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勇

日本和韩国作为世界上公认的出版强国大国，其编辑出版教育极具特色，在世界范围内可视为典型。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日韩出版教育的研究日渐增多，但仅仅停留在对日韩两国出版教育资料的整理上，极少将中日韩三国出版教育进行比较。 笔者将大量文献进行采集、整理、研究，并总结出本文内容。

一、日本出版教育概述

随着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日本在大学新设了一些专业，如、大众传播之类的专业中逐渐开设出版课程，或者开设与编辑有关的选修课程[1]。 在日本的大学中并没有将出版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进行教育， 而是将其依附在新闻学、传播学、情报学等与其相关学科之下，相比之下日本的专科教育显得异常繁荣。日本编辑出版界普遍认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员从事编辑和校对工作，年少者从事制作、出版和营生。 同时，编辑出版企业要求人才是熟知出版工艺流程的通才，重点放在技术编辑上。 在日本，各种专科学校在教学中紧抓实用性指标， 除了最早成立的日本编辑学校外， 其后还成立了日本新闻学校等七八所学校[2]。

日本出版教育主要机构不在高等学府，而是在专科学校以及出版企业的岗位培训上。日本出版企业的岗位培训是日本出版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出版公司开办的培训班大部分都是不定期的或是应某些出版企业特殊或临时的要求而一次性开设的[3]。 这种职前培训和不定期进行出版学习的方式跟我国出版从业人员再学习制度异曲同工。日本出版企业尤其在乎公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这是由于日本出版教育的办学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员工在校期间并未对出版专业进行系统的学习，对出版的认知只停留在选修课知识的层面，并不能满足工作中对出版业务整体把握的需求。

日本的出版教育是零碎型、蜻蜓点水似的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学科体系，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与日本的社会制度和基本国情是分不开的。 首先，日本出版企业准入门槛低和实行“终身雇佣制度”使得出版社内部的人员流动性小，对日本大学开设出版专业便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压力[4]。日本出版社在招聘职员时，对应聘者所学专业和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没有要求，对职员的培训也全部都在出版社内进行[5]。 然后，日本承认出版的“营业自由”。 加之日本的社会制度，一个出版社的创立只要有资金就并没有多大阻力， 使得日本诞生出很多只拥有不到10 人的小型出版社。据统计，日本中小型出版社占总数的90%。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熟知出版的某个环节，而是整个流程甚至是各方面都懂得的通才。 接着，日本出版社与作者的权利关系也对现成的出版教育造成了影响。日本编辑出版的重点放在文学编辑以外的技术出版上，相反，对于作者文章本身的改动，出版社是无权的，只能提出建议请作者自己改动过，作者有权拒绝，这是作者的著作权。 最后，日本人更多把当做一种实务性操作技术，并没有将它上升为学术研究的层面。 在日本，从事出版教育的教员多来自于有实践经验的从业者。 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课程在于培育学生宽视野的能力，编辑专科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则强调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全面训练学生的实际能力[6]。

然而为何没有“完整”出版教育系统的日本却孕育出了强盛的日本出版业呢？ 出版业发展的影响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首先，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经济的实力的增强必然会促进日本文化事业的发展。 然后，受占领国即美国的影响，战后日本高校纷纷开设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和媒体设计学等专业，并在相关专业下开设印刷文化、出版流通、编辑技术、杂志学等课程。 再者，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从单一走向复合，这使得出版学与信息管理学、传播学、市场营销学、印刷技术等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时交叉在一起。 出版的概念由原先传统出版的纸质出版范畴，扩大到包括数字出版等各类新型媒体的“泛出版”概念。 这使得日本将出版教育放在新闻、传播学科之下，使学生在宽领域、多角度的背景下理解出版，培育“宽口径”专业人才。

二、韩国出版教育概述

与日本出版教育不同的是，韩国出版教育的学者们极力推崇将出版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 韩国出版教育的开端， 可以追溯到安春根首尔新闻学院（1957）的出版讲义上，出版学以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图书馆专业为开端（1966），相继在汉阳大学（1968）、高丽大学（1973）、庆熙大学（1975）、首尔大学（1976）等拥有新闻专业的正规大学设讲[7]。 通过大学出版文化协会以及韩国出版协会的不断努力，进入80年代以后，出版专业开始在正规大学中作为单一专业被设置并运行起来[7]。 由此看来，韩国出版专业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有几分相似。 但韩国出版业的发展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的变化，出版专业的名称也相继被设定为出版专业、出版设计专业、电子出版专业、出版媒体专业、出版信息专业、编辑设计专业以及多媒体编辑专业和新媒体设计专业等五花八门的形态和不尽相同的授课科目[8]。 单从专业名称的变化，笔者认为韩国出版教育的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展，此间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进步因素。

与日本出版教育不同，韩国拥有2年制大学、4年大学制和特殊研究生院（相当于国内在职研究生）较为完整的出版教育体系。 笔者通过大量文献搜集得出韩国2年制大学中出版专业所在的系院多列在工业、艺术等系中，譬如惠田大学电子出版专业属于视觉通信、新丘大学出版媒体专业属于映像媒体、釜山情报大学印刷编辑设计专业属于产业设计、端逸大学印刷出版系属于工业等等。 笔者认为这样的学科设置于韩国本身的文娱文化和2年制专科大学的办学目的是密不可分的。 2年制大学履行的是出版界新入人员的技能教育职能，而韩国娱乐文化的发达导致出版产业偏向艺术方向。 韩国4年制大学开设出版专业是为了确保培养兼具学术研究以及实践能力的出版专业人才，先后有光州大学、圆光大学、Tamna 大学。 由于4年制大学目的是为培养具有学术型的出版人才，因此该三校的出版课程均偏向理论。 但笔者在韩国教授金善男的《韩国出版教育变迁》著作中得知，4年制大学出版迫于生源压力已经停止招收学生了。 相比之下，特殊研究生院的出版便显得风生水起，它担负着出版学的研究以及对有经验人员的强化补充教育。 韩国出版特殊研究生教育多建立诸如中央大学、东国大学、西江大学等著名学府机构之下，既托付着韩国出版学术研究的使命， 又承担着培养实践性人才的重担。

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韩国的出版教育同日本出版教育一样，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性和全面型培养，轻理论重技术的教育模式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 正如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钟国教授所担忧：把出版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技术学（工艺学），这是需要解决的，必须认识到出版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出版教育只学技术是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标的，还非常需要掌握较高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育创新能力[8]。

三、对中国出版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日韩两国的出版教育的共同之处一方面在于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上（日本将出版置于传播专业的大口径下，韩国将出版与本国发达的艺术学相结合），这种教学模式的形成表面上看似乎在其固定的历史条件中“无意识”的形成，但客观上来说更像是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在于注重出版人才的技术训练和实践能力培训，对职后再教育业提供了充足的学习条件，很好地实现了产学的结合，为出版业培养了中坚力量。 韩国出版教育较于日本来说，前者更注重出版学的研究，至少曾经设立过较为齐全的办学系统。

与日韩不同，我国出版教育的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强，开设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层面的出版教育，甚至武汉大学拥有出版发行学的博士后流动站。 这是我国出版教育的优点，体现了我国出版教育的先进性和稳定性。 然而，随着数字出版和媒介融合的发展，我国出版教育越来越显现出高校教育模式与出版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实践能力不强、技术问题不懂和职能分工不明等诸多方面。 当前，我们深刻借鉴、吸收邻国日韩的出版教育经验，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以下建议：1.加大与相关专业（如设计学、印刷工艺、传播学、计算机等）的合作，提升学生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扩展出版专业口径；2.完善出版专业课程，积极与时俱进（如韩国），适时增加数字出版、网页制作、3D打印等课程，或是更换学科名称吸引学生报考；3.加强与出版业界人士的交流合作， 聘请出版行业专业任兼职教授，提高学生行业敏感度；4.开展夜校或职业技能培训，满足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的需求。 当今中国正处于文化崛起的道路上，没有出版业的崛起便实现不了文化的崛起，因此，我们应当在不断实践、不断学习、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之路。

注释：

[1] （日）川井凉介：《.概观日本的出版教育》，《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 期

[2]龚应荣：《考察日本出版教育的情况综述》，《出版与印刷》1991年第1 期

[3] （日）吉田公彦：《.日本出版业余出版教育》，《中国出版》1997年第5 期

[4]张美娟、张婷、王仕密：《媒介融合环境下日本出版高等教育现状评述》，《出版科学》2012年第1 期

[5] 诸葛蔚东：《从中日出版教育体制的差异看编辑人才培养》，《中国出版》2003年第5 期

[6]唐祥庆、吴汉英、张敏：《探讨·交流·借鉴——第三次中日出版教育交流的回顾》，《出版与印刷》1994年第1 期

[7] （韩）金善男：《.韩国出版教育的变迁》，《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2 期

[8] （韩）李国钟：《.韩国出版教育考察》，《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