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

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对苏联的秘密访问，启程回国。但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是邓力群。他带着3名报务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飞抵新疆伊宁，建立了直通北平的“力群电台”。接下来的98天，他将突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封锁，发出124封电报，在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陶峙岳等人之间秘密联络，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新疆陶晋初

1948年9月的香港，一场秘密会见正在进行，见面双方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和国民党少将陶晋初。彼时，陶晋初接到堂兄陶峙岳的邀约，考虑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身份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统帅10万国民党部队，主持新疆军务。他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人事关系，要将蛰居湖南家乡的陶晋初调来新疆协助。

陶峙岳哪里想到，这个堂弟虽然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早在1938年就向中共地下党员蔡迈轮提出了入党要求。1944年，陶晋初在重庆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新华日报》主编乔冠华（当时化名乔木），此后来往密切。

接到陶峙岳的邀请时，陶晋初颇为犹豫。他决定亲赴香港，听一听老朋友乔冠华的意见。乔冠华劝他立即赴新疆上任，充分利用与陶峙岳的关系，暗中掌握兵权，等候适当时机，配合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行动。

此后，陶晋初奔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协助陶峙岳大刀阔斧地改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机关人事，控制了首脑机关和部分作战部队。他还拉起了以居住地中央军校九分校为基地、以总部处长们为主要成员的“校园小集团”，政治观点都倾向于求和。

不过，以上都算外围活动，中心任务——策反陶峙岳却迟迟没有进展。1949年5月，陶峙岳飞往兰州联系南京政府请拨军费，陶晋初疾书长信《请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寄给兰州好友彭铭鼎转交陶峙岳。他写道：“根据我数年来的研究，及数年来和中共负责人接触的经验，觉得他们大都很热情、很谦和，很富于正义感，很有廉洁的操守、刻苦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效法。如果纯为个人利害打算，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不愿意中国独立自由、富强康乐则已。不然，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不能和这些优秀分子携手合作……”看完信的陶峙岳仍然没有表态，但内心却受到极大触动。

暗流涌动中，陶峙岳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新疆的局势。但最惊险的一幕还是在起义前突然发生。

9月15日，邓力群奉中央指示，携带电台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进了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家，并在第二天与陶峙岳见面，将已经归附中共、身在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张治中写的两封秘电亲手交给陶、包二人。张治中在电报中敦促新疆起义，并向陶峙岳作了行动部署。

然而，邓力群的到来已被侦悉。9月19日晚，国民党强硬派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他们决定拘捕陶晋初、屈武等主和派，行动定在20日晚。

惟一的变数在叶成。叶成与陶峙岳私交甚厚，他坚持行动前必须告知陶峙岳，马、罗只好同意，限他半小时以内赶往陶公馆通报并返回。

陶峙岳当下留住叶成，并打电话给罗恕人与马呈祥，极诚恳地约二人来面谈。二人来后，陶峙岳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一番形势分析，竟说得罗恕人淌下泪来：“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陶峙岳与三人一直说到东方发白，阻止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危险。

9月25日，马、罗、叶等人离开的第二天，陶峙岳通电起义。

湖南老乡余志宏

1948年7月，66岁的国民党元老程潜调任湖南省主席。尽管他与毛泽东有过交往，但大多数时间与中共的关系是敌对的。就在到长沙上任时，他还发表演讲：“我今年六十有七（虚岁），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因此，要不要策反程潜、怎么策反、能否直接见面等问题，湖南地下党尚未接到明确指示。

一个月后，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从争取程潜身边人做起。省工委负责人周礼选定了程潜的醴陵老乡、三十出头的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担此重任。在湖大附近的桃子湖畔，余志宏找到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方叔章。方叔章是程潜旧部兼好友。余志宏通过湖大教授的关系，常与他谈古论今，并获悉了程潜族弟程星龄欲回长沙的消息。程星龄也是国民党高官，但素来与蒋介石不睦，曾在抗战期间赴解放区见过朱德、刘伯承，1945年被蒋介石下令“查程系异党分子，应于拘捕”而入狱，1947年才获释。

程星龄一回长沙，余志宏就将他引荐给了化名唐光前的周礼。程星龄坦言，现在做程潜的工作为时过早。没过多久，方叔章举行家宴，邀请程星龄以及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等湖南名流参加，余志宏则作为方家常客赴宴。家宴上，大家畅谈时局。邓介松等人透露了很多军政界实情，湖大教授李达趁机直言：“颂云先生（指程潜）应以三千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程潜听到众人的看法时，频频点头称是。此后，方叔章来到省府，直截了当劝说程潜。程潜尚有疑虑：“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吗?”方叔章笑道：“依我看，你那位本家兄弟（指程星龄）就不平常，他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依我看至少有联系。”

程潜仍有一个极大顾虑。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战犯43人名单中，程潜名列第二十六位。直到1949年3月，程潜在南京与章士钊见了面。章士钊此前已北上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他将会晤情况告知程潜，又说毛泽东对程潜期望甚殷，决不会将其当战犯看待。程潜当即给湖南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下了任务：“中共在香港有个南方局，你亲自去香港走一趟，你的关系很多，去找找南方局，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

1949年五六月间，在程星龄安排下，余志宏两次面见程潜，提出“希望颂公以书面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于是委托程星龄起草备忘录，亲笔签名。6月30日，备忘录放到了毛泽东案头，他在7月4日复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联名发布了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

云南宋一痕

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暗杀事件——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遇刺身亡。这是蒋介石亲自下的暗杀令，毛人凤部署执行。大理人杨杰自抗战结束后回到昆明已经4年，一直利用自己军学泰斗的身份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脱蒋。杨杰的死，将云南的紧张局势公之于世。当时，蒋介石不惜把蒋经国送去昆明做人质，以换得卢汉到重庆洽谈。

卢汉进退维谷，云南乌云罩顶。腥风血雨中，惟一的好消息是宋一痕带回了周恩来给卢汉的答复。

宋一痕1926年就在昆明成德中学入党，抗战时期追随卢汉。卢汉对这名老部下很是了解，知道他和共产党素有来往。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卢汉已经偏向起义投诚。

1949年5月，卢汉给正在香港的宋一痕发了封急电：“有要事相商，火速回昆。”见面后，卢汉开宗明义：“有关起义的事我已跟云南的老部下商议过，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卢汉还写了一份决心书。当晚，宋一痕的家人就将这份决心书缝进他的西装马甲内。他经香港到北平，汇报了云南的情况和卢汉的态度。周恩来就卢汉起义作出指示：一是欢迎，二是既往不咎，三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云南起义的时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指示进军西南，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西南。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部队蜂拥进入云南，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向卢汉要地皮、要物资。疲于应付的卢汉索性宣布闭门戒烟。

卢汉的缓兵之计给了各方势力活动空间。表面看，昆明街头特务横行。但实际上，云南地下党已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铺开了一张触及国民党军、警、宪、特、政、企及社会舆论、娱乐等各个方面的情报网。

时机逐渐成熟。1949年12月9日下午5时，卢汉亲自手书通知，召集各部将领晚上9时到卢公馆开会。会议按时开始，主战派的国民党军官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控制缴械了，有人还大声质问：“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得到的回答是：“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切平静如常，只有省政府里负责升旗的战士犯了难：“升旗时间已到，该升什么旗?”警卫营长徐振芳也答不上来，小跑着去请示卢汉。卢汉哈哈大笑：“当然是升新国旗啰!”宋一痕让家人连夜缝制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昆明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