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

父亲去世已经整三年了。我与他老人家之间多年形成的一些心结，在他故去时并没有解开，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是否原谅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说心里话，直到现在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尤其让我最纠结的几件事情，一直深藏于我的内心，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将它们编织成以下粗糙的文字，呈献给亲朋好友和儿女子孙，略表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偷  公

我十岁的时候，和父亲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冲突，时间大约是1974年的麦收时节。当时陇东连遇两年大旱，这年春节过后，粮食就开始青黄不接，娃娃和老人多的家户，开始在主粮里加野菜了。端午时节，眼瞅着满山的麦子都泛了黄，可干着急吃不到嘴里。只能靠政府发放的几两救济粮，也就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合着野菜和少许杂粮吃。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次饿肚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吃糜子面后尿不出尿，二妹饿得蹲墙根站不起来，我吃了红薯干头晕恶心。当时大人们一片恐慌，都觉得是遇上了1958年那样的年馑，保不准会饿死好多人。各级干部深入到生产队，教育农民不准偷揪还在发青的麦穗。学校里上课时，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不准偷麦穗，惹得学生直流口水。一天有干部到我家来宣讲政策，我父亲发誓赌咒地说不会偷揪，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的。干部走后的夜里，他就背着背兜出门去了。后半夜我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父亲躬着腰背着装满麦穗的背兜，从窑门里进来了，眉毛上挂满了露水珠子。父亲那时候三十五六岁，力气正旺。听他和母亲嘀咕着说话，说为了怕被发现，麦穗只能在麦田里走一段揪一把，为这一背兜麦穗，翻爬了好几个山头。这时候我忽然从被窝里爬出来质问父亲：

“你答应好不揪麦穗的，你说话不算数。”

父亲当时就发起了愣，愣过神来后说：“我一个农民，又不升官，也不走州过县，说话算数有啥用呢？让你吃饱肚子才是要紧事情。”

“你这是偷东西。”

“偷公家算偷吗？几年馍馍白送到学堂里了。”

父亲的意思是说，我白白上了几年学，竟连偷公不算偷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说完就手按住我脑袋把我塞进了被窝。

我哪里会服气，两只小手抹了半夜的眼泪。我已经是红小兵了，在学校里手握红缨枪，练习护田抓坏人的。老师也教导我们说，只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才去偷公家粮食的，像我们这样的贫农人家，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偷揪的麦穗，过了一天就被母亲做成了白面饼子，我上学时带不带，这就成了问题。母亲一旁讥笑说，那么嘴硬就别带了。可我拧不过自己的肚子还是带了。到学校里不敢公开吃，只能在上课时间偷偷地掐一块塞进嘴里，蠕动着嘴巴，嚼碎后咽进肚子里。嘴巴都不敢张开，怕同学们闻到了新麦香味儿露了馅。我的肚子因此而没饿下，可偷公不算偷的说法，却让我思想上无法接受。

偷公家的东西就不是贼？父亲的这个说法很奇怪。

没过两天这事儿可能被队长打探到，很快派一个社员夜间专门盯梢我家了。父亲只好背起背兜，往隔着一条河的镇原县去揪麦穗，抓住麦黄前的几天时间，弄回了几升麦粒，才让我们兄妹五人，没出门讨吃要饭，从灾荒中活了过来。这其间我记住了父亲叹着长气说的一句话：“我们小户人家，受大户欺负是天生注定的。”我的家乡在陇东的草峰原上。我家和叔、伯共三家住在一个叫荒山的偏僻山湾里，离生产队的核心地带，有两公里多的山路。这个核心地带叫赵湾，聚集着一个已经分散成近二十个小户的大家族，也就是父亲指的大户人家。我家这样的小户，虽说也姓赵，且与赵湾的赵氏家族同为一祖源流，但我们属于沟脑一支，是我祖父拖儿带女入山垦荒，才在这里落了脚。合作化运动中，与大户人家雇佣的伙计、上门女婿之类，一起组成了赵湾生产队。

母亲这时候对我说：“你大（爹）揪几背兜麦穗，至多当了一回居遛猫（松鼠），别人家夜里偷分麦场里打碾好的麦粒，人家当的是粮仓老鼠。”我两眼直瞪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她的话。父亲就气哄哄地冲我吼：“念了几年书了，还算不来帐，看来是白吃馍馍了。队里头五个娃娃的家庭有好几户，分得粮食差不多一样多，他们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去偷生产队里的粮食，可也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

去年回乡探亲，为写这篇文章收集资料，我有意识对这个“遗留问题”做了调研。四十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昔日的这个敏感话题，已经淡定多了。一位大户人家里，与我年龄相当的人谈起这件事情，笑着承认当年有偷分公家粮食的事情存在，而且他被父辈派到路边放过风盯过梢。至此我才认识到，当年偷公的并非父亲这样的少数，可也没有认可偷公就一定是正确的。我还了解到，与我们相邻的上庄生产队里，每年粮食收割打碾完成后，都会上演诱虎出山的把戏，把驻队干部引到一个僻背地方，温酒宰羊，好吃好喝，粮食被私分过半后，才上报产量和上缴公粮。原来如此！难怪小时候我的那几个上庄队的同学，整天吃着白面饼子，馋得我口水都流干了。

父亲因为力气好，身手敏捷，在偷公上有些名声，可并无贼名，因为当时我们乡下人认为偷私才是贼。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也是泾渭分明，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下面的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次我上学回家，做作业时发现铅笔忘在了学校，来回近三公里的山路，父亲硬是要我走夜路去把铅笔拿回来。学校在悬崖边半山腰上一处废弃的古庄院里，教室是窑洞，煤油灯都没一盏。夜里摸进去的确恐怖，几排泥土台子（课桌）摸遍了，就是摸不到我的铅笔。很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出门时，感觉脚下踩了一个筷子似的东西，弯腰摸着拾起来借微弱的月光看，是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身上的毛主席像还带着夜光。说实话我很喜欢，没多想就塞进衣兜里揣回了家，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欣赏那一缕夜光。

第二天一早背书包出门时，圆珠笔被父亲发现了，他厉声斥责我这是偷东西。

“拿人家東西是小贼娃子你知道吗？”

“你偷公家的麦子，你是大贼娃子。”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

“年轻偷麦子，老了偷银行。”

这下把我父亲给气炸了肺，转身就跑向窑门后边找放羊鞭子。我知道情况不妙，扔掉书包撒腿就冲出了院门。

我家门前是陡峭的山坡，坡底是山崖，山崖下边是河谷，过了河谷爬上一座大山，就到了我外奶家。那里是我年少的岁月里，唯一能够收留我落脚的地方。我于是像惊兔一般地扑下了山坡。因为人小身轻，一路上遇着许多不高的梯田盖塄和土坎，我就一弯腰遛下去，或跳下去。父亲身重，得顺着平缓些的小路追。可他步子大，跑得快，总能追着我，我觉得当时眼前如果有个悬崖的话，一定会扑下去。追了有个把小时，父亲终于落败而去。过了两天我母亲来接我，听她说父亲没追上我，哭着回家了，捶胸顿足地给人说他后悔了，差点把自己儿子追下了悬崖。我于是才消了气儿，回了家。

1978年的深秋季节，父亲带我去卖麦草，一先一后各拉着一副装满草的架子车，卖给几十里外的部队营房。草是私人自留地里产的，一大家人指望它换冬衣、过年，和给我交学费。卖完回来的路上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耳朵里全是玉米（苞谷）叶被风吹打发出的沙沙声。我当时十四岁左右，疲惫不堪，睡在空着的架子车框里，父亲用绳索把两个车子连在一起拉着走。路过明星村的大坳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一把推醒我，让我看护车子，他要掰些玉米棒子回去。我当时就慌了，愣在车框里不说话，心里害怕田倌手持铁锹从黑暗处冲过来。父亲似乎对我的怯懦很生气，冷冷地说：“田倌早睡成了死猪，你坐着等就行。”说完身子就闪进了漆黑的玉米地。我则把破棉袄捂到头上，趴在车箱里，大气都不敢喘，耳朵里全是苞谷叶子发出的鬼哭狼嚎声。

没一会儿功夫，父亲怀抱着几十个玉米棒子钻出了苞谷地，棒子之间用苞皮挽在一起，搭满了两个肩膀。回去的路上父亲主动和我说话，显得很兴奋，就像个打了胜仗的士兵。我还没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是担心前边有人会跳出来，大喝一声拦住我们的去路。

“我们同学的爹被抓住了，背着一大背兜玉米棒子，站在会场上挨批斗，晕倒摔得不会说话了。”我说。

“那是笨贼。”

贼还分笨巧，真有意思。当时我觉得自己从父亲的话里抓住了把柄，他终于承认偷公也是贼了，我想借机再问问父亲，可没来得及问，就到了家。天没亮母亲煮出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香香甜甜的嫩玉米。看到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情景，我就没有了再去质问父亲的勇气。

当然，我也看到过父亲偷公走麦城。

那是一年的寒冬腊月，大雪封了平镇公路龙爪坡的盘山公路，拉运化肥的汽车无法行走，严重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县上紧急发动社员和学生去铲雪，我和父母都去了。期间有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马达嚎叫着像老牛似地爬行在陡坡上，上边拉着一摞摞的黑白粗瓷碗，都用草绳捆绑着。那时候我不留神砸碎一个饭碗，屁股上是要挨好多巴掌的，家里来了客人，经常为碗不够用而发愁。父亲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敏捷身手，纵身跃上了卡车，抓起一摞摞瓷碗递向车下，伸手接的社员围成了群。卡车爬过陡坡时突然加速，他未来得及跳下车，被拉着跑出了我们的视野。天黑时分父亲回到了家里，鼻青脸肿，没和我们说话，也没进灶火窑里吃晚饭，直接上炕钻进了被窝。

1981年我们村庄开始承包单干了，这时社员们的偷公现象近乎公开化了。原因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相继解体，社员们不畏惧那些恶狠狠的干部了。偷的目标不再是粮食，而是集中在了集体林木上。因为离村庄远，数目不详，不易公平分配，弄不好会被干部们私卖私分。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狗整夜着汪汪，听父母说，偷树贼们夜路上遇见后，相互还借火点烟。遺憾的是，这段偷公最疯狂的日子里，父亲却没什么作为。当时我们家在塬上急急忙忙地修了一处窑庄，还未来得及挖好窑洞。父亲趁夜把已经解散的大队林场里的苹果树和杏树，连根带泥刨出，扛着走几公里山路，移栽到新窑庄大门外，一夜往返一次，栽好一棵。可就在他前脚离开后，后脚就不知什么人，又移栽去了不知什么地方，父亲为此异常地沮丧。

那时候我辍学在家，准备年底报名参军。

一天中午我从村里遛达回来，老远看到大妹妹攀爬上了我家仅有的一棵大榆树，伸手撕扯架在树杈上的一个喜鹊窝。入冬不久，家里就没有柴草烧火做饭了，一大锅汤面条，拉了一上午风箱，都没烧开。以前偶尔可以去撕扯一点儿公家的柴草，现在都已经分到户，变成了耕牛的口粮。喜鹊在陇东乡下被认为是神鸟，叽叽喳喳叫几声，会被看作贵客到来的信号，伤害它被认为要遭报应。大伯母老远看着骑在树杈上的三妹，吓得惊慌失措，劝她赶快住手。大妹左手执木棒，拦挡轮番扑向她的喜鹊夫妻，右手撕拆喜鹊窝上的枯树枝，把窝拆得四散，窝里的一只小喜鹊受到惊吓，扑出来被寒风挟裹着跌落到了地上。我看到后冲大妹喊让住手，说烧柴的事情交给我，于是回家提起一把老斧头，飞快地跑向了山下河谷深处的一片槐树林。

我们那里生长的槐树，木质过于柔软，盖房做家俱都不成，优点是繁殖能力强，栽种主要为的是绿化和水土保持。在那个初冬午后的夕阳下，我猫着腰顺着河谷走，真像做贼似地窜到了槐树林里，瞅准我能扛动的小槐树就砍。斧子的声音很大，惊得崖娃娃（山谷回音）乱叫，砍几下我就跑远藏起来，害怕有人来捉贼，等半天没动静了再返回去砍。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当时村民们都一心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侍弄自家的庄稼，恨不得在田里绣出花来，哪有心思留神山沟里的，那几棵不成材的歪脖树。

后来的几天里，我用稚嫩的肩膀扛回了砍倒的槐树，摞成了一个很大的柴垛，赢得了父母少有的夸奖。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最激烈地反对父亲偷公的儿子，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偷公的行列中，干起了贼的行当。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在部队与一位江苏的战友聊天，他也坦承自己那时候干过偷树的勾当，只是他在平原上砍伐，不会有斧子响动的回声，他是在树倒的那一瞬间发出响声时，才躲藏起来。看来那时候的人，的确都是穷疯了，哪里的喜鹊都难保住窝。

村民大面积偷抢林木的情况，最终还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听说导火索是有人胆大妄为，偷伐了公路两旁的许多大树。县上派人挨家挨户要搜了。母亲吓得大哭，怕抓住了影响我年底参军，就急着把背回家的槐树枝尽快烧完，灶堂里烧不完，就往土炕里边塞。

这时候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火盆边上，火大得像村头盛满水的涝坝，烤得我浑身疼痛，可身子就是动弹不得，急得又哭叫和撒尿。后来似乎从梦中挣扎醒来了，发现身边的确有一摊火，伸手摸烫得我惨叫连连。父亲听到从另一个窑里跑过来看到，炕上新缝的被褥，不知什么时候着了火，烧得只剩下了被头被尾。这是家里卖了一年的鸡蛋钱，和一家人剪下的头发卖了，凑一起置办下的，我和弟弟当时就没了盖的。早晨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坛菜油，提到集市上卖了，天黑时分买回了棉花布匹，母亲赶天亮缝出了新被褥。

记忆中那一夜我没睡觉。

年底我报名参军，最害怕偷公的事情，被人揭发而受到影响，幸运的是这事儿并没发生。我顺利入伍，并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四年。

2013年转业离开部队，在南国之滨的北海定居后，接我老父亲来居住了整两年。他老人家此时已近花甲之年，弯腰弓背，两鬓斑白，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老气横秋的中年人。聊起过去的生活，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怕触动了父亲内心里那些敏感的神经。不堪的往事，还是不提为好，免得伤感。我能感觉出父亲的心态也是如此，可无意之中的一件小事，还是让我们父子之间，发生了些许的难堪。一次我找师傅拆卸和重装了阳台的落地门，换下来两大块玻璃。父亲问我这么好的玻璃怎么换掉了？我说公家弄的这便宜东西有啥好的？说完就让师傅搬下楼，丢弃到了垃圾箱旁边。哪里知道父亲悄悄溜下楼，怀抱着那两块玻璃去废品站卖钱，没卖掉又抱了回来，搁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向熟人打问收购的地方，两只手掌被玻璃割破，手上胳膊上衣裤上到处血迹斑斑。看到我走过来了，父亲低头不语，拾起地上的榕树叶擦揉手上的血。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儿，自责自己给父亲没把话说准确。旁边站着的老伯告我：“你老爸说，公家的东西不卖白不卖。”听明白后我心里猛地疼痛了一下。

晚上我思考再三，想单独跟父亲聊一次。我觉得尽管父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有些事情还是给他老人家说明白为好。我想说的是，公家是由好多个私人组成的，公和私是分不开的，偷公实际上也是偷私。可顾虑父亲年纪大了，生性固执，又客居在异地他乡的儿子家里，整天还嚷嚷着要回家，我说出这些文绉绉的语言，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弄不好还以为是在教训他，思虑再三，还是没开得了口。

没多少时间，又出了件小事。一天午后我去上班，刚出门遇着父亲外出遛弯回来，手里提着二十来斤的一袋米，嘴里喘着粗气。

“咱们家有米，您这是……”我问。

“北门外的超市里的，我顺手就顺了出来。”父亲的语气里充满着得意洋洋。

我当时就懵了。

我立刻联想到不久前与父亲的一次聊天。他当时问我，北门外的和安超市，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我了解到那是老牌商企南宁百货公司开的，应该是国有控股吧，就随口说了一句：“公家的。”没想到又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惨剧”。

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变得很难看了。尾随父亲进了门，我嘴里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公家的东西也不能偷。”可能还会伴随着一腔怒火，字句像打枪一样，从胸腔中喷涌而出。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咬着牙压着嗓门轻轻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上次我说错了，那个超市是私人的。”

父亲没说话，像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似的，提着那一袋米转身就出了门。我跟到门口时，瞅着父亲的背影望而却步了。超市有监控，有收银，有出入检查……那一刻我想得很多。轉身回屋里生闷气，没几分钟父亲就回来了。带着失望的口气冲我发火：“也不说明白，几十岁的人了，连公私都分不清楚。”

我听了哭笑不得。

我再一次觉得，有必要给父亲严肃认真地谈一下公与私的问题了。我把时间预选在了晚饭后，打算动员他疼爱的孙女和孙子加盟，好有个融洽和谐的气氛。遗憾的是饭桌上我又一次改变了主意，我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犹豫了。万一谈僵了，正好成了他回去的借口。而且我们父子之间早已模糊的“鸿沟”，会再一次清晰起来，这又何必呢？

叶落终要归根，不久父亲执意回家乡生活了。

后来我回故乡探视他，多半都在病床上。我竟然又听到父亲在病情缓解时，给他的病友吹嘘当年偷公的战绩。我能接上话茬跟他谈些什么吗？我觉得不能了。

我只能一声叹息！

种  地

我与父亲关于种地的矛盾，是从1980年底开始的。我们家是贫农，父亲还当过贫协组长，按说应该是新中国土改政策的受益者才对，事实却恰恰相反。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我们那儿每户都保留了少量自留地的，它的存在使农民拥有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侍弄好了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口粮。可由于二十多年从未调整，我家七口人，只拥有父亲和小姑出嫁后留下的两份自留地。这是我家几十年贫困和苦难的最主要原因，所以父亲比别的农民更盼望拥有自己的土地。

联产承包后，家里一下分到了三十五亩地。父亲回家就说他已经是个小地主了，显得得意洋洋。我说你是党员，却尽说反动话。我母亲骂他是饿狗见食胡汪汪。父亲却说，现在的政策不就是让人争着当地主嘛？他就要过成个地主，给村里那些小瞧了他的人看看。

“地主是剥削穷人的。”我说。

“我要当他个好地主。”

“地主还有好坏？”

“当然有的。借粮食不用小斗借大斗还，还不上欠帐不用押田地，少收些租，给伙计吃好些。”

“哪来那么多地让你当地主？”母亲说。

“别人种不了我就包过来。”

我很反感他要当什么地主，也没全听懂他说的话，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些都与他小时候当长工打短工的经历有关。后来也渐渐明白，他所谓的当地主，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当种粮大户，政策鼓励还来不及呢！

接下来我当兵在外五年，家里的情况，只能从书信往来中有个大致了解。为了增加劳动力，父亲让两个年幼的妹妹未入学，大妹和弟弟先后辍学回了家。最让我伤心的是，在山里劳动过程中，两个小妹年幼无知，推着架子车玩耍，三妹把二妹连人带架子车，推下了十多丈高的悬崖，落在了松软的黄土上，侥幸保住了性命。当时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乡下出了多少万元户，城里出了多少个体户，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1986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亲时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形容。不到五十岁的人，己经满脸褶皱，双手如钢叉一般粗硬。母亲也因为过度劳累，变得衰老了许多。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守旧和固执，父亲五年来的“当地主”事业失败了。标志是我进家门后吃的面粉，都是在别人家借的。我经过了解发现，原因是逆反心理和保守思维做怪。拒绝生产队里的种地套路，不使用花钱多的化肥，改种老祖先的白玉米（苞谷）。这些谁都改劝不了父亲，他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住。

我在宁夏和河西走廊当兵时，很注意观察驻地农村的发展情况，觉得我们老家草峰原上，塬少山多，靠天吃饭，种地辛苦劳累，不会有什么好前景。父亲年过半百，在生产队里已经耗尽了一身蛮力，外出打工只能搬砖背水泥，也干不了几年。不如在镇上开个小店，弟妹们外出打工，母亲干点儿家务，种几亩麦子够一家人口粮，我再接济点儿零花钱，就是个好日子。往后弟妹各自有了家庭，老两口守个小店混日月，也不失为养老的好办法。为此我试着从兰州发运回来几包外卖的军品服装，想拉着父亲到集市上练练手，还谈妥了在就近的代沟圈小镇上建铺面房的事情。勉强拉父亲去了一回集市，他却瞪起眼睛瞅着上门的顾客，跟见了仇人似的，一句话都不愿意说，没待一根烟工夫，就撒腿回了家。

问起今后的打算，父亲说农民天生就是种田的，搞那些邪门歪道不是正路。五年没种成庄稼算不了什么，他现在是背着手撒尿——不服！还不到我管吃喝的时候！言辞悲壮慷慨，有一种屡败屡战的悲壮感。我当时尚年轻，对于自己的计划也不很自信，每月工资才百十元，还要考虑成家立业，给父母也接济不了多少。一句话，腰杆还没硬起来，当不了父亲的家。

父亲的事业进行得异常艰辛。大妹出嫁而去，弟弟因不满父亲的治家和领导方式，婚后不久就分家另过了。父亲率领的六七个人的劳动团队，只剩母亲和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妹了。种二十多亩田，饲养一群羊和一圈耕牛，拼着死命过日子。三年后我回家看到，家里收的粮食的确是比过去多了，可父亲累弯了腰，二妹到了出嫁年龄，背却累驮了。母亲更是满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她因为身体衰老跑不动，放羊时羊群抢吃洒了农药的麦苗，五只羊被毒死。为此她多次惨遭父亲毒打，不是村民拉劝的话，早跳了悬崖。

我问父亲家中的光景，父亲乐呵呵地说很好。指着柳条织成的两个粮仓说：“自从祖先来到这个荒山里，已经三代人了，哪里有过这么多的粮食，白面馍馍哪这么吃过？过年猪肉炖粉条都随便吃，以前大户人家也不过这样，我们的日子过起来了。”说话的口气的确有些像电影上的地主。

“您这样不顾死命地干，收这点粮也是亏本的。”我并不认可他的看法。

“麦子都堆成了山，亏什么本？”父亲听我给他泼冷水，脸就拉了起来。

我耐心地给父亲讲，使在地里的力气，也和化肥种子一样是值钱的，城里人叫工钱。这两仓麦子的收成，卖成钱减掉化肥种子和工钱，可能还要亏本的，比不上打工挣钱买粮食划算。父亲听了就怒气冲冲，说庄户人家吃自己饭，睡自家炕，喝沟里泉水，要什么成本？人老祖辈不知多少代了，哪个农人的力气算过成本？又不是背井离乡的生意人。这样就跟我抬起了杠。父亲这辈子都以我这个当军干的儿子为荣的，对我说的事情，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在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死活都不给我让步。而且犟劲十足，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直到去世我都没有说服他。一次他竟然反问我说：“你在部队干工作，领的工资里除过工钱赚到了多少？”竟然把我也给问住了。

父亲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种地的目的主要是为卖粮，家里人实际吃不了多少。卖粮也主要是为购买各类种地的资料，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其目的就是在这种滚雪球的过程中赢得利润。两个妹妹出嫁留下了承包地，加上揽种别人家的撂荒田，父母二人坐拥了二十多亩承包地。为赚利润就得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在这方面父亲绝对是一个榜样。我亲自看见他把掉到灰尘里的面条，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村里有人批评我少见多怪，说他们常年与我父亲打交道，经常看到他把从牙缝里剔出的菜叶，都又送进嘴里咽进了肚子里。我在城里拿着工资旱涝保收，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我于心不忍，接濟他们自然是应该的。每次我给的钱他都投进了种地的成本中，家中常年都不买二斤肉吃。我们一家三口每年回去探望父母，面对的都是粗米淡饭，妻女多有怨言，我左右为难。父亲却板着脸说：“农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要怎么样？”最可怜的是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绑架”，没过上几天轻松日子。

尽管父亲很固执，可几年后显现出的差距，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外出打工的人家，瓦房一间间地盖了起来，父母还住在土窑洞里。究其原因，主要是化肥和农药涨价太快，粮食价格却稳如泰山。当父亲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据说曾经火冒三丈地去找过村干部，为此骂天骂地，怒不可遏。还在电话上要求我给省上或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代他上访。他太把自己这个当小军官的儿子当人物看了，我只能在小报上发几篇牢骚文章而已。除此之外，只能敷衍应付。电话里给他说，领导不敢涨粮价，涨了要给城里人发放粮食补贴，人多发不起。父亲就不再说话了。

收麦时节我回了一次老家，又与父亲争辩了一次种粮亏赢的问题。那一年遭了旱灾，父亲种在深山里的近六亩麦子，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这时候他和母亲已年老体弱，不能入山下地收割，只能雇请麦客。按当时的人工收割价，再加上后续拖拉机拉运和机械碾场收装，开支完全抵消了二千斤麦子的销售收入，还没算前期的劳作辛苦和种子化肥投入。

“不用收割了。喜欢就掏钱买，别人会送上门来的。”我说。

“胡说，人老祖辈的，谁把长熟的麦子扔到山里喂麻雀老鼠？”父亲怒气冲天。

“收和不收一样的，再伤身劳神去折腾，实在就算不过账了。”

“收了不赚钱，可有二千斤麦子在啊，能吃到外国人的嘴里吗？”

“这个……”

父亲的话，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

回到兰州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又观察了粮油市场的最新情况。原来市民的粮油补贴早已取消了，米面供应和价格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话题了。看来父亲这样不计自身苦力成本的一批农民，给国家和社会的确是有大贡献的。

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一家人的交流就更多了。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说，种地不交公粮了，还发补贴款。我就泼冷水说，是政府可怜你们这些算不过账的农民才这样，他听了不高兴。我就又给他解释说，现在到处都喊叫卖粮难，再种粮食就是给政府找麻烦。他就更纳闷了，说好多的山坡地都撂荒了，青壮劳力都进了城，哪里来那么多粮食？我说是科学种田产量高了，你们这些老农早该收摊了。父亲就再不吭声。突然有一天父亲来电说，他从电视上知道，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还怨我尽骗他。

父亲要种地，母亲就得陪着种，可她身体吃不消，别人又劝不住，这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老两口为此经常斗嘴呕气，甚至拳脚相加，此情景成了村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弟妹们都非常地难堪。我多次回家苦口婆心相劝，说国家领导人七十岁都该退休了，父亲却说，国家领导人有退休金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会养你啊！他说自己种着吃自在。

2008年父亲查出有轻微心脏病，我们全家合谋将病说重了些，说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检查，才哄骗他到北海我家居住，主要目的是彻底结束他的种地事业。

父亲在北海的日子里，有些像熬鹰。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他忘却土地和庄稼，回去后能安安稳稳过几天清闲日子。就像笼中的鹰忘却天空和翱翔，最终能够听从猎人的指挥。我和爱人孩子与父亲聊天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种地的话题，尽量延长他的居住时间，增添他的生活乐趣，争取尽快达到目标。

一次父亲拾到一捆麻绳，和一个木算盘拿到家里，夜里拨得算盘珠子啪啪响，还叹长气儿，我和妻子听着就紧张。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趣事，父亲与院里的老人聊天，都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父亲板着脸伸了两个指头。第二天就有人对我妻子说，你家阿公有二千万。这两个指头到底代表多少？一家人都急着要问父亲，我当了半天弯弯绕，才给父亲解了围。过年时战友的家人请吃饭，饭后在酒店门口放烟花，父亲专注于看热闹，把战友的父亲交他保管的一瓶陈年茅台，忘在街边丢掉了。当他知道这瓶酒值几千元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回到家里一直念叨说，这酒值好几亩麦子。一天夜里，我在书房写稿子，父亲起夜后顺路推开了书房门。他问我说，你这么点灯熬油地写文章，除过工钱能赚多少？我说现在写文章是亏本买卖，赚不了什么钱。父亲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我说主要是爱好这个事情，也算有个追求。他就板起脸跟我说，你爱好写文章，我一个农人，怎么就不能爱好种地，就不能追求追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了。夜里我久久未能入眠，思忖良久，对于父亲如此执着于种地，似乎有了一些理解，也想起了他以前说的要当一个好地主，把日子过起来的那些话。我的作家梦虽然还没有实现，可毕竟正处壮年，而且是脑力劳动，只要努力总还有些希望。父亲已经年老体衰，他的理想因为时运不济无法实现，只能抱憾终生了。

北海生活两年之后，我送父亲回到了故乡。

两年时间家乡变化很大，最突出的是，种玉米能赚到大钱了。具体来讲是，新品种玉米产量每亩过了千斤，是小麦的一倍还不止，市场价格和小麦相差不多，且销售渠道畅通，前景广阔。

我返回北海没几天，父亲就扑向了田地，开始折腾种植玉米，没有谁能阻拦得住。据弟弟来电讲，父亲在城里生活了两年，眼界大开，有了经营眼光。他弃耕了远在深山里的全部承包地，把家门口的四亩平整塬地全种了玉米，看架势是要大干一番。我听完长吁了一口气儿。

手机彩信和微信先后普及了。弟弟和邻里亲朋给我发来了一些图片。父亲双膝跪在地里，双手托着长嘴水壶给玉米苗浇水。几乎是趴在地里拔出杂草，身体瘦成了一副骨架。有一次我回青海军转办年审，路过回家看到，父亲竟然不使用家里的抽水马桶，上厕所直接去玉米地里，说是为给玉米增肥力。他种的玉米长势的确好，绿中透黑，跟抹了油似的。村里人都夸他种地有一手，他很是得意洋洋。我再劝他不要种，却与他根本搭不上话。他说让我干好自己的事情，别扫他的兴，感觉他就如一个老赌徒正处在赢钱的运头上。村里人告诉我，父亲的绝活儿不是种玉米，而是卖玉米。玉米在初冬时節脱粒入仓，粮贩子就找上门来了。价格最高的时候，一般在翻过年至麦收前，跨过高峰期价就塌了。可谁也摸不清高峰在什么节点，都胆小早早出手了。只有父亲稳坐钓鱼台，年年卖高价，从未失手过。我哀叹父亲没文化也没机会闯入股市，不然一定会摸准股市走势，赚他个盆满钵满。

父亲先后两次病重住院。第一次我赶回平凉在医院陪他。其间我一直观察他的情绪变化，看有什么心事，或要交待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如果有正就读的学生来探望，他就显得很高兴，反复唠叨的几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不要像我一样，跟在牛屁股后边转悠一辈子。”

“长大了一定抱他个铁饭碗，日头热不着，雨雪冷不到。”

“万万不要当农民，遇着年馑了没吃没喝，冷寒受冻的。遇着好年月了累死累活，手里捏不了几个钱。”

第二次住院是弟弟操心经办的。据他说当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身体被抬上车时，一只手指还指着院里的一堆玉米棒子，意思是尽快脱粒入仓，别没人理埋入深冬的雪堆之中。

父亲留遗言说，将他的存款分给四个孙子孙女。去世后我们清理了遗物，确认他和我母亲的积蓄，共计没超过四万元。长孙、长孙女都是哈工大和港大研究生毕业，次孙、次孙女也先后就读于重点大学，都表示不要这个钱，理由是不忍心。

尊  严

说来真是不孝，我自记事起就开始与父亲发生矛盾。

那是在1972年我刚上学不久的事情。一次父亲给生产队卖羊，路过学校给我带了两张洋芋饼。教室在草滩庙院里面破旧的戏楼上，木门被吱吱嘎嘎地推开后，同学的目光都转了过去。父亲剃着光头，手执羊鞭，腰扎草绳，手上提个布袋，裤脚挽到了膝盖。递给我饼子出门后，老师说：“看清了没有，放羊娃就是这样的，进来不敲门。”同学们瞅着我哈哈大笑。

没多久学校登记学生家庭情况，我和多数同学都填报自己的父母是社员，有同学举报说我造假，应该是放羊娃，被老师表扬了。老师还重提了父亲送饼时的情景，教室里又一通哄堂大笑。我站起来争辩说，放羊娃就是社员。老师很不耐烦地解释说不一样，说社员在田间搞农业学大寨，放羊娃蹲在山沟里胡唱乱团（山歌），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我心里思忖了半天，想到生产队里有三个放羊娃，家里有学生的就我一个，心中不由自主地自卑起来。

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审视自己的父亲。放羊娃和社员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个问题。后来我观察发现，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不叫父亲参加，学校里选家长代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不选放羊娃。我不服气去问老师，老师说放羊娃整天跟羊打交道，哪知道什么仁义道德，听了也没用。我回家后就质问父亲，你为啥要当放羊娃？父亲说，放羊娃有啥不好？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想什么时候出山，就什么时候出山，自在。母亲也在一旁帮腔说，你爹从小放羊习惯了，顺便可以打些柴火，弄些粮食回来，不然你们兄妹五个怎么吃饱饭呢？

母亲的话当然没有说服我。因为后来我发现，父亲常被人看不起。村里有些小孩，见我父亲都是直呼他的乳名，有的甚至直呼他的绰号，他也不发火，还乐呵呵的。村里还流传着我爹的许多很丢颜面的故事，比如说放羊时趁山沟里无人，脱下自己的裤子在河沟里洗，洗完搭河岸的草滩上晒，自己光屁股放羊，裤子被其他放羊娃藏起来没法回家等等。有的同学知道我爹是放羊娃后，还借机凌辱我，为此我没少掉眼泪。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很自卑，并在心里反问，我爹为什么是个放羊娃？

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父亲向我发火，我就冲他喊：“放羊娃，放羊娃。”父亲愣了一下，挥起笤帚打我，我不躲不跑，伸给屁股让他打，咬起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他。父亲打了几下没意思了，出着长气儿转身走了。往后我就不正眼看父亲，也不太愿意跟他走在一起或说话。

1975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家来了一位贵客，公社驻队工作组的刘組长。刘组长是下基层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来我家吃派饭。五十多岁，矮胖，络腮胡子，外地口音，据说是位军转干部。干部吃派饭一般都去富家，我家偏僻路远，土炕上滚着几个光屁股娃娃，长年屎尿味儿，生产队长都很少进门。母亲那天做面条时，把猪油罐清了底儿，父亲激动得有些慌乱，转身时屁股把搁在炕沿上的一碗面条碰落在了地上。刘组长来吃这顿饭有目的，他想重用我父亲当生产队长。原因是几任队长都与成分不好的大户人家有瓜葛，不利于“割尾巴”。还说不识字没关系，能挥手指方向就行。吃完饭留下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粮票被父亲放到柜里好多年。

父亲当队长的具体过程，我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他找人把我家最值钱的家当，一条长长的黑羊毛口袋拆了，改做成能遮住屁股的长马夹。这条口袋平时父亲放羊时搭在肩上的，可以铺在地上睡觉，顺便还能“捎带”点谷穗、玉米棒子什么的回家。这时候改造了它，为的是从山里背粮食时做背垫，也意味着父亲不再当放羊娃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院门，几个弟妹先后就从我身后闪过去，冲进灶火窑里挨着告诉我母亲：“我大（父亲）的队长倒台了。”据我母亲后来讲，父亲倒台的原因是没人听他的。多数社员都是从一个大家族里分家出来的，因为成分不好，受政治上的压制，他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抱团取暖的习惯。队长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就消极怠工，装聋作哑，敷衍应付，上面的干部总不能整天陪在队长身边。据说父亲下台时还发了一通牢骚，说是当队长不如放羊好，畜生比人好打交道。又说你看着狗咬狗，等你走过去，一群狗就扑向了你等等。为此而被人围攻，身上挨了好几拳，脸上吐了唾沫。

刘组长又让父亲当了出纳。至于父亲不会写字和打算盘，他说他见过我这个聪明儿子，当帮手没问题。账目也简单，都是些粮食、化肥、牛羊、农具之类的出入库和收支情况，一月半载记一次就可以了。没多久我就在父亲面前捏腔拿调起来，甚至还使性子、谈条件，说话也模仿老师的腔调，父亲显得失望和无奈，说他这个儿子白养了。后来干脆去求队里一个叫福郞的瘸子帮他记，记一次父亲下深沟里挑一担水送到他家，听说那时候瘸子家的猪都是洗澡的。

没几天父亲又被换成了保管，提着一块印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高高地挂在炕墙上。印板半尺大小，按在麦粒上会出现丰收两个字，起封条的作用。弟妹们想拿着在土堆上按着玩，父亲死活不许，闭着眼睛装睡，挠他胳肢下都没反应。母亲骂他装死狗，说是抓上了印把子也没用，人家偷分了粮食，会说是麻雀爪子踩踏乱了，父亲才叹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那时候一定很自卑，他不当放羊娃之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儿自尊心，这个时候几乎毁灭殆尽。

农村搞联产承包之后，父亲有了再次建立尊严的机会。我很清楚地记得，他让我辍学回家时的严厉神态，如同他喝斥一群羊，语气粗暴又不容改变。他一定是想起了我帮他记出纳账时，给他耍牛逼的事情。我不愿意守在深山里种地当农民，与他多次争吵冲突，甚至还跳过一次高崖。没有什么办法逃出牢笼，偷偷报名参军成了唯一的出路。开往宁夏军营的轿子车开动时，隔窗看到了跑步赶来的父亲，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面对父亲流下的唯一泪水，后来他去世后都没有过。

到达部队后我长时间未给他写信，心里老琢磨着复员后，不回家而是去南方打工，甚至想过流浪。后来考上军区教导队，直至提升当了干部，我都未告诉他。因为辍学的事情，心里总憋着一口气，不愿意与他和解。以至于他不知情，还为我订了一门亲事，白白花掉了三百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对此深感内疚。

1986年我第一次探家，看到才五十出头的父亲，脸上已经布满壕沟。见到我这个久别的儿子时，他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兴高采烈，只是叹着气儿说，端上铁饭碗了，以后再不愁吃喝了。父亲一定是想起了让我辍学的事情，他的长叹短吁，是心生愧疚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父子之间一直没有触碰过这件事情。我在家里待了十多天，多是走亲串友，父亲陪伴在我身边，都是默不作声。父亲是个很爱说话的人，喜欢抬闲扛的。来人吃饭他让我陪，去别人家也推我坐上席。起先我以为他让我这个挂军衔的儿子撑门面，后来发现不是。父亲与我单独走在路上时，也老往我后边溜，低着头猫着腰，猥猥琐琐。说话办事也尽顺着我，就像以前他遇到了公社干部。他种地“当地主”的事情，也是在我面前遮遮掩掩，等我走了才放手大干。在一个小排长面前，自己的父亲都低头半尺，天下种田人的尊严在何处？

有了我这个有出息的儿子，父亲神气大长，在村里广受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家有人来兰州到我家吃过饭，我帮其买过火车票，借过一二次路费，回家后就在村里说我办公的楼道里铺着地毯，出门能跟首长坐小轿车，坐火车睡卧铺还不出钱，逢年过节家里好吃食堆成了山。我父亲听了就很高兴，见了其他在城里工作的人回来，就会主动问人家，坐没坐过小轿车，不花钱能坐上火车吗？过年发了几条带鱼？他问得很认真也很得意，听的人就嫌烦，甚至很嫉妒。说你儿子在外边坐金銮殿，我们也没看见。父亲觉得没了趣，才不再问了。村里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代沟圈集市上几个老汉闲聊，都叹自己命苦，被人瞧不起。其中一个的儿子是警察，其他人就说，那你是警察他爹，牛着呢！其他人也都跟着举大拇指。父亲正好在旁边，有人问他说，你儿子在部队当什么官？父亲说听说是连长，那人说连长和村长相当，那你就相当于村长他爹了，听得父亲得意洋洋。邻村的一个酒鬼正好在场，回去的路上主动和我父亲聊天。他鼓励我父亲说，你儿子往后当了营长，你就相当于镇长他爹;当了团长，你就相当于县长他爹，而且会升个没完没了。说得我父亲高了兴，拉这酒鬼到我家喝酒。没多少时间，就把我藏在老家的两箱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个笑话可能是真的，因为父亲不胜酒力，两箱酒的确没了。后来父亲总是关心我的升职问题，见面或通电话，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心里也明白，父亲对我的期望值不小。

后来我升了正营，父亲果然有了乡长他爹的感觉。一天镇长带工作组到我们赵洼庄，召开现场会帮村干部讨要提成粮，召集来了附近四个村民小组的农户。那是一个十八个大盖帽，欺负一个破草帽的年代，村社干部和民办教师的工资，都攤派给了农户。参加会的农户叫苦连天，说负担不起，却敢怒不敢言，因为镇领导以收回承包土地来威胁。这时候我父亲忽然站起来了，迈着大步在会场上转起了圈子，一边走一边大骂村镇干部是吃人贼。红头黑脸，怒发冲冠，没人拦劝得住，引来一片喝彩声。放羊娃出身的父亲，很少在人前头说过话，我不知道他如何能有这样的勇气？故事的高潮是，镇长忍受不了要动怒，忽然有人喊叫说，这老汉的儿子是营长，听说最近要升团长了，镇长支吾了几句就撤走了。这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一辈子最有尊严感的时候。

2003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准备举家南迁，临行前特回故乡探望父母。见到父亲后，他急着问我转业后当了什么官，我说啥官也没有，自主择业。怕他听不懂，又解释说就是自谋生路，父亲当场就有些懵。

“跟打工一样？”

“差不多。”

接下来再说话，父亲就拉起了哭腔。我解释说，自己适合到社会上闯荡。他说政府的大腿最粗，抱住了才有饱饭吃，不然就是瓜（傻）子。我也有意识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凭自己这样的正营职，就算安置进了政府，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官让我当的。又怕再解释他会号啕大哭起来，索性就没再吭声。夜里我试图进一步解释，说今后每月会领到退役金，房子也会有，生活没有问题的，意思是让他不必担心。父亲听了更生气，说现在都啥社会了，谁还缺吃缺喝，村里打工的都在平凉城里买了房子。我这才意识到，父亲是怨我没当上官，没光宗耀祖，真是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夜里我和父亲睡在一个炕上。他似乎一直未入眠，时不时地会翻身叹气。我也装睡，脑子里尽想些乱七八糟。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战友给我讲的故事，说是他们单位有个副团职干部，转业后无论如何都不选择自主择业，而是去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当了后勤科长，实际就是管抄水电表，和发放拖把扫把。手下三两个工人常有休假请假的，他就顶上去抄表。问他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去社会上闯一闯？他说老父亲哭得死去活来不允许，全村几百户人家，就他一个当官的，还是个县处级。唉，看来人都不想从官位上退下来，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出了个洋相。太阳升得老高了，妻子已经起床给母亲帮厨去了，我还钻在暖暖的热被窝里不起床。多年未睡火坑了，马上又要远赴他乡，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依恋感来。突然父亲推门进来了，大声吼叫说：“快起来上班去，我这么大年纪了，一圈牛粪都挖完了，你还不起来？日头都晒到勾蛋子（屁股）上了！”

我装睡着没吭气儿。

父亲还是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我妻子从厨房里跑过来说：“你儿子没班可上了，在哪上班去，你让他去挖牛粪吗？”

父亲没再说什么，悄悄出了院门。我依旧装睡，一家人都略显尴尬，没听着谁出声。我赖在炕上，直到午后才爬起来。心里一直在想，古人言，凤凰落架不如鸡，看来真是不假。不当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儿，连自己的父亲都另眼相看了。

临走的几天里，父亲话特别多。说南方人贼，小心受骗，不行了回来放羊，他还能帮忙，都是些教导我今后如何过日子的话。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变了，变得像个父亲了，能对儿子指手划脚、颐指气使了。我也似乎更像个儿子了，明明知道父亲的话不入耳，也不顶嘴，不辩驳，默默地忍受着。我甚至认为，是自己事业上的挫折，暗合了父亲早年当生产队长和后来种粮食的失败，使他有了一种“咱们彼此彼此”的感觉，心中的压抑感自此解除了。我自主择业去外地发展，本来是很理智的选择，虽然拖家带口，前途未卜，可眼下的生活还不至于那么不堪。父亲的一番教训，让我的信心变得不那么足了，于是举家南迁就带有了一种悲壮感。

北海生活两年后回故乡探亲，我提出接父亲去南方生活一般时间，他竟然很痛快地答应了，这让我颇感意外。在甘肃工作近二十年，多次请父亲逛一次省城兰州，都未能成行。我请他南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放弃那些没有效益的田地。后来知道他答应得痛快，也是另有隐情，主要是村里人见了面总问他：

“你大儿子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還坐小轿车铺红地毯吗？”

“不行了回来当个放羊娃也很好的，那是你们的家传。”

父亲听了受不了，来北海有躲的意思，也想来看看我到底混得怎么样。年近七十岁才出门远行，来到北海看到儿子骑个自行车，裤腿挽在了膝盖上，给别人帮买房子挣手续费。刚办完一单，收取约定的五百元钱时，却被客人甩掉了。儿子显得狼狈，父亲显得尴尬。我们小区新搬来一位中校军官，整天专车出进，前呼后拥，父亲瞅着了就叹气，有时候还会给旁边的人唠叨一句：我儿子以前比他威风多了。后来我改行做保险，去当地海军大院参加军训，在操场上走正步，汗水浸透了衣服后背。回家父亲看到了，问我说你二十多年前就受过这煎熬了，现在还能受？我说能受，父亲就瞅着我不说话了，一脸的想不通。我上门推销保险，经常吃闭门羹，父亲说以前叫花子就这样，我装作没听着。我去一位房地产老总家谈保险，去时带了两盒进口巧克力，保险没谈成，礼品却送了出去。父亲说没吃上狗肉，反倒丢了套狗绳，让我去要回来。我支吾了几句没去，父亲就闹着要回老家了。而且不容商量。我其实心里很明白，父亲对我是彻底失望了。他回家后，村里人一定会问到儿子过得怎么样。以他不会绕弯儿的性格，难堪是不难想象的。我意识到不能再麻木和退却，该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荆棘路上，拼命冲刺一把了。

两年后的一个初春，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打算回老家给他们建一幢两层楼。起先父亲以为他人老耳背没听清楚，确认我有这能力后，回电话很痛快地说：“好。修成了你回来也好看，大不了就当摇宝（赌博）输了。”意思是这笔钱就算打了水漂也应该，不要前怕老虎后怕狼。父亲一生勤俭能到吝啬的程度，更不讲究吃住，怎么突然间能把几十万元看得无足轻重呢？后来我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如果能住在一座楼里，四周是东扭西歪的平瓦房，就如一峰骆驼立在羊群里，会显得格外突出。至于说我回来住着好，的确是暗合了我当时的心境，说白了就是在故乡显示出一种存在感。外面有没有金銮殿不知道，在故乡的土地上，小洋楼还是要有一座的。至于将来有没人住，已经考虑不到这么多了。

修房子的那一段时间里，应该是我这辈子和父亲配合最为默契的时候。为了不致半途而废，我隐瞒了妻子儿女。施工由弟弟牵头操作，半年就完工。我回去亲自监工装修，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和锅炉，院子铺了大理石。入住时鞭炮齐鸣，杯盏交错，父亲很幸福地接受了别人的祝贺、恭维和抬举，幸福得老泪纵横。

我在家里守了一个星期，想亲眼目睹父亲住着小洋楼的幸福情景。送走客人后，父亲蹲在大门外的道沿石头上，不时地向村里村外的路上张望，遇到风吹日晒也是这样。手上不是剥葱皮蒜皮，就是揉搓一根破旧的麻绳，显得心事重重。我走过去问：“大（爹）你整天坐门口干什么？这么好的新楼，整天空荡荡的。”

“你忙你的，管我那事情干啥！”父亲显得很不高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是不太明白。

返回北海后，我听弟妹们说，父亲除了侍弄他的玉米地外，还是喜欢坐大门口向远处张望，宽畅明亮的小楼里，总是坐不住，屁股下面跟有针扎似的。有人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说，父亲是在等当年欺负了他的那些人从门口经过，可进村的路有两条，那些人都绕道走，偏不过这里。原来父亲想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自己住的楼房，哪怕他们过来瞅上一眼也行。几十年的岁月都过去了，这又是何必呢？

不久父亲被查出有心脏病。人活七十古来稀，干体力活儿一生，这个年纪身体出现病症也属正常。家里人都操心治病，他老人家却并不配合，不喜欢打针吃药，不愿意住院，整日里显得心事重重。村里老人前来探望，都开玩笑说他怕死，父亲就高喉咙大嗓门地为自已辩护，说我爷爷1958年饿死时才不到五十七岁，他活到现在早够本了，他顾虑的是自已死了没人来送他，丧礼会冷场。老人们就开玩笑说，不行趁活着办它一下，看有没人来？说者无心，我听到了却受到了启迪，给父亲过一次七十大寿，让他风光一次。寿礼在农历九月十三日，请来了市上的秦腔名角，摆了几十桌宴席，父亲戴着宽边礼帽坐在正堂，接受着邻里乡亲和亲戚朋友们的祝贺，家族侄孙和各路亲戚，一排排地跪在地上向他磕头作揖。我远在北海，从视频上看到父亲笑成了一朵花，为人之子，尽了孝道，让老人家欢喜，我也就无忧了。翻过年回去与他聊起这件事情，本想着能听到他几句夸奖的话，他却叹着气说：“庄里有些人还是看不起我们，秦腔大戏吼得震天，酒席摆了一院子，他们都没来。”

天啦，这就不好办了！

分田单干已经几十年，各人都自扫门前雪，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许多都带进坟墓里了。父亲想让谁来，我去请过来坐一坐，喝它两杯，心中不就释然了？父亲却死活不愿意。他心中“惦记”的人究竟是谁，我好像也不大说得清楚。孝顺孝顺，我也只有顺着他了。

随着心脏病的加重，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忧郁情绪更加严重。时常让别人捎话给我，去世后把丧事办好些，不然没人来抬埋他。我觉得父亲这种多虑可能是一种病，可也弄不清楚。我回老家陪他住院时，发现夜里父亲时常出现恶梦，梦中会发出痛苦而恐惧的叫声，自己惊不醒自己，每次都要旁边的人猛推，或掐他身上的肉才能醒过来。清醒后问梦到了什么，都说是饿狼撕扯他脚后跟。母亲说这样的情况有好久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家里肯定有难解的事情，埋在老人的心里，我肯定地说没有。医生又说，或者年少时精神上受过什么刺激，我说我明白了。

父亲最后的岁月里，心头一直弥漫着这种自卑与恐惧。开心高兴的情景，我只见到过一次。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故乡平凉市文联主席李世恩，和作协领导马宇龙、李业辉等来医院探望。父亲坐着轮椅，在医院里的一棵大柳树下休息。他已经虚弱得不太能够说话了。我向父亲介绍说，李主席是正县级干部，父亲黄如腊纸的脸上，忽然有了暖融融的笑意。聊天中客人祝贺我加入了中国作协，父亲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老人家一定是把中作协会员听成了中央委员。

2015年农历十月初十，父亲以享年七十七岁去世了。

据弟妹们后来给我说，父亲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抱我一下。”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女儿在父母咽气时不能在场。我们兄弟二人，都没能去实现父亲最后这个愿望，也够得上是不孝之子了。这件事情让我深信，父母养育儿女，的确是空欢喜一场。

遵父嘱托，举行了打醮、献饭等祭祀活动，丧礼能称得上庄严隆重，我也算是尽其所有了。据亲朋好友们观察，父亲“惦记”的那些人，好像也没有在祭奠现场上出现。我没有能够像父亲祈盼的那样，官位显赫，或富甲一方，自然吸引不了那些昔日蔑视过他的人，来用平视的目光瞅上他最后一眼。

分离已有三年时光，夜深人静之时，我闭上眼睛总能看到他老人家失望和哀怨的眼神。生养之恩无以回报，祈盼有缘于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