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莹

1934年9月，19岁的徐中玉从江阴华士镇乘坐小火轮中转无锡后由水路来到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注册报到。1934年秋季学期，与他同时来到山大的，还有中文系教授舒舍予、外文系主任洪深和讲师水天同。由于家境清贫而打算以写作赚稿费维持大学每年约200大洋的花销，徐中玉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在校读书期间他还主编了两份文学副刊——《益世小品》半月刊（天津）和《新地》周刊（青岛）。在1934年9月至1937年11月间，徐中玉共发表了百余篇文学作品，涉及小品文、小说、诗歌、翻译等多种体裁。这些作品在后来的《徐中玉文集》中，却并不见踪影。而在回忆文字中，徐中玉常常提及国立山东大学期间的求学经历和师友，并以此为他文学创作和学术之路的起点。因此，考察徐中玉在国立山大期间的文学创作、编辑实践和社团活动，对于理解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国立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的文学兴趣的变化，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地的从教经历和文学思想的承传和转型，对于全面理解徐中玉的整个创作生命和思想动态，都具有不可回避的意义。进一步来说，在1937年11月国立山东大学南迁之前，徐中玉的创作和编辑实践的路径也并非可以一概而论，细读他发表在《益世报·语林》《益世小品》《独立评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新地》《光明》等刊物的100余篇作品，不难发现其创作理路的逐渐衍变，即从1934年入学开始的幽默小品文创作到后期倾向于“文学救国”风格的转型。

为何是“益世小品”

所谓“益世小品”，不仅仅指徐中玉发表在《益世报》副刊《益世小品》上的作品，而指他在创作之初即以小品文为主要类型的写作。这些作品大部分指向了与读书、文坛论争、日常、成长经历等有关的题材，而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予以讽刺、批评，或阐发自己的感悟。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徐中玉共有五门必修课程。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28日发表的20余篇文章来看，这五门课对于徐中玉而言，大概可以从容应对。除了发表在《东流文艺月刊》《独立评论》《论语》的三篇作品，其余大部分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上。从作品的形式上看，除去《蚕茧：一个日本故事》《沙滩上的雨》和《墓志》为译作，其余都选择了正在当时盛行的小品文。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徐中玉来说，能够短时间内在主流的文学刊物上成功发表这些作品，实为不易。那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徐中玉为何会选择创作小品文？即便有遭遇退稿的情况，他为何仍能发表如此数量的作品？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徐中玉对新文学的接受史，以及在1934年国内文学生态背景下，身处青岛的徐中玉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局限。

初中毕业后，徐中玉选择了免收学费和饭费的高中师范科，在规定的两年小学服务期满后，又选择了费用较低的国立大学。如徐中玉自己所言，他创作的最初衷，是为了赚稿费而维持大学生活。因此，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哪类文体受报刊欢迎，兼及比较不同刊物的稿费标准。在徐中玉的初期作品中，如发挥议论的《论是非》《论静趣》《论大众语纷争》，畅述衷情的《童年与天真》《北国的海滨》，摹绘人情的《藏书与读书》《坐车》，形容世故的《不如意事》《吃饭统治》，札记琐屑《读书的方法》《漫谈“批评”》等，都为小品文。小品文旨在强调性灵、自由和文学的独立性，也因此招致了左翼文人的批评。徐中玉则认为幽默在根本上是文学风格的一种，不应将其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以统一的标尺评判好坏。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1934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强度加大，青岛的文化空气也紧张起来。而进入1935年后，左翼文学界状况更加恶化，这不能不引起写作者的警惕和恐慌。相较于更加容易进入的小品文创作而言，作为刚刚“出道”的大学生，徐中玉没有选择铤而走险。况且，从他的成长经验而论，读书是通向个人理想的一条值得珍惜的路径和机会，得之不易。从徐中玉在山大的文学活动来看，他的确一直在积极地融入大学生活和学习。在《性急无益记》一文中，他记述了因为怕错过与友人的聚会，总是焦虑地看时间，因而一整天的行程都显得凌乱而焦躁，结果真正开始聚会时却也没有了兴致。在这篇颇具纪实性的文字中，一则可以看出徐中玉所接受的具有传统儒家特点的教育历史，一则可以看出大学初期徐中玉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创作思想和风格。

《芭蕉集》前后的创作调适

1935年，徐中玉的小品文创作达到了顶峰。仅仅一年时间里，他在《益世报·语林》《益世小品》等刊物上共发表50余篇作品。1935年12月，他计划将“一年来所写自认比较满意二十多篇散文”编成册出版，取名《芭蕉集》。在《芭蕉集·题记》一文中，他回顾了自1934年入学一年多来的创作经历，并记录了来自读者的反馈意见。其中，既有称誉他的作品富有情感的一方，也有批评他“滥用”情感的一方。作为青年学生的徐中玉，也许尚未建立起创作的自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改变与尝试，他认为在“创作文字技巧”上也许并不成熟，但他对于写作的态度是“严肃忠诚的”，而非“胡笔乱写”。同时，徐中玉坦率地告诉读者，1935年下半年自己的创作数量不多，而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短篇小说的读写。这种“丑陋当无可讳言”的态度一如其文风。然而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芭蕉集》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没了。

徐中玉之所以会有创作方法的纠结，一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文化生态不无关系。国立山东大学自1930年改组成立以来，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学风。1932年，国立山东大学进行学分制改革，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学生罢课事件。到了1934年，学则进一步修改，学生的学业压力可谓不小，而且中文系学生所修第二外语（英语和日语）要连习两年。综观1934—1936年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不难发现，如果每门课都认真准备和学习的话，专业基础不很充分的学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课程学习的节奏相对紧张，校园的文化活动也并未因此而显得寂寥。在1933—1936年间，由学生所创办文学刊物有《征程》《励学》《文刊》《刁斗》《益世小品》《文史丛刊》《中庸》《新地》等，同时，还活跃着刁斗文艺社、励学社、国文学会、自由研究社、游艺社、外国文学研究会、国际问题讨论会等学生组织。在活泼的学术风气中，还有一股力量暗流涌动，即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左翼倾向的青年在校园开展的读书会等活动。国立山东大学的不同学生团体，常常以不同的形式纠缠在一起。其中，左翼青年学生的活动最有感召力。1935年，徐中玉在校园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3月24日，他主编的《益世小品》在天津《益世报》创刊。5月24日，参加山东大学话剧社由洪深指导的话剧《寄生草》的公演，他的具体工作是为演员提示台词。9月8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组织的国文学会成立，徐中玉是筹备人之一。10月，国立山东大学戏剧团在原来山大话剧社的基础上改组成立，徐中玉正式加入，并在洪深的指导下排演独幕剧《一兵士》《玩偶家庭》等。在上述社团活动中，参与成员的身份和志趣不尽相同。话剧社和国文学会里就有相当一部分左翼青年、中共地下党员和团员。由此可知，在排练剧本、组织演讲活动等具体的细节参与中，徐中玉难免受到这些同学和校友的影响。

另一方面，结识了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书的老舍之后，无论课堂内外，徐中玉受老舍的启发和影响很多。1935年，徐中玉的小品文创作最为旺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老舍的支持。老舍在山大时期的角色，并不是单一的中文系教授，他还是很多青年学生开始新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是山大一些学生社团的顾问。老舍居住的黄县路12号，也常常是学生们的拜访之地。对于徐中玉而言，老舍亦师亦友。老舍不仅鼓励徐中玉编辑《益世小品》这一副刊，还帮助拟定了“益世小品”的刊名，经常给予他创作、办刊等方面的指导。

徐中玉在大学期间，文字、思想、感情、经验上的变化并非无病呻吟式的。若是对他的文学活动进行细致梳理，会发现这些变化有迹可循。其中，发生在1935年底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尤值得一提，这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引发了不小的“余震”。以国立山东大学而言，这个极为轰动青年之心的新闻，甚至引发了“学生罢课，教授集体去职”的大学潮。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刺激，对于徐中玉来说最为直接和鲜活。面对市里军警用武器暴力对付罢课和绝食的学生，徐中玉也在声援被捕学生的运动中签了名，并开始了思想上的悄然转变。实际的经历比书本的影响要更加深刻，如果说1936年初，他的创作“热情”尚处于“学术救国”阶段，那么，到了1936年10月以后，从在鲁迅追悼会上的演说到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徐中玉作品中对现实进行观照的“理性”成分渐渐增多。这在他关于“普式庚”系列的文章和发表在《光明》上的《哈尔滨的刑罚》《哈尔滨的侦探》《青岛缉私受伤警方新亭访问记》中都有体现。

在国文学会“文化圈”内外

自1934年9月起，国立山东大学成为徐中玉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重要来源地。在这里，他开始更加广泛地组织和参与多种文化活动，如写作、演话剧、编辑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团等。在与各方不同关系的联结中，他接触到的人群，既有向往自由主义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有左翼知识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如果把1934—1937年徐中玉的大学生活做一个横切面的话，不难发现，这些力量几乎一直同时存在，只不过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或隐或显。在国立山东大学这一文化场域中，通过与不同身份、志趣的人物之交游，徐中玉体会到与“纸上得来”学习方式不一样的力量，即现实的气场与亲身的经历，而这对个人而言往往更具冲击力。这包含着以口耳相传和阅读书籍所无法代替的机缘。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一定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徐中玉并不例外。在国立山东大学中，老舍、洪深、张怡荪、颜实甫、台静农等老师，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的学生，如陆新球、蔡天心等，都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影响着徐中玉。他在多方合力中，不断地调适自我，其间的变化过程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创作内容的调整、文体的选择变化、投稿方向等多种形式，但并非如线性的转折一般干脆利落，而是充满着纠结、矛盾和怀疑。

自国立山东大学国文学会于1935年10月8日成立以来，徐中玉始终参与其中，并投入了很多精力。国文学会第一任主席为朱缵高。第一年里，国文学会以邀请校内外的知名教授和学者进行学术演讲为主要活动形式，如邀请张贻荪、王统照、游国恩、周学普等。直到1936年9月26日，国文学会在新学期的迎新会上进行改选，徐中玉、陈锡恩、王世桃、蔡国政、狄庆楼、许白凝、吴綪七人得票最多，当选为年度干事。其中，蔡、狄、许、吴四人都是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的学生。因徐中玉票数最多，他当选为临时主席和常务，负责召集干事会，商讨出版文艺理论方向的会刊，并将国文学会细化为新文学、经学、诸子、诗词、语言文字、史实等组，与中文系教师定期组织会面活动。其中，新文学组提议出版一份副刊——《新地》，徐中玉即在新文学组。通读这一时期的《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可以看出，新文学组自1936年成立以来，邀请台静农、叶石荪、周学普、颜实甫等教授与会员座谈。讨论的问题诸如《新地》中发表的《待题》一诗的首句问题；象征诗歌和纯诗之难辨解问题；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创作的价值问题；某句古体诗的具体内涵等。改组后国文学会的刊物《新地》，呈现了与《益世小品》完全不同的风格。细察徐中玉在两种刊物上的创作，分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可以从中发现这一时期他如何在国文学会这一复杂的组织中调适自己的内心，体会他在转变过程中的曲折和复杂。

1936年11月1日，国文学会组织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礼堂举行纪念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徐中玉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并在《新地》上发表了《敬悼鲁迅先生》。对比1936年5月作品中偶有的哀愁和迷茫，不难发现，时隔半年徐中玉的文学思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若对比在1935年力挺幽默小品文时期的徐中玉，已判若两人。随着他在山大时间越久，参与的文学活动越多，尤其是负责管理国文学会以来，徐中玉的交游的范围越来越广，他的朋友圈也随之扩大。就在参与《新地》编辑的过程中，他还认识了《青岛民报》副刊主编孟超（“左联”发起人之一）。在与不同人物交往的过程中，徐中玉接触到的一定是各路纷繁复杂的信息流，若是要求他保持一成不变的思想，也许强人所难了。

1936年徐中玉发表的文章，比前一年的密度有所降低，而发表的刊物也由《语林》和《益世小品》，转向了《中外月刊》《图画周刊》《文学导报》《逸经》《光明》《国闻周报》等更为多样的刊物。同时，因1936年学潮而辞职的洪深，也对徐中玉有所影响。他回上海编辑宣传抗日的著名半月刊《光明》，常写信鼓励徐中玉多写些《哈尔滨的刑罚》一类的文章。但实际上，徐中玉并没有完全告别小品文创作，他在《中学生》和《宇宙风》分别发表了《笛的故事》和《谈寂寞》，而且在《新地》周刊中，相较于蔡天心以对现实黑暗的揭露和斥责为主的明朗文风，徐中玉的《朱柳》《寄商君白下》还是以小品文式的格调写就。1937年暑假，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尽管家人极力挽留，徐中玉仍坚持返回青岛，加入山大同学们组织的救亡宣传队，并到崂山的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街头剧。同时，他加入了由吴綪担任队长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全面爆发后，徐中玉随国立山东大学南迁，与青岛的一别，也开启了徐中玉另外一条创作之路。

结语

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三年时光，对徐中玉而言，是人生不可复制的经历。师从老舍、洪深、张怡荪、台静农等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徐中玉开始系统学习新文学知识和写作，尝试编刊实践，参与学生社团活动，并接受了进步思想。青岛时期的学习活动，是徐中玉的学术原点，影响并滋养着他以后的文学写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活动。对母校的这段经历，徐中玉曾在不同的回忆文章中反复提及。考察徐中玉抗战以后的文艺理论转向，若是割断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的线索，恐怕也会失去了源头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