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非常重视智库建设和公共外交。智库和公共外交作为构建国家“第二外交渠道”和“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形象、全球治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2009年以来，“智库公共外交”一词迅速进入中国精英和公众的视野。智库公共外交方面的文章和评论也经常在期刊上发表。然而，对于“智库公共外交”进行深入学术探讨和理论分析的文章还非常少。本文对“智库公共外交”作出概念界定，分析其功能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与传播模式。

研究现状

对于“智库公共外交”，国内外学界明确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探讨的还非常少。从国际学界来看，对智库的舆论影响和政策制定作用都有提及，但是至今为止还未有学者提出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公共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角色，不少研究成果有所涉足，但其观点有一定分歧。大部分学者对智库的权力给予充分肯定，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持有肯定和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致力于在国家精英集团、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寻找契合点。持有质疑态度的学者指出，尽管智库是积极的政策参与者，但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比较微弱。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批判的视角对智库的作用进行分析，唐纳德·阿贝尔森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和欧洲外交智库的演变与转型，认为这些智库表面上从事政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中国学界，虽然整体上看关于智库公共外交的研究文献也很少，但是已有少量学者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理论研究。2012年，《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发表的《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一文，从公共外交的视角探讨了智库的功能与角色。2013年，《公共外交季刊》就“智库与公共外交”专题组织了6篇文章，分析了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功能角色以及智库外交的案例。2014年至今，智库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和智库业界在外交实践领域推进的重要内容，也有一些学者发表论文探讨专业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但总体而言，近几年智库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并未有大的进展。智库公共外交理论的滞后从某种程度上限制并影响了智库在公共外交实践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

智库公共外交：概念与功能作用

对智库公共外交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这一概念和领域进行学术界定。但因“智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两个专业词汇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也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因此，在界定“智库公共外交”之前，本文首先来分析界定一下“智库”与“公共外交”。

（一）“智库”与“公共外交”的概念理解

智库也称思想库，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对于这一概念，因其发展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各国学者概念界定的分歧主要在于，智库在机构属性上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是非党派还是与党派有一定关联。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智库必须是非政府、非党派组织，欧洲、亚洲学者对此的理解和界定比较宽泛。中国学界对智库的定义也有很多种，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其一，延续国外学者关于智库概念的界定，强调智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其二，侧重于智库的现实属性与社会职能，强调智库的核心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基于已有的研究，根据智库国际比较研究的需要，本文对智库的定义是：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

公共外交研究的重镇在欧美，尤以美国学者为主。美国国务院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的、意在引导或影响其他国家公众舆论的项目，其目的是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英国学者通常将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认为政府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是公共外交，其目的是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以获得国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为：在国际社会提升国家的存在感，加深理解。中国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和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来说服他国受众。公共外交概念的界定基本上遵循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活动理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众舆论影响力重要性的不断增强，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在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公共外交概念可以界定为：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通过以智库、媒体、企业等为主的多元化的行动主体，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传播内容，通过人际交流、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刊、书籍等全方位的传播媒介，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

（二）“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功能作用

结合本文对“智库”以及“公共外交”的概念分析，公共外交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其中，智库是思想源泉和具有较强公信力的行为主体，这使得其所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对于舆论的形成、传播和受众说服都有特殊的作用。本文对“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如下：

智库作为一种积极的公共外交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的三位一体的角色，以高水平的政策专家和其创新的思想成果为基础，以国外智库和各界公众为目标受众，运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介，以融合传播的方式，全媒介、多网络传播思想成果、开展对话与交流，影响他国公共政策和舆论。智库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思想的双向对称交流和舆论的传播。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加深理解、增进互信、促进和平。智库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在国际舆论空间构建和提升本国意识形态权力。

具体而言，智库公共外交的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两大层面：

第一，影响舆论，在国际舆论空间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竞争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更重要的是以思想创新为核心的软实力之争，更进一步而言，就是意识形态权力之争。一个国家是否受到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取决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采取的沟通策略。智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策研究、非营利、客观、中立的身份更容易被各国受众所信任，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力量的充分结合影响他国舆论。

第二，加强理解，增进互信，提出思想建议，助推政府外交。在智库公共外交中，智库通过组织有关敏感问题的对话，作为对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或在政府外交陷入僵局时作为政府外交的替代品，为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来承担一种积极的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从而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智库外交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府外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公共外交毕竟只是政府外交有益的补充，并不能替代政府外交。

智库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机制与传播模式

智库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制定中不具有行政权力。智库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是思想，其形式是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不同，智库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运用舆论的力量发挥其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舆论是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问题进行抽象思维，形成关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不同强度和类型的舆论。智库正是通过各种传播模式和媒介影响一国舆论，塑造公众的认知框架，影响其态度和行为。

（一）智库公共外交的影响力实现机制

第一，智库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实践行为，通过思想的创新与信息传播，播散到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之中，从而在国家权力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迈克尔·曼认为，国家权力由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组成，这四种权力构成了重叠的社会互动网络。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于分散的意识形态权力之中。世界不仅仅是客观存在，而且是观念化的建构。智库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组织，其核心角色就是知识的储备、思想的创新和传播。智库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国意识形态权力的创新源泉和发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智库公共外交所能产生的作用，实际上是对一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直接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也毫不隐晦。哈特维希·波伊茨指出，智库是根植于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更有学者指出，智库帮助建立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智库作为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对目标受众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另外，因其在一国“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普遍居于舆论领袖、舆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是思想形成、辐射、传播、交互的中心。

智库公共外交能够发挥作用的理论认知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和精英理论基础上。包括约瑟夫·佩谢克、托马斯·戴伊、威廉·多姆霍夫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智库是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部分。智库作为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商业精英汇聚的组织，在一国舆论场中，处于舆论领袖的地位。对此，“公共政策舆论场”理论给予了清晰的阐释。“公共政策舆论场”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府舆论、智库舆论、利益集团舆论、大众传媒舆论和普通公众舆论。在这个舆论场中，智库发挥着“舆论聚散核心”的功能。智库一方面是各种舆论创新、融和、碰撞的磁场；另一方面是舆论传播的平台与交互中心。从传播学视角分析，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的实现实际上是“一套政策理念构建与传播的互动过程”。如果把智库公共外交视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那么，传播主体是智库，传播内容是思想，传播媒介既包括智库自身创办的媒介也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目标受众是智库及各界公众。对于目标受众而言，传播主体公信力如何是影响其信息接受度和态度、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卡尔·霍夫兰认为，公信力高的传播者更能改变受众的态度，而公信力主要与专业知识的掌握、公正度等有密切联系。按照罗伯特·加斯和约翰·赛特提出的公信力理论框架，智库在专业能力、可信度和友好善意这三大公信力理论维度上都具有优势，也因此使得智库创造和传播的舆论相较其他舆论传播主体更具可信度，对于受众而言也更具说服力。

（二）智库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

本文明确了智库公共外交实现影响力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使其意识形态发挥权力的作用。因此智库公共外交具体传播模式和媒介的使用又是实现其影响力的具体路径和关键。关于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目前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杰弗里·考恩和阿米莉亚·阿瑟诺提出的独白、对话、合作模式理论框架。

独白式公共外交主要是指使用单向传播模式，向外国公众传播本国的政策。对话式公共外交是一种双向对称的信息交流，通过对话，分享意义，相互理解。兼具独白与对话优势的是合作式公共外交。如果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智库公共外交，独白式显然不完全适用，对话与合作两种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仅仅是强调对话，不足以解释智库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特性。合作模式在智库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操作难度很大，各国国家的智库虽有其独立性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毕竟智库是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国家的智库在本质上服务于国家利益。智库公共外交追求的理想效果是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加强理解、增加互信，这与卓越公关的诉求是一致的。卓越公关理论认为，双向对等是卓越公关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公关的理想模式。双向对等的公关模式强调对话，注重坦诚、完整、准确的双向交流，目的是促进相互理解，这种公关模式不以功利动机为出发点，以增进双方了解为目的。智库公共外交因其主体是智库，作为政策研究组织，其公信力建立在专业性和一定的研究独立性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智库公共外交在信息传播时不能过于注重说服性的技巧和宣传，而是要坚持客观研究基础上的双向对等的沟通与对话，以免影响其公信力。另外，智库公共外交还有一种通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智库以自媒体为中心，把各种有关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融媒体传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散其舆论影响力，构建全球舆论传播网络，注重加强社交媒体的交互式对话。

结合考恩和阿瑟诺的独白、对话、合作理论框架和格鲁尼格的卓越公关理论，智库公共外交理想的传播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双向对等传播模式，主要是指围绕具体议题和内容开展智库对话、思想交流，以及可能的合作研究空间，目的是通过思想的交流与对话，加强理解、增进互信。第二，以我为主的融合传播模式。这里的融合传播，一方面是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模式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指智库以自媒体为中心平台，把智库的思想成果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交互式对话，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智库思想的全球舆论传播范围，影响媒体议程、政策议程和受众议程与认知框架。

在智库公共外交的舆论传播中，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的传播模式发挥作用外，在传播的层次上又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最直接的日常传播，通过融合传播的模式传播智库思想；第二层面是战略传播，在特定的国际关系背景和政府外交需求下，在一定时间段内，有针对性地围绕特定议题策划会议交流、研究合作、舆论传播活动；第三层面是在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长时间段内，通过各种智库活动培育与目标受众国智库及各个层面公众舆论的友好关系。

真正的大国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有创新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权力。在近现代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以思想的崛起为前提和基础。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智库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全球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智库建设。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智库自身的机制建设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中国智库公共外交与欧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中国智库公共外交要取得良好成效，还有待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以人才为核心提升智库思想的创新能力，通过智库公共外交理论的深化不断提升传播效果。

本文对智库公共外交进行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满足不了当前智库公共外交实践的需要，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推进这一重要而又被学界所忽视的领域进一步深入理论研究。相信智库公共外交所产生的创新活力和构建的意识形态权力，必将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