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轶峰

对民族、国族概念的辨析

民族在何时形成以及民族的内涵如何？学界至今意见分歧。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血缘、地缘、部族的纽带关系，在共同生活中发展成为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现代华语学术界有时会回避将此类古代的社会共同体径直称为民族，而用单一“族”字，或“古族”、“部族”、“某某人”等指称。其原因主要在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在大多数语境中被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特定意味的概念使用，与英语中的nation，即组成国家的人民整体对应。“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被视为现代历史所特有的主权政治单元。英语中另有ethnic group，用来指称并非一定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族”，在民国时代就已被中国学术界了解，但没有广泛行用。这个词本来可以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对应使用，但是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既与nation关联，ethnic group就不便译为“民族”，大多译为“族群”了。这里的问题是，“民族”既被赋予“现代”含义，在被用来谈论前现代的现象时，就成了一种借用语，使得前现代的“民族”怎么说都是模糊的。解决之法：应该将“民族”界定为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对应于ethnic group；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人民则应用“国族”来表示，也即英文中的nation。与此相关，中国学术界多数情况下所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是“国族主义”，英语中的nationalism其实应该被翻译成“国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进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语境中的“民族”其实是“国族”，“民族国家”应称为“国族国家”。在国族概念中，“国”是根本，而不是“族”为根本。国族在历史上越来越普遍地包容多种民族，而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已经基本绝迹。

国族的清晰界定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在欧洲历史上是在17世纪伴随国际竞争完成的。在中国，由于中华文明长期延续性历程作用和国家组织持续强势发展，国族意识在前现代历史时期略有形迹，但笼罩在君主-臣民关系结构中，未形成清晰的理论。西方势力19世纪以后的直接冲突性接触，迫使亚洲各国快速地明晰和重构了自己的国族理念，甚至国族结构。整合并强化国族，成为亚洲各国现代化转变过程所不能回避的事情。国族整合与国族主义的兴起，强化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冲突。

国族建构过程把一个国家内所有成员的认同向国家归属层面整合，在社会内部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权威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又被公认为是唯一主权实体，因而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强化的过程。国族主义的兴起——在一些语境中可能被表述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借助国族主义整合国家，借助国家整合来培育国民的国族主义意识，是亚洲各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突出主题之一。在这一历程中，历史学在重塑国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国族重塑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从而在一开始就涂上了一层国族主义的共同底色。

所有国族认同都需要文化、历史知识的铺垫，都要通过文化和历史传统特殊性的共识来加以强化，故国族认同一定伴随着把原本模糊的文化、历史边界清晰化的过程，甚至是创造专属文化传统的过程。亚洲各国的文化历史原本深度交融，其国族建构必然要伴随一场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新切割。这种切割必须要由历史学来操刀，其中包括把以往的共同经验分剖为单一国族的专属经验。从而，国族主义与历史学深度结合，既推动了各国人民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特色的体认，也把更强的特殊价值立场和主观性带入历史学。历史学由是而成为了现代亚洲各国学术中的显学。

有关国族主义的研究已然非常丰富，但从哲学、社会理论、社会思潮角度讨论问题的远多于深入探析国族主义与历史研究之关联的研究，直接讨论国族主义与亚洲历史学的著述就更少一些。杜赞奇的那本声名鹊起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较多关照亚洲经验来讨论国族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他揭示出国族意识的兴起是伴随着把民族历史的连贯性加以深描，并将之作为现代利益竞争工具的过程。不过，他忽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问题，没有有效区分“民族”和“国族”。从历史学角度看，民族和民族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演变历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况，民族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现代才被构造出来的，杜赞奇的理论是易于带来歧义的。

中华国族建构中的思想者与历史家言说

历史学作为关于群体往事记忆和反思的学问，与社会认同关系至深，因而在国族建构的时代，就会成为显学。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国家在国际竞争高度强化的现代，被从组织方式到意识形态都高度强化了国家权威性和具有认同绝对性的国族反衬为相对松散而缺乏竞争力的共同体，因而现代化必定伴随从民族或者多民族共同体到国族的转变。国族国家意识比旧王朝或“天下”意识更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主权、疆域的神圣性，强调国民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本源，也赋予国民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以崇高的意蕴，具有其他国家形式难以比拟的社会整合功能。

17世纪中叶开始的清代中国，是一个包容多民族的传统国家。19世纪末，中国在列强压力下解除了帝制时代形成的藩属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性关系，从而更加感受到重新整合国家体系的迫切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项纲领，是一种以传统意义上的“族”为主体建立国家的主张，并没有体现出对现代国族理念的深刻认识，实践上则会导致边疆民族区域的分离。其后，革命党做出调整，提出“五族共和”的国族建设理念。这就从汉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五族”象征的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这种主张，除了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传统和现实，也明显参照了美国的经验，是一种在新国家共同体中融合各族为现代国族的理念，从而可能化解稍早时期国族建构中的单一民族意识造成的紧张。不过，孙中山在由排满的汉民族主义转化为中华大民族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依然保持了国族之内的汉民族主导观念。

作物根部施肥方式和传统的抛撒方式相比有如下的优点：一是更有利于农作物通过根部充分吸收化肥的养分，尤其适合不能从叶面吸收养分的作物；二是抛撒在作物叶面和土壤表面的化肥很容易挥发，根部施肥可提高作物化肥养分的吸收率，降低施肥成本；三是抛撒的化肥可能会被雨水冲入河道、流入农田周边水系，造成水资源环境的污染[5]。

立宪派虽然在国家体制方面与革命党主张不同，但也主张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改造国家体制，且在融合各族而为中华的方面，比革命党更为畅达。先曾推动晚清预备立宪，后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其实是晚清民国间就中国的国族建构思考很深的人，他坚决反对排满的汉族立国论，也反对满汉联合建国论，因为这些主张都会导致中国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意涵最为深邃的思想是“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由亚洲诸多民族融合而成，既然已经文化趋于一致且隶属于同一个共和国中，当不再对历史上的民族加以区分而同归一体。这一种国族兴而民族消失的主张，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意为现代国族建构可以把历史上的民族差异全部融化，凝聚一体。

前述主张，都体现清末民初思想界探索国族建构理念的轨迹，而探索的基本方向还是指向了多民族共同构成国族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国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新史学最重要的催生力和标志。在这些思想者中，对于当时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梁启超的论说。

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清末民初重构国家必须采用的思想路线。他最初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但这种单一民族国家论并不适合晚清中国的国情。1903年，他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借助于对伯伦知理政治学的梳理，明确区分了民族和国家，并主张停止排满革命，整合“大民族主义”以一致对外。这种大民族思想成为民初中国政治、思想、学术界逐步达成的主流看法。

梁启超既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参与者、政论家，又是现代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几乎同时将前述民族观渗透于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讨论国族构成提供了一个基点。梁启超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新史学》中最重要的主张，正是以国族为本位书写历史，以求培育国民的国族意识。中国作为公认的国名，也是在这时经梁启超等人讨论而确定的。要以国族主义熏陶国民，需借助于历史学，故“新史学”与“新民”的主张一起提出。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为中国现代历史学涂上浓厚的国族主义底色。

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世界历史上，王朝或者政权名称常被用作对外的自称。这种前现代的政权并不以严格的个人对于单一国家的归属为特征，也不造成个人对所在社会的专属认同。习惯了这种心理，在国族剧烈竞争的时代，就难以实现统一的社会动员。而晚清民国时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要用专属认同来做全民的动员，这一目标又与国家体制的改造合并在一个过程中，于是就必须把以王朝为国家的意识转变为国家与民族而为一体的国族意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国族思想中高度融汇。梁启超认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内在交融的，而中国的天下主义虽然不失为一种理想精神，却不是面对当下世界的基本思路。要应对中国面临的存亡危机，不能仅有理想，还需面对现实。梁启超显然没有陷入极端国族国家主义，他保持着以“天下主义”即“世界主义”制衡国族主义局限的清醒认识。

与梁启超前后大致同时活跃在中国思想、政治、学术舞台上的人，皆与国族主义思潮有各自的关联。他们对于职业历史家工作方式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营建了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学的历史社会氛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家的国族观讨论

日本侵华，中国陷入存亡危机。当时史学界很多学者觉得亟须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卢沟桥事变三年后得以出版。他英年早逝，通史只编写了第一册，且是以中学教材形态编写，但揣摩其以通史激励救国、救世意识的编纂意旨，可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主流史家的共同心境。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钱穆治史的要旨，也在于探求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内在精神和力量。他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恒在揭示中国文化之传统的生命力与中国历史精神之独特价值。

即使在现代史学史中常被归为“史料学派”的傅斯年，也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以史经世的努力。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向推崇纯客观主义历史研究的傅斯年立意编写东北史，并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作，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东北史纲》节本，称《东北史略》，由李济译成英文(Manchuria in History:A Summary)，送交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时，肯定东北主权归属中国，与此书当有一定关联。傅斯年的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中华民族，接近孙中山的观念，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

顾颉刚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强调学术救国，且与傅斯年一样，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起中国史学界一番讨论。该文发表后，张维华、白寿彝致函顾颉刚，表示支持，费孝通则写文商榷，顾颉刚再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做答。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把国家组织作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他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主张，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范畴。翦伯赞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后才出现的“中华民族”，其实是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即国族。顾颉刚所说的“中华民族”则与资本主义无关，也不是一个晚近历史上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在悠久历史中早已形成的。翦伯赞的批评显露出顾颉刚民族概念过分强调意识、情绪的问题，也显露出其故意强调古已有之的中华民族之整体性以号召抗战的情结。他们其实都没有对作为ethnic group 的民族与作为文化社会政治共同体的nation即国族之间的关系做透彻的论说。如果将二者明确区分就会看到，民族早已存在，既有物质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有文化的纽带；而国族则虽在资本主义侵入前已经略有形迹，但却是在遭受西方冲击以后迅速整合的，与现代社会思想、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密切关联。翦伯赞是当时逐渐在史学界获取主要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关于民族的论说，以及与他的主张基本一致的人类学家费孝通的相关论述，在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看待民族与国族问题的主流意见。

国族意识与当代中国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范文澜在1945年编写完成《中国近代史》，该书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史的叙述线索，其他诸多方面涉及不多。这样，国族情怀自然延伸到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学发展中，但无论“国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历史学话语中，都不是被使用的主要词语，替代其话语位置的是爱国主义(patriotism)。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都是特定人群对其所归属的社会共同体的强烈认同心理，偏重于以国家为原点的，称为爱国主义；偏重于以民族为原点的，称为民族主义。在国族的层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所指对象其实是同一的。如前所述，20世纪前半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个正面词汇使用。5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的另一重含义，即关涉国内民族的含义有所凸显。这时，“民族主义”会提示国内各族人群之间的差异感并产生认同困惑。现代“爱国主义”内涵明确，但古代有没有“爱国主义”？内涵又是如何的？这也产生一些歧义。20世纪中后期，“汉民族形成”曾经作为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得到大量的关注。其核心问题和努力的目标，主要在于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体系中理顺早已有之的“民族”与现代国族即“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抗战时期的讨论中曾发表重要见解的费孝通在1988年重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主张。他看到了“民族”与“国族”混淆使用造成的问题，但他主张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体，也是多元”的主张，其实是在对“民族”作两解的使用，提供了现实中较为得体的表述路径，却并没有直接化解顾颉刚遇到的问题。这种情况，凸显出从理论层面彻底阐释国族与民族的区分与关联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曾为费孝通老师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意见其实更具远见，他的远见在于能在国族竞争普遍的时代看到国族的本质和历史性。民族、国家、国族之建构所以有意义，在于其为人类社会和平合理的发展提供在区域的、较小规模人群组织为单位竞争发展阶段的秩序架构，而其将来，则当逐渐进入“国际主义”的秩序状态，而一民族一国家并非通例，也非通理，多民族若能组成文明、合作精神更高水平的统一国家，自是更值得追求的。

世纪之交，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这是现代史学兴起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史。该书充分显示出国内民族关系和国族统一性在世纪末历史编纂学中的突出地位。白寿彝主张，在叙述古代历史时明确使用“民族”概念，把“民族史”书写回溯到中国史学史的早期，批评大民族主义，强调从“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角度来书写新的中国历史。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直接强调“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近现代”在中国历史叙述中被称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作为社会改造障碍和对象的帝国主义是这一时代历史叙述中威胁、剥削、试图肢解作为国族的中国的外部势力，封建主义则是全部中国本土负面制度、传统的代名词。正如国族主义的兴起有切实的社会历史依据一样，这种历史叙述也能够揭示该时代大量历史现象和演进历程的内容与本质。同时，当这种模式被作为一种统摄性的方法、视角时，大量历史内容也会被忽视，被看作不重要的东西，也有一些历史内容在纳入这种叙述框架时被或多或少地歪曲。

近年，美国“新清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该说在强调清王朝帝国性质的论说中把现代中国国族建构作为现代中国持续至今的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在“新清史”主要持论者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的观察中，梁启超以降数代中国学者，乃至美国学者皆在求解“什么是中国”以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但这些中国前辈学者思考的基本方向是实现中国的国族建构，而“新清史”回答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却不尽然。无论如何，关于“新清史”的国际化的讨论，再次把国族建构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推到我们面前。

延展的讨论

本文主张“民族”、“国族”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前者指在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对应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后者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国家的人群，对应于英语中的nation。民族作为自然的共同体，并不必然具有严整秩序，亦不必然具备国家功能，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皆会包容多民族成分。国族是组成为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是基于前现代民族与国家演变的基础在现代国家观念强化时代重新整合而发生的历史现象。此种整合通过国家神圣化而强化原有的民族认同，使国家秩序覆盖民族秩序，并将多民族交融、交错的人群明确分入不同国族。单一民族国家并非法则，多民族构成国族是常见情况，且逐渐成为各国通例。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语汇是在现代国族整合中出现的，但其所指对象，具有历史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间，早就有互补依存的关系，有融合的传统，有文化和制度的相互渗透和部分认同，甚至有组织管理层面的整合。所以，中华民族是有渊源有根基的，不是纯粹的现代建构，是在历史基础上在现代化整合过程中明确起来的。

民族意识是具有共同命运与文化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关于自身文化同属性和命运共同性的自觉，这种意识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发生。全球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激化的社会共同体生存竞争，将国家神圣化，并把个人的认同引导到国族方向，并使国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世界各地社会组织方式在世界潮流性的大整合中发挥巨大影响的思想工具。

东亚各国的国族主义都是引进而不是原生的，它提供了亚洲各国在那个弱肉强食时代重塑国家共同体从而得以独立地延续下去的主要路径。杜赞奇对国族主义的反省虽然相当深刻，却也多少夸大了国族的现代建构性质，割裂了国族与古代社会已经出现的民族的关联。

从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看，国族主义和所有主义一样，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主观预设。世界各国的所有国族主义史学，无论如何声称遵循实证、客观的原则，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的共同特征是，倾向于将国族国家的现代意象作为以往历史的目标投射到历史叙述中去。这必然成为带有强烈整体主义色彩的、线性的、将大量差异性淹没在国族命运主题之下的宏大叙事，同时也从属于线性进化的历史思维。

历史学能够超越国族主义吗？事实上，无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方法，还是以大于国族国家单元来替代国族国家单元的历史研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能够做到的，一是尽量坚持历史研究的实证原则和客观原则，二是把握使国族主义不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作为唯一的或者具有全面统摄性的观念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