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直是帝国时代的统治思想。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儒家思想凭借其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吸取其他学派宗教的思想，不断地更新。在这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变的源头——“经”，有其不断向前的活水——“权”。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在儒学史中的“经权”思想，以此对如今儒学的发展能够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儒学;儒学史;经权思想;儒学复兴

作者简介：缪书豪（1955.3-），男，汉族，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2

一、儒学史的分期说

现代新儒家的出现，背负着儒学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儒学发展的困境，对儒学的分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梳理，大部分学者通过对儒学史的梳理，对不同时期阶段的儒学思想进行分析，从现代社会的视角中去审查传统儒学的不足，并结合西方文化思想，来发展新儒学。从牟宗三、李泽厚的儒学分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于现代新儒学发展问题的思考脉络。

1.牟宗三儒学三期说

牟宗三儒学现代化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来思考的。基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他提出了儒学三期说。

儒学三期说，并非由牟宗三始，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创生期，这时的儒学是积极入世的，有很强的建设性。内圣外王的思想由董仲舒达到了顶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的思想成为帝国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框架。第二期，是宋明理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空灵的、消极的、分解的，吸收佛老思想，纠正魏晋时期儒学发展的偏颇，使得儒学重归心性之学。儒学学说的第三期，即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牟宗三认为，开出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所要担负的责任，这是由中国文化现代化所决定的。

2.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

李泽厚的四期说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第二期是汉儒，宋明理学是第三期，第四期虽然前承前三期，但却有不同的特色。

李泽厚的四期说，有他的“直接缘起”和“间接缘起”。“直接缘起”就是牟宗三三期说的不足和矛盾。“间接缘起”就是当代现实问题的挑战。李泽厚认为儒学的发展必须“另起炉灶”。必须针对当代的问题，发展儒学，这才是儒学发展的动力。

李泽厚与牟宗三二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在思考如何发展儒学。二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牟宗三始从内圣外王的角度来考虑，李泽厚则是从个人自由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考虑儒学的发展，其成效也是未知的，但是其注重从原典进行思考和发展儒学，这一点是值得借鉴的。

二、儒学史中的“经”与“权”

（一）什么是“儒家”

老子的学说被称为“道家”，墨子的学说被称为“墨家”。那么孔子的学說为什么被称为“儒家”，而不被称为“孔学”或者“孔家”？从现有的文献不太能够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间接性的分析。

1.孔子思想理论的文献来源。孔子自谦是“述而不作”，但他在编纂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时候，基于历史经验和社会现状，对“仁”与“礼”的思想做系统的解释，也对“仁”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六经”是我们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2.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儒”字。冯友兰、陈俊民认为，孔子以前没有“儒”字，但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中有“儒”字，只不过甲骨文以“需”或“濡”代替“儒”。郭沫若释《孟簋》： 需字为“从雨从大”，作“雨大”，“或是雴之古字，大雨也”。“大”、“立”二字本是指正面人形。“需字可能由雨符与正面人形合之而成，当与祈雨相涉，其字最初可能指祈雨行为，或从事祈雨活动的人”[1]所以，当时的“需”或者“儒”可能是指的从事祈雨求福之类事情的人。章太炎肯定，“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2]此语的根据是《易·需卦·象》之“云上于天，需”也。

3.君子儒与小人儒。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唯一一次在《论语》中出现“儒”。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在孔子那里“儒”并没有好坏之分，类似于一个中性词。按照朱熹的解释，“儒，学者之称”。所谓学者，也就是有点学问的人，或者说聪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若是将自己的智慧用在正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君子儒”;若是他将自己的智慧用在不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小人儒”。做君子儒是孔子对子夏的教导，也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处世原则。

4.儒家的出现。自汉时起，儒学、儒术、儒家，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儒术”——“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儒术既绌矣，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史记·儒林列传》） 齐鲁学者传承着孔学（“儒术”）。[3]“儒家”——刘安的《淮南子》亦称孔学为“儒术”，陆贾的《新语》则称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为“儒者”，唯《汉书·艺文志》称孔子的学派为“儒家”。[4]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对孔子为何被称为“儒家”其实很难定论，但是可以推测前期儒家的一些特点。

第一，儒家有自己的“圣经”，也就是六经。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前期儒家，包括孔子那些人可能主要从事祈福祭祀的事情，他们对祭祀的礼仪规范，非常熟悉。这也是孔子为什么主张恢复周礼的主要原因。

第三，“儒”是一个中性词，可以作“聪明”、“学问”解。好的学问，坏的学问。

第四，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儒家”这一称呼的出现是在汉代，为什么被称为儒学，从以上的分析，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孔子这些人主要是从事“需”的工作，而“需”的工作主要就是祭祀祈福，古代“需”作“儒”，故被称为“儒家”。这个解释也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二）儒家的“经”与“权”

在知识中不等于在思想中，在科学中不等于在智慧中。“经”或者“经典”这类书记载的是思想，我们在读此类书的时候，是在读思想。读不到字里行间，你只是在文字里。[5]

1.“我注六经”

首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6]这是对“经”很好的一种把握，道全面存在于经典之中。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和看待一个文本呢。

文本在英语中对应的词语是“text”。在英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text”前面加一个词根“con”，就变成了“context”，而“context”这个单词的意思在牛津词典中的英文解释是：the words that come just before and after a word， phrase or statement and help you to understand its meaning.翻譯成中文就是通过上下文的单词、短语、句子，来帮助你理解他的含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语境中，在生活中去感受经典。那么这个“我”又是一个什么含义呢？这个我不是一个空洞的我，一个空的容器，瓶子，等待着六经，把六经装进去。那么这个我是如何进入六经的呢？这个“我”是通过对六经中的语境、生活的把握，从而进入到经典中。我们可能读懂经典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个经典的创作者同属一种生存世界。[7]这便是“我注六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下自己所有的成见、偏见、习见。做到这一点，就能达到一种境界，自己的生命感受与经典融为一体，没有主客之分。

2.“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中的我不是同一个意义。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前者的“我”是通过自己生命感受的积累，与经典融汇一起，达到了与创作者同一个生存境界。这种我，其实还是一种“小我”。只是代表了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理解经典、融汇经典。而后者的“我”，则是一个“大我”，即借助经典而进入当代生活语境中的时代问题。我们知道哲学家的存在的意义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完成“小我”的建构以后，就必须进入第二步，完成“大我”。那就是把经义在融入到我们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时代性。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8]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章学诚认为，六经就是历史，绝不是空洞的理论。他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实践的领会，用文字记录下来。而如今的我们也是在历史中，而“道备于六经”，所以“我注六经”可能。

三、总结：现代儒学发展路径

（一）返本归源

首先，要回到原典，这是儒学发展的根基。但是这一点值得注意，这里的回到原典，并不是原教旨主义。将原典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带到当下。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所说的回到原典，不是回到文本，不是文字上，而是回到文本中的生命体验，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思考。读与不读原典的区别就在于，读完经典以后，我们与原典融为一体，就会有更高一层的体悟，能够成体系，成理论。

对于儒学史的发展，20世纪的时候有复兴的苗头，现在我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他们的进行创新发展的源泉主要是“宋明理学”，从上述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这样的路径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宋明理学”乃是 “注生我经”的产物。他并不是儒家的源头。所以要发展，必须回到原典，回到源头。

（二）“周邦虽旧，其命维新”

其次，我们要创新。这里所说的创新，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注意时代性，这是“注生我经”的关键，我们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问题，来发展儒学，回应时代问题。《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9]我们对儒学史划分，分别称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等。这样划分的依据除了历史朝代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都相应的对儒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包容性与渗透性。这一点是回应现代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当下时期，我们现在社会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是无法完全相分离的，任何一方面，如科技或者宗教或者儒学，都很难单方面回应社会问题，因此儒学要想发展，就必须包容社会方方面面，这也是恢复到儒学的实践性的特点的必经之路。

注释：

[1]阎步克，《乐师与史官》，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第18页。

[2]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第104页。

[3]孙业成，李伟宾，《现代新儒家不是儒家》，载《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4]同上

[5]王德峰，《两种阅读：“六经注我”或者“我注六经”？》，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6版。

[6]章学诚著;钱茂伟、童杰、陈鑫注译，《文史通义》，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0、91页。

[7]王德峰，《两种阅读：“六经注我”或者“我注六经”？》，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6版。

[8]章学诚著;钱茂伟、童杰、陈鑫注译，《文史通义》，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9]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 大学 中庸》，中华书局，2015年，第254页。