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良珍，赵雪伶

(山西大学 语言科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在山西汾河沿线上，灵石以北的方言被划归为晋语，霍州以南的方言为中原官话。而霍州境内的靠北一带仍保留着作为晋语最突出特征的入声字，包括市政府在内的东南地区却更具备中原官话的特征。因此可以认为晋语与中原官话在汾河沿线的过渡区中心是霍州。本文拟以霍州及其周边五县为晋语与中原官话在汾河沿线的一个过渡区，在对其嘴部词进行调查及层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方法对该过渡区内的方言词汇进行计算分析，揭示其方言传播扩散的路径。

一 GIS方法对过渡区方言传播研究的有效性

关于过渡区方言传播、扩散的研究，以往多是通过列举交界区域方言中的一些语音、词汇、语法成分来分析方言的扩散方向和路径。如李永新(2011)归纳出湘赣过渡区的传播方向是从赣语向西影响湘语；[1]王皙媛(2013)则指出江西省客赣过渡区的三种传播区域，但未给出具体的传播路径。[2]上述研究的方法，仅是从过渡区方言的诸成分中抽取一些语言事实特征，通过对比，用传统地图或MAPGIS“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制作的方言地图演示来归纳其传播方向。这种方法做出的方言地图是平面的。而GIS的方法所构建的方言地图，不仅可以看到各项语言成分在空间上的分布，而且还可以看到其分布与地理地形的关系，利于观察不同地形走势与方言传播的方向及路径。如沈力、冯良珍等(2011)在提取语言事实特征的基础上，运用GIS绘制地图，并通过交流度计算等方法，论证了过渡区方言入声调的消失走向是由中原官话区向晋语区传播。[3]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当运用到方言中，可将所提取的方言事实标注于相应的地理位置上，构建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如横向地标注某一特定时期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情况，以观察不同方言区间的空间联系。在探讨不同方言间的相似性、差异性、临近性、交叉性等问题时，同时可以结合非语言因素，如人口迁移、地理环境、行政沿革等来研究方言。总之，GIS在研究交叉性方言、解释方言的地理环境和构拟方言间的传播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本文使用与GIS相关的分析软件QGIS、GRASS、IDRISI等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NASA数据平台获取地区的图形数据，用开放数据库获得相应乡镇坐标点；再运用日本同志社大学提供的IDRISI软件，进行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分析；然后使用QGIS制作相关地区地图栅格图层以及地区内各个乡镇位置的矢量图层，对图形上的研究地点进行坐标定位和界域划分后，进一步将地形做分层处理；最后使用GRASS导入上述图层所分析的相应的地理信息，结合地形、坡度、土地覆盖或其他相关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计算步行成本(即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所需要的时间等)，从而得出结论来论证方言间的交流度，以构拟区域方言的传播方向及路径。

为了观察方言的传播路径，最有效的是选择能够反映历史层次和地域特征的语言成分，这样才有利于从这些语言成分在该过渡区域的分布状况来分析其传播的走向。基于这一目标，本文选择了嘴部词中能反映历史层次的词语，考察其产生的时代先后、构词方式等因素，并对这些词语在该过渡区六县所使用的分布状况、分布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运用GIS观察地形、计算步行成本，得出交流度，进而估测其传播方向。

本文讨论的方言过渡区，所涉及交界地方言为：同为中原官话汾河片的洪洞、霍州、古县方言及属于晋语的灵石方言、汾西方言与沁源方言。为了进一步客观具体地分析其传播路径，还关注到一些特征词在该过渡区以外的南部及北部更大范围的分布，以此来更宏观地观察分析其方言扩散的方向及路径，揭示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新兴语言覆盖较古语言的事实。

方言过渡区的语言有交叉性，这是语言接触所导致的。如李如龙(2013)指出，语言的演变有自变和他变，他变是由不同质的外在矛盾所推动的变化，是语言接触所造成的空间轴上的横向变化。[4]那么，在同一空间轴上，尤其是在方言过渡区，其传播路径又是怎样的？由于方言的传播与地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地形地势影响传播的方向和速度。也就是说，过渡区方言的传播一般以地势较低、地形较为平坦的地区为起始点，传播的过程中，高山、平川、河流影响方言的传播速度，高山的阻隔导致传播缓慢，而平川则会加快传播速度。正因此，运用GIS方法创建方言信息系统，更能够有效地观察到传播路径，并解释其形成该传播路径的客观原因。

二 过渡区嘴部词的历史层次及相似度分析

笔者对本过渡区内的嘴部词按照嘴部器官及其所产生的动作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结果显示共有69个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嘴部名词：嘴部名词可分为嘴部本身器官名词和嘴部其他器官名词。本过渡区内共有12个成员：

口口唇口唇圈子/口唇边子/口唇圪棱子口唇壕子嘴嘴唇/嘴片子/嘴唇子嘴唇边边/嘴片子边边/嘴唇上人中/人中圪槽槽 舌头 牙 牙环子 喉咙

嘴部动词：嘴部动词可分为一般动作动词、饮食动词和言说动词。本过渡区内共有57个成员：

(一)过渡区嘴部词历史层次分析

当考察方言的传播路径时，需要选择一些能够反映历史层次的语言成分来作为例证进行考察。李小凡(2005)曾指出：方言既是分布广袤的共时现象，又是绵延不断的历史现象，因而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具有连续性。[5]故本文选择可称之为基本词汇的嘴部名词和动词若干组。这类词汇产生较早，具有普遍性、稳固性和常用性的特点，适合作为例证来进行过渡区词汇传播的分析考察。

1.口与嘴

汉语中在指称“嘴”这一器官时，有“口”和“嘴”两种形式。从时间轴角度看，古代汉语中“口”为最早的形式。甲骨文中就有了象形的“口”。《说文解字·口部》曰：“口,人所以言、食也。”而用“嘴”表示这一器官,则是中古后才由鸟、鱼等动物的“嘴”转而表示人的“口”的。例如《旧唐书·志第十七》：“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再如王度《古镜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嘴尖,状如鲟鱼。”后来转指人嘴，如《旧五代史·周书·列传第十一》：“纬长于记注，应用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因目之为‘贾铁嘴’。”由此可见，用“口”来指称嘴，应当是较古的层次，而用“嘴”则为较新的层次。在本过渡区中，用“口”来表示嘴，还保留在靠北的汾西、灵石方言中，而其他四地普遍以“嘴”为主导词。因而可知汾西、灵石方言表现出存古的特征。

2.口唇与嘴唇

再观察由“口”“嘴”构成的多音词，其层次性更为明显。如嘴唇一词，过渡区内存在着由“口”或“嘴”构成的“口X”和“嘴X”两种形式。即靠北的汾西、灵石方言只有“口X”这一形式，称为“口唇”；霍州、沁源方言“口X”“嘴X”并存，有“口唇”“嘴片子”等两类说法；古县、洪洞方言则只有“嘴X”，分别称之为“嘴唇”和“嘴片子”。可见六地由北向南分为三个层次：即汾西和灵石一致、霍州和沁源一致、洪洞和古县一致。从新旧层次角度来看，汾西、灵石方言用“口”构词，反映出其存古特征较多，而霍州、沁源方言次之，洪洞、古县方言较新。

3.吃和咥

饮食动词中，本过渡区主要用“吃”，但在靠南的地域还有表示大口吞食义的“咥”一词。“吃”表示吃喝义从中古开始使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临安府城中惟藉湖水吃用，自来虽采捕之类，亦严禁止。”而“咥”一词虽自古有之，皆表示虎等动物咬、吃人或其他动物之义。如《易·履》：“履虎尾，不咥人”。孔颖达疏：“履虎尾不见咥啮于人。”《金史·宣宗纪下》：“开封县境有虎咥人，诏亲军百人射杀之。”后代“咥”渐渐由动物的动作转指人大口吞食的动作。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新层次的语义。在该过渡区中，“咥”指大口快速吃，带有嘲讽的感情色彩。通常说“咥了一顿”“咥了一大碗”。“咥”在洪洞、霍州、古县方言中均使用，而在汾西、灵石、沁源方言中则不用。扩大范围观察，“咥”在中原官话区普遍使用，而过渡区以北的晋语方言中也不使用“咥”。说明此说法并未扩散到晋语区。

4.含和噙

指含在嘴里的动作，本过渡区有：含、噙等成员。《说文》：“含，嗛也。”指含在嘴里。《释名·释饮食》：“合口亭之也。”“亭”通“停”，即合住嘴不咽下去。再如《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由此可知，“含”的这一语义自上古即有之。而“噙”则出现较晚。例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将着一杯酒，你呷半口，我呷半口，又噙了一口够着脖子度将过去。”再如：《金瓶梅》第三十四回：“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薰的喷鼻香。”故“含”层次较古，“噙”层次较新。“含”在过渡区六地方言中均有分布，而“噙”在霍州以南使用，灵石方言则未见。扩大范围观察，在过渡区以南的临汾、曲沃、翼城、襄汾、绛县、乡宁、临猗、河津、运城等地均使用“噙”。而灵石及以北的晋语区不说“噙”。可见，新层次“噙”多分布在过渡区南部及以南地区，并未扩散到过渡区北部及以北的晋语地区。

5.撅和翘

撅嘴(2)“撅嘴”，最新规范用法为“噘嘴”。见:现代汉语词典[M].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08.的动作可以示意不满等情绪，在该过渡区内，主要用撅、翘两个词，其分布为：灵石、沁源二地用撅，不用翘；而其他四地不用撅，而用翘，且“翘”发音均与“超”同。从文献用例来看，“撅”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为挖掘、掀起、拔起等语义的动词；魏晋南北朝以后“撅”的宾语扩展到身体部位，如“撅口灌之”“撅耳顿足”；后代出现了“撅嘴”的用法，如《金瓶梅》第三十四回：“那平安儿因书童不请他吃东道，把嘴头子撅着，正没好气，半日不答应。”再如《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戴氏也一点儿没收，拿着空盒子，丧着脸，撅着嘴去了。” 而“翘”用来表示撅起义，则是由鸟尾长羽毛仰起的状貌引申而来的。《说文》：“翘，尾长毛也”。如有“翘尾”“翘足”等说法。宋赵长卿《浣溪沙·蜡梅》：“鹭翘沙嘴亦多情。”“翘”主语多为动物。方言中将“翘”用于人撅起嘴的语义，应该更晚。“撅”与“翘”在过渡区的分布：北部灵石、沁源方言为“撅”，南部的洪洞、霍州、汾西、古县方言为“翘”。扩大范围观察，山西北部的晋语用“撅嘴”，南部的中原官话地区则用“翘嘴”。

6.吐和舕

表示吐出意义的动词在该过渡区内有两个成员，分别是吐、舕。“舕”比“吐”的义域小且程度浅。“吐”，可以表达呕吐的意义，而“舕”只是不把放进嘴里的东西咽下去而将其吐出。“吐”在上古已有用例，如《礼记·玉藻》：“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吕氏春秋·季冬记》：“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而“舕”在文献中未见到单独用的例子。只是以复音词“舑舕”“舔舕”的形式出现，表示吐舌。如《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玄熊舑舕以龂龂”,李善注：“舑舕，吐舌貌。”李周翰注：“言玄熊吐舌出齿”。再如《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贵哥舔舕道：我只说几贯钱的东西，我便兑得起。”“舔舕”亦吐舌义。该过渡区用“舕”表示放进嘴里又吐出之义，与“舑舕”“舔舕”的后字发音相同，吐舌义与用舌头顶出食物状相近，故笔者用此字来记写该方言词。至于该方言词是否来自“舑舕”“舔舕”，还有待考证。相较而言，“吐”一词产生更早，“舕”是新层次。“吐”在过渡区六地均有分布，但“舕”在过渡区的灵石、沁源方言中未见。可见，层次较新的“舕”并未扩散至过渡区北部。

以上列举了嘴部词中的一些例证，可以看到在本过渡区内，一些较新层次的词多在靠南的地域使用，而较古层次的词则多在靠北地区使用。尽管其各词在六县的分布并非一致，扩散的路线有错综的情况，但仍可显示出在本过渡区内新层次向北扩散的大方向以及扩散受阻的一些情形。但为何会形成此状况，则有待用GIS方法来分析。

(二)过渡区嘴部词相似度分析

相似度排序是依据词的分布来排列各地方言间的相似性的先后顺序。运用相似度将语言事实量化，并在量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GIS分析计算。

上文列出了该过渡区嘴部词的全体成员，共69个。这是计算相似度所依据的基础数据，通过成员分布的数量来观察过渡区方言间的相似度：成员数量越多的方言，其相似度越大；反之，成员数量越少的方言，其相似度就越小。相似度大的方言容易影响相似度小的方言，故一般规律为成员数量多的方言向成员数量少的方言扩散。

据笔者分析统计发现:洪洞、霍州方言嘴部词成员分别是63个和62个；古县方言次之，为56个；汾西、灵石方言成员数量分别为52个和48个；相似度最低的沁源方言为44个词一致。由此可知，虽然该过渡区方言的交叉性很强，但依据其分布差异，仍可看出其相似度的先后顺序：

洪洞方言>霍州方言>古县方言>汾西方言>灵石方言>沁源方言(3)作者曾对本过渡区的眼部词进行相似度排序分析，所得结果与嘴部词结果一致。本过渡区眼部词所有成员相似度排序为：洪洞方言(25)>霍州方言(24)>古县方言(23)>汾西方言(19)>灵石方言/沁源方言(15)。

也就是说，过渡区南部地区表现出的成员数量多于北部地区。另外，上文分析了6组12个词的历史层次，这些词中新旧层次成员在过渡区六地的分布情况为：

新层次：洪洞/霍州/古县(6)→沁源/汾西(3)→灵石(0)

古层次：洪洞/古县(3)→霍州(4)→汾西/沁源(5)→灵石(6)

从新旧层次的分布也可看出，洪洞、古县两地方言保留古层次成员数量较少(3)，使用新层次成员数量较多(6)，表明这两地方言的相似度较高；汾西、沁源、灵石方言使用古层次成员的数量高于新层次成员的数量，这三地方言的相似度较高；而霍州方言在古层次成员排序上居中，新层次成员与洪洞、古县方言的相似度一致。也就是说，据其新旧层次用词分布的数量顺序，可知新层次的词语由南向北扩散，数量逐渐减少，而古层次的词语越靠北保留越多。

三 用GIS方法分析该过渡区词汇的传播方向与路径

上文调查描写了过渡区六地方言嘴部词的成员及其反映历史层次的例证，同时通过相似度分析，观察到其过渡性分布的状况，归纳出本过渡区方言词汇由南向北的传播方向。下文运用GIS语言地理信息理论计算其交流度，论证其传播方向和路径。

(一)传播方向分析

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群的移动，而人群的移动又受到空间环境的制约。故将语言的传播放到地理信息科学中研究，并依照人群在空间中的移动而提出交流度概念，认为交流度受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的制约，交流度的大小与方言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某地区的交流度越高，其方言就越容易扩散，某地区的交流度越低，其方言就越容易接受扩散。所以，交流度可以为研究语言扩散的方向提供依据。

根据历史层次和相似度排序，本过渡区的传播起点应该是最南部的洪洞方言，故假定洪洞是本过渡区的强势方言，来测算洪洞与周边五县的交流度。洪洞方言与周边五县方言的交流度即是洪洞方言与周边方言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情况，也就是便利程度，这种便利性用步行成本来表达。步行成本则用人们从洪洞出发到达某一县所需的步行时间来表示。步行成本分析可以确定一定地形面上的起点和目的地之间，由地形、坡度、土地覆盖或其他相关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故步行时间是在计算的过程中将以上地形等因素考虑在内而得出的。两地间步行所需时间越短，该地区的交流度就越高，反之越低。

所以，选取洪洞所在地作为中心地，用GRASS软件计算人们从该点出发到周边五个县所有乡、镇(共53个)的步行成本(移动需要的时间)，再取平均值，即可得出洪洞与其他五县之间的交流关系。首先从NASA下载山西省地理信息，用3DEM对该信息进行处理，再用IDRISI分析3DEM影像，从中抽出等高线、倾斜度和倾斜面，最后运用步行成本计算公式(4)步行成本计算公式是日本学者千叶等(2000)在Tobler(1993)的Hiking Function的基础上，将普通人步行所需时间和地理倾斜度结合起来，构建而成的步行成本计算模式。转引自:沈力,冯良珍,中野尚美.用GIS手段解读混合方言的成因——以灵石高地为例 [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5)：30-39。[ T：移动时间(分)；D：移动距离(km)；S：倾斜(度)]：

计算得出的洪洞至其他各县相关乡镇步行成本如下：到霍州各乡镇平均为8.40小时、到古县平均为8.81小时、到汾西平均为10.37小时、到灵石平均为16.15小时、到沁源平均为20.29小时。换言之，洪洞与霍州的交流度最高，其次是与古县交流，与沁源最不易交流。为了观察步行成本，用洪洞到五县各乡镇的步行成本等值线(数值相等的点连成的线)的方法来呈现洪洞到其他五县各点的地形全貌。(如图1所示)

图1 从洪洞到五县各乡镇步行成本等值线

从图1呈现出来，洪洞居于最低平处，以此为中心四周地形渐渐升高，坡度上升越高其步行成本就越高。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州的一些乡镇与古县的部分乡镇处于同一等值线，以此类推。如图所示，步行成本由低到高排列如下：洪洞<霍州<古县<汾西<灵石<沁源。由此可见，步行成本的顺序与过渡区方言的相似度排序一致，步行成本越低，过渡区方言间的相似度越高，排序越靠前，嘴部词成员的相似数量也就越多。步行成本的计算结果也证明了在本过渡区嘴部词由南向北的新兴语言覆盖较古语言的事实，故其传播方向为：洪洞→霍州→古县→汾西→灵石→沁源。

(二)传播路径分析

在自南向北的扩散过程中，一些语言事实表明，嘴部词的扩散并非一条路径，有些词在古县、沁源方言中使用，而不在霍州、汾西、灵石方言中使用。有些词在霍州、汾西、灵石方言中使用，却不存在于古县、沁源方言。所以，该过渡区是在以上的传播方向下沿多条路径传播。故需要结合地形，进一步用GIS地理信息计算的方法观察分析。

通过对图2过渡区的地势地形观察分析，发现过渡区中间的太岳山地势较高，地形陡峭，少有道路，因而导致两侧的方言不易交流。正是太岳山这个比较突出的地势，使之形成了沿其东、西两个方向自南向北传播：洪洞→霍州→汾西→灵石、洪洞→古县→沁源。(5)在进行沈力老师主持的“数据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文化遗产数据解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会)”项目时，通过该过渡区语音方面的事实同样证实本过渡区方言词汇由南向北分东、西两条路径不同步传播。那么，这两个方向具体是如何传播的呢？首先依据相似度数据发现：嘴部词中古县方言中存在的词，在洪洞方言一定存在；沁源方言中存在的词，在古县方言中一定存在。故太岳山东侧的传播路径是：洪洞→古县→沁源。同理，太岳山西侧，灵石方言中不存在的词，在汾西方言中不一定不存在。可见汾西→灵石这段路径不能成立。那汾西、灵石方言中存在的词，在霍州方言中一定存在，故霍州→汾西、霍州→灵石这两条路径成立。故太岳山西侧分两条路径自南向北传播：洪洞→霍州→汾西、洪洞→霍州→灵石。由此，在过渡区自南向北就形成了三条传播途径。(如图2所示)

依据GIS步行成本数据，可知三条路径的传播强度也不尽相同。首先，计算霍州到汾西的步行成本是5.68小时，霍州到灵石的步行成本是8.41小时，故洪洞→霍州→汾西的步行成本是：8.4+5.68=14.08，洪洞→霍州→灵石的步行成本是：8.4+8.41=16.81，前者比后者传播力度强。同样，太岳山东侧古县→沁源的步行成本是15.33小时，这条路径的步行成本是：8.81+15.33=24.14，扩散力度最弱。这与相似度排序得出的结果一致，传播力度最强的路径洪洞方言→霍州方言→汾西方言的相似度为：63→62→52，传播力度居中的路径洪洞方言→霍州方言→灵石方言的相似度为：63→62→48，传播力度最弱的路径洪洞方言→古县方言→沁源方言的相似度为：63→56→44。另外，太岳山西侧四地沿着汾河，且有平坦的道路，这也加强了西侧的传播强度。所以，运用GIS计算步行成本证明了本过渡区从相似度排序靠前的南部新兴方言向相似度排序靠后的北部古老方言分三条路径不同步传播，且三条路径的传播强度为：洪洞→霍州→汾西>洪洞→霍州→灵石>洪洞→古县→沁源。

综上所述，本文对山西境内汾河沿线段晋语与中原官话过渡区方言嘴部词做了穷尽性的调查分析，提取反映历史层次的词语例证，运用GIS理论揭示出其传播的大方向是由南向北，并构拟出本过渡区有三条不同步的传播路径。另外，笔者对过渡区眼部词的分析计算结果也可反映相同的传播路径。本文利用GIS理论与方法证明了过渡区方言的传播与地理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形平坦、坡度小，花费的时间短，交流度大，则语言传播的速度快，而道路有坡度或陡峭,则传播较慢。本过渡区内，晋语区的灵石、汾西和沁源所处的地势比较高，所以行走的道路坡度大，甚至比较陡峭，而南部中原官话区的洪洞、霍州和古县的地势较低，行走的道路比较平坦、坡度较小。故南部的中原官话区方言间的交流度更大，词汇的相似度排序也更靠前，而北部的晋语区则相反。由此可见，语言接触时，由交流度大的地区向交流度小的地区扩散，即南部新兴方言向北部古老方言传播。另外，突出的地形地势也会影响语言的传播速度。太岳山东、西不同的传播路径正是突出地势的影响所致，而太岳山西部的两条路径的传播强度远大于太岳山东部路径，则是因为太岳山西部沿汾河向上传播，而太岳山东部则沿山而行。可见，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人群的移动受空间环境因素的影响非常大。本文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利用GIS研究过渡区方言传播的一个尝试。过渡区内不同方言的交融及传播途径是了解方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