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人口不多，农户人口300多万；农业产业不大，产值占GDP比重只有3%左右，但农民问题却十分敏感，无人能忽视。尤其是，农民问题常常成为选举的重要议题，甚至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如今2020年大选序幕逐步拉开，涉农议题与政策再度成为热点之一。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刮起了韩国瑜旋风，不仅赢得了民进党执政20年的高雄市长，而且国民党一举赢下15个县市长的选举，改变了国民党的艰难处境。外界普遍认为韩国瑜刮起的政治旋风是国民党胜选的关键。而韩国瑜旋风的背后则是“农民革命”的结果，是农渔民与下层民众不满民进党执政造成经济民生困境的结果。

事实上，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蓝绿翻转与农民问题有直接关系，即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人事更换直接相关。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韩国瑜曾是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在他任内，公司转亏为盈，取得显著政绩，为农渔民帮助不小，也奠定了他在农渔民心中的地位。然而，民进党执政后，不仅将国民党籍的韩国瑜赶走，还以财务调查等手段对其施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韩国瑜被迫离开由台当局主管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却换上了不懂农业问题的蔡英文的好友吴音宁，引起了很大争议。特别是她上任之初，就在处理农产销售问题上出现偏差，且无任何危机处理能力。此后她的行事更是争议不断，让农渔民更加怀念韩国瑜。于是，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中，造就了韩国瑜的政治旋风。当选后的韩国瑜与国民党其他执政县市，也将农产品出口外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韩国瑜推销高雄农产品，还引发了一场与蔡英文当局农业主管部门农产外销政绩论战。而且在台南市民意代表补选中，蓝绿均打“农民牌”，希望争取农民支持。

如今台湾新一场大选即2020年选举大幕逐步拉开。农民问题再次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议题。不久前，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是蔡英文亲信的陈明文建议老农津贴改为以“经济成长率”作为调整标准，取代原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调整依据的做法，期待通过这一改革可提高老农津贴近一成。陈明文强调此举是“盼农民分享经济成果”，实际上则是为蔡英文大选布局，释放利多，争取农民支持，有政策买票之嫌。事实上，台湾老农津贴始于选举，是选举的政治产物。每到重要选举，就会有政治人物抛出提高或增加老农津贴建议。在选举竞争激烈之时，谁还敢轻意反对老农津贴，谁敢承担反农民福利的责任，于是老农津贴不断加码，持续提高，成为选票利器。目前调整老农津贴标准的提议引来新的争论，不仅涉及当局政策买票之嫌，而且会有后遗症，如果经济出现负增长，老农津贴是否要下调降低？台湾当局行政部门却不敢轻意承诺。同时，台湾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表示，当局决定将“农渔民子女奖学金”标准提高三成，并取消成绩限制规定，又成为一个选前涉农议题“卖票之举”。

另外，目前还有一个敏感涉农问题，即“农地工厂”是否要就地合法化问题受到关注。在经济起飞时代，台湾当局提出发展“家庭代工”，强调“客厅即工厂”，于是台湾出现了许多简易加工厂建在农地上，并延续至今。据推估，目前台湾“农地工厂”占地1.3万多公顷，涉及从业人员超过60万人。依台湾目前相关法律规定，“临时工厂登记”辅导期期限为2020年6月。目前台湾社运团体等要求台湾当局严格执法，解决违法工厂占有农地问题。如果严格依法取缔，可能涉及数十万个家庭上百万人的生计问题；如果不依法执行或取缔，就需要修法，而且会引来社运团体的抗议。全岛“临时登记工厂联盟”则要求这些临时工厂对“民代”进行游说，延长期限，避免取缔影响生计。蔡英文当局试图修法，力争“就地合法化”，再次引起很大争议，也让台湾“民主治理”受到考验。

可见，农民问题在台湾依然敏感重要，而且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2020年台湾“大选”涉及农产内销外销、老农津贴、台农发公司绩效与“农地工厂”等农民问题再次浮上台面，也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