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地 孔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使命是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正确路径是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出发进行总结与概括，从而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中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特征。

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是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的客观要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构想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为己任的经济学说。服务于这一研究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展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少有论及。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经济制度构造的过程中，也结合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某些弊病，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以及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20世纪先后诞生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计划经济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利用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要求。鉴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均产生于经济并不发达的相对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失衡是普遍现象，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和国有经济形式，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用最短的时间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对于稳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形成与演进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如何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进而有效地配置资源，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由于缺乏经验，通过移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的援助下，重点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涉及钢铁、煤炭、冶金、机械等国民经济基础工业主要领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暴露出诸如缺少激励机制、体制僵化、官僚主义等弊病。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等等。这些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深受中正仁和、不偏不倚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初步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中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中共八大之后不久，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切入点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理论层面的重大创新。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事实上了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开始基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理论前提展开，并日渐清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途径，规避了激进式的休克疗法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整体协调与局部改革相结合、双轨过渡与增量先行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增长与稳定相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目标与过程相结合等具体的举措，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努力构建均衡、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首次阐释，“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后，对此不断调整补充：党的十五大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指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时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党的十六大以后，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经过渐进式的调整，公平效率关系逐步厘清，收入分配制度渐趋合理。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是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国文化品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没有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构想的个别结论，但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既没有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鼓噪，但又高度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不断积累。从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这一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改革措施都体现了反映当时阶段性特征的结构协调型平衡原则，例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统分结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与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行，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加上先前提出的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形成了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又开始推进体现国土空间开发管制理念的主体功能区战略，使得国家区域政策日趋完善和成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等等。

经济结构协调与平衡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等设想的全面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基础和条件还不够完备，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资源配置中，更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干预，国家要扮演好干预者这一角色，这内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的派生职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因此，国家的调控可以有效防止社会必要劳动错配即资源配置失误，校正经济结构失衡，推动我国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型、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职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经验，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主要表现在：

（1）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和两点论，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在二者结合上下功夫。

（2）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3）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习近平提出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4）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5）关于发展理念。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6）关于共享发展。习近平指出，共享的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全民共享，指共享的覆盖面是人人享有，而不是部分人的共享；全面共享，指共享的内容，即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共建共享，指共享的实现途径，要发扬民主，激发民力；渐进共享，指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

（7）关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8）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组合。习近平强调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培育新的增长点，减法是淘汰落后产能，乘法是全面推进创新，除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9）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习近平强调要转方式、补短板、防风险。转方式，就是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补短板，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防风险，就是要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10）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的损害最终会伤害人类本身。

（11）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供给侧和需求的调控自然也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的管理主要解决量的问题，偏重短期的调控，运用调节税收、财政支出等手段调节需求；供给侧的管理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偏重长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在理论上，要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相区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12）关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产业政策选择。习近平指出：“在一般性产业中，发展哪些行业或选择何种技术路线应该由企业决定，政府不要大包大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就不要管。政府要集中力量抓好少数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项目。”但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更要注重顶层设计，抓好任务落实。

（13）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尽管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使得广大农民可以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城乡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14）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旨在跨越行政区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通过轴带引领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新形势下推出的新的重大举措。

（15）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有三个表现，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和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失衡有着内在因果关系，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简单的扩大需求，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反而会激化产能过剩等矛盾。处理产能过剩、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风险，“把外科手术快速切割处理和保守疗法延期稳健处理结合起来”。在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应着力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可以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