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若寒 周 姣

(1.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人文学院，英国 南安普顿 SO17 1BF；2.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保加利亚 索非亚 1303)

一、社会主义时期独特的电影艺术表现手法

保加利亚电影在社会主义时期与苏联电影工业保持一致，采用国营电影工业制作体系，在二战结束之后，1944年保加利亚正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两年之后“保加利亚事业”获取了影片进出口发行的专利权。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达方式，在当时的共产社会环境之下因有着思想传播的重任被政府所管控。政府加大投入使保加利亚的电影事业在1948年实现国有化，成立了保加利亚电影事业公司。政府在索非亚设立大型电影制作工作室，辅以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同时成立了保加利亚电影协会、保加利亚青年电影创作者之家，1973年保加利亚的戏剧学院建立电影系，同时科学院艺术研究所也开设电影艺术研究部门。于是保加利亚电影业在20世纪中叶逐步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产业并每年诞生大约50部新作，这其中还没有加上保加利亚闻名遐迩的纪录片。

在这一时期，受到整体苏联大环境的影响以及保加利亚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保国的电影着重于共产主义革命战争题材，艺术手法上趋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保国电影开始关注革命人的思想层次，重视内心的表达，反应社会主义民众的人格与心理，这一对社会、文化、人格的深层次反思在此后对保加利亚电影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因为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电影制作人与电影评论家被允许去参加国际电影节，所以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政府希望借此将保加利亚的文化带入世界主流文化视野的目的。与此同时，这些拥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开始反思保加利亚电影业在意识形态中的受控，并且开始酝酿一种在隐忍中的反叛性表达。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加利亚的电影中，开始出现对城市化及社会心理问题的反思，着重于表达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城市化进程中，保国人民的心理及精神的震动与强烈变化，这使得电影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原始的政府宣传的意识形态，这种对于当局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电影语言，变成一种依托于社会现实，同时追求创造性的艺术处理和反叛性表达的电影文化表现手段。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并且被国际所认可的作品如利亚兹科娃导演的《拴紧的气球》(1967)，安多诺夫导演的《山羊角》(1972)，柯可夫导演的《无名乐队》(1982)，斯塔伊科夫导演的《暴力年代》(1988)，安东诺夫导演的《昨日》(1988)。这些作品借助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表达出了一定的艺术深度，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了本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也包含了特有的当局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导演们通过精湛的艺术表达、人物构建与主题选择，巧妙地把人性反思融入当时的意识形态下，这一创举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广泛认可。

二、保加利亚新浪潮电影初期的主题阵痛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结束，保加利亚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改革，电影界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巨变，也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方向和主题。面对一个全新的、从未接触过的创作环境，他们用了近20年的时间去摸索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将新的希望传递给观众，同时也将保加利亚的文化重新带回世界电影的主流位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加利亚的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停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电影制作主题，希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传达独特的反叛性表达，但是因为社会政局的改变，这种“唱反调”显得有些无病呻吟，同时因为格局的改变，电影业不再是举国投入的体制，此前在举国体制下享有的优势地位和良好的软硬件受到了资本环境的限制，同时电影制作中也遇到了瓶颈。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电影有1990年的《市长，市长》，1991年的《上帝啊，你在哪里》，1993年的《轮回》，1994年的《边境》。这一时期播放的影片中还包含一部分此前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意识形态不符合当时要求被禁的影片，新作品的受关注程度并没有达到预期。

在新浪潮的第一个五年里，电影制作的一些主题趋势包括夸张社会主义体制初期共产主义政府对于政治对手的迫害，对于政治犯集中营和农村设立的潜在不良分子隔离营的回忆，其中包含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的安全体制、财产的国有化、土地的集体化以及城乡变化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制作人希望表达国家权力和艺术家之间的控制与受控的关系，以此控诉一种自由创作精神的破碎。这一时期的电影制作主题中，核心是关于政治犯集中营的展现和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局改革之后对于相关事件的报道与公开，但是这一类主题在剧情电影的表达手段上着重于暴力场面以及过分强调女性被迫害者的倾向。对于画面表现力的过度追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艺术价值，大量的暴力画面与血腥场面在空洞的主题面前显得流于表面，同时对幸存者及家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二次伤害。同时期，世界上的纪录片制作者在这一主题的表达上却更加客观、有说服力，通过笔记、史料、新闻等客观内容，尽力还原真实的客观情况，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与反思。在保加利亚的纪录片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的同时，其剧情电影在映衬下显得更为暗淡并且逐渐淡出了世界电影的主流舞台。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体制过渡期，保加利亚电影制作者顺应了民主党派的潮流，在电影的表现中更多地去挑战此前颇受限制的暴力主义与自然主义，导致在这一阶段野蛮的诗性自然主义与暴力导向性主题成为保加利亚电影的主旋律。在国家的转型期，暴力往往很自然成为宣传的主流和欲望的载体，所以电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在新浪潮电影的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回忆以暴力作为视觉形象的主导并非偶然。但是在主题中，这些电影并没有探讨暴力背后的根源、动机和机制。导演们只是把暴力当作事实和美学表达，却没有更深一步挖掘人物的心理与社会意识，这导致这些电影的类型十分单一，表达手法上也更向戏剧靠拢，所以这一阶段的保加利亚电影被世界电影的飞速发展甩在了后面。

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与新纪元初期的主题反思

基于新浪潮初期的主题匮乏和制作窘迫的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电影从业者对此前在社会主义时期电影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进行反思，并以此为背景回顾曾经的社会主义岁月，而非新浪潮初期一味地进行道德的评估与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开始与历史对话，试图重新思考历史进程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并将之与当下的国内与国际社会相结合，寻找一种更好的主题传达。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虽然电影制作者们依旧想要表达关于集中营的相关主题，但是他们开始减少具有冲击力的暴力场面，并着重于反思这一隔离集中营如何给那些犯人及他们的家属留下痛苦的回忆，关注于个体背后的小家故事，将人文哲思融入电影之中。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98年伊万·尼切夫导演的《在世界终结以后》，2002年科斯塔丁·博内夫拍摄的《加热昨日的午餐》。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新浪潮电影从业者开始关注保加利亚历史中一直以来的种族和宗教的相处与共存问题，以及对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相关民族政策的反思，伊万·尼切夫导演的《在世界终结以后》将新浪潮早期所关注的集中营问题与种族问题相结合，将故事放置在“欧洲文化的首都”普罗蒂芙，通过跨民族、跨宗教的爱情来表达多民族融合这一主题，再辅以相关的集中营情节，使得影片的内涵更加丰富，这部电影一定程度上成为保加利亚在世纪交接前后的代表作品。

无独有偶，在7年以后的2005年上映的《被窃的眼睛》同样采用了跨种族的爱情故事来传达对于信仰和宗教的宽容。这一故事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描绘了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在所谓的“复兴运动”中被强制性更改自己名字的过程，影片通过爱情故事去反思在这场运动中对于民族关系造成的创伤以及如何弥补，试图将破碎的社会关系重新组合，为新世纪中民族文化互相尊敬的新环境做出努力。

这一阶段的影片除了关注保加利亚国内的民族冲突，也将目光放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间的民族争端之上。2002年的影片《昨日午后的热身》着重表现了保加利亚与马其顿横跨70年的矛盾冲突，追溯了一个马其顿女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吞并瓦尔达马其顿，到战后的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后到1990年南斯拉夫的解体这期间的痛苦人生。导演通过一个卑微的个体在夹缝中的生存，体现了巴尔干半岛民族间的种族冲突和社会政治矛盾存在的历史远比社会主义的历史更长，这种环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残酷且无情的。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电影主题也开始出现超现实主义的题材，1998年的《瓦格纳》将真实与虚幻交叉在了一起，整个电影架空在了现实的时间之外，将过去与现在合并在了一起，通过荒诞的情节将社会中的贫穷与困苦抽象地表达出来，同时反思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虚幻。异常的臆想世界之中。这个类型的电影主题在这个时间段里并不常见，可以说是年轻导演安德烈·斯拉巴科夫个人风格的创举。

在这一阶段的保加利亚的电影中，导演们开始对于历史进行反思，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在寻求一种国家及民族文化的表达。这一阶段的电影更多地从普通小人物入手，将他们的人生故事与历史、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虽然通常都是虚构的人物与环境，但是电影制作者们并没有像新浪潮初期一样去夸张表达历史，而是着重于电影在细节符号上面真实性的构建，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将艺术符号与隐喻表达给观众，从而引起文化上的共鸣。这种对于个体的关注在新浪潮电影的发展中成为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四、21世纪十年内的主题突破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新浪潮电影逐步开始关注个体，反思社会，在进入新纪元之后，电影主题也变得更加明朗，而不像过去十年一样沉郁，开始对新生生命进行歌颂，传达乐观的信念与精神，为观众展现更加明亮的未来。这一积极的改变让保加利亚的电影开始复苏，一些佳作甚至在国际电影节上收获颇丰。

这个阶段对历史层次的反思更加客观具体，在许多电影中他们都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问题：如果历史可以更改，那么当今的生活又会是怎样？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的电影《另一种人生》，归国的美籍保加利亚人与受到生活所迫只得做电工的女大学生展开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却并没有在一起，如果二十年后可以重来，如果在1980年不是那样的社会环境，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美满的爱情？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一对情侣的爱情问题，更是整个保加利亚群体的疑惑，历史的政局种种不稳定对于社会与平民生活造成痛苦，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现状。

这十年间，对于女性的塑造也不像后社会主义新浪潮电影的初期一样，过分渲染她们受害者的形象，反而让她们以更加丰满立体的形象出现在了电影的主题中。2006年的《冬天的猴子》，故事的核心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及当下的三名妇女，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艰难求生，她们虽然受到环境的限制，但是有着独立的人格。这一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更立体地展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也让此前一度被男性视野占据的大银幕有了新的元素。

从2005年之后，随着电影制作技术的提升与主题的日益深化，导演们立足于保加利亚的民族特点，从个体在大环境下的生存出发，细致描绘了他们的心理，挣扎、迷茫以及之后的改变。这种具有很强人文哲思和地域文化代表性的电影在国际上也重新受到了关注，2008年与2009年间几部影片在国外电影节上陆续斩获佳绩，2008年保加利亚导演史蒂芬·柯曼达瑞夫指导的《在世界转角遇见爱》通过一场自我记忆的探索之旅，将那些因为历史原因被迫离开故土的保加利亚人对故乡的思念以及自己身为异乡客的迷茫状态展现在了银幕之上，看似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蕴含着千万人对于童年、对于故乡、对于保国文化的深深眷恋。这部影片在保加利亚国内包揽多项大奖的同时，也横扫了十多项国际大奖，例如瑞士苏黎世影展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华沙国际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大奖、挪威贝尔根影展最佳影片等。(1)田夷：《在世界转角遇见爱(保加利亚电影故事)》，《电影新作》,2010年第4期，第2-4页。

与《在世界转角遇见爱》同年上映的另一部大片、亚沃尔·格尔德夫执导的《浅黑色》与第二年上映的由卡门·卡莱夫执导的《保加利亚天空下》可以说是对新浪潮电影不同时期的主题做得最好的总结，同时也是保加利亚电影从新浪潮开始到2017年为止最受瞩目的两部影片。(2)Trifonova,T.(2007).Stoned on Mars:Hom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cent Bulgarian cinema.Cineaste,32(3),32-36.《浅黑色》将新浪潮电影早期的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回顾作为故事的主题立足点，但是表现了一个1944年被冤枉入狱，在监狱里错过了20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却拥有社会主义信仰的主人公的故事。导演杂糅了昆汀·塔伦蒂诺和盖·里奇的影片风格，突出了整体的黑色幽默却并没有过度扭曲历史，反而采用了一定的苏联时期社会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还原历史。而《保加利亚的天空下》更多地从新浪潮电影的第二阶段的主题出发，从国内的民族与宗教的角度思考在动荡的社会中，个体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导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年青一代信仰与心灵上的困惑把握得恰到好处，民族与种族的问题并不完全属于历史，导演将新一代的保加利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困境通过平凡个体的挣扎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多线条的叙事也让故事更加饱满，可以说是对此前此类主题的升华。

五、结 语

在保加利亚电影新浪潮的二十年中，电影从对于历史的追溯与批判，逐步开始关注到自身与个体，从对时代的谴责，到反思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个人的价值选择与精神困惑。新浪潮电影经历了阵痛，再从阵痛中形成对于主题的反思，最后实现对于主题的升华与突破，在这一过程中，保加利亚的电影制作者们从历史的批判者，到接纳历史，再到思索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最后可以更好的关注到大环境下每一个个体的生存现状，这里面包含了二十年中他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诸多思考与情感沟通。作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文化哲思传递给世界，从新回到世界电影的主流位置，是对保加利亚新浪潮电影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