟笼子里嬉戏。这些微不足道的笼中鸟，命运总比鹌鹑要好一些，它们在冒过房檐的枯败枝叶上停了一会儿，又叫着飞走了。这种天气让人心生悲凉。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情绪中，尤其是当我发现，我的脸正贴在一个被泪水浸湿的枕头上。

韩艺趴在音乐教室的窗台上，风穿过爬藤植物的缝隙，那种印花的老式玻璃窗在半空中摇晃。当我的记忆使那扇窗户变得更加陈旧，我就意识到记忆其实靠不住。那扇木窗上淡黄色油漆已经褪色，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木头腐朽的纹路，时时等着化为土灰。韩艺的形象是不真实的。但是，它使我离韩艺的面孔越来越近，甚至要比我曾经看到的更近。我看到，她的脸很瘦，没在从窗外伸进的枝叶之中，沾着细碎雨点般的光的碎片。她在寂静的窗前，那种绵软而无需计较得失的时光中，韩艺和我谈起了关于死亡的问题。

她转过脸来，棕色的眼睛和我对视。以我的习惯，很少会长时间看别人的眼睛，那应该是我少有的几次与别人良久的对视。我问她，你是不是在军训的时候就企图自杀。我说这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说你割过腕，你当时就想过自杀，是有人发现，把你救了。问完这些话，我把脸从她那里转开了，我是望着一只正在从草木间跃起的虫子，或者一面呆板的墙壁。但是我感到她的目光一直在窗户前看着我。没有人救過我，她说，如果我说我不想死，你信不信？她的语气克制：要是我真的想死，别人就救不了我。她的手臂放在窗台上，在阳光里裸露着，我看见她的手腕上面有很多条凸起的疤痕，像几条浅红色的蚯蚓。

时间暗藏着一股无形中流动的力气，它是如何使那幢坚硬的砖楼日渐腐朽，直至衰老，又催动那些绿色的茎叶保持年轻。

我是从韩艺离开学校后，开始感到孤独的。尤其当我从那栋青砖建成的老楼前走过，那些藤蔓植物依旧在阳光下显出勃勃生机。音乐教室外面有一堵四季被青苔包裹的围墙，我要逃课，经常从这堵围墙上翻出去。围墙外面是后山上一片茂密的树林，我记得，那块地上始终积着厚厚一层干枯的落叶。我和韩艺在音乐教室里，透过繁密的爬山虎的缝隙看出去，时常有松鼠站上围墙，像人一样立起双脚，朝着音乐教室里眺望。韩艺坐在钢琴前，捣鼓着那台散漫的钢琴，无论是舒伯特还是巴赫，忧伤的曲调由此被召唤出来，都吸引着松鼠们的注意，长时间以哨兵一样的姿态迎着音乐教室的方向，并始终保持缄默。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这几位不买票的观众受了惊吓，飞快的爬过围墙，掠上一段树枝，隐入幽密的丛林，一串树叶摩擦的声响也随着消失了。

是在个四月的早上，在清明节前。有人从围墙后面捡到了一个避孕套，并把它带到了学校。那天闯进学校的几个人，脸色都不太好看，他们把避孕套往学校政教处的桌子上一放，就请几位老师过来一起看。据后来一些同学说，那是一只大号的避孕套（是不是大号还有待商榷），皱巴巴的（关于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躺在那里。它被人放在桌上围观，也不知道脸红。在政教处，这家人首先指出：凭着作为成年人自身经验，从它的形态上看，它无疑是一只已经履行过使命的避孕套。关于这一点，政教处的各位老师应该没有提出什么疑义。另外，人家还说，这只避孕套是今天早晨在学校围墙外面发现的。他们一家人在清明前去后山扫墓，站在墓前正准备趴下去磕头，就发现了这只避孕套，身上还裹着露珠，嚣张跋扈地挂在祖宗的坟头上。他们感到极为震惊，并认为，作为后人为此蒙受了极大的侮辱。最后人家又指出，后山上没有别人，避孕套就是从学校的围墙内扔出去的。关于这点，老师们有没有疑义，我就没再听说。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张小武消息了。那个我在丽江唯一的朋友，浑身散发忧郁气质、与生活格格不入的诗人，最近我经常想到他。这篇小说只差个结尾了，我把写好的部分发给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又给他去了几次电话，也没有人接听。作为一个初习写作者，现在希望得到一些鼓励。为了免于剩下的日子在五金厂里铸模，或者给幼儿园当保安（我始终认为，如果在幼儿园上班不利于小朋友成长），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动机不够纯粹，所以才会困难重重），我迫切的希望与人交流。一直到今天早上，我终于收到张小武的一条短信。短信里张小武只字未提到我的写作，没有谈到我写的那个女学生韩艺。里面只有简短的几行字，他以一种现代诗的格式写道：

写下去吧兄弟， 一旦已经开始。只要你活着，一切与生活有关的都不会属于你。 除了写作，可以与你抵抗孤独。

雾气弥漫的早晨，我是望着一个结霜的老院子，为了忘掉此时不易穿越的湿冷的孤独，以此想到韩艺离开学校时的情景：已经到了十月，杨草果树站在进学校那条路的两旁。那些树底部刷着白漆，高大而潦倒，稀疏的叶片重新长出来时就显得干枯发脆，轻易就被风所折断，瑟瑟地掉落到路上。我们从路上走过时，那些形状弯曲的叶片在日光中摇晃着，使人觉得头顶上挂着无数条风干的鲫鱼。树影疏落的空中，永远向地上散开一种略带刺激和苦涩的味道。

很多人都见过，我和韩艺坐在那间半废弃的音乐教室里。一般情况下，韩艺在里面弹钢琴，她自以为是我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说在尖子班里坐到高三，会不会真的变成一只大猩猩，这种时候，韩艺像观察一个神棍那样看着我。音乐教室靠近一堵围墙，学校和后山就是靠这堵墙划开的。按往常，人们在围墙后面发现避孕套后，我理应有使用它的重大嫌疑。可学校从来没有为此找过我。倒是每天放学后，他们就把韩艺叫到了政教处。这种情况发生在韩艺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去，大概就不是为了找个女老师和她拉家常。几天后，韩艺离开学校，我再没有见过她。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去了泰国，直到从丽江到大理的火车上听到她的死讯。我最后一次见到韩艺，她表情严肃，站在一片被爬山虎叶子挡成的碎光里。当时韩艺以一种奇怪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我割开手腕，只是为了闻见一种气味，它有点像香皂泡沫的腥气，这种气味可以使我心神宁静，如果我这样说，你是不是不会相信？她还告诉我，根据她的经验，血顺着手腕流出来以后，不会马上就凉掉，伴随着那种气味，这时人就会产生某种感觉，相信心理的一些伤痛也随之从体内流淌出来。我想我知道韩艺要对我说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使她伤痛，我记得她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家里的事，我也从来不问。她要我相信她，她说，你想想吧，这种事只要重复几次，很容易掌握使用刀片的力度，如果我真的想死，只要割深一点点，割断血管，就能做到。问题是，韩艺说，我从没有想过就这样死。听韩艺说这些话，我感到头皮有点麻，两只手腕一阵一阵发酸。在后来，听到她的死讯后，我经常想，如果时间倒回到高中，在那间音乐教室，我坐在她的面前重新听她说一遍这些话，我又能对她说点什么呢？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我还没有说起。那只避孕套在围墙外被发现后，我就再没有去找过韩艺。倒不是怕这件事牵连到我，我甚至有点迫切，希望他们来找我，把我也叫去政教处谈谈。他们没有来。为避孕套的事，学校里流言四起，传闻说，其实韩艺带人去那间音乐教室，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她就带着别的男同学去过那里。那个避孕套也因此变得更加可疑。流言火一样在学校里蔓延，终于烧进了我的耳朵。学校没有来找我，某种程度上，使这种说法变得可信。我甚至没有想过去向韩艺证实一下，那是我少有的几次，承认自己的虚伪和怯懦，并且为之感到羞愧。韩艺离开学校后，我知道不会再见到她了。我和韩艺在高中时，为了抵抗某些我们反感的东西，或者仅仅为了抵抗孤独，而在音乐教室里建立起两个人的联盟。我的嫉妒变成了一把沉重的铁锤，一击便使那个联盟土崩瓦解，又在流言之火里化为灰烬。

我以后很少再去学校上课，至于那间爬满藤蔓的音乐教室，到毕业我也没再进去过。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又回到了认识韩艺以前，终日游手好闲，百无聊赖地在小城的街巷里游荡。一开始，我还经常想到韩艺，并满怀愧疚，认為自己在韩艺的事情上不够讲义气，我当时应该站在别人的目光之外，与韩艺道别，或者去一趟政教处，作为人证，撇清韩艺与那个避孕套的关系。到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学校要开除韩艺，主要是因为她一直有自杀倾向，这对学校始终是个隐患，决定要开除她，就算没有那个避孕套挂在坟头上，人家也会让她走。从那以后，我想起韩艺就不再心怀愧疚。再后来，我就把她忘记了。

那天在由丽江开往大理的火车上，导游姑娘宣布完韩艺的死讯，火车随即钻进了阴暗狭长的隧道。我和导游姑娘都没有说话，在沉默中，我听见了周围的一切喧闹声：火车划过铁轨时，如同无数争辩的人声含混在一起;旷野上疾驰的风声;送餐车的橡胶轮子滚动在带着几何花纹的铁皮地面;方便面在纸盒里跃跃欲试;有人在拥挤的过道里售卖手机充电器……绝对的黑暗之中，我才看见，高中音乐教室两扇陈旧的窗户，网密的绿色叶片后面闪动着午后的阳光。在这辆无辜的火车上，我便开始相信，韩艺的死或许多少与我有关。我想起许多年前，在学校外面的那条人行道上，韩艺站在一棵松针树下，我和她打下赌，说她将来会被驯化成一只大猩猩，当时我就从她的眼里看见了恐惧。或许我不该让她相信这些。而现在，此时此刻我坐在一张硬崩崩的木椅子上，正在为担心自己会被驯化成一只鹌鹑而感到恐惧。

我还是不能接受另一种说法，即韩艺的头发绞进了卡丁车的轮子，因此丧命。我还是要说，如果韩艺要想死，她就会跳楼死。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曼谷市区一座黄昏的写字楼顶见过她，一如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人们透过月亮的眼睛看见韩艺坐在女生楼顶，有人甚至听见了，楼顶隐隐传来一首苏联民歌的旋律。当她走上那个柔软的金色房顶时，她的脸还是很瘦，面色依旧苍白，就如许多年前坐在钢琴前一样。狭长的天际射出一天中最后的耀眼的光线。她走过天台时，手指上仿佛弹奏琴键一样轻盈的动作依然持续着，黄昏下演奏着无声的钢琴曲。韩艺爬上围栏，张开双臂。天边水彩一样轻透的黄色点点褪去，远处云彩的紫色显得越来越深。迎着夕阳的残光，她脸上的肌肉在逐渐发生变化——每一块肌肉都跳动着，正逐渐向着人猿的样子趋近。就在此时，没有人注意到，她深色的裙摆下面，小腿上的肌肉突然绷紧。黄昏已经逐渐虚弱，散漫的黄光铺在她身后的水泥板上。韩艺在傍晚的微风中踮起脚尖。远处街上的人们才看见，一个物体从高处落进对面繁乱的街区。

天已经亮了。整夜坐在这里写着这样一篇小说，我却没有感到半点睡意。我以为通过写出一些文字，可以试图去理解韩艺，到最后我并不可以，我只是在虚构她。毋庸置疑，韩艺站在天台的事正是我虚构的，但是它已经被我写了出来，所以现在我要说：这就是全部事实。一直到以后，它会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此时晨光如水，正从木格窗上倾斜下来，流淌在这原本阴暗的房间，驱散了潮湿发霉的空气。我看见晨光熹微下的房间，四周的一切变得轻飘飘的，心里终于为韩艺感到一阵轻松。她决定了自己的尽头在哪里，在那以后，生活拿她就没有办法了。我却还和以前一样，一直还在这个笼子里，并悲观地相信，最终我也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只有接受沦为一只鹌鹑的宿命，我才可能使生活变得容易。对于韩艺，此时我正想到，如果人的死不只是由身体陨灭那个事实所确定，存在于别人的记忆也算是一种活法，它使她在之前，与其他人生命交汇处就活了下来。在我这里，韩艺的形象被定格在高中时，一栋青砖建成的老楼里。在那里，那些交错的光影经常让我生出一种错觉，恍如我们正置身于一片寂静的水底，韩艺久久地坐在那台钢琴后面，清越的琴声在晃动的光线中穿过流光四溢的水草，一直传到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