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舒劼

一

……歌者没有从仓库里取二向箔的权限，要向长老申请。

“我需要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对长老说。

“给。”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Ⅲ·死神永生》里，太阳系的二维化坍缩就缘起于这次漫不经心的日常对话。文明层次远高于人类社会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随手抹去了整个太阳系，几乎将人类彻底灭绝。相比于《三体》前两部中呈现出的“面壁计划”“黑暗森林”“思想钢印”等构思，歌者与其长老对话的关键情节显得过于平淡，但对于包括《三体》三部曲在内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来说，它却是个意味深长的症候。

歌者与其长老的对话，涉及科幻叙述如何把握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结合其他情节所携带的信息，读者能大致从这些描述和“长老”携带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轮廓：科技超常发达，成员间等级森严，权力不来自选举，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存在的基本活动形态为剿灭其他智慧生命。强烈的错位感，在以宇宙规律作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与专制色彩浓烈的“长老”式社会形态之间出现了。若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类历史经验的河床上，就可以还原出一幅部落长老命令奴隶发射巡航导弹式的图景。当然，这幅图景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的逻辑关系，从未转变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绝非孤证。或许是想象的特权能给予某些宽容，当代科幻小说对“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总是津津乐道。《三体》里同样远超人类文明的三体文明，也遵循了这种高等科技与专制社会的配置想象。认同“长老的二向箔”式社会形态想象的，显然不止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王晋康的《与吾同在》也是表现标准意义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恩戈星的科技能轻而易举地降低人类智能并将人类作为家畜驯养，但它的社会形态却因独裁、设军妓、扣人质而散发出浓郁的专制，甚至是法西斯的气质。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这种社会形态，并长时间维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状态。生存危机的无限扩大、以摧毁其他文明为生存常态、对人类科技拥有压倒性优势、以独裁专制为社会形态的底色，《三体》和《与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龙智慧的《后土记》让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文明相配套。小说对外星文明“MACU”社会形态的描绘因其猜想性质而显得模糊，但不妨碍作者将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水平强行缝合，并将有冲突之嫌的细节裸露在外。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足以引发追问：以专制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发展出使用“二向箔”这样的高科技手段吗？将宇宙规律作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专制色彩出现？应该怎样想象未来科技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总之，低层级的社会形态能否孕育、发展、维持高层次的科技水平？社会形态及其所发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间，其相关联的弹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长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会形态想象的一种，结合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何夕的《异域》、龙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宝树的《黑暗的终结》和《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韩松的《地铁》《高铁》和《火星照耀美国》等文本对社会形态的多种描绘，更应该考虑“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发的当代科幻小说社会形态想象的整体性问题：当代科幻叙述还展示了哪些社会形态想象图景？这些想象图景的认知机制面临着怎样的知识挑战？当代科幻文学的社会形态想象是否已经陷入隐形的终结？这一想象的未来空间和生机又在何处？应当怎样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

二

上述对当代科幻文学社会形态想象的系列追问，已经隐含着某些前提的默认。这些前提的核心是：无论当代科幻小说展示出怎样的想象，它都无法逃离人类经验或隐或现的制约，只能叙述可被叙述之物。

读者能从晚清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看到怎样社会形态想象呢？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倾注到这部未竟之作中，希望通过改良实现中国的共和制。老舍的《猫城记》延续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渴望，小说以反讽的方式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病态。1949年之后，科幻小说的科普性质鲜明，关于国家未来的想象比晚清民国时明亮了许多。在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小说里，国家情怀和革命斗争意识还联系紧密，可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三部曲中，科技主导下的便捷舒适就成为未来生活的底色。“未来市”里的人寿命较长、少有小偷、秉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知识化、城市化乃至趣味化的生活场景替代了社会形态的描摹，崭新的国家面貌隐约就在眼前。

与国家命运前景紧密相关的想象贯穿于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之中，当然这种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线索。考虑到科幻小说在构建理想社会形态上与乌托邦小说的相似性，许多科幻小说往往被视为乌托邦叙述的成员。无论是以国家想象还是以乌托邦想象来梳理新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幻小说，社会形态在小说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总像高空的气流之于翱翔的飞禽一般重要却又隐形。更多的时候，社会形态隐隐绰绰地潜伏在科幻小说想象的字里行间，似乎理所当然地默默配合着想象开展的需求。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怎样摆弄它都是合适的。

三

科技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多数情况下并未呈现直接而清晰可见的关系，毋宁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牢固而复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骨骼”，“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使骨骼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这“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在内。虽然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体系“使得科学在直接生产应用上的本身就成为科学具有决定性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社会形态的作用力极为巨大。“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任何时空中，组成科学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问题的关键是，科幻小说中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之间既然有必然的关联，那这种关联是否也有特定的限度？

到了必须以《三体》为例回应“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合法性的时候：《三体》既是中国当代科幻的经典之作，也标示着中国当代科幻想象社会形态的水准。“宇宙社会学”等构想占据了《三体》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长老的二向箔”既能概括《三体》的社会形态想象，也能代表《与吾同在》和《后土记》等一批同样描绘未来社会形态的小说的想象方式。如果能清理“长老的二向箔”症候中存在的问题，那么相关思考对其他科幻作品中的社会形态想象也同样适用。

《三体》的“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独裁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约处于人类奴隶制社会形态中的歌者文明是否可能出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社会形态归结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处在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制度可以迥然不同，而同一社会形态也可以经历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但这并不能推导出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能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包括科技水平在内的生产力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联并非随意匹配。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所提供的自由思考、交流便利与经济回报。这不是连艺术、文学和爱都已经绝迹，对内动不动就要大规模连坐屠杀、对外将所有他者文明视为寇仇的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所能具备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经验，已经无声而坚定地驳斥关于歌者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科幻想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开放、交流、包容是公认的优选。无论如何，社会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奴隶制或法西斯制从来没有孕育出稳定而长久的高科技文明形态，这或许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奇幻小说的社会学铁律之一。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甚至在《三体》叙事中也无法自洽。令人好奇的是，在残暴严苛的专制统治下，1379号监听员关于“美”和“爱”的种种向往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美”和“爱”是三体人的本性，那三体文明如何能长时间压抑这种本性并在压抑之上发展高科技？自由体制与计划体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科技思想史上的大命题，深入讨论会涉及诸多变量，至少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特定社会形态甚至是民族文化等。它会像一个旋涡般而将许多可能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最终卷入，但如果仅是在与奴隶制和法西斯式社会形态相比较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的确是科技发展的增量。然而，《三体》对科技发展的社会形态依托，又始终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

四

“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想象虽然典型，但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新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社会想象。郝景芳的《流浪苍穹》、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以及韩松的《地铁》，都有自己的社会形态想象的侧重点。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已经深嵌当今生活的科技技术，其未来发展在《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对社会形态的想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智能计算机的语法成为这些小说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和内在主宰。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中，未来社会形态的缺陷被分置于地球和火星之上——这暗示着某种价值选择的犹疑。大体而言，火星的人类社会是周密计划与部署的产物，地球的社会形态则显得宽松而杂乱。《流浪苍穹》留给读者的启示是，与其在地球和火星两种社会形态中择一而从，不如思考如何融合两者的优长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或至少应该避免出现两者负面因素融汇的恶果。这种最坏的可能似乎出现在了韩松的笔下。自由总是被滥用而充满癫狂的气息，计划总是残缺且阴暗诡谲，韩松在地铁或高铁中建构出的社会形态，有着独特的诡异气氛。韩松刻意营造这种似是而非以刺激阅读过程中的不适感，目的或许是显影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身心压迫，对人类文明走向和未来社会形态保留某种必要的警惕。

检视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会发现众多想象之间的差异，也必然感受到对社会形态进行科幻想象的难度和限度。社会形态想象相对于科技想象，其难度要高出不止一个层级。成功的社会形态想象意味着对整体结构、内在元素及其关系的恰当理解和处置，若在此之上还要进行想象的科幻创新，其难度无疑远超具体的、功能性的科技想象。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度大致有两种表现。一是如“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虽大体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未来社会形态的面目，但这种未来社会形态难以承受细致的追问。另外，《三体》所提出“宇宙社会学”等囊括而不止于社会形态想象的概念，同样无法避免不同学科话语的质疑。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度，还直接表现在叙述社会形态想象的篇幅上——较为详细地呈现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本身就已非易事。许多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需要批评者的概括和提炼，差别只在于提炼的程度不同。如《三体》《与吾同在》所含有的社会形态信息量，就比《黑暗的终结》《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要丰富很多。大多数科幻小说若有直接涉及社会形态的想象话语，也常常语焉不详。

科幻小说想象社会形态的难处，最终都汇流朝向想象的无力与终结。科幻想象中的社会形态无法摆脱既有的人类经验和理念的隐性掌控，包括今天在内的所有历史，已经成为决定未来的过去。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科幻小说和未来历史的关系上，并将对这种体裁的陈旧描述颠倒过来：关于它的正确描述实际上应该是，作为一种叙事的方式和知识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来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它最深层的功能是一再地证明和渲染，尽管我们具有表面上看起来很充分的表现，但实际上对于想象和象征化地描述未来我们还是无能为力。”詹姆逊的论述中，饱含着对科幻想象无力开拓出他性和差异性的不甘，潜伏着对跳出泥潭、冲破极限的渴望。无论如何体恤科幻小说想象未来社会形态的难度，都必须意识到这种想象的风险：如果科幻想象不能提供未来社会形态的更多合理性可能，那么想象的终结就已经降临。

五

“想象的终结”，意味着科幻小说没有能力从现今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推演出未来的图景，所有的想象都是历史中社会形态的改装。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历史并未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科幻小说要如何走出想象的困境？

迄今为止，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有效。对热衷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幻小说而言，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想象可能无所适从；要科学地呈现未来的社会形态，就无法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象的错位、无力与终结等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中社会形态想象所出现的种种症候，都出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诊断。

按照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理解，共产主义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孕育着新社会形态的因素。然而，共产主义理论没有提供未来社会形态建构的清晰指南，小说家要做的远不止于空洞地复述理论概念，或简单地描绘某个科技发明的细节。当今时代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的想象，马克思所希望的是其后继者接力向前，而非终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的寻章摘句。未来的社会形态没有毫发毕现的理论面貌，清晰甚至意味着风险，小说家进行小说创作不等同于有能力完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叙事。要想叙述一种并非具体形态或周密计划的未来社会，马克思的启示是保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批判的思想气质。有时候，不满和批判就孕育着新质。科学的技术形态日新月异，但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依然是不刊之论，那么科幻叙事就应该保持思想的紧张和批判的锐气，保持科技细节建构之上的、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好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上寻找科幻小说想象未来社会形态的可能，是未来科幻小说文学实践所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