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凝视的内化与抵抗：沈从文的“乡下人”问题新论

2019-11-20张同胜

西部学刊 2019年13期

张同胜

摘要：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一方面由于这是他者凝视机制的内化，他认同、赞美甚至神化了故乡湘西乡下人的优良品质，但是他者的凝视机制却固化了乡下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也是对他者凝视机制的抵抗，他对“乡下人”进行了重新赋义，凸显了乡下人的美德和品行，批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病态，从而在他者凝视的内化与抵抗机制中建构了自己“乡下人”的独特身份。

关键词：沈从文;身份;乡下人;他者凝视;抵抗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3-0123-04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问题，迄今为止已经有了精深广博的研究，多有名家或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和阐释。然而，“乡下人”之于沈从文究竟是他者凝视的内化，是他者凝视的抵抗，还是二者合力的结果？这个问题尚未被专家学者所论析，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一、他者凝视的内化

何谓“他者凝视的内化”？要言之就是认同他者的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具体到“乡下人”而言，那就是你看我是一个乡下人，好，那我就处处表现为乡下人，刻意地以乡下人的面目在世，将自己真正规训为乡下人。他者凝视的目光带有敌意，然而被凝视者往往不纯粹是人们想当然以为他会奋起抵抗，反而是迎合、讨好和内化，将凝视者的意图转换为自己的意愿，使之成为惯习、内化为意志，从而与之形成共谋，这种共谋便是社会性区隔结构的生产机制。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分化是他者凝视制度化的一种，它区隔了种族、民族、阶级、经济、文化，表征着文明与野蛮、上流社会与社会底层、文化与愚昧之间的壁垒。于是，在凝视与被凝视之中，既生成认同、默契，也生产着反抗和暴力。作为无形的手，城乡区隔意识作为国家机器的一种机制，在阶级社会里自由地运转着。

沈从文为何自称“乡下人”？罗宗宇在《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中梳理了“乡下人”这个称谓的缘起、演变和发展[1]。沈从文第一次到北京，见到姐夫田真逸，姐夫称呼他为“乡下人”[2]375-376。这可能是沈从文第一次被称为“乡下人”。此时的乡下人，一般说来，应该指的是它字面意义的乡下人，即质朴、憨厚、纯粹。从历史上看，在湘西的沈家家境殷实，乡情融洽，亲情怡怡;然而在大城市北京，据相关文献可知，沈从文住在简陋的宾馆里，衣衫单薄，饥寒交迫且屡遭人白眼，“乡下人”的称呼与那些以神情意气及身体语言来表述的带有蔑视口吻的“乡下人”，在沈从文的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乡情的温暖和醇厚与都市里的势利、浅薄，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以致于到了1933年12月，沈从文还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3]324-3251988年是沈从文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在《自我评述》中总结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4]122思念故乡，本乃人之常情，可是如沈从文者，如此深情却是源自于他者凝视的后果。毋庸置疑或为之辩驳，沈从文的確是认同自己是一个“乡下人”。

那么，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所指是什么？或云苗民，如凌宇认为沈从文“所自称的‘乡下人，并非一般意义的乡下人，而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5]423-424 1931年，沈从文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中说：“这一点文章，作在我生日，送与那供我生命的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6]362这里的“你们民族”指的就是苗族，沈从文对自己苗裔血统的认同，内含着对都市文明的深深的怨恨和鄙视，以及对苗民“热情、勇敢、诚实”品行的追怀和讴歌，从而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有时候在特定语境中也指的是苗族。

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或云住在下河的人，或云非汉民族出身者，或云湘西化的乡下人，或云乡下人“倾注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人类文明前景的关注与思考”，[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以为，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是与文明人、知识人、都市文化人之卑劣面相对的相反者。然而，这个“乡下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的政治生态中、在实际语境里，其内涵和外延的具体所指又是不完全相同的。

沈从文自从他旅居北京到晚年，他一直自称“乡下人”。这是乡土精神的固守，还是在都市被其文化凝视后的悲愤？他心中的故土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精神家园吗？北京如此之大，难道竟然没有一个精神安顿之处？他希望建构的“人性的希腊小庙”在地化为湘西世界，以此来批判城里人的道德堕落？理想主义引导作者在高唱民族的希望之歌？然而，沈从文所讴歌的，其实是虚构的幻相，是贬斥城里人的乌托邦，是对少年乡情的梦忆。拉康说过，只有在梦里才能真正接触到现实。沈从文湘西世界之梦中的现实又是什么呢？

他者凝视是一种社会区隔机制，这种机制制造社会阶级、阶层、等级的区隔，在制造的过程之前、之中和之后，通过话语和话语实践，使得人们（无论是凝视者还是被凝视者）认同它、遵从它，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他者凝视内化，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的囚禁。在生存或生活中，不仅他者凝视、压迫、禁锢自我，而且自我也常常由于他者凝视内化而自我否定、自虐、自残，并很享受这种自我的摧残（这是最可怕的），从而丧失了自我。他者的价值观一旦被内化就往往成为自我的囚牢。其中一个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害人对罪犯产生了感情，心甘情愿地帮助罪犯。正是由于凝视内化而认同，从而导致底层、被压迫者、边缘人等安于现状、自甘凌辱，甚而至于为虎作伥。对他者凝视的认知，有助于解放被凝视所导致的奴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成为被西方文化凝视的对象。于是，农民的愚昧、麻木、落后成为现代作家反省、讥讽、批判的书写对象。乡下人的国民劣根性，成为作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这当然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可是，实事求是地说，现代作家对乡下人的批判，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被凝视的所谓劣根性被放在显微镜下面无限地放大，污蔑尽现在，同时也扼杀了未来。可是，与那些启蒙作家不同的是，沈从文似乎是其中的异类（他也偶一为之，如其作品《丈夫》）。他在反思乡土社会，但是没有批判乡下人;他在进行思想斗争，但是锋芒所指的却是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文化人。他在北京城经历过的饥寒交迫，促使他潜意识地建构了桃花源式的湘西世界乌托邦。他在繁华都市里遭遇的冷落、歧视和嘲讽，促使他有意识地建构了乡下人的道德高标。他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不认可都市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是他的思想习性使然。他者凝视，重铸了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文化精髓。

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是假设的建构的二元对立，它们的矛盾冲突既是无可否认的有真实的成分，又是一种人为空想的对立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沈从文的乡土情怀不是湘西世界的原生态，不是湘西人的本然，而是一种梦境、一种斗争策略、一种情感寄托。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粹无中生有、一个他用文字虚构的乌托邦或桃花源，而是亦真亦假、实幻兼在的第三空间。沈从文将湘西世界美好化、绝对化和理想化，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纯情景观。沈从文所厌恶的城里人自古以来就是城里人？作为美德化身的乡下人永远是乡下人？城镇化使得乡下人可以转变为城里人，而城里人三代之前大多是乡下人。难道城里人都是虚伪、狡诈、精神被阉割了？难道乡下人都是淳朴、真情、雄强？沈从文恐怕也不会绝对化吧？

如果辩证而全面地看待都市文明，那么沈从文是不是夸大甚至绝对化了都市文明的负面性、阴暗面和阴影？客观地说，沈从文是不是对都市文明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点偏激？不错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回到历史语境，就会发现这种偏激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被侮辱、被欺负、被歧视之后的反弹。面对现实，回到湘西，就会发现这全然不是梦中的美好的乡土世界，而是与其他地方一样也存在着麻木、愚昧和诡诈。而所有这一些，在沈从文看来就是文明带来的后果。

乡下人与城里人、野蛮与文明等的对立，其实在沈从文这里，根本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纠缠的;不是超功利的，而是政治的。虽然他本人认为乡下人的立场是超政治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乡下人”的立场也是现实政治的，是脚踏在大地之上的，不是在空中虚无缥缈的。沈从文一贯地反对政治功利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他认为乡下人具有“农民的保守性”，其实它是城里人的另一种政治，只不过以“乡下人”的面目来命名罢了。“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在沈从文看来，就是“党派帮伙的包庇”，是政治帮派，是文坛里的圈圈或摊摊，是掌握着话语权的棍子。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究竟持有不持有乡下人的“务实的保守性”（夏志清语）？施蛰存认为沈从文是保守的。

沈从文所反感的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对他的批评，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到了正面的積极作用。从此，沈从文也在反思他过去的湘西世界叙事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美好化，是不是闭上眼睛看不见乡下人的愚昧、保守和固执？从而自觉地关注农村里的悲惨境遇、阴暗、落后、麻木等实在的另一面。然而，沈从文委实在性格上具有乡下人的“顽固”，难忘初心，坚持己见：不久，他就又回到了他的湘西世界之美轮美奂，坚守对乡下及乡下人之梦境的叙述。《新废邮存底·四十二·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与《两般现象一个问题》便是明证。

称谓上如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冲突，是沈从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政治的体现。“贩卖乡土神话”“牧歌情致的神往”、净化过的湘西世界、精致如诗的人性“希腊小庙”等在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时期，难免遭到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难道都是错误的吗？解志熙认为，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对革命的不理解以至反对”是一个事实[8]。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是他者凝视内化后的自我表述，是对他与自称“城里人”的文学批评家、“农民文学家同革命文学家”等人有着人事纷争所做的一种回应。例如，1937年李健吾在比较沈从文的小说与芦焚的《里门拾记》时说：“读完了之后，一个像我这样的城市人，觉得仿佛上了当……”语气与行文虽然含蓄委婉，但是对文字极为敏感的沈从文，不会不知道李健吾批评的真实意思。尤其是李健吾自称“一个像我这样的城市人”，沈从文不会不觉得刺心。诸如此类的论争，必然会加强沈从文对“城市人”的厌恶、鄙视甚至是痛恨;同时，也强化了他对理想中的“乡下人”的自附、认同甚至是偏爱。

我们不能因为研究沈从文，就偏袒他。实际上，他对老舍、郭沫若等所谓的“从政”的空头文学家之暗讽明刺，如指责“滥用作家名分作政客活动”或作者与作品“成为宣传点缀物”云云[8]，多出于“乡下人”的偏见。这是一种抽身于政治活动的肤廓迂远而不切实际的论调。这或许展现了沈从文他者凝视内化的结果，即不能完全克服乡下人的褊狭、自私和固执。

二、他者凝视的抵抗

上文所谓“他者凝视的内化”就是你说我是乡下人，好，我就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怎么做，我就偏偏那么做，甚至是夸大地做：这是认同，也是内化，与他者凝视形成一种共谋机制，生成被凝视之后的身份。那么，什么是“他者凝视的抵抗”呢？虽然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可是从内心里，沈从文认为，我是“乡下人”，可还不是农村里那些愚昧、落后、麻木的乡下人，而是别一种乡下人，比你们都市知识分子还高尚、还本然、还真诚的乡下人，这是对“乡下人”身份的一种新的赋义。对一个词语进行新的赋义，总是一种时空结构中的反抗。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和抵抗，是他对城里人所嘲讽的“乡下人”身份的重新赋义，是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蔑视、嘲弄和反击。

乡下人之乡下，具体到沈从文而言，就是湘西。然而，抗战期间人们对湘西有一种妖魔化的想象。何小平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其实是湘西的民族志书写[9]。沈从文为了让人们对作为异文化的湘西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特别是破除普通民众对湘西的四个误解，即湘西是个匪区、交通险恶、武陵桃花源、文化低等，于是创作了《湘西》以推介湘西文化。民族志书写的解读，也很好地回答了沈从文何以美好化“乡下人”这个问题。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是对其身份的自我划界、确认、认同，也是对所谓都市文化人的不屑、鄙视甚至是鞭挞。沈从文是将自己看作是农民或水手这样的乡下人吗？显然不是的，他口中的“乡下人”，实际上在内涵和外延上都被他赋予了新义。乡下人的重新赋义，是沈从文自信、坦然和认同的心理基础。1936年，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10]43

沈从文所认同的乡下人身份是他重新赋义的那一个“乡下人”，是对已经异化的都市人的讥讽和嘲笑，是对自命不凡的病态城里人的鄙视，是一种自信地对都市知识人或文化人的反讽。从他的文字可知，沈从文崇奉生命的本真，信仰生命原生态的理想，创作了书写人性美的篇什。可是，现实仍然是乡土与都市、优美而自然的人性與异化而病态的人性、野蛮与文明二元对立吗？自私、贪婪、冷漠、虚伪、怯懦、庸俗、喜欢占小便宜等市侩习气，与湘西世界中的本然、豁达、真诚、热心、大方、共享心态等乡下人心态相比，孰高孰下，自然是不言而喻。沈从文写道：“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11]104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是对真善美化身的乡下人的自指。

从本质上来说，当人们言说他者或者过去自我的时候，其实都是当下自我的言说。他者、过去的自我都是当下自我镜像的投射或反照，它所影射的是主体的当下性。

沈从文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孤立地看固然有其道理，可是却凸显了他的不合时宜和不懂政治，也表明了他的乡下人的真实禀性。沈从文曾说过：“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12]266这里的“乡下人”，即拥有健康人生观的人。与之相对的都市人，在沈从文看来其人生观是不健康的，何以见得？沈从文认为，城里人少年时，压抑性欲;中年时，献媚权势;老年时，限于体力。这种城里人的人生观，是“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3]5，因而是不健康的、不健全的、不人性的，因而是可鄙视的。

现实生活中的乡下人其实是内心里向往都市文明的。沈从文意识中的乡下人的理想，是不是对现代文明阴暗面的抵抗？现代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唯利是图、鲜廉寡耻、蝇营狗苟等，在沈从文看来，都是都市之罪，是文明恶之花，是清新的湘西世界的相对和反面。

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是与城市文化人相对的乡下人，他说：“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12]196从中显而可见，乡下人与“城里知识分子”是相对的;沈从文的表述是含蓄的，不是直白的;以“乡下人”自居，不是矫情，不是顺从，而是抵抗。在沈从文看来，《八骏图》中的那些教授们，比娼妓等而下之。部分原因，也在于城市里的大学教授认为讲写作课的沈从文没有学问、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将其视作“乡下人”。于是，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就成为一种认同中的叛逆。

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沈从文。可是，沈从文骨子里还看不起那些自命不凡的教授们，他对都市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将其称为加上引号的“高等人”“知识阶级”“衣冠社会”。沈从文追求的是自然本色的身心健康的真人、全人，他反对的是那些拿腔作势、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伪君子，反对经济单向度的人，反对被资本、技术、意识形态所异化的人。而他自称的“乡下人”，在其潜意识里就是“全人”“自然人”“真人”。这是对“乡下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重新赋义，赋义本身就是一种对被凝视的抵抗。

从“性”的角度界定人的身份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而从“性”的书写来反抗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则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叙述了查泰莱爵士在一战中受伤瘫痪、阳痿，其妻康丝坦丝与园丁帕尔金之间的婚外性便反抗、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异化的罪恶。1949年，郭沫若将沈从文划为“桃红色”作家一类[14]528。沈从文曾受人诟病的情爱小说，不可否认的是具有“桃红色”的氤氲，然而也具有《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的反思、抵制和反抗。从“性”界定自由、天然、真实的人性，这是沈从文《采蕨》《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龙朱》《月下小景》等小说的共性。“桃红色”是沈从文这些小说的表象，其实质是对乡下人凝视的抵抗。

三、结语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成为沈从文湘西世界美好记忆的生产机器，是他自我身份的另一种确认和言说，是抵抗他者凝视的意识革命。沈从文自称“乡下人”，是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是对论敌即城市知识人的痞子腔，是乡土小说家的别称。然而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既是思想斗争，又是文化斗争，其间充满了纠缠的复杂性和杂糅性，即使是今天，我们依然难以对他们以称谓为表象的斗争明辨是非。脱离历史语境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当代史政治斗争的设置。

面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随着现代性的生长和蔓延，现代性带来的乡村家园的衰败、拜金主义的流行、功利现实主义、虚伪猥琐、工具算计理性等为乡下人沈从文所鄙视、反思、批判。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世界，乡下人是那么的能吃苦耐劳、和善朴素、热忱助人、慷慨好义、负气任侠……简直与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文化人形成了黑白判然的区分。在城里人他者凝视之下，沈从文认同、坚守乡下人诸如“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个性;并对湘西世界的劳动人民同情、怜悯、追怀和赞美。在反他者凝视中，在对病态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沈从文认同、确认和自豪于其“乡下人”的作家身份。

他者凝视的认同机制，强化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的认知以及对湘西世界的诗情画意的追忆和书写。他者凝视的抵抗机制，促成了沈从文对城市知识人或文化人的反击、对现代文明丑恶面的批判和对暴力革命的抵触：他者凝视的内化与抵抗机制，其合力成就了沈从文“乡下人”的自谓和骄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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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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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