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路 李佳瑞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媒体转型的日益深化，媒体智库研究作为媒体转型的一个可能方向日益受到业界与学界的共同关注。然而，在媒体智库化发展和智库媒体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媒体智库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全世界一流的177家智库中，没有一家是媒体智库。虽然当前国内外不乏有关媒体智库的优秀实践样本和理论研究，然而“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既然在全球顶级智库中暂无媒体智库的席位，而且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智库，媒体主要发挥的是中介作用，那么本文就试图暂时放下对于媒体智库中媒体身份的强调，重新回归对智库特别是全球顶级智库的关注，从一个侧面为中国媒体智库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与路径

“智库是否真正起到作用”“如何测量智库的影响力”一直为智库研究者们所追问。各国研究者在建立各种影响力指标及评价体系的同时，收集了大量智库的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了解全球智库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本文中，我们以当前智库评价体系中较为权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TTCSP）在2008—2018年间发布的全球媒体智库指数报告作为筛选依据，统计该报告2008—2018年的全球智库排名情况，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全球Top20智库的表现。首先，我们以该报告为数据来源，对11年来全球各区域的智库数量，来源地区，以及全球排名Top20的智库进行统计。其次，我们检索出历年全球Top20智库所对应的官网，并对这些官方网站的机构介绍页文本及报告进行采集，并通过词频分析和内容分析识别其主要研究议题及研究方法。最后，我们从全球Top20智库在产品、服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出发，结合传媒智库特点，进行综合案例分析。

全球智库的近年概况

（一）智库数量稳步增长，非欧美地区占比提升

从智库数量来看，全球七大地区可被分为四大梯队：一是数量上领先的欧洲、北美地区；二是快速发展的亚洲地区；三是稳步发展的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及中亚北非地区；四是绝对数量较少且发展稳定的大洋洲地区。其中，欧洲智库在2017年后从数量上超过了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地区；亚洲在2008年及2016年前后各有一次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为中国和印度的智库数量快速增长；中南美洲在2016年后也有一次较为明显的增长，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增长明显。在智库总量总体增加的情况下，欧美智库数量及占比虽然仍居全球前列，但是总占比在下滑，亚洲、中南美洲等地区在智库数量及占比方面提升迅速。这一变化，一方面得益于亚洲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需求，另一方面可能同这些国家加大了对智库研究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密不可分。

（二）智库发展不平衡，Top20大多来自发达国家

通过分析2008—2018年度全球Top20智库的国别归属的分布及频次情况，我们发现，美国（113）、英国（34）、德国（23）、比利时（17）等是顶级智库出现频次较高的国家。日本（7）、瑞典（7）、法国（6）、巴西（5）、加拿大（5）、中国（2）及韩国（2）也在近11年全球Top20智库分布中有所展露。总的来说，顶级智库（曾入选全球Top20的智库）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全球多数国家的智库从未出现在过去11年的全球Top20榜单中；西方国家在过去11年间，在Top20顶级智库的分布范围及强度占据绝对优势；除巴西、中国外，来自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顶级智库则相对较少。

（三）美英智库在顶级智库中表现突出

在近10年的全球智库报告Top20智库榜单中，至少出现一次的智库共有34家。具体来看，11家连续10年（2009—2018年）出现在Top20榜单中的智库有9家来自美国，2家来自英国。这说明，美英特别是美国智库在全球顶级智库的表现中位居前列，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更是连续10年位居首位。在美英之外，位列Top20榜单的智库亦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仅有巴西的Fundacao Getulio Vargas（FGV）和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来自发展中国家。前者于2014—2018年期间入围Top20，后者则曾在2012年和2013年入围Top20。

顶级智库的关注领域与研究方法

（一）顶级智库机构定位的三大特征

通过对曾入选2009—2018年度全球Top20智库的34家智库官网中涉及机构介绍的“关于”（About Us）页面的文本词频分析，我们发现，顶级智库的机构介绍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关注议题所涉及的空间层次丰富，这些智库关注着从国际（International 33）、全球（Global 31）、世界（World 23）到地区（Regions 25）和国家（Nation 20）等多个地缘层次的议题；二是关键研究领域集中，重点对于经济贸易（Economy 25、Economic 21、Market 19、Trade 18）、政府治理（Governance 24）、社会与公民（Society 24、Civil 22）等领域进行探讨；三是聚焦问题广泛，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之外，还对于安全（Secure 19）、防卫（Defense 19）、福利（Welfare 18）、教育（Education 17）及权利（Rights 16）自由（Freedom 16）等诸方面有较多的关注。结合词频，我们重新回到文本中，发现上述关注的议题和领域在其智库机构描述的话语中表现为对各类政策（Policy 41）和问题（Issue 35）的研究。

（二）顶级智库机构关注的四大议题

通过对34份智库介绍中的研究议题（问题）逐一进行编码，继而采用内容分析，并结合具体的词频分析，我们对不同智库间共有的高频词及共同议题进行了聚类，并根据关注领域和关注重点，区分了四大议题：一是国家性议题，关注的主题是与国家相关的政策与问题，其中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外交关系、国防安全、国家治理等是该类议题聚焦的重点；二是地区性议题，关注的主题是国际地区性的发展与冲突问题，其中地缘政治、区域经贸发展是该类议题关注的焦点；三是国际性议题，关注的主题是全球性的国家间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中全球化、国际事务、军备裁军、核武等问题是该类议题侧重之处；四是专门性议题，这类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包括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权问题等。

大体而言，34家智库呈现出对综合性议题和专门性议题关注分野的态势。纳入统计的34家智库中，有17家智库涉及的议题在2个及以上，余下17家智库围绕专门性的议题进行研究。在综合排名前10的顶级智库中，有9家关注的议题都大于2个，甚至有7家关注的议题多于3个，而聚焦专门性议题的智库则排名相对靠后。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综合性智库和专门性智库都是智库发展的重要定位和方向；二是相对于关注专门性议题的智库，关注综合性议题的智库在整体表现上更加突出，影响力更大。这或许同综合性议题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等因素有关。

（三）顶级智库机构常用的研究方法

在了解顶级智库所关注的议题及问题后，为了更为细致地反映全球顶级智库是如何围绕相关问题开展研究的，我们对其研究成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我们选取34个智库官网中公布的3份最新文档（总计102份文档），进行研究方法的统计，并按照常用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类。

总的来看，大部分智库出版物（含电子版）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根据问题类型灵活多变，过程规范，使用了至少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以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导，主要是访问座谈和问卷调查。具体来说，在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较多采用了多种方法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多边关系对于地区政经政策影响时，问卷调查和访谈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同时还会结合比较分析；在涉及国际、地区或者国家某类问题的印象、评价（如腐败问题）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辅以座谈访问；涉及历史问题的研究时（如冷战国际史），多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此外，也有一小部分文档未说明研究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方法”中，还有一些智库试图运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可视化工具辅助其观点呈现，这些智库认为上述方法将会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法。

顶级智库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把握时代脉搏，保持宽广视野

视野大小影响了思想产品的格局，也影响着智库的发展。作为智囊团的智库绝不能脱离历史与时代而存在，与之相反的是，智库应该拥有宽广的视野，关注重点领域发展，紧随时代，甚至超前于时代。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之所以成为国际顶级智库就在于其能把握时代脉搏，用宏大的视野来审视世界，发现问题。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其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议题领域外，它还发布了大量紧随时代发展的相关报告。例如，该学会于2018年4月24日发布《人工智能改变世界》报告；同年6月23日，该学会又发布了一项有关人类对机器人态度的报告，该报告称多数受访者并不太愿意接受机器人的帮助，并发现“人们很难接受涉及情感与社交的机器人产品”。这些报告有助于人们反思机器人发展的现状，并能够帮助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提前重视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认为，媒体智库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媒体广泛接受新信息的渠道优势，向全球顶级智库那样保持宽广的视野；另一方面可以借鉴顶级智库及时发布相关报告的经验，关注时代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二）优化人员配置，健全人才管理

生产有洞见的思想产品需要人才，实现资政谏言、扩大智库影响力也需要人才。正所谓建“库”易、蓄“智”难，智库运营归根到底还是人才运营。从全球Top20的顶级智库中，我们发现良好的人员流动机制、多元的人才合作途径、高效的辅助人员协助是促进智库不断创新的三大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所形成的“旋转门”制度已广受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关注和剖析，虽然“旋转门”可能会带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冲突，但总的来看，这一机制利大于弊。与此同时，以项目为基本结构，将学科知识与研究课题相结合，从而形成矩阵研究机制。这一机制为多国家、多学科、多渠道的人才合作提供了途径，也为智库的创新发展助力。此外，高效协作的行政人员和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实习人员，为智库在人才储备及基础研究上提供了可靠支持。

从顶级智库反观我国的媒体智库，虽然媒体人具有传播资源优势，但是媒体智库媒体人才有余而研究人才不足，这实际上制约了智库服务能力。此外，部分媒体智库在人才管理、编制薪酬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智库运转的效率。因此，媒体智库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以多渠道引进多元人才，通过“发挥传媒机构采编人员的调研优势”等方式，结合实际情况完善自身的人才管理体制。

（三）坚持科学方法，确保研究质量

在本文纳入统计的102项Top20智库的出版物中，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大部分出版物使用了不少于一种的研究方法，这是生产有价值思想的方法保障，也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以连续10年入选全球Top20智库的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为例，如学者安淑新所观察的那样：兰德公司制定了反映研究质量的“高质量研究标准”和反映兰德特征的“兰德特殊研究标准”，并以此进行内部及外部考核。在严格的内部考核之外，该智库还邀请了来自其他部门以及兰德公司以外的专业人士作为外部考核人员，从而保证研究质量。顶级智库对于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的追求可见一斑。

就媒体智库而言，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要的。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产出高质量的智库产品，是媒体智库获得认可的重要保障，也是智库核心竞争力所在。由于一部分媒体智库的从业者来自新闻采编一线，虽然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新闻的重要特性，但是在实践中难免有从业者将时效性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样的工作习惯可能会影响其在媒体智库的工作状态。因此，媒体智库相比于一般智库在智库产品和服务上更应该稳扎稳打，在追逐热点和研究重点间做好平衡，在方法选取上做好权衡，在成果产出上严把质量，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四）树立“品牌”形象，创新成果转化

智库的最终目标不仅仅在于“思想生产”，更在于让其产品与服务辅助决策，产生影响。在对Top20的顶级智库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智库的影响力不是来源于某一次优质的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持续深耕某一领域，输出高质量的、可靠的“思想产品与服务”而实现的，并由此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在“品牌”形象树立后，这些智库还会通过各类方式促成其成果转化。这些方式包括积极接近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广大公众，以便在提升自身曝光度的同时获得资助；包括举办各类国际性、区域性、行业性的学术会议、研讨会等活动；还包括运营期刊杂志（含电子版）、网站及各类新媒体平台账号等。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和出版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实现了线上线下多次传播，不但构成了其“品牌”下种类多样的产品与服务，更为增强智库的国内外影响力和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此外，顶级智库还会通过设立研究中心、子公司或专门部门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合作以扩大国际影响力。

在“品牌”树立方面，媒体智库其实拥有一定优势。一方面，媒体对于新技术、新业态的成熟掌控与运用有助于实现智库产品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媒体的传播优势则能助力媒体智库的品牌树立。然而，在成果转化上，媒体智库由于业务模式模糊，可能会形成成果转化困难的局面。正如刘培所提到的，如果媒体智库不能在运营模式上打通“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体系，构建成果推介机制和平台，必然会影响智库产品的服务能力和盈利目标。对此，顶级智库则没有太多顾虑。如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诸多部门签订了服务合同，拥有数千万的合同数额。其他的顶级智库则拥有包括政府、基金会、企业及个人在内的各类资助。因而，媒体智库若能凭借优质的智库产品和口碑拓展资金来源，将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