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伊犁当代文学史记

——《伊犁河》40年的人与事摭拾/赖洪波

不是什么一步一个脚印，像条狗在雪地上走，狗还有四只脚呢，许多脚印。

——木心：《文学回忆录》

那年，我正值不惑之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开始的第一个春天里，《伊犁河》创刊了。它是新时代伊犁大地上绽放的报春花！

当年，由于种种历史机缘，我目睹了《伊犁河》诞生的全过程，是它的第一批读者，它的第一批撰稿人;有几年，我还是它的编委。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史大潮催涌下，我和《伊犁河》同行40年，结下了亲密的情缘。最终，《伊犁河》让我从伊犁第一代预防医学工作者转型为伊犁第一代方志人，在我的人生历史轨迹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伊犁河》是我在伊犁事业发展征程上的忠诚情人，是40年来我心中一朵一直盛开的莱丽花。

今年，《伊犁河》步入不惑之年，我已是耄耋老翁。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岁月如歌，壮心不已！40年来，我因《伊犁河》结缘许多文友，经历了多少豪情韵事，那些已往流逝的近乎奢侈的豪华景况，如今已变得不朽，成为伊犁文化记忆中的点点痕印。

文化公仆宋彦明

一个地方的风景，关键在于人物。有了人物，就一定会有自己的故事和他者的关注。

伊犁忆，最忆宋彦明。他被人称为伊犁的文化“公仆”;他点燃了伊犁大地最初的文化火种，创办了《伊犁河》，成为伊犁文化的一张名片！

但是，40年过去了，宋彦明离世已整整20年。宋彦明是谁？今年春节，当下《伊犁河》副主编毕亮和兵团四师作家协会主席、《伊犁河》编委蒋晓华来我家贺年时，提到他们“不认识也没见过宋彦明”时，我顿时语塞，想起了“白头宫女说玄宗”那样沉重的历史沧桑话题！

人物总是要消逝的，但历史是可以在文化记忆中再现的。40年前，伊犁文化界的人，没有不认识、不知道宋彦明这个人的，都知道伊犁区党委（今伊犁州党委前身）宣传部的“宋秘书”，亲切地叫他“老宋”！

宋彦明（1928.11——1998.12），甘肃临夏市人。1951年8月，他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的优越机会，带队来新疆工作。他先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任干事。1952年，来伊犁参加土改后，留在伊犁。宋彦明是建国后来伊犁的第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人，是五十年代伊犁唯一有这种背景的文化专业人才。

伊犁，中国西部的西部一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奇美地方。当时的伊犁，地方文化野蛮疯长，中华主流文化严重缺失。伊宁的街头，可以看见俄文、维文的路标指示牌，却几乎没有汉文的标识物;社会上通用的度量衡，全部用外国语米突（公尺）、克罗格拉姆（公斤）、克米罗突尔（公里）来表示的;有豪华的苏侨协会主办的俄文书店，没有新华书店，1950年10月才有一个小门市部;市里有实行苏式教育七年一贯制的维吾尔族中学、塔塔尔族中学、俄罗斯族中學、乌孜别克族中学、蒙古族中学……却没有汉文中学！被称为“汉回初级中学”的，是在1953年10月伊宁市最后成立的汉文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初，伊犁没有什么杂志刊物，甚至没有汉文报纸，只有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的《伊犁日报》，一直到1957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8年后，才有汉文版的《伊犁日报》发行。这是何等悲凉的文化沙漠世界！

当然，这样的风景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来了，伊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开始了。大批内地大、中专毕业的知识分子和大批建设祖国边疆的各族人才来到伊犁，这是转型的根本力量。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宋彦明选择了在伊犁从事党的人民文化事业的建设。

老宋在伊犁工作整整三十年，一直从事振兴中华主流文化在伊犁播种、培植和繁荣的劳作，是一个辛苦的园丁。

老宋一贯热心助人，古道热肠，有口皆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王蒙偕妻携幼来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境况相当困难。老宋在自己的家里安顿了王蒙一家，同时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工作安置问题。正是由于老宋的义举和伊犁各族父老乡亲的关怀保护，王蒙一家安然渡过了那段特殊的岁月！王蒙的夫人崔瑞芳老师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感动地说老宋：“在我们境遇困难时，他诚心实意地关心我们，为我们解决问题，真是我们尊敬的兄长。”她还特别提到：“凡是从乌鲁木齐或关内来伊犁的文化人，差不多都经过老宋的安排，他是位文化“公仆”，热心地为大家联络、服务，提供各种帮忙。”（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37页）。我国著名俄汉文学翻译家刘辽逸和老宋仅有一面之缘，并非深交，但当刘因“知青”女儿在伊犁兵团某农场插队落户，烦请老宋就近关照时，老宋满口答应，并认真负责照顾了这位北京姑娘，使她日后顺利返城高考，后来成为内蒙古大学的教授。以上两件事，我都是知情见证人，对老宋的完全无功利心的助人为乐的作为，十分敬佩。

老宋为人仁厚，毫无“文人相轻”的习气，一贯以“润物细无声”的细微周到的宽广胸怀，团结伊犁文化界人士，共同努力，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据原州宣传部文化科长雷光同志的记述：1976年12月，伊宁市上演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用维吾尔语、汉语同时分台演出，场场爆满，获得巨大成功，就是时任伊犁州文工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团长宋彦明在极短时间内，协调州文工团、州戏剧团、农四师文工队三家联合共同组织，由州文工团维吾尔族导演、三个文艺团队的各族演职员通力合作，完成一次可以说空前绝后的文艺界人士大协作的壮举（见雷光《伊犁回忆》第71至78页）。由老宋亲手编辑的《伊犁河》创刊号中，有作者共计27人，几乎囊括了当时伊犁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据我了解，其中有些人物是老宋的“对头”，但老宋对各路神仙，一律平视，毫无芥蒂，表现了仁厚的长者风度。

老宋是一位正人君子，行为端正磊落。老宋在宣传部的同事雷光回忆说;“五十年代你单身在伊犁时，有位年轻漂亮的女干部，欣赏你的风采，向你表示亲近时，你不但不动声色，反而马上请假回兰州探亲，并劝说动员嫂夫人带领儿女一同搬到伊犁安家，扎根边疆。这是我最敬佩老兄的一件事，印象最深。”（雷光：《老宋兄，真不忍与你言别啊！》载《伊犁河》1991年第1期）老宋乃一介书生，斯文可人，但常怀侠义之风。一日，他在菜市场见到党委档案馆同事程瑞芬满脸愁容，便向前询问，知悉她家唯一一只天天下蛋的宝贝母鸡昨晚被盗，偷儿正在菜市场卖鸡销赃呢。苦于自己势单力薄，不敢前去捉贼。老宋一听，立即奋勇向前，将偷儿扭送治安部门，将宝贝母鸡夺回。老宋此侠义之举，令文友们笑传为书生出演全武行轶闻。

老宋在伊犁文艺界最为人称颂的大功德，是推举贤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组建伊犁州文艺创作办公室和筹办《伊犁河》时，他力排众议，发现、擢用郭从远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八十年代，在推选新疆文代会代表时，老宋又是力排众议，推举属于地方基层的新源县写作新人、他从未谋面的姜付炬为伊犁代表。此举连被选人自己都感到意外。但这就是真实的老宋。兵团农四师的年青诗人顾丁昆，原在天山深处的一个牧场工作，老宋克服新疆兵团管理体制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实际困难，想方设法，终于把顾丁昆调入《伊犁河》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顾丁昆后来在一篇悼念老宋的文章中，深情感谢这位兄长為改变他的人生航道和事业发展，做出令人感动的努力和无私帮助！那时，他和老宋没有任何私人来往，没有请老宋喝过一杯水，这也是真实的老宋。

老宋一贯谦恭和富有涵养，严于律己近乎自虐。他是公认的伊犁的写作高手，文章道德双绝的人物，却从不滥发文字，终其一生，没有出版过一本文集，只是默默地做一个文艺园丁。晚年，他应邀为宣扬民族团结的《祖国大家庭丛书》写了一本近十万字的小册子：《天山深处的人家》。1991年8月16日，他将一册赠我，扉页上郑重题字：“赖公洪波兄指正。宋彦明（名章）敬赠。”天啊，赖某何德何能，让我这个后生如何折受呢！这就是真实的老宋。

当然，老宋在伊犁30年努力培育中华主流文化工程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就是创办了《伊犁河》杂志。这是伊犁文化史上的首创;有了汉文版《伊犁河》（本文中的《伊犁河》均指此，特注。）的诞生，然后带动出版《伊犁河》的维文版和哈文版，这种文化模式的诞生，也是伊犁现当代文化史的第一次。此外，老宋在伊犁自治州成立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中，贡献了《伊犁欢歌》《前哨尽朝晖》和《伊犁游记》这三本文艺作品纪念文集。以上“一刊三书”，是老宋在伊犁30年中留下的最具体、实在的文化文本。30年后的2014年，恰逢伊犁自治州成立60周年，时任《伊犁河》主编陈予鉴于伊犁自治州成立40、50周年纪念文集的缺失，在当年《伊犁河》第四期的《伊犁州60年大庆专辑》上刊发了《伊犁欢歌》《前哨尽朝晖》和《伊犁游记》的书影和四篇散文，似乎又唤起了当年那难以忘怀的文化回响。

岁月如流，韶华已逝，伊犁河涛声依旧，只是朱颜改。那远去的文化公仆身影，他那无言之美的故事，淡淡地隐入历史烟云中，成为一片追忆。

筚路蓝缕话当年

1978年9月15日，伊犁地区文学艺术创作办公室成立。次年，伊犁州、地机构合并，改称伊犁州创办。以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州文联）。《伊犁河》创刊后归州创办管理，联合办公。最初的办公地点，在州展览馆（今州电视台院内），也就是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几张桌子而已。后来，在老宋家住房的原址上（今铜锣湾正门右侧）盖了州文联大楼，《伊犁河》编辑部才总算有了着落。

《伊犁河》草创之初，大概有五、六年时间里，没有正式的编辑部。当时老宋和郭从远的主要精力是编发稿件，按时出版杂志，同时想方设法申请杂志刊号，为刊物的生存而奔忙。试刊发行2年后，《伊犁河》1981年第1期（总第9期）开卷“告读者”中，以十分自豪和轻快的语调说：“新春来临，《伊犁河》，这株文艺新苗，在祖国西北边疆大地上，吐绿了，正式出版发行。”刊物也有了自己的发行代号：58-74。《伊犁河》编辑部终于掀起了盖头，正式宣布成立了。

《伊犁河》编辑部虽然成立了，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任命正式的负责人。此前，刊物的编务工作，主要是郭从远在主持操办。州创办主任宋彦明对自己挑选的郭从远是十分信任和放手的。但到1981年底的11月，老宋调离伊犁到自治区文联当作协秘书长去了，上级领导指派了一个原来搞新闻工作的老同志来《伊犁河》编辑部暂时主持工作。新的掌勺人，有自己的咸淡口味和风格，也带来了一套自己的主张。比如，从1982年第一期起，废弃了已连续使用了两年多的创办人宋彦明手书的《伊犁河》刊名。这些不同的做法和安排，对天马行空惯了的郭从远来说，似乎感到“生活的道路有点不顺，心情不佳”。老宋写了一首《谒金门》规劝了自己的伙伴：“抬望眼，天上云舒云卷，何以褒贬萦心间，耿耿难入眠。珍惜似水流年，潜心熔铸立言，博采众相上笔端，文字结情缘。”老郭读后，十分感动，和了一首：“金石言，深情倾注笔端。几多冷暖化云烟，心宁天亦宽。昨夜小遇风寒，今朝落红数点，自当躬耕花圃间，不虚度华年。”老郭这个四川汉子，那几年果然没有辜负自己兄长的冀望，努力埋头苦干，把那年开始改为双月刊的《伊犁河》办得风生水起，逐渐掌握了话语权，也入了党。1987年第1期（总第37期）《伊犁河》首页，第一次公布了《伊犁河》编辑部的组成名单：主编郭从远;副主编顾丁昆;编委门海群、吴孝成、张雅荪、费震建、姜付炬、郭从远、顾丁昆。《伊犁河》终于告别了草创时期，走向刊物正规化发展的新阶段。当然，《伊犁河》的刊名，从1985年第1期起，又恢复了创办人宋彦明的书写体，一直延用至新千年初始，成为刊物的一种门面标志。

郭从远在《伊犁河》主编岗位上，一干近20年，一直到他退休为止。在这近乎神话般的记录后面，是老郭由盛年走向衰老的韶华奉献。那时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物欲横流，不少文人下海经商，文学神圣斯文不堪之际，老郭十数年如一日，苦守一个清苦贫穷的刊物，“为了对文学对伊犁的爱情”，殚精竭虑，扮演了一个伊犁文化行者的角色，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是一个为《伊犁河》而生的可敬可亲有一些悲壮色调的人物，他的故事是不可复制的。

郭从远，这个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以其专业专长在塑造《伊犁河》文学形象上是基本成功的。《伊犁河》从开始，就设置了自己的“纯文学”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构架，开设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在四大园地里，又分设了许多特色栏目：如为培养文学新人开设的“文学知识讲座”“文学名著评介”“新芽”“年轻的白杨林”“中学生作品”“年轻人的诗”等;在诗歌板块中，有“西陲诗窗”“远方诗叶”“中国西部诗人”“散文诗”等;彰显地方特色的栏目有“伊犁史话”“伊犁诗话”“乡土漫话”等;评论栏目，专设有“伊犁作家评介”“作品评介”等;散文作品设有“叙旧话新”“心花一瓣”“漠风驼铃”“边乡风情”等。此外，还设有“兄弟民族文艺之花”“花城笔会”“我与伊犁”“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中国西部传奇”“新疆人传”“美术作品”等。上世纪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成为刊物的宠儿，这当然和刊物面临的困境有关。甚至在上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伊犁河》还最后设置了一个特设栏目：“县委书记传真”。从以上众多的刊物栏目设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伊犁河》的编辑同仁们是多么一贯执着，努力创新，不甘平庸，奋力前行啊！

培养新人，组建和巩固伊犁本土作家群，是老郭一班人十分重视的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早在1979年创刊之初，在编辑部的“致读者”中，明确告示：“我们要为文学青年鸣锣开道”“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本州的文艺队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伊犁河》1979年第4期）。顺便说一下，老郭他们一班人，在初期常用“致读者”来告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联系作者和读者。在1988年第1期（总第43期）的“龙年祝辞”中，开始启用“卷首语”。老郭主编在卷首语中，直抒胸臆，或期许展望，或点评文字，常有精妙言论。后来，陈予主编、毕亮新锐也如法炮制，读者如饮甘露、香茗、浓酿也。

《伊犁河》编辑部培育作者新人，最初是用开办“青年文学讲习班”的形式。1980年8月，开办第一期，有35人参加，为时20天。当年《伊犁河》第4期发表了参加讲习班的11位作者的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文等。其中，双语作者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金钱不是上帝》引人注目。1982年7月25日至8月15日，第二届青年文学讲习班开讲，有50余人参加。

1987年3月，改用“笔会”形式，有20多名青年作者到会。和讲习班不同，笔会通过作者阅读稿件，相互传阅，讨论修改等方式，达到提高的效果。《伊犁河》主编、副主编常驻笔会。当年《伊犁河》第4期发表了笔会作者的小说专集。阿拉提·阿斯木的中篇小说《生活万岁》颇得好评。

1990年4月，《伊犁河》和《中国西部文学》两家编辑部联合举办笔会，历时7天。全州近70名作者参加，其作者队伍阵仗之盛大，在新疆文坛也是罕见的。伊犁州黨委书记吕乾训亲自到会讲话，高度肯定赞扬《伊犁河》编辑部近年来探索“以文养文”的改革创新实践;还宴请有关文艺界人士，宾主相聚甚欢，一扫有关主人平时高高在上、拒人千里之外的种种传说。当年《伊犁河》第3期，刊出“伊犁笔会”专辑。这次笔会，是伊犁州文学新人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一次最后的检阅。《伊犁河》培育文学新人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可有谁曾料想到，正是这伙“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文学新人中，化茧成蝶，竟会有一个走出黄沙梁，“扛着铁锨进城”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散文家”的人呢！谁能看出当年那个排字车间工人竟然自己写出让别人给他排字的杰作，最后成为新疆文坛“大拿”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的人呢！这是后话。

《伊犁河》草创之初，十分注意邀请有全国影响的文坛名人为自己增光添彩。1982年第1期上，首次公布了王蒙、王玉胡、孟伟哉、秦兆阳、阎纲、蔡其矫为刊物的顾问。这些顾问也的确以自己的多种方式为《伊犁河》这西部边地文学刊物发声支持。王蒙是首位在伊犁主讲过文学讲座的国内名家，他在1979年《伊犁河》创刊的第2期，就专门撰稿和伊犁文学青年谈创作得失问题。他的题词“立脚伊犁，放眼世界”，至今还是《伊犁河》的信条。其他几位顾问对《伊犁河》也显示了热情的支持。在《伊犁河》1982年第1期上，秦兆阳发表了《人编刊物刊物编人——同<伊犁河>编辑的谈话》;孟伟哉发表小说《握手三景》，以后他还多次撰稿，1999年他还写童话赐稿;蔡其矫发表诗歌《伊犁诗笺》三首（在同年第2期上又发表了诗歌《伊犁河》外一首），如此给力，真是够意思的了。这6位顾问的名字就一直出现在《伊犁河》的首页上，我每看到这些名字，总觉得他们就像神庙大殿前的金刚一般，为《伊犁河》站岗放哨呢！他们是《伊犁河》的门神！

郭从远这一班人，邀请国内名家为新生的《伊犁河》发声，是下了功夫的。在1979年创刊那年，当我看到曾与毛主席诗歌唱和的前辈李淑一老人，竟在《伊犁河》上发表两首诗作时，震撼之情，久久不能平静。1982年，一代文宗巴金在《伊犁河》发声，谈《巴黎的忧郁》这部散文诗。那年凃光群、杨匡满等这些国家级刊物的金牌编辑们，纷纷撰文写诗给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伊犁河》，那是何等的风景！中国文坛元老的丁玲、诗界泰斗公刘，名作家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甚至中国民族学著名学者郎樱教授，中国边疆史地专家马大正研究员等人，都纷纷亮相在新生的《伊犁河》上。这些光彩的场景，虽说可能只是一现的昙花，但也映现了新生的《伊犁河》瞬间的美丽！

《伊犁河》在伊犁官场的声誉和影响是不错的。历届领导对刊物的爱护支持多多，关系顺畅。八十年代，老郭一班人尝试走“以文养文”的改革之路，遇到困难时，吕乾训书记和宣传部陈宏博部长都多方支持，保驾护航。我还注意观察到，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那几年，时任伊犁州党委书记的康克俭同志，突然成为《伊犁河》的风云人物。他在州文代会上的讲话刊发了，他的大量以“可见”署名的摄影作品亮相于刊物的封面和封底;“可见”还写散文、随笔，甚至诗歌;发表《关于哈萨克族文化的几点意见》。1996年第4期的《伊犁河》新辟专栏“县委书记传真”上，“可见”发表《哈巴河有个王雪江》专稿，更是引发各方读者的关注和好奇。这个后来调任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伊犁州党委书记如此热心摄影、撰文、写诗，堪称新疆伊犁文坛罕见的文化风景。不过，从康克俭同志退休后，先后出版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伊犁风云》，文学作品《老陕制造》和《寄情山水》摄影集的情况看，这位北京农机学院毕业且有研究生学历的官员，还是有一定文化涵养和笔头功夫的。“可见”在《伊犁河》笔墨舞弄，不过是老陕的文化制造，不过是一个领导同志，在沸腾的官场工作之余，放下身段，与民同乐，吼几声秦腔而已。

《伊犁河》创刊后，在成长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费紧缺，刊物发行困难日增。主编老郭囊中羞涩，英雄气短。随着刊物发展，人手增多，经费更加紧张。老郭一班人提出“以文养文”的思路。先是，老郭这位写书人，放下身段，开了间小书店，当了一个卖书人。但伊犁的市场毕竟规模有限，作为副业经营的书店，不久也就歇业了。无奈之时，只能从自身条件出发，设想从刊物本身谋出路。老郭在一篇卷首语《勇敢地迎接挑战》中说：“严肃文学，或称之为纯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少纯文学杂志发行量锐减，有的纯文学作家已弃文从商，而通俗文学的势头有增无减……像我们这样一个地州级刊物，如何迎接这个挑战，说实在的，我们也有困惑和苦恼，但我们仍然满怀希望。希望在改革……我们在思考，在探索。”

1988年《伊犁河》的第1期封底页面上，赫然登出浙江永嘉县江北速达机电钢阀厂的广告;同年第2期封底页面上，又登出伊犁本土龙头企业伊犁毛纺厂厂长荆倘生的《龙年祝词》。商业广告终于登陆《伊犁河》。与此同时，在党政领导的同意支持下，《伊犁河》开始以本地企业和人物的改革开放的先进事迹为由，开辟“报告文学”栏目。1988年第4期《伊犁河》上，首发《奋争，在伊犁》和《路之恋——记伊犁公路的建设者》两篇“报告文学”。这种既有一些商业操作又以文学为载体的文字，在整个九十年代成为《伊犁河》的重要内容，是“以文养文”的一种实践。同年《伊犁河》第6期总第48期，编辑部与成都书商合作，刊出通俗文学专号，并由成都邮局发行。但《伊犁河》总第49期，因成都书商违约擅改刊物封面，被自治区文管部门黄牌警告。老郭主编一时陷入困难。但伊犁州党委书记吕乾训在伊犁笔会结业会上发表《祝贺与希望》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希望，伊犁作家郭从远同志、《伊犁河》编辑部和我们州文联同志，更好地坚定不移地走“以文养文”的道路，并且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我们坚持走“以文养文”的道路，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看方向没有问题。《伊犁河》就是封面出了点问题，最后给了个黄牌警告。已经改了，很好……不要再抓这个把子了。”春风吹拂，《伊犁河》安稳地继续走在自己的航道上。

《伊犁河》经风雨，见世面，成长了，郭从远主编也到了退休时刻。2002年《伊犁河》第3期上，老郭的卷首语《作别西天的云彩》低吟着那首人人熟知的令人伤感的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告别了他服务了20多年的《伊犁河》和读者，远走天涯海角的海南。

次年，2003年《伊犁河》第1期（总131期）上，编辑部的卷首语宣告：“汉文《伊犁河》自创刊至今已逾二十三载，对繁荣伊犁乃至新疆汉语文学创作功不可没，其中甘苦却只有我们这些编刊的人知道。二十多年来，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变一变了，应该与时俱进，应该走向市场，这是必由之路，也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二〇〇三年四月，汉文《伊犁河》将变更为《小小说读者》……”。

伊犁文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伊犁河》在陈予副主编的安排下，到内地商海远航，去生存发展和锻炼，留下种种悬念和期盼。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红花招蜂引蝶来

西部边陲的伊犁，远隔内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内地文化人来参访伊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的袁鹰曾来伊犁短暂访问，一篇《城在白杨深处》，就是伊犁在那个寂寞年代的一声文化绝响。

改革开放以后，众多内地著名文化人士访问伊犁，可谓络绎不绝，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最初到伊犁的是中国现代戏剧界泰斗的曹禺和刚刚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震动文坛的著名老作家徐迟。1979年，《伊犁河》刚创刊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凃光群、晶华、《诗刊》社的王燕生等来伊犁访问;1981年，著名作家王蒙返京后首次回访伊犁;1982年，来访伊犁文化人达到高潮，有北京著名作家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天津作协主席鲍昌，宁夏作家张贤亮，著名军旅诗人梁上泉以及逯斐、丁宁、艾煊、陈辽、胡笳，新疆著名诗人杨牧、郭维东、作家安静等。

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1985年，由新疆文联、作协联合西北各省的文学界人士召开的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在伊宁举行，这是新中国以来伊犁首次，也是十分稀罕的一次文化盛会。会议的主旨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探索中国西部文学事业的前进路径和创新发展方向以及如何高扬西部文学旗帜的重大问题。会上，我受委托，向参会人士介绍了伊犁地方的历史文化沿革，一下子零距离认识了著名作家王玉胡，北京著名文学理论家顾骧，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的肖云儒、甘肃的谢昌余、新疆的陈柏中、周政保以及著名剧作家武玉笑等等。研讨会就像一次磅礴大雨，让主流文化浸润着伊犁大地。对作为西部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伊犁文学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和深刻启示。

在上世纪那火红岁月里，来伊犁访问流芳一时的人物中，还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唐达成、乌热尔图，天津的蒋子龙，刚发表《北方的河》的声名鹊起的张承志，有“北大才女”之称的作家张曼菱，《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伊犁出生的女作家毕淑敏，《沉重的翅膀》的作者张洁，因出版《红高粱》红极一时的莫言，著名散文诗老作家柯蓝……

大批文化名人热访伊犁相伴随的文化景观是，内地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一些文坛新秀十分看好新生的《伊犁河》，纷纷赐稿。《伊犁河》创刊的第2期上，著名作家王蒙首开记录发表《创作得失杂记》一文;之后，李淑一《诗二首》、凃光群的散文《伊犁三题》、杨匡满的诗《登山者的歌》相继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小说也登上《伊犁河》;著名诗人叶文福、北岛、顾城以及新边塞诗领军人物杨牧、周涛、章德益以及远在四川的女诗人傅天琳等纷纷赐稿。其中，顾城从1980年第4期《伊犁河》首次发表组诗《大火集》起，一直延续至1987年第3期《伊犁河》发表诗作《没有注满的桶》，前后历时数年，是个稀罕的例子。

这是西部边地伊犁文学热潮的高峰时刻，也是内地主流文化在伊犁培根繁殖的重要标志。

文化名人中，王蒙是唯一曾长期生活在伊犁的传奇经历的人，有和伊犁本土文学界人士保持直接联系和亲密交往的人，他对伊犁文学事业的发展长期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他对《伊犁河》的成长也是有直接巨大影响的。文化名人中，他是第一个、最早给《伊犁河》撰稿的人。1982年，他在伊犁剧院的文学讲座是迄今为止伊犁文学史上的唯一记录。王蒙在《伊犁河》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他的《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伊犁，我没有离开你》和《又见伊犁》这些散文，篇篇都是作者对伊犁这方土地和人民表达出自内心肺腑的刻骨铭心的拳拳之忱。王蒙对伊犁文学事業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是十分直接和具体的。《伊犁河》主编郭从远曾经深情回忆王蒙对他的具体指导，对刊物要“立脚伊犁，放眼世界”。他对伊犁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也是提携有加，亲自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作序，提出许多具体的忠告。王蒙还带着伊犁维吾尔族青年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出访北欧诸国。阿拉提这小伙子回来后好像变了个样，一部部中、长篇小说井喷般问世。世界上还有比王蒙对伊犁、对伊犁人那样亲近深情的文化名人吗？没有！两千多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王蒙。

王蒙，伊犁文学的教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锐作家中，张承志是和伊犁最早结缘的。早在1976年，他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就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来到新疆伊犁的昭苏夏塔草原上，发掘考察古墓群。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每天和草原上的蒙古、哈萨克牧民生活在一起，行走在天山北麓塔松白雪草原美景中——“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方”。正是这初始的美的生活歷程，张承志开始形成浓浓的伊犁情结和他的“心的新疆”。

1979年，《新疆文艺》刊发了一篇散文《特克斯草原的希望》，那细说草原古今变化，深情赞美草原山河美丽和草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憧憬的诗性文字，深深地感动了伊犁人。我立刻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张承志。这篇美文，是张承志的“伊犁情结”和“心的新疆”的第一次爆发，是他的文学安身立命三大支柱开始奠基的宣告，也是他寻找“伊犁美”的起步。1984年，当宋彦明和郭从远编辑庆祝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伊犁游记》时，张承志的《特克斯草原的希望》一文被选入，是这本纪念文集中唯一非《伊犁河》刊发的文章。这是伊犁文学界高度赞赏和接纳张承志的纪念性举动。

张承志和伊犁文学界的直接联系，始于1984年。那年中秋节前后，张承志和昌吉州的一批作家访问伊犁。《伊犁河》主编郭从远对我说：“老赖，张承志来了，他是学历史的，你去陪陪他们吧。”那年初，张承志在《十月》发表了小说《北方的河》，立即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张承志热”。据传，王蒙曾感叹地说：“看过他写的河，我想，你他妈的三十年别再写河了！”。著名作家王安忆甚至说：“不想写小说了！”这样一位当红作家，乍见之下，却是一个衣着简朴，毫无学者名家做派，甚至流露一丝腼腆、谈吐斯文的人！张承志热爱伊犁的一切：美的山，美的河，美的草原，美的酒，美的揪片子，美的莫合烟……张承志总是彬彬有礼，喜欢用伊犁哈萨克牧民的语言交际，总是愿意用他那经典的哈萨克语和所有当地的民族朋友热情话别：kudayembese，Jene Korser mez（老天爷允许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能和这样真诚纯朴的名人相识，是一种缘分。短短几天交往下来，我们成了朋友啦！

张承志有两篇美文刊登在《伊犁河》上。他的首篇《凝固火焰》登在1986年第4期《伊犁河》，编辑部曾配发了亚楠的评论文章《地火，在力的奔突中燃烧》，指出：“这篇小说与作者前期的《大坂》《老桥》《阿依努尔》等作品一样，也是一篇描述西部独特风情，表现作者独特思想的优秀作品”，“小说中那优美的旋律主调始终与一种压抑、痛苦、愤怒、昂扬的激情融合在一起，使人觉得仿佛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在奔突，在燃烧。”张承志给伊犁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1988年，他的散文《不写伊犁》在《伊犁河》发表，后收入张承志的第一部散文集（《绿风土》，作家出版社1992年）。这篇散文以作者在德国游历时的随意联想，深沉地表达了对伊犁大地之美的赞叹与眷恋之情：“伊犁，美的首都。十多年来，因为和它的缘分，我变得多么自豪，多么富有呐！”

张承志曾先后多次访问伊犁，他十分熟悉伊犁，热爱伊犁，赞美伊犁，他自称是“伊犁的儿子”“伊犁的情人”。当我们读着他的《夏台之恋》《日出天山外》《辉煌的波马》《美的瞬间》《莫合烟与我》等大量赞美伊犁的文字时，谁能不为他的持久不断的真情感动呢！

张承志，世界上发现推荐“伊犁美”的第一人！

诗歌作品是《伊犁河》的主打栏目内容，常有名家作品亮相。1980年第1期的《伊犁河》，以头题位置，让30位诗歌作者整体登场，蔚为大观，可能是《伊犁河》史上仅见的一例。其中，周涛的《伊犁河，我常常怀念你》，情意绵长，读来令人断肠也。这是“新边塞诗”领军人物的首次登场亮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所谓“新边塞诗”兴起，搅动了中国诗坛，影响很大。周涛、杨牧、章德益的诗作，一直是当时《伊犁河》的亮点。尤其是周涛的有关伊犁河的诗作和他的相关观点以及写作姿态，更是令人注目。

周涛是当时诗坛十分活跃的人物，自称“半个胡儿”，自然有时不免“胡话”满嘴，人皆以为“狂士”也。周涛自己也承认自己为“一个任性，散漫，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半不拉子大学生”（见周涛口述自传《一个人的新疆》第186页）。1971年，他和新疆大学的一批学生一起在伊犁的新源县铁木尔里克的某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这是周涛和伊犁结缘之始，也是他青春年华走向社会人生的第一步。伊犁的山河、草原、人物……都给周涛初始的社会人生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诗文，如《巩乃斯的马》《忧郁的巩乃斯河》《伊犁秋天的札记》《鸦群》……处处都流露着周涛对伊犁的浓烈感情！1981年12月，周涛发表了诗作《伊犁河》，放言：“即使全世界的诗人都来写伊犁河/相信吧/我也决不会胆怯/因为伊犁河是我的河。”这种诗性霸道之言，在诗界人士中，顿起波澜。人们以为，当时仅仅是个连级创作员的周涛，不应该如此夸口自负，目中无人罢！事后，周涛承认当时提笔写作时，“也曾经犹豫过，但一咬牙也就写上了”。其实，这正是诗人率真之处，是他伊犁浓情的一次爆发！

我认为，周涛的《伊犁河》一诗，是注入自己真挚感情的精品之作，诗人说出了“伊犁河为什么是我的河”的真谛：“它打碎了我的外壳/然后像一个最爱护我的亲人那样/和着血和泪水/用它黑色的泥土/深沉地重新塑造了一个我……”1983年第3期《伊犁河》上，周涛著文《我的河，我们的河》有一段真情流露：“我无论知识多么浅薄，写的话都应该是真挚的”，“我们毕竟有自己的河——伊犁河啊！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河……这本来就是一条了不起的河。她不是养育过王蒙那样的智者么？不是哺育过猎狗巴力斯的年轻的哈萨克族主人么？她有灵性的，从岸边不是走出一位名叫赵爽的小姑娘么？”，“我们的河，不是平庸的河。”当年的9月5日，周涛还题词：“伊犁河是我们的河，我们也一起像他那样歌唱！”这种罕见的谦恭姿态，一扫人们对周涛的种种偏见和非议。我认为，周涛的谦恭和真挚表态，正是日后周涛成为将军诗人的重要资质与品德。1996年，《伊犁河》百期纪念刊中，周涛题词：“无伊犁无以言新疆，无新疆无以言中国！”这种经典三段式推论，充分显示周涛对伊犁的肯定、尊重与赞美！因此，当我再重读周涛在《伊犁河》发表的第一首诗的尾端：“啊/过去的岁月已经像梦一样遥远了/伊犁河/我今天更加怀念你/怀念你！”可以绝对相信诗人的真挚之情！

《伊犁河》副主编顾丁昆，是伊犁诗歌的坛主，其父亲与著名诗人徐志摩相知相识，由此而与诗歌结缘，自称“从小是个诗歌迷”，“青少年时期，曾有幸得到著名诗人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的指点”。18岁来新疆伊犁的尼勒克牧场，生活工作16年。1981年，调入《伊犁河》做诗歌编辑、副主编。1986年，主编出版《伊犁诗丛》，广受诗界好评;写诗千余首，代表作为《阿尔茨朗》;写歌词200余首，代表作为《蓝马车》;还有音乐剧《天籁之音》等作品;著有《新疆有条美丽的河——顾丁昆歌词作品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蓝马车——诗文集》（文汇出版社，2009年）。2002年，破格评定为国家一级文学创作职称。2014年，壮年病逝，伊犁文学界人士为之唏嘘！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第一个走出果子沟、走向全国的伊犁双语作家。他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伊犁河》创刊号发表后，广受好评，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旋从伊犁调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处任职。1984年，小说集《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出版;创、译、编作品迭出，有《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十卷），曾任《中国作家》主编、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艾克拜尔是伊犁卫生界名门之后，其父米吉提·努尔哈孜与我同事，邻居多年，我有幸看到这位中国哈萨克族文学之星冉冉上升的全过程。

阿拉提·阿斯木和马康健原先都在伊犁日报印刷厂工作，都是《伊犁河》编辑部举办的文学创作班的成员，现在他们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阿拉提·阿斯木是维汉双语作家，他初期的文学作品，如小说《金钱不是上帝》《生活万岁》等，都是在《伊犁河》编辑部精心帮助下完成的。阿拉提·阿斯木是伊犁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访问过欧洲的幸运儿。他的汉文创作小说《阳光如诉》已被译为挪威文。他是多产作家，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阳光如诉》《蝴蝶时代》等7部，长篇小说《不要哭朋友》《在路上》《时间悄悄的嘴脸》等12部。他的官职也很威风：新疆文联主席、新疆作家协会主席。马康健出道后，长期担任《伊犁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他的小说、散文创作，基本上都取材于他的家乡伊犁河南岸叫米粮泉的回族庄;是典型的伊犁乡土作家，已出版有小说集《伊犁河作证》《伊犁三人集》（合著）、散文集《母亲的眼睛》等。

刘亮程，伊犁州沙湾县人，种过地放过羊，当过十多年农机管理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亮程一直以诗歌与《伊犁河》结缘的。《伊犁诗丛》中他的诗集《另一双眼睛》被各家看好。九十年代后，《伊犁河》的101期上，首发刘亮程的散文《别人的村庄》，随后他转入散文和小说的创作，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上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及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有《刘亮程文集》（五卷本）传世。刘亮程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是一个因文学创作成功而改变命运的典型人物。

亚楠是伊犁一个因文学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人物。《伊犁河》创刊之初，他是一个教员。我初识的亚楠，是一个灵气十足的文学青年，经常以诗歌和文艺评论出现在《伊犁河》上。亚楠在以散文诗为主的创作中，腾空而起，脱颖而出，异彩飞扬，成绩斐然。出版作品集《远行》《我所居住的城市》《在天边放牧云朵》《落花无眠》《迷失的归途》等多部，多次获全国诗歌、散文诗奖，有首届中国散文诗大奖、首届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一等奖。亚楠的文学头衔也相当吓人：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新疆散文诗学会主席，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新疆散文诗学会坐镇伊犁，独领风骚，亚楠的奉献大大的。如此风云人物，却多次表示，他写散文诗是受郭从远的影响。这或许印证了那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谦恭姿态，也体现了伊犁文坛“风正帆悬，百舸争流”（吴孝成教授评语）的胜景！

吴孝成和姜付炬长期担任《伊犁河》的编委，是伊犁文坛的元老级人物。吴孝成大学文科毕业后，长期当教师，是大学教授，他的诗歌和文艺评论常出现在《伊犁河》，对伊犁诗人如顾丁昆、王建刚、阿苏、单守银，对郭从远、马康健、郭文涟等人的散文作品都有精到的指点，他是公认的伊犁本土作家的一位指路人，他的文学评论集《守望边地文学的星空》便是明证。姜付炬猫在新源几十年，对巩乃斯草原的人文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有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他以写小说见长，小说《防疫》在《人民文学》刊出，是第一个作品登在国家级文学期刊的伊犁作家。他的小说《巴拉提换脑记》在《伊犁河》刊出和《新疆文学》转载后，在新疆文坛广为关注。但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后，伊犁写小说的姜付炬和写诗才女陶若凌双双突然擱笔，令人万分惋惜之至！不过，老姜随后转入伊犁文化建设（以马文化研究为中心）和伊犁地名史源学研究，并取得出色成绩，堪以慰藉同人。但我对他长期积累的巩乃斯草原小说的丰富资源的闲置深以为憾！

苏洪波是《伊犁河》在商海流浪数年后，积极设法排除诸多困难，争取伊犁领导层支持，使《伊犁河》在2009年顺利复刊的有功之人。他1969年入伍，在伊犁守边24年后，转入伊犁文化宣传岗位工作，当过武装部政委，报社总编辑，最后当了州文联党组书记，人们戏称他是军界、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三栖”人物。老苏军人底色，但文采斐然，著有散文集《身在天山》（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新疆作协副主席刘亮程在该书序言中，历陈老苏作品的特色后，称：“老苏因为有了这些文字，有了《身在天山》的书，我开始尊称老苏为作家”，“老苏确实是个作家。”

《伊犁河》创刊40年来，在伊犁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文学普及效应，出现了许多热爱文学的兼职作家、文学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已经出版了一大批文学著作。兹仅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略述于后。

首先，受人尊敬的作为身份标志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伊犁已有许多成员，他们都是《伊犁河》诞生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是当前推进伊犁文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著作，就是他们的成果和实力的显示。除了上文中已提及的人物外，还有：郭文涟著有《远逝的牧歌》（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生命的随想》（华文出版社，2012年）、《伊犁往事》（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程静（女）著有《我的舞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庭院内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阿苏著有《阿苏的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年）;阿苏、阿吉肖昌著有《喜利妈妈》（沈阳出版社，2014年）。听说松龄刚刚出版了诗集《纸上的伊犁河》，可喜可贺。

新世纪以来，伊犁老一代作家也开始整理出版著作，如：门海群的《路漫漫，情深深——门海群作品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谢善智的《伊犁河情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孙传松的《晚晴文存》（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刘丹的《岁月痕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侯献斌的《情海刑场》（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伊犁新闻界历来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人才济济，作品也多。杨振波著有长篇小说《姑娘追》（上、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高栋著有《潮涌伊犁河》（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秋实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我的记者生涯》（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伊犁印迹》（内部版，2018年）;刘奇著有《步履天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生活如此多彩》（华文出版社，2011年）;蒋本正著有《醉在边关》（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蒲雪野著有《镜头的高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

伊犁兵团系统各单位，作家、诗人辈出，作品也多。如：程相申的《纸上姿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蒋晓华《在惠远脚下》（新疆兵团出版社，2011年）;鞠远瀚《岁月之痕》（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单守银《月光与蟋蟀》（作家出版社，2014年）;凌伟主编的伊犁四师的文艺作品合集《放歌伊犁》（新疆兵团出版社，2009年）;程煜的《路上风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

伊犁地方各行业单位的作家的作品亦不少，如：王敬乾的《残阳血——古典新韵诗影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军的《沧桑集——刘军诗词选》（新华出版社，2009年）;西榆（贺元秀）的诗集《美是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凌《和大地一起跳舞的鼓声》（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梁晓阳《吉尔尕朗河两岸》（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4年）;辛生《心有星光》（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红涛《伊犁：那年月的故事》（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年）;白平夫、白玉苗父子合著《高高的青草垛》（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冯辉著《不老的伊犁》（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

此外，还有许多离退休人员撰写了许多回忆录出版（多数是内部出版），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原伊犁州党委政法委书记韦树韬著《韦树韬回忆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因书中内容涉及公安机密，仅发行500册，内部编号发行）;原伊犁州宣传部部长、自治区文化厅巡视员陈宏博著《回眸2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内部发行的回忆录，如兵团四师的艾力木·毛拉也夫的《我在黄埔军校》，原伊犁州党委副书记于国治的《回忆与感悟》;原尼勒克县委副书记黄瑜的《债》和摄影家王民斌的《伊犁回忆》等，较有价值。

伊犁本土作家的成长和大量文学作品的问世，呈现了伊犁文学欣欣向荣、百花盛开的景象;事实展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伊犁文化转型的成功，伊犁已不再是文化沙漠。

《伊犁河》的第40年春天又来到了，正是人間四月天。我想起200多年前，一代名人林则徐在绥定城赏花，写《金缕曲》词一首，其中“杏雨梨云纷满树，更频婆新染朝霞醉”句，写尽了伊犁春景之美。这不就是今日伊犁文坛大美的写照吗？

如花似水的年华，风一般地飘逝了，像木心说的那样，在雪地上留下几个脚印。我的《伊犁河》旧事摭拾，也该歇笔了。

王蒙说过：“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人的一生有两个40年就不得了了”（温奉桥主编：《文学的记忆》第301页）。我庆幸自己的人生中，有40年和《伊犁河》一同走过，这才是真正的“了不得”呀！

《伊犁河》啊，40年来情难舍，唯愿君常入梦来！

定稿于2019年4月20日

乙亥年谷雨，时年八十二岁

于伊犁松山书屋

（赖洪波，1937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兴宁人。1955年，经国家派遣到伊犁，工作、生活至今。曾任中共伊犁地委史志办公室总编辑。多年来，致力于伊犁地方史研究，尤其是伊犁移民、伊犁地名、林则徐在伊犁等领域的研究。曾为《伊犁河》（汉文）编委。曾多年主持《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伊犁研究”栏目。出版有《伊犁史地文集》等专著，主编、主审、责编有多部史志类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