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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我现在特别希望有，因为我曾被人叫作灵魂伴侣，而那人刚刚走了，那是一个高贵的灵魂。

曾几何时，徐勇叫我作他的soulmate，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说对了哪句话，或是做对了哪件事，让他对我另眼相看。我心下当然窃喜。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挑剔，不管对稿子，还是对人。大部分专稿组的人，男男女女，都因为稿子挨过他的骂，而我就是那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应该就是soulmate这块免死金牌的功劳。幸也不幸！你瞧，没能在徐勇的骂声中成长，我的笔力明显不够，估计在这次徐勇杯作文大赛中只能叨陪末座了。

最早见徐勇大约是1996年，他从华盛顿常驻回来，雄姿英发，风流倜傥，张嘴美语，帅似明星，我们都说他妥妥一个上海小开。他做派也像，曾经一下子就给宣武门地铁站口乞讨的（假）乞丐100块，那可是九十年代啊，我刚转正，一个月工资才1000来块钱。所以我那时候一直纳闷，他家在上海该不会真的是资本家吧？

徐勇回国后先在英文组当带班编辑，后来又去改稿组当了改稿专家。他以电子工程和国际新闻两个学位跻身一堆native speaker（英语母语者）和老同志之中，居然完全胜任。有一次他对我们几个小编辑说，你们写的英文稿可以比外电更好。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这样的信心，而不是让我编稿子时去“参考一下外电”。

大概是2000年，徐勇结束在贵州息烽县的一年挂职，成了专稿组的副组长，雄心勃勃想要大展拳脚。

记得9·11当天，应该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多吧，我上完一天硬特稿的班，倒了几趟地铁、公交，刚刚回到望京的父母家，当时在日本出差的男朋友（现老公）打电话告诉我出事了，立刻联系徐勇，他已知悉，正忙着运筹帷幄。他体恤我住得远，说人够了，让我当天不要回社里写稿了。一晚焦灼过后，我早早离开家，地铁里人们举着报纸，飞机撞大楼的画面下面赫然就是我们的特稿。到了社里，徐勇带着手下（忘了是哪几位）已经做出来了十几条（忘记具体数字了）特稿；赶在中午晚报截稿前我好像也写了两条特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还好我写了两条，也算在这惊天大事件中留下了一点印记。

可能是来自这次战役的成功经验，从此，徐勇要求我们遇到突发事件一定要“一把做死”，那意思是第一时间就要把所有材料吃干榨尽利用完。赶上那几年恐怖袭击之类的突发事件特别多，每次出事，专特稿的人都像喝了药，嗷嗷叫着“一把做死”，一个班次完事以后每个人都快被“一把做死”了。

徐勇做稿子和培养人是一体的。2001年入社的这批国际部新人他倾注了最多心血，他们也成了他的黄金一代。记得他在部内举办沙龙，探讨国际形势。沙龙办过多期，印象最深的就是9·11之后，他邀请同事的父亲、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与天天被外电洗脑的大家碰撞思想。总说不要跟着外电跑，从这儿我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如果你只认识专稿时期的徐勇，一定会忽略掉他的帅。我觉得他似乎对长得帅这一点特别不好意思，故意抽烟喝酒讲段子，搞得自己很接地气的样子，然后在自毁形象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别看他外表常常不修边幅，但实际内心有洁癖，对人有道德洁癖，对稿子有文字洁癖。

他看重道德品格的纯洁，常说“肯干比能干更重要”。只要是不惜力气、努力写稿的人，不管起点高低，他都会全力拥抱。相反，自恃名校出身、傲慢固执、偷奸耍滑的人，都会被他无情鄙视，三个要素占全了那就更是他重点打击对象。有一阵子我在专稿组管时事大特稿，每篇3000字，写起来费劲，即便有稿费，一般人也不愿意接这个活儿。我那时候手里有几个写大特稿的靠谱写手，很是笃定。可是徐勇特别瞧不上其中两人，理由就一个：写稿不老实！这意思可以解释为：他们的文章有些内容不是从一手外文材料里看到的，而是在网上拾人牙慧；或者是虽然有可靠的原始材料，写作过程却不够严谨，随意发挥。虽然这两人从不拖稿，文章写得也好看，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并因此开始陷入无法按时交稿的焦虑。

You are what you eat（drink、watch、listen……）——你吃什么、喝什么、看什么片子、听什么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徐勇就是从这些地方判断一个人的品味。他特别看重品味，并总想着用送东西的方式强化或改变别人的品味。他动不动就拉人去他办公室品来自全世界各知名产地的咖啡（驻外记者带回来的），吃他从山姆会员店买的cheese，喝他熬的银耳汤，听Bette Midler、Sarah Brightman、Norah Jones、Josh Groban……他给我刻过Don McLean那张American Pie，里面有首歌我大学时就听过，是唱给梵高的Starry starry night，他女儿选了这首歌作为他追悼会上的音乐……

2004年稿费取消，专稿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以一己之力带着这个团队硬扛——稿量不曾减，时效不曾输，质量不曾掉，用户不曾察觉。个中甘苦，跟他一起通宵上大夜的孩子们最清楚。没了稿费，写稿全要自己上。2005、2006两年，我和zyj两人，一周五天，每天睁眼欠账3000字、在通稿国际观察和千字当日硬特稿两厢夹击中找选题、一个人定选题找资料写稿子接用户电话……很惭愧，到2006年底，我没有继续坚持，而是选择逃离。

2007年初到2008年10月，借调奥组委，办了个北京奥运会，归来已身怀六甲。我没敢回专特稿，也没敢当面跟徐勇解释，只是自我安慰地想，大概他也不会想要一个上不了几天班就要休半年产假的人吧……我想他必不会责备，但他的失望已经足够令我愧疚。

从2007年初离开专特稿，我就不好意思再自称他的soulmate了。我仍可以秒懂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我想着，只有那些跟他一起苦熬过岁月的兄弟才有资格被称作他的soulmate。

2012年我出国常驻，没过一年听说徐勇也暂别专特稿，去旧金山常驻。去年，我任期结束回国，他已于一年前回国。时隔大约6年再次见到他，衰老的程度令我心惊。一定不仅仅是时间，带走了他的风华。他回到专特稿，又成了那里的当家人，仍会用自己的饭卡给所有实习生买饭、抢着给买咖啡，送吃的喝的用的给他想到的所有人……他改稿时仍会骂，可是骂得少多了，气力也不那么足了。听说，他出国前就骂得少了，因为舍不得那几位仍在坚守的年轻人。这一年来，他跟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帮忙好好给专稿把关。

这一年，他身上少了悲壮，多了悲凉。

据说24日前往参加追悼会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我相信，一千个人能讲出一千个与徐勇相关的故事，但故事里的徐勇永远是那副模样。他是个纯粹的人，没有哈姆雷特的ambiguity（模棱两可），不给任何人留下肆意interpret（诠释）或misinterpret（曲解）他的机会。他如同一面镜子，照出面前每一个人。站在他这面镜子前，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他走后，我的一半泪水为此而流，而另一半是追悔莫及的泪水——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用不由分说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关心？

徐勇的名字里有个勇字。勇者，不就是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经受了难忍的打击却依然奋力前行吗？相识20余载，见他做稿，坚持标准，追求完美；见他做人，坚持原则，选择善良。所以他会失意、苦闷、气愤，却未见彷徨、犹豫、妥协。斯人已逝，我们仍在铅笔楼里里外外忙碌。我们无法做到他那样纯粹，然而对他的怀念，如果能化作对人生的多一点坚持，对人们的多一份善意，他此生不虚。

徐勇，想告诉你，我骄傲曾与你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