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不言

《长明灯》写于1925年3月，收录于鲁迅小说集《彷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个被众人指称为疯子的人，想要熄灭吉光屯社庙中的长明灯。在众人数次阻挠后，他改变主意，决计放火烧掉整个社庙，于是根据吉光屯长老式人物四爷和郭老娃的定议，他被关押进了社庙西厢房，他要熄灯、放火的呼号最终变成了孩童口中戏谑的歌谣。

在《长明灯》中，这个被称为“疯子”的他在地方乡土权力的压制下，不但没能完成熄灯或放火的宏愿，就连基本的行动自由都被剥夺，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异端。更可悲之处在于，他被镇压之日，即是他被遗忘之时。而即便如此， 他仍然在禁锢中喊着：“我放火！”

《长明灯》中几对主要元素的深刻含义对我的阅读很有裨益，我以《长明灯》为主要细读对象，结合《呐喊》部分文章和《狂人日记》，记录下我对疯癫与痴傻、审判与惩治、黑暗与光明的理解。

一、疯癫与痴傻：被指称与疗治的异端

鲁迅在不少小说中都塑造了疯子或傻子的形象，例如精神失常的祥林嫂、 整日掉书袋的孔乙己，以及《狂人日记》中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 这类人物形象因其违背常理的某种执念，在一个较封闭的人际环境中，被他人指认为具有精神上的病理特征，并由此引发其他人对其的矫正和治疗，而这种所谓的治疗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疯癫者、痴傻者的悲剧，完成了集体对个体的审判和绞杀。

《长明灯》的主人公在小说中并没有具体姓名，因而本文按照小说中的代词“他”来指称他。他在吉光屯的语境中被描述为“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不肖子孙”等，是典型的“发了疯”的人，原因在于他近乎顽固地想要熄灭社庙的长明灯。而这盏长明灯，在老人们的口中，是梁武帝点起的，屯民们认为灯一旦熄灭，吉光屯就会变海，屯民就会变泥鳅，这盏灯维系着整个吉光屯的生死存亡，而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因此，他与全屯人的矛盾是关乎吉光屯生死存亡的矛盾，执意要弄熄长明灯的他就是全屯人的敌人，且是违背常理的疯癫敌人。由此，吉光屯人完成了对这个异端的指称——他是一个“疯子”。

在完成了这一指称之后，屯民开始进行对他的治疗，本质是意在铲除其异己思想，维护己方利益与正统性。

屯民们经历了压制—哄骗—铲除—劝说—禁闭的过程。最开始的建议是送他到县官处，企图诉诸官权惩处这个违反礼法的“不肖子孙”，但因为扭送的手段同样不符合礼法而放弃。接着，有人提出用老法子哄骗他，而有人嫌弃骗人过于费事，“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而打死他的提议又因为他祖上做官而未通过。然后，在社庙前，屯民对即将冲进社庙熄灯的他进行了一次颇有意味的劝说：先是企图用恐吓与哄骗做缓兵之计，“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而他“钉一般”的眼神透着那么神经质的执念，使得屯民心虚、眼光辟易;接着屯民试图通过否定其效用打击他的积极性，说吹灯于蝗虫和猪嘴瘟并无作用，然而他仍沉实地坚持着;最后，屯民动怒，用利益捆绑的方式狠狠质问：“你难道不是这里的人么？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鳅么？”同时告诉他：不可能，办不到！这时他终于有片刻的沉默。然而，他随后改变了方法，说：“我放火。”至此，劝说这一方法宣告失败，无计可施的屯民转而求助于四爷和郭老娃，最终在这一宗族权力的裁决下，他，疯癫的异端，被禁闭在社庙的厢房中，只能悲愤地空喊口号。

二、审判与惩治：乡土社会中的长老统治

在中国稳定的传统封建社会中，皇权是不下县的，在乡一级，实际充当统治者角色的是长老，即德隆望尊的长辈，在这个权力中心的统治下，一切按照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运行，违反契约的应当按照族法家规处置，这便是所谓的长老政治。长老政治中，并无明法，而有暗规，即最高标准是教化，是礼，而非法律条文。长老就成为整个体系中最具有话语权的人，而在人之上，还有一层天，是天赋予长老掌权的合法性，天的旨意必须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得以传达到下民。在吉光屯，这天理便是长明灯。

长明灯是长明的，它有着祖辈相传的历史，有着庇佑一方的神秘色彩，它一日燃着，就有一日的绝对权威在，就有一日的天理和祖命在，吉光屯便一日不会灭亡。表象是，宗族乡里的长老上承天命，下化百姓，扮演着类似于西方神职人员的角色;而事实是，乡绅长老以长明灯为加持，权力在人不在灯。权力虽不在灯，但一盏长明灯维系着整个权力体系，它的稳固即是传统封建文化的稳固。熄灯之后，吉光屯变海与否，是愚昧屯民们担忧的事，而吉光屯的权力根基被动摇，则是乡绅长老们所畏惧的事了。因而在异端兴起之时，镇压他的不仅是掌权者，还有维护掌权者的被统治者，他便成为整个权力体系镇压的对象。

在吉光屯，郭老娃是“年高德韶”的长老，四爷的身份虽未直接点明，但通过四爷“不易瞻仰的客厅”和上茶的“黄头发女孩”，加上郭老娃、阔亭、方头、四爷的座次，可推断应为经济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乡绅地主，两人是吉光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是大事的裁决者、公权的掌握者。屯民在无计可施时求助于二人，一方面是希求一个针对疯子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与公权的直接对话提升自己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而“他”，是那個被所有人压制的异端，他不仅受着权力中心的暴政，还同时受着被统治者们的暴政，他位于统治链的最底端。

在他刚刚与权力体系产生分歧时，屯民也曾做过一些拉拢他的努力，但当他们发现他偏执地想要熄灭长明灯，偏执地想要从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集团中抽出身并反戈一击时，他们感到被背叛的暴怒，于是决定抛弃他、 放逐他、禁闭他、压制他，最后遗忘他。然而所有的决定，都必须经由权力中心首肯后，才能在众屯民中得到实施，否则，屯民是不敢妄自将他“打死了就完了”。

孔乙己因品行不端、惯为偷盗而被邻人取笑，最终因偷到丁举人家里而被暴力审判，被打了大半夜最后折了腿，人们嗤笑：“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么？”祥林嫂因为死了两任丈夫、“不干净”而被柳妈告知死后会受到阴司的审判，要被阎罗大王劈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被认为触犯了礼法，应由掌权者审判和定罪，用合乎“礼”的方法来矫正。哪怕方法血腥残忍，或是打折腿，或是劈开人，却都冠冕堂皇地披着典正的外衣。长老并不比暴君仁慈。

三、黑暗与光明：隐喻之下的永恒主题

吉光屯无疑是笼罩着吉光的，长明灯无疑是光亮的;而禁闭“他”的那间空房，却是只有一扇小窗，钉死了门，黑暗无比。他失势时，年幼的孩子也要将苇子像枪一样瞄准他，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吧！”这是最纯净、最极致的轻蔑与敌意;他被压制被禁闭之后，孩童将他那熄灯放火的呼号随口编排进童谣，笑吟吟地合唱着向家走去。

辛亥革命已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然而吉光屯，这个笼罩在迷信阴霾和长老统治下的乡村，并未有丝毫鲜活的迹象。人们用神秘与禁忌将自己和旁人禁锢在无比黑暗的条条框框中，却自以为如此就能受着神佛的保佑。他，一个“疯子”， 要将那万世的灯火熄灭，却被恐慌黑暗的众人疯狂镇压，最后在黑暗的小屋里被人遗忘。吉光屯仍然亮着长明的光，而这一波澜平静之后，吉光屯陷入了与之前别无二致的沉沉黑夜。

《长明灯》中的他是一个先锋，具有启蒙意义的第一人，他虽被指称为疯子，却有着深藏的智慧和深刻的执念。他明白自己不能两次被欺骗，明白即使 熄了灯还是那样，也要“姑且先这么办”;他明白别人是靠不住的，长明灯只能自己去熄;他还明白，温和地说服保守主义者是空想，唯有直接放火，才能彻底清 除封建余孽。然而，孤独的启蒙者是无法被众人理解的，他只能承受着守旧者们的悲悯、轻蔑、恐慌和敌视，被安上“疯子”的污名，最终被扼杀在旧势力之下。更悲哀的是，儿童——未来的希望，还在拿启蒙者的口号作戏谑的歌谣，就像愚昧的民众还在拿革命者的鲜血做药引。

这是他的悲哀，更影射着新文化运动者的悲哀。

辛亥革命已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然而主要城市之外的广大民众仍然沉浸在封建礼教的陈规之中，鲜有新社会的气象。封建文化“吃人”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文化复古的逆流在蓄谋复辟，新文化运动的潮头落了下去，荷戟独彷徨的鲁迅看着这布不成阵的散兵游勇，深感“寂寞”与“荒凉”。中国还有无数阿Q在窝囊度日，还有无数祥林嫂独自承受着活人的恶意和地狱的恐吓，还有无数新青年承受着“疯子”的污名和旧势力的打压，而新文苑是寂寞的，改良的呼声是无力的。鲁迅意识到唯有来一场真正的革命，才可能铲除孳生封建文化的社会土壤，彻底赢得這场战争。哪怕遭到暂时的打压，也要像“他”在西厢房里一样，“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仍然不屈地喊出：“我放火！”他要的不是阿Q那种占小便宜式的“奴才式的破坏”，不是要借人见人畏的革命党来包装自己，也不要“狂人”看破“吃人”真相之后的恐慌、无助和绝望，他要亲力亲为地放一把火，革一场命。

从改良到革命，从《狂人日记》《呐喊》到《彷徨》，虽然新文化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鲁迅的斗争思想却进了一步，他意识到唯有一场冲天的火光，才能涤荡尽世代积累下来的黑暗。即便在黑暗的彷徨中，鲁迅也相信终有人能听懂“我放火”的呼号，替代被禁闭的“他”去熄灭那绿莹莹的长明灯。“长明灯”熄，光明才会真正到来。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梁迎春.疯癫与隐喻：论鲁迅小说中的疯癫意象[J].中国文学研究，2007.

[3]陈绪石.重论启蒙视野下的《长明灯》[J]. 鲁迅研究月刊，2007.

[4]王本朝.污名化与游戏化：反抗者的荒诞处境及命运——重读《长明灯》[J].鲁迅研究月刊，201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