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东 徐美华,* 侯雅婷

(1.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241;2.中共临海市委党校教育科,浙江临海 317000)

0 引言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后,全球邮轮产业开始由欧美地区向亚太、南美及中东等市场倾斜,尤其是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邮轮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中国邮轮产业获得了十余年快速发展,成为邮轮公司竞相争夺的战略性新兴市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China Cruise & Yacht Industry Association,CCYIA)的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上海、天津、大连、青岛、舟山、温州、厦门、广州、深圳、海口、三亚等11大邮轮港口全年共接待邮轮1181艘次,同比增长17%,其中母港邮轮1098艘次,访问港邮轮8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495.4万人次,同比增长18%,其中母港游客428.97万人次,入境邮轮游客27.75万人次。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邮轮航线的重要始发港和环球航线的重要挂靠港,并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客源国(汪泓,2018)。

虽然中国的邮轮旅游业取得了喜人成果,但与北美、欧洲、地中海等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市场渗透率低、航线吸引度不高、单客收益较低等问题(汪泓,2018)。特别是在邮轮产业发展进入第二个十年伊始,中国邮轮业开始进入一个阶段性调整期,主要表现在部分邮轮撤出中国市场,运力投放有所下降,比如,2017年—2018年航季之后,诺唯真邮轮“喜悦号”、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歌诗达邮轮“维多利亚号”、天海邮轮“新世纪号”,以及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量子号”“海洋赞礼号”和“海洋水手号”等都临时撤出了中国市场(1)北京商报网.多艘国际邮轮撤出中国,进入调整期[EB/OL].[2018-07-19].http://app.bbtnews.com.cn/?action=show&app=article&contented=253767&controller=article.。除了票价水平较低和船上消费不足外,客源不足也是其重要原因。特别是中国大部分邮轮始发港缺乏充足的腹地客源,使得邮轮投放过于集中于一两个母港,其他邮轮港口航线运营常态化难以保障。

孙晓东等(2018)认为,制约中国邮轮客源市场拓展的重要原因是,游客对邮轮产品认知度缺乏,邮轮消费文化欠缺等。深刻理解我国游客对邮轮旅游的出游限制,可以帮助邮轮业制定针对性的产品创新、品牌构建、宣传推广、文化培育与市场细分策略,从而有效吸引潜在的邮轮游客,做大客源市场,推动中国邮轮产业的健康发展与长久繁荣。本文旨在探索新兴邮轮市场中游客出游限制的新维度,探究不同的出游限制维度对游客自我协商和出游意向的影响及出游经历的调节作用,借以洞悉我国现实邮轮游客和潜在邮轮游客决策心理与行为的特殊性,为政府和企业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特别是为我国培育邮轮文化,提升产品认知度和塑造邮轮旅游形象提供理论指导。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出游限制(Travel Constraint)是对休闲限制(Leisure Constraint)理论的拓展。休闲限制被定义为抑制或减少个人休闲参与、享受和满足的任何因素,对限制因素进行类型或维度划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休闲限制对休闲体验的影响(Smith et al.,2017)。Crawford 等(1987)提出经典休闲限制模型,将限制因素划分为个人限制、人际限制及结构限制三大维度。个人限制是指影响个人休闲偏好和参与的内在心理状态和属性,如对休闲活动的态度与兴趣、自我能力感知与评价等;人际限制是指社会交往中与他人之间的互动约束,如缺乏友伴等;结构限制是指无法获得参与休闲活动所需资源有关的外部制约,是休闲偏好和休闲参与之间的调节变量,如经济水平和闲暇时间等。该模型从动态视角说明了各维度限制因素在“偏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即三大因素依序出现,某个限制因素被克服后才出现下一个限制因素(Park et al.,2009)。此外,该模型还指出,限制因素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导致不参与行为,人们可以通过协商和强化动机来转化和克制限制行为(Crawford et al.,1987)。之后,大量研究者对出游限制因素做了进一步研究,验证了经典休闲限制模型的合理性(Daniels et al.,2005;Fleischer et al.,2002;Gilbert et al.,2000)。

在邮轮旅游领域,出游限制因素最早出现在国际邮轮协会(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CLIA)于2002年发布的《Cruise Market Profile Study》报告中,其中,费用问题、旅程灵活度不够、不太舒适、缺乏兴趣、感觉邮轮上自由受到限制、担心能否及时获得医疗治疗等是主要的邮轮旅游限制性因素(吴卉,2012)。之后,研究者从学术角度对邮轮出游限制展开深入研究,并识别出了经典休闲限制模型以外的第4个维度,即“不是一个选择”(not an option)。例如:Kerstetter等(2005)以美国游客为研究对象,发现个人限制、“不是一个选择”、担心因素和结构限制构成了邮轮游客的四大限制因素。针对中国邮轮游客,Zou等(2017)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后发现,并非所有的限制因素都会影响出游行为,如除了“不是一个选择”,其他限制因素对出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Hung等(2010)运用深度访谈法,将邮轮出游限制因素分为个人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和“不是一个选择”,并发现现实邮轮游客受结构限制影响较大,而潜在邮轮游客受个人限制和人际限制影响较大。吴卉(2012)将中国邮轮游客的出游限制因素分为文化限制、群体支持限制、旅游服务限制、社会环境限制,以及成本限制,并指出初购者与重购者在不同限制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休闲研究领域,休闲限制对休闲参与的抑制作用已被广泛验证。而在邮轮旅游方面,Hung等(2012b)的研究同样发现了邮轮游客出游限制与出游意向之间的负向关系。

虽然对于任何给定的休闲追求,限制因素总是存在,但在选定休闲活动过程中,人们总是会积极采用协商策略(Smith et al.,2017)。Crawford等(1991)和Jackson(1999)也一致认为,限制总是存在,但休闲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大多数限制因素被有效协商。许多研究者都曾探究过出游限制、自我协商及出游意向之间的关系。例如:Shaw等(1991)最早探讨了限制-协商(Constraint-Negotiation)问题,发现由于协商行为的存在,更多的限制因素不一定导致更少的休闲参与。Jackson等(1993)对出游限制、出游意愿和自我协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出游限制对出游意愿的制约作用可通过自我协商来缓解。Hubbard等(2001)针对企业员工的休闲娱乐行为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约束效应缓解(Constraint-Effects-Mitigation)模型:当遇到更多约束/限制时,人们如何触发更多的协商策略,进而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该研究发现休闲限制的两种作用:对休闲参与的抑制性作用和触发协商努力的便利性作用。此外,Crompton等(2004)对德克萨斯州国家公园的游客进行追踪调查后发现,出游行为发生后的1个月、6个月及12个月,受访者感知个人、设施和天气对出游意向的限制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认为感知约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且游客通过不同程度的协商缓解了限制因素的影响。Boo等(2014)以潜在游客为研究对象,发现游客愿意采取协商策略克服约束作用最大的结构限制,反而最不愿意去协商约束作用最小的个人限制因素;对某种旅游方式感兴趣的潜在游客,其对涉及时间、伴侣等的协商意愿明显高于不感兴趣的群体。

研究者们尝试把出游限制、自我协商与出游意向应用到邮轮旅游领域,继续探讨并验证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例如:Hung等(2012b)基于约束效应缓解模型研究后发现,限制因素越多,采用协商策略的可能性越小,自我协商正向影响出游意向。张维亚等(2013)基于动机-机会-能力(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MOA)框架对邮轮旅游者消费决策进行研究,发现出游限制会对行为意向产生消极影响,却对自我协商有推动作用,且限制越强,越有可能协商,而协商能推动旅游行为的发生。后续相关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Baloglu et al.,2014;吴剑 等,2014)。

研究者还发现,有不同出游经历的邮轮游客的出游限制也不同,例如:Park等(2009)研究发现,非邮轮旅游者(从未参与)、现实邮轮旅游者(5年内参加过)和现实非邮轮旅游者(曾经参加过,但5年内未参与)在结构限制(时间、成本、自然灾害)和个人限制(身体状况)指标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并未继续探讨出游限制对出游意向的影响及出游经历的调节作用。此外,Hung等(2012b)发现,出游经历会影响限制、协商和出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与潜在邮轮旅游者相比,现实邮轮游客的限制因素更少,出游意向更高,且更倾向于协商。

综上所述,本文将依据经典休闲限制理论对中国邮轮游客的出游限制因素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引入约束效应缓解模型的部分结构对我国游客的出游限制、自我协商和出游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识别出该结构在现实游客和潜在游客两个群体上的差异性。与传统约束效应缓解模型不同,本文着重探讨不同维度的出游限制对自我协商和出游意向的影响,自我协商对出游意向的影响,以及自我协商时出游经历的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出游限制对出游意向具有负向影响。

H2:出游限制对自我协商具有正向影响。

H3:自我协商对出游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以制浆中段废水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正交实验研究了石墨烯促进Fenton氧化的各影响因素间的显著程度，然后通过单因素实验研究了废水pH值、石墨烯加入量以及H2O2加入量对废水处理效果的影响。

H4:出游经历对以上假设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图1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2 量表开发与问卷调查

2.1 量表开发

在量表设置方面,本文首先依据相关文献(Lai et al.,2013;Hung et al.,2010;Hung et al.,2012a;Hung et al.,2012b;Zou et al.,2017;Li et al.,2011;吴卉,2012;Weeden et al.,2016;Chen et al.,2013)归纳并总结出较为普遍的出游限制测量题项。其次,采用专家访谈与游客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测量题项进行修正和增减。在访谈对象方面,一方面我们选取了与邮轮行业紧密相关的高校学者、行业高管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5位专家进行了小规模访谈;另一方面选取了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旅游行业员工和港口附近居民等25位邮轮现实游客(有过出游经历)和潜在游客(未有过出游经历),围绕出游限制因素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而针对中国邮轮市场的游客特点对出游限制因素进行添加和修正。

最终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出游限制,包含31个题项;第二部分为自我协商,包含5个题项,通过对Loucks-Atkinson等(2007)的测量量表修正后得到;第三部分为出游意向,包含4个题项,主要沿用了Lee(2006)的测量量表,此量表在过去的研究中被验证具有良好的可信度;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包含7个题项,涉及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性质和出游经历。其中前三部分均采用了LIKERT五级打分法,5分代表“非常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2.2 问卷调查与回收

在问卷发放与控制上,为提高问卷可信度和实施效率,本文采用了问卷星企业版的在线收费调研服务,通过付费方式设置最少答题时间(300秒)、最长答题时间(15分钟)、IP地址不相同、随机发放问卷等条件来保障问卷调查质量。2017年5月9日至5月15日共回收问卷324份,剔除13份无效问卷和23份对邮轮旅游不感兴趣的答题者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88份,有效回收率为88.9%。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3 邮轮出游限制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萃取法提取公因子并选取大于1的特征值,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旋转成分矩阵,结果发现6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小于0.5,且两个题项存在交叉载荷。为提升因子分析效果及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删除上述8个题项,最终用于分析的题项有23个。结果显示KMO值为0.948,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4898.448,Sig.值为0.000,说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出4个公因子,可解释总方差贡献率为60.33%,Cronbach’sα为0.930,且各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大于0.6,说明所有因子具有较高的信度(Hair,2014)(见表2)。在效度方面,由于测量题项来自文献分析、专家访谈与游客访谈,所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各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基本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如表4所示。

表1 被调查者人口统计特征

如表2所示,本文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个人限制”“认知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个人限制是指个人的内在心理状态,主要是一种主观评价,如压力、焦虑、自我技能感知等。该维度中“对邮轮旅游不感兴趣”的因子载荷量最大,为0.739,其次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均值分析结果显示,该维度下7个子项目的均值排名较靠前。其中,个人限制因子中“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这一题项的均值得分最高,为4.01,其次为“对邮轮旅游不感兴趣”(3.94)。人际限制主要是游客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产生的心理阻力,包括随行导游、出游伙伴和语言障碍等。从均值分析看,“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购买邮轮旅游”这一题项得分最高(3.56),其次为“跟团导游信誉低(不信任导游)”(3.43)。结构限制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包括时间、金钱、交通、家庭责任、装备等要素。结构性制约因子的均值得分最低,其中,“家庭义务(家务/照料家人)重,不能参加”的均值最大,而“邮轮旅游价格太高,难以承担”排名较低。认知限制反映了我国新兴邮轮市场中游客对邮轮产品信息缺乏或认识不足。从均值分析看,“邮轮上的人太多,太拥挤”均值最高(3.59),说明游客对邮轮船上拥挤、活动较少的负面认知可能会阻碍其对邮轮产品的选择。

4 结构方程模型与路径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拟合度检验

本文构建了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同时预设协方差相等模型、方差相等模型、路径系数相等模型和结构残差相一致模型,以探讨现实邮轮游客和潜在邮轮游客的表现差异。最终得到卡方值为407.885,卡方自由度比值小于2,NFI>0.9,GFI>0.9,CFI>0.9,说明模型适配度较好,通过了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4 潜变量判别效度分析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潜变量平均方差提取值AVE的平方根。

4.2 路径分析

4.2.1 总体客群分析

从总体样本拟合结果来看(见图2),4种限制因子均对出游意向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假设1得到验证。其中,结构性限制因子对出游意向的约束程度最高(β=-0.532,p<0.001),说明家庭义务、时间和价格等客观条件是制约人们参加邮轮旅游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大量研究结果均显示,结构性制约因素对居民出游意愿的抑制性最强(Nyaupane et al.,2008;Li et al.,2011;Lai et al.,2013;Boo et al.,2014;Pennington-Gray et al.,2002;Nyaupane et al.,2004)。其次为人际限制因子(β=-0.478,p<0.001),说明与随行导游、出行伙伴和语言障碍有关的人际关系处理也会对出游意向产生重要的约束作用。认知限制因子(β=-0.391,p<0.001)和个人限制因子(β=-0.385,p<0.001)对人们乘坐邮轮出游意愿的抑制效果较小,但Alexandris等(2011)研究发现,个人内部限制不仅会降低休闲活动的参与意愿,还会增强人们对人际因子和结构因子感知的约束程度。

图2 总体样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另外,4种限制因子中仅个人限制(β=0.632,p<0.001)和认知限制(β=0.327,p<0.001)显著引发了游客的自我协商,而结构限制与人际限制并未对自我协商产生显著的触发作用,因此假设2仅得到了部分验证。可以看出,出游限制程度最高的两个限制因子未能引发游客的自我协商策略。这一结果与假设1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即限制作用越大,越不易触发协商(Hung et al.,2012b)。通常来说,个人限制最先出现,也最先需要克服,且受外界影响较小,因而个人限制因素也最易协商。结构限制因素并未显著引发自我协商,但结构限制和人际限制对自我协商的非显著性影响并不意味着不可协商,因为协商与限制之间是非线性的,且具有互动关系,因而结构限制和人际限制也可能通过个人限制引发的协商策略来缓和(Daniels et al.,2005)。最后,本文研究结果还显示,自我协商能显著促进游客的出游意向(β=0.95,p<0.001),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人们对出游限制采取的协商策略越多,其主动参与邮轮旅游活动的意愿也越强烈,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即人们的休闲参与行为主要依赖于对限制因素采取的协商策略(Jackson et al.,1993),积极地进行自我协商将有助于人们做出出游决策。

4.2.2 现实游客与潜在游客对比分析

总体来看,假设4基本得到了验证,如表5所示:第一,出游经历对出游限制与出游意向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4类限制因子对出游意向的抑制程度在两类游客中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来看,在“结构限制→出游意向”和“认知限制→出游意向”路径上,现实游客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高于潜在游客(p=0.000;p=0.004),结构限制因子和认知限制因子对现实游客行为意向的抑制程度更高,说明有过邮轮出游经历的游客的出行意愿受外部客观条件和对产品负面认知的阻碍作用强于潜在游客。而在“个人限制→出游意向”和“人际限制→出游意向”路径上,潜在游客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高于现实游客(p=0.006;p=0.011),个人限制因子和人际限制因子对潜在游客出游意向的抑制程度更高,说明未有过邮轮旅游经历的游客的出行意愿受个人内在心理与人际关系处理的阻碍作用强于现实游客。与总样本检验结果一致,结构限制因子和人际限制因子仍是制约现实游客和潜在游客行为意愿的主要原因,其次为认知限制和个人限制。第二,出游经历对出游限制与自我协商的关系具有部分调节作用,且不同限制因子对自我协商的触发作用在两类游客中仅呈现了部分显著性差异。与总体样本一致,两类游客中只有个人限制因子和认知限制因子显著引发了自我协商意愿,而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均未引发现实游客和潜在游客的自我协商意愿。在“个人限制→自我协商”的路径上,相比于现实游客,潜在游客更愿意对个人限制因子进行积极自我协商。但在“认知限制→自我协商”的路径上,相比于潜在游客,现实游客更容易克服对产品的负面认知限制并进行积极的自我协商。第三,在“自我协商→出游意向”路径上,现实游客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高于潜在游客(p=0.000),说明出游经历对自我协商与出游意向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即协商过后现实游客的出游意愿显著高于潜在游客,做出出游决策的可能性更高。

表5 现实游客和潜在游客回归路径假设检验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探讨了我国邮轮游客出游限制对自我协商和出游意向的影响,以及出游经历对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在经典休闲限制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出了4个出游限制维度,分别是个人限制、人际限制、认知限制和结构限制。其中,针对我国邮轮市场的认知限制主要涉及停靠时间、旅程灵活度、安全性和船上购物等问题,反映了新兴邮轮市场中游客对邮轮产品信息较为缺乏。研究结果显示,4类限制因子均对出游意向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其中,结构性限制因子是抑制出游意向的主要原因,其次为人际限制、认知限制和个人限制;在限制因子对自我协商的影响上,仅个人限制与认知限制显著引发了游客的自我协商,而结构限制和人际限制并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最后,自我协商对出游意向也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出游经历对出游限制与出游意向、自我协商与出游意向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对出游限制与自我协商的关系仅有部分调节作用。

5.2 讨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我国邮轮市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对策:

(1)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提升产品认知度。本文研究发现,除了结构限制、人际限制和个人限制,认知限制也对游客的出游意向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邮轮旅游产品在公众中认知度较低,对人们的吸引力仍不足。目前邮轮旅游主要通过旅行社包船切舱销售,而在网络营销方面投入较少,因此邮轮企业及其合作伙伴要加大网络广告、在线平台、社交媒体等方面的宣传广度和深度,通过丰富的信息渠道向潜在市场展现邮轮旅游产品的优势。比如,可通过加大影片广告植入力度,借助影视作品的影响力来塑造公众对邮轮旅游产品的第一印象。此外,还可通过制作宣传片来拉近受众与邮轮产品的距离,加深人们对邮轮产品的印象,激发消费行为。

(2)丰富家庭休闲娱乐产品,采用个性化营销激发出游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家庭义务重”是结构性制约因子中均值得分最高的题项。而邮轮旅游倡导的家庭出游能有效缓解由家庭责任造成的出游限制,因此邮轮旅游产品的设计与规划要符合家庭旅游的特征,可配备家庭游戏产品、亲子活动产品、海上闲居生活体验产品、家庭DIY体验产品(包含地区特色旅游纪念品)等,增加游客邮轮体验感和趣味性。此外,可提供邮轮旅游全程影像服务,记录家庭游客难忘的旅游经历,提升邮轮游客满意度,激发重游行为。除此之外,考虑到结构限制因子的复杂性和难以协调性,营销者还需设计个性化的营销内容,激发或强化家庭游客的邮轮旅游参与动机,比如,宣传内容上要着重凸显亲子设施与活动的丰富多样性。

(3)积极推出主题型邮轮旅游线路,吸引团体游客。除结构限制外,人际限制为总体样本感知的主要限制因素,并且对潜在游客出游意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因此,邮轮营销者可针对性地在有组织团体中进行产品推广,并适当给予团体组织一定优惠,鼓励潜在游客与周围的朋友一起购买邮轮旅游产品。此外,邮轮公司可以推出主题型邮轮产品,比如银发游、亲子游、温情游、感恩游、浪漫游、会奖游、团建游等产品。

(4)优化公共空间,提升医疗设备和服务。从因子分析结果看,大部分游客感觉船上较为拥挤,这一选项大大降低了邮轮游客的休闲体验。邮轮上应适当减少舱房数量,增加游客平均休闲空间。同时可参照城市步行街的设计思路,在邮轮上打造步行商业街,实现邮轮的社区化和目的地化。此外,部分游客担忧邮轮上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安全问题是游客,也是邮轮企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安全设施的建设应纳入到邮轮旅游产品建设体系框架中进行系统规划。

(5)区别现实和潜在游客,针对性的激发出游意向。在维持现有游客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游客是提升邮轮旅游市场占有率,增加经济收益,促进邮轮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发现,出游经历对“出游限制-自我协商-出游意向”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其中,没有出游经历的游客在出游意向上受到的个人限制与人际限制更强,但个人限制相比现实游客也更容易协商。因此,邮轮产品运营商在推广产品时可适当针对潜在游客加大宣传力度,比如通过票价优惠、免费体验项目等方式激发初游者兴趣,促使潜在游客对个人内在约束采取更加积极的协商策略,一定程度上缓解诸如时间、金钱、家庭义务、缺少同伴等出游限制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还发现,虽然现实游客对邮轮产品的认知度更高,但其出游意向受到认知限制因子的制约也更大,说明过去的出行体验可能给现实游客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从而阻碍游客出游行为的发生。因此,邮轮运营商应努力消除产品运营过程中为游客带来负面认知的不满意因素,通过提高现实游客的出游满意度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再访意愿。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有以下不足:首先,本文重点关注我国新兴邮轮市场中游客的出游限制对其自我协商和出游意向的影响,并未把出游动机纳入研究框架,后续研究者可以尝试探讨邮轮旅游动机、出游限制、自我协商、出游意向、邮轮旅游形象感知等五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我国邮轮游客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其次,本文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勉强达到建议的门槛值,主要源于部分维度下的因子载荷值较低。鉴于问卷题项主要来自现有的成熟量表,并经过多次访谈进行了修改提炼,且最终的拟合结果也通过了优度检验,因此我们接受了较低的AVE结果。本文主要采用单时段问卷调查,后续研究可以跟踪更长时间的更大样本,进一步对问卷题项的合理性及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做进一步验证。此外,后续研究可脱离经典休闲限制理论,开发针对邮轮旅游自身特征的出游限制量表,探讨出游限制、自我协商与出游意向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的多群组比较主要基于出游经历,后续研究可尝试进行其他角度的市场细分,进一步识别不同类型游客的邮轮出游限制因素,比如年龄、性别和家庭结构,因为人口特征变量对人们的出游限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Gao et al.,2016;Fleischer et al.,2002;Hudson,2000;刘力,2016;Pennington-Gray et al.,2002;Nyaupane et a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