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南京后的“欺君冒赏”

攻克南京以后，洪秀全在此之前早已死亡的消息湘军一进城就知道。他们把洪秀全的尸体挖出来，焚烧，挫骨扬灰。那接下来要抓的人，李秀成，一定要抓住;洪仁玕，一定要抓住;比这两人还重要的就是幼天王，洪秀全的儿子，也一定要抓住。

幼天王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本身没什么能力，书也读得一般，领导能力，具体做事情的能力，也不是很强，文化程度也不高，这些从他后来在湘军营中写的供词可以看出来。但是他的重要性，跟他的能力、才气无关，只要他这个人在，他就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攻破了南京，但是当时浙江、安徽、江西以及河南这些地方的太平军、捻军，还有几十万人。南京攻破以后，天王病死，这些人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大家推荐他为首领，以他的名号作号召，继续与清军作战，这个事业还可以继续下去。幼天王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所以他到底是死是活，这是在攻克南京的奏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北京很想知道，幼天王的下落到底如何。

幼天王当日的情况，我们看后来李秀成的供状可以知道。六月十六日湘军破城之后，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李秀成带着幼天王，由被炸药轰破的城墙缺口一冲而出。他们当时也就带了两三百人。冲出去之后，又陷入湘军的包围，李秀成就将自己的坐骑让给幼天王，两人分头往外冲，幼主在一些人的拥护下，骑着马就冲出了重围，李秀成反而落了单，最后一个人躲在山上，被老百姓发现，扭送到湘军那里。幼天王冲出去以后，做了一些乔装，譬如将头发烫成卷，伪装成洋人，一路上经过了江苏、安徽，最后被太平天国的一个高级将领黄文金接到了浙江湖州，在那儿停顿了下来。

这是李秀成记载他怎么冲出去的，但是曾国藩在城破之后的奏折里，却是这样讲的：“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据贼供称。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幼天王的下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严刑拷打之下，不知道也得捏造一些说法。因此，举火自焚，估计就是有些经不起湘军严刑讯问的太平军编出来的谎话。曾国藩得了这句话，觉得也不离谱，应该有可能。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仔细的人，按常理，他碰到这种需要认真鉴定的情况，不会这么断然，表现的态度不会这么肯定。毕竟这是一般的太平军士兵的供词，他们有很多连幼天王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而现在幼天王身边的人他没抓着，尸体也看不见。促使他这么一个小心谨慎仔细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胆假设不去求证就上了奏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幼天王的存亡关系到湘军现在的名誉，以及实际的封赏。城破之后，北京立即就封了四个爵位给湘军，然后全军都会有按等级按功劳排列的奖赏。这些奖赏都已经在按部就班地发放。主要的任务完成了，“次第荡平”，“歼除元恶”。“次第荡平”就是将太平军占据的重要城市全部克复，“歼除元恶”就是将为首的人或者抓了或者杀了，或者他们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了。现在“次第荡平”是没有错，可是这个“歼除元恶”，是不是歼除尽净了呢？要说幼天王真是逃出去了，那么歼除元恶的任务就没完成，那发奖是不是要推迟一下呢？不然颁奖晚会开完了，又传出幼天王号召大众东山再起，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可是曾国藩要是实事求是，不去报告幼天王的下落，那么这些奖赏和荣誉就要等一阵才能真正地发放下来。可是这会儿的湘军最兴奋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既然能够进到南京城内，上到将领下到士兵，更多的想法就是能捞一点钱财，早一点享乐。这时候还要他们认真地去追剿，仔细地核查，就很难做到。所以曾国藩就犯了一次“欺君冒赏”的错误，他想侥幸过关。

左宗棠的发难

可是天底下明眼人多啊，南京之外，就不止一个人收到线报，说幼天王从南京逃出了。只是情报比较多，一会说他出现在安徽，一会说他出现在江西，一会说他到了浙江，一会又说他到了广东。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认真地考察了各种情况，最后总结了一道确切的情报，向北京上了一道奏折，来指斥曾国藩，说他虚造军情，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他在七月六日上的奏折里面是这么讲的：据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供称，伪幼天王六月十六日夜从南京逃出，六月二十一日到了东坝，然后二十六日由太平天国的忤逆黄文金迎入湖州。湖州在浙江境内，是左宗棠辖内，他的军队控制着浙江，所以他这个情报是十分准确的。唯一不太确定的就是，具体逃出的地点以及逃出的方式。但是有一点明确无疑，幼天王没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后他又说，现在江苏、浙江两地，残余的太平军还有十多万人，万一他们打着幼天王的旗号，来号召其他的太平军将士，都往这个地方集中，或者重新开战，那么这危险就很大，对于巩固胜利果实也有危险。

奏折一上去，曾国藩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曾国藩前面所说斩杀净尽全不可信，令曾国藩速行查明真实的情况，到底逃出多少人，沿途防范的官兵应该负什么责任，受什么处罚，也让曾国藩一一报上来。

曾国藩接到这个谕旨，再看看左宗棠写的奏折，脸上一下就挂不住了。关键的是，让曾国藩查明到底逃出多少人，这好办点，但让他处罚防范不力的官兵，就很难办。刚刚经过这么辛苦的战争，就要沿途的将士受到处罚，曾国藩绝对不愿意这样。士气受不了这个摧折，而且如果真的实行惩罚，进行更详细的调查的话，会调查出更多玩忽职守的事件。要是将这些情况都汇报上去，说不定前面颁下的一些奖赏都会被收回。所以他不能同意。但谕旨里指出的虚报幼天王烧死，防守不力，这都是事实。他要反驳这个命令，就只有用不讲理的方式，也就是湖南人經常用的一个词—— 霸蛮。

我们先看看曾国藩是怎么霸蛮的。当然，他不能直接对着军机处、对着皇太后的懿旨去霸蛮，唯一可以针对的，就是左宗棠的奏折。只有使劲挑左宗棠奏折里面的毛病，小数字上的毛病，行文措辞上的毛病，才会稍微减轻一点自己心理上的自责。左宗棠说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至少有数百人，也有人说是数千人，曾国藩就抓住这句话挑毛病。他说从南京到广德，层层驻兵，处处设防，而且设防的这些人，像驻扎句容的刘铭传，驻溧水的王可陞，驻建平的李榕，驻东坝的郑魁武，都是“晓事不欺”之人，办事可靠，认真负责。他们给我的报告没有一个字讲到这一路上有数百太平军逃出来了，更没有数千人。现在左宗棠仅仅根据难民的话，就说有逃出数百甚至数千，绝不可信。针对幼天王逃出，谕旨说要惩罚沿途上的将领士兵这一条，曾国藩说，我军入南京后，终日巷战，从下午到夜里都是跟太平军巷战，先要将城内的太平军搜剿一空，所以没有人专门防守。既然没有专人负责的话，要惩罚防范不力的将士，就无从说起。他说，实在不行，你就处罚我。当然他知道朝廷对他一言一动都很慎重，他这么说，明显就是倚老卖老，摆老资格，耍无赖。

还有一个无赖的行为，就是你左宗棠攻击我，那我也要攻击你，我把你去年的旧账翻出来。曾国藩说，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去年左宗棠收复杭州的时候，太平军竟然逃出十万人，当时因为杭州逃出这么多人，就有旨发下，说暂缓纠参，按道理本来是应该抓住防范不力的人进行处罚的，但是因为军情紧急，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就没有去查办。那么我这一次，即便从南京逃出数百人，是不是也应该暂缓纠查呢？

这么一来，左宗棠又怒了，你反戈一击，那么我得继续跟你辩下去。左宗棠说，我攻克杭州之前，与太平军交战，早已了解他们的人数，不过一万数千人而已。克城之时太平军夜里逃走，我军黎明入城，杭州只有一个门，谁能说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从一个城门能出去十万余人的太平军？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要请曾国藩提出证据，不能受他平白无故的侮辱。另外，杭州跟南京的情况绝不一样，攻杭州的时候，我还没能完成合围，南京早就已经合围，所以杭州就算逃出一点太平军，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已经合围的南京竟然能逃出这么多的太平军，而且能逃出这么重要的人物，这就是不能原谅的。其实我跟曾国藩早就探讨过如何防御太平军从南京逃出的问题，我早就跟他讲，广德这些地方应该设兵认真地看守，提防将来南京的太平军从这跑出去，但是曾国藩总是不听我的劝告，这有双方往来书信为证。这一次终于出事了，可见我有先见之明，而曾国藩不仅后知后觉，而且还在这厚颜强辩，这个人呀，不仅是才能有问题，品行也有问题。

朝廷的态度

作为军机处，看到这两人突然为这事大吵起来，从常理上讲，心情应该是很愉快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对于地方之间闹矛盾，特别是很重要的官员之间互相开火，他们的心情都会很愉快。为什么呢？这些人连成一块就可怕，就可能会对抗中央，但是他们互相不买账，互相攻击，这是好事。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做裁判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在平时的情况下难以做到的政治上的安排，以及人事上的安排。

譬如，如果是和平时期，觉得曾国藩有没有不好的图谋，不管他有没有实际的行动，只要觉得他是威胁，就应该将他放到更安闲、更轻松、更不重要的位置上。左宗棠说曾国藩造假了，那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将曾国藩换下去。只是现在还是非常时期，南京已破，但是还有星火燎原的危险，还有死灰复燃的危险，一切要等到风平浪静之后，才能使用政治上的小伎俩。现在还绝不能过分地处罚曾国藩，要尽量安抚这两个人。

所以经过曾、左这么一番辩论，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 （左宗棠） 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表面上，再没有点曾国藩的名，前面说的追究底下人的责任也不提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说的就是曾国藩。曾国藩现在是功劳最大的人，有功诸臣里面的头把交椅，朝廷因为你有功，所以不去苛求这些小事情。—— 但其实幼天王这样的大事情，怎么能叫细故呢？所以圣旨里面这句话就是反著说：本来这么严重的一个错误，曾国藩是应该受到处罚，但是念你有功，算了，咱们下次再说。接下来洋洋洒洒一段，全是对左宗棠讲话，表扬左宗棠，称赞他“尤得大臣之体”，言外之意就是说，曾国藩不够有大臣之体。更厉害的是最后一句，对左宗棠成为一代名臣有厚望。从道光朝以来，数十年间，表扬大臣的圣旨不少，但是出现这样的句子，这是唯一一次。曾国藩一生还没有受过这种表扬，而这一次左宗棠跟他吵了一次架之后，反而受到这种表扬，尽管没有明着说曾国藩的不是，但是朝廷对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选自《湘军崛起》/谭伯牛 著/岳麓书社/ 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