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杰 孙竞益

摘 要：交通大学整体西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交大、对西北乃至对整个新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项工程，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由西迁孕育而出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既是对这段历史精神价值的凝练，更是对未来开创新局的动力之源。将西迁精神与儒学的“人格主义”进行比较分析，在新的视角下得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是前提，“弘扬传统”是关键，“艰苦创业”是目标的结论;并希望挖掘两者相契合的地方，达成以儒学滋西迁，助力西迁之树结出更多更丰硕的果实。

关键词：儒学;人格主义;西迁精神

回顾过往对于儒学的研究历史，历代中西方学者对于儒学的自我观普遍有一个观点，即认为儒学强调个人对于群体的服从，是社会多数社群对于少数社群的宰制，并且这一观点看似从历代儒学为统治者辩护的历史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回溯儒学发展历史及经典，就发现，儒学具有强调个体处于群体之中并关怀此在的“入世”性格的同时，也兼具重视“个体尊严”的学术性格，儒学并非将个体消融于群体之中，而是力求在二者之中达成一个均衡。因此，余英时先生[1]与狄百瑞先生[2]独具慧眼地用“人格主义”（personalism）取代更具西方意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以指称儒学的自我观。

目前，对于西迁精神的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即只片面强调了西迁精神的牺牲与奉献意义，而忽略了西迁精神内涵对于个体人格的尊重。集体是由若干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个体有机构成的，集体行动的正义性源于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共同利益诉求的追求，而个体又必须在其所从属的集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一套理论只有统摄群、己，才能真正实现它的理论价值。本文按照群己的维度，将西迁精神的内涵分成三部分，结合儒学“人格主义”进行解读，以揭示其兼具集体奉献与个体尊重的理论性格，并进一步指出西迁精神的现实意义。

人的群体价值的强调

儒学对于人的群体性的强调，根植于中国独特的现实社会背景，不同于西方原子式的社会模式，中國的社会是处于一个差序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3]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这一状态的准确把握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使得儒家提出了“仁”“礼”这一对范畴，并根据这一对范畴建构了一套套政治秩序、伦理秩序、制度秩序……这些秩序强调的价值内涵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中能够与西迁精神的内涵“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对照的是儒学“人格主义”中强调社群性的一面。

西方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孕育出了自由主义精神，并由此形成了自由民主等政治制度，但也导致了“个体主义”大行其道。西方社会对于个体的过度尊重，造成社会失序、政府低效，由此引发的诸如市场失灵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个体主义”的弊病暴露出来。西方学界也对“个体主义”展开了批判，尤其以美国的桑德尔、英国的麦金泰尔、加拿大的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批判最为激烈。儒学与社群主义的观点有接榫之处，并可以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又一项宝贵的思想资源，我们首先对儒学中的集体主义进行分析。

1.儒家的家国情怀

不同于西方对于“个人”的偏重，儒学重视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注重激发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并以之发展出了以“三纲”为基础的“义务性伦理”规范。《大学》“八条目”从个体修为开始，逐步由己过渡到家，再过渡到国，最后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儒家的责任与使命感，也就是儒家的家国情怀，个体需要在群体中有所作为，自我实现。这种使命感不仅是对于儒家，而是对上至统治者、下到庶民阶层的广泛要求，这就构成了儒学“人格主义”的第一个维度“家国情怀”这一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理论性格。

在中国这个以“家”为基础的血亲关系社会中，家的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统治阶级以血缘为纽带，兄终弟及，父死子继，俨然将天下家族化，平民家庭也是如此，夫妻、父子、兄弟之间都有着一套规制。独具特色的是儒家的这套义务性伦理，强调了义务的相互性，而非上对下的绝对宰制，所谓君臣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使得儒学区别于“极权主义”。儒家强调的这套义务性伦理，不仅仅是对儒学普遍理解的那样—即维护封建秩序自上对下的宰制，君臣之间，先秦儒家并没有去过多谈忠，而是从君臣大义出发，如果君主没有做好其所处位置的职责，儒者可以选择“谏诤辅拂”[4]，儒者拥有“去”也就是离开不再辅佐不义君王的权利。只是后来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天下定于一尊，儒家没有第二条道路的选择，只有去为一家而服务，但即便如此，儒家依然最大限度地通过规劝君主努力做到“以德配天”。

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儒家往往不能够达成其“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没有外王的情况下，儒家也不同于佛教那样否决现世而出世，而是退而进行“觉民行道”的实践，也即行师道。或著书、或从事理论教化，从而将自己的主张传承给后来人，这就使得学校这一场所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沟通群、己的桥梁，甚至儒家在某些特定的时代还能够通过在学校这一场所的议政影响庙堂之上的决策者群体。例如：明朝的“东林党”这一“道德十字军”式的官僚集团，对明朝遏制阉党势力，清正政风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以至于时有“众正盈朝”一说。至于后来东林党加剧党争，成为明末一大政治“顽疾”，那也是学堂中的儒者们始料未及的了。纵使如此，明末之际，这种内心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激励了儒者挺身而出或殉明、或殉道。

这种为天下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让儒家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儒家依然恪尽天道，像梁漱溟所说：“吾曹不出苍生何”，正是这种使命感让儒学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2.解读“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和儒学一样，是根植于中国具体社会现实而孕育出的宝贵精神，包含了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强调的就是深怀理想信念，顾全大局服从集体，这是弘扬西迁精神的前提要求。

第一，“胸怀大局，无私奉献”指的是西迁精神要有大局观、核心观。这种核心观超越西迁精神的自身，其引领作用只能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承担。如同儒学一样，在当今中国，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超越马列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是要不断地反向自求，挖掘新内涵，使得自身与马列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相适应。1956年开始的西迁，如果从交大当时的状况来讲，无疑留在上海是最佳选择，优渥的生活条件、体系的产学研结构、宽阔的经济腹地都是当年的西安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胸怀大局”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尽管对于迁校有过争议，但是在时任彭康校长的率领下，交大人还是克服了这种情绪，以高度的责任感将交大带到了西安，为祖国的区域平衡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二，“无私奉献”，强调的是在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种精神在如今高度现代化的时代，更加熠熠生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旧有社会结构不断瓦解，旧有伦理规范也随之崩塌，而新的伦理秩序也没有建立，物欲横流造成了人们外向逐利不择手段，由此产生市场的负外部性、策略性行为、信息不对称等造成市场失灵，对于客观环境的宰制，生态问题困扰全人类。中国儒学的个人责任感可以为解决这种乱象提供一条新思路。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天具有联系性，将人视为存有连续体中的一部分，人与其他存有者是非对立的。《易经》有“天地人三才”，《中庸》有“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矣”、钱穆在其人生最后一篇文章中直接指出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但是恶性的竞争则会导致社会的无序，伦理道德的瓦解，父子兄弟、昔日好友都有可能在面临利益冲突时，同室操戈，关系破裂。所有人处在这样一个冰冷的社会中，无不战战兢兢，唯利益强权是从。儒学同样也强调竞争，鼓励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但是儒学的这种竞争是“君子之争”，《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5]这就避免了人沦为外在利益的附庸。唯金钱论，唯地位论，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人类社会又有倒退到丛林原始社会的隐忧，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被异化，从而失去自我。

交大人正是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指导下，以宏大的格局审视祖国发展需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西迁来时的初心。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怀着合作、竞争、共赢的精神，于2015年发起成立了“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祖国、为世界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6]

西安交大如果闭门造车，是绝对不会孕育出“西迁精神”这一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的。如同历史上的秦文化来自东方，本身是海洋文明，但在扎根西北边陲，与戎狄为伍争锋之后，磨炼出来了顽强不屈、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并最终促成了三秦文化的诞生一样。[7]西安交大正是积极融入了陕西这片热土，加上党中央、陕西省人民对于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且交大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陕西扎根，才孕育出了“足以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万丈的一段”[8]的伟大西迁精神！这也正是儒学“人格主义”中社群性这一维度所具有的高度理论价值在西迁精神中的体现。

个体人格的尊重

如果单单强调人的群体价值，那么儒学和西迁精神，都是缺少人文关怀的理论。使这套理论产生温度，并发挥更大作用的是蕴含于其中的对于个体人格的尊重。一切的理论，最终的目的都是立足于人，旨在增进所有人的福祉，这与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道理。

1.“仁”以成人

孔子的“仁”、孟子“心性天”关系的探讨以及王阳明所讲的“良知”，都反映出儒学对于个体尊严的重视。西方宗教通过构建一个超越性的“上帝”以稳定世俗生活秩序，实则是将人类的命运前途诉诸于“神”的能力。儒学不言此种宗教超越，正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儒家主张“重人事，远鬼神”，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缺少宗教。但是，儒家又通过建构了一个既超越又关怀此在的“道德本体”，对世俗社会同样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这“道德本体”却使“人”的价值得到了彰显。

康德所讲的“为自己立法”，罗尔斯继承康德的理念论，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确优先于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9]都與儒学这一观点契合。这是一种重视道德主体动机的伦理学，是一种“存心伦理学”。[10]与“责任伦理学”不同，“存心伦理学”注重道德意义的善对非道德意义的善的优先性，这与儒家思想有可接榫之处。孟子著名的“义利之辩”：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矣，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1]孟子规劝梁惠王，不能以“利”蔽“义”，而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但是，孟子又不是迂腐地用道德去约束对于外部利益的求取，孟子“先义而后利”，强调的是“义”对于“利”的优先性。孟子并不排斥逐“利”的正当性，只是将“外向”的逐利行为与“内向”的自省相结合，避免了利令智昏的极端行为。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义利之辩”，但《论语·里仁》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然也隐含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主张。西方自由主义导致的个体主义的泛滥，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道德滑坡，就像庄子所讲的“曳尾于涂”中的那只乌龟一样，只是动物本能式地对于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列子御风而行”看似逍遥，终归需要“风”这一外物的凭借，他才能扶摇而上，这都不是自由人格的最高境界。相比于动物性的消极自由，儒学这种积极自由格局更高。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诚如马克思所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独立存在，人的行为是要考虑现实的社会关系，这种对于道德本心的强调非但是群体对于个体的消解，反而是个体“为自己立法”的更高价值诉求，这种积极自由行为就是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习终归是需要获得感与满足感的，而这个快乐的获得，则来自于与“学”相对应的一项实践“教”，相比于“学”可以通过个人阅读经典而独立完成的“个体主义”，“教”则必须融入社会之中，这就是儒学“人格主义”社群性一面的发挥。所有的学习，如果不去将它传承弘扬，都是徒劳。“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迁精神的弘扬也需要西迁精神的工作者不断进行宣传，才能让西迁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施教的一方与接受教育的一方，没有人格尊严上的差异，只不过是闻道有先后的次序差别，学生尊师重道，教师又怀有“诲人不倦”的态度去施教，纵使学生一时驽钝，那也要发扬“人不知，而不愠”的包容之心，那自然会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结语

观念的碎片不足以建构起理论的大厦，儒学与西迁精神的研究都不能偏执于一端，执着于一些碎片化的理论，而是要高屋建瓴地从群、己两个维度挖掘出它们的理论内涵。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发展依然是重中之重，儒学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必然要承担起它的历史新任务。许纪霖说：“使命感，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系”，[13]我们应该从儒学“人格主义”的个体修为出发，发挥其“社群主义”的精神，以强烈的使命感，重构儒学，在道德层面关怀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于历史、价值、文化有所担当，最终将“民胞物与”的精神落实到每一个生命个体之上，实现儒学“人格主义”的第二个维度—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

“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纪”。西迁精神凝练于交大西迁的历史，是对我们所处“新时代”需要的回应。改革开放40年，中国积极地融入世界，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西安交通大学处于西安—这座路上古丝绸之路起点的城市，必定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西迁精神。厘清“胸怀大局、无私奉献”是前提、“弘扬传统”是关键、“艰苦创业”是目标，运用好这一交大人所独有的宝贵财富，指导我们的教育事业，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矢志奋斗！

参考文献：

[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2]（美）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M].尹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班固.钦定四库全书—白虎通義[M].北京：中国书店， 2018.

[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6]西安交通大学发起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EB/OL].（2015-05-22）[2019-06-24].http：//news.xjtu.edu.cn/info/1033/54475.htm.

[7]韩鹏杰.也应青史有诗篇—从交大西迁看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N].陕西日报，2015-10-12（6）.

[8]肖罗.西迁精神永放光芒[N].光明日报，2018-01-09（9）.

[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M].中国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

[1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M].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92.

[13]許纪霖.狂与中国文化：一个近代的个案[EB/OL].（2005-05-12）[2019-08-24].http：//www.jcph.com/cache/books/86/bkview-86253-222707.htm.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